井勿幕辛亥前革命活动的片断*
赵其襄 高又明
一、井勿幕在东京筹组同盟会陕西分会的经过[1]
(一)陕分会成立前的情况
吾陕以交通阻碍，财力支绌，故往日本求学者甚少。此刻私费生寥寥，官费生之分子又分两派：一为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学生；一为省城高等学堂及师范学堂学生，其数相若，隐划畛域。且革命运动又不能公开，初识他省学生有革命色彩者，与之日相接近，藉资联络。其时吾陕人来自外省(四川)之学生，年老者有康宝忠等，幼者有蒲城井勿幕。康依章太炎先生而标榜国学，井则纯以热诚之青年，惟本省各校学生多以其年轻，不肯与之深谈，更何可倡言革命。由此井与余相交日亲密，每见必谈革命事。此时吾省分会尚未成立，井参加他省(四川)开会，余则参加景定成、景耀月、狄楼海等所组织之山西分会，或有时个人同志者，相约集会。
(二)陕分会筹组经过
1. 与井勿幕在日比谷公园深夜密谈。
本省既无同盟会之组织不能广为联络，即不能望其发展，颇以此为苦。余与勿幕商分途，一方多接洽外省同志，一方遍访本省各官私费生联络感情，借探口气，因此吾省表同情者日有增加，乃始商同井君为分会组织之准备。
余与井既决定组织陕西分会，其应进行方法，有事前商酌之必要。各人所住旅馆，既不便多谈，乃相约于某月某日某时到东京日比谷公园某地相晤一谈。(此段余曾于民元北京同乡会欢迎井君席上讲过，并见诸各报)如期两人均到，时月色如昼，寂无人声，二人即坐于为游人安置休息之长形背椅上，详为讨论，结果甚洽，分散时已露水沾鞋矣。
2. 积极作各项准备并假明明社召开成立会。
是夜所商组织分会进行之步骤，第一为广联本省学生等。苦无开成立会地点。隔多日，见联络之人数已可，并由余本总会所发组织分会章则大意，起草一陕西分会组织简章，并商借景梅九(即定成)、江苏何子奇、河北杜羲所租住之赁家明明社(在东京某乡)作为开成立会之地点。事前分途通知联络成熟之本省各同志，于某月日(清光绪三十二年秋)到明明社，是日来会者(借得明明社楼上一大室)约十余人，除余与井勿幕外，可记忆之名字如次：
宋元恺(相臣，耀县)、曹澍(雨亭，泾阳)、白秋陔(长安)、席丰(子厚，长安)、席梧轩(长安)、寇鸿恩(锡三，长安)、张阜生(名崇基，榆林)、张炽章(季鸾，榆林)、杨铭源(西堂，宜君)、陈之硕(君衍，三原)、徐应庚(朗西，三原)、张庆豫(立卿，三原)、李鲁吾(蒲城)、张丙昌(午中，富平)、茹欲进(仲郢，三原)、张宗福(景秋，三原)。
以上系当日开陕分会成立会所到人名之记忆，此后推展渐广，所陆续到东之私官费生及临时考察来东之士绅官员，曾经分途介绍入会者，略可记忆如次：
南兆丰(雪亭，兴平)、邹炎(子良，三原)、马师表(绥德)、谢增华(文卿，长安)、马凌甫(步云，合阳)、高耆卿(米脂)、张蔚森(荫亭，渭南)、景志传(岩征，富平)、张翊初(长安)、李天佐(襄初，蒲城)、由焕章(富平)、于伯行(孝先，三原)、田种玉(蕴如，三原)等，以上均学生；高幼尼(米脂)、徐志鸿(翥云，富平)、郭希仁，以上均来东考察之士绅。
是日依开会次序开会，先讨论分会章程，通过后，乃选会长，当选出白秋陔为会长，下选各干事等。闭会出会室后，各人分散归去。
3. 井勿幕对所选分会负责人有意见。
勿幕对余言，本拟约多少人举余为会长，胡以余之事前暗示会人乃举白，颇不以为然。盖白为振武毕业生，余以伊将长假归省，期其在内地传播，而勿幕素不器重其人故耳。余解释其意而罢。余出见居停景、何、杜诸同志，闻分会之成立，均为之道贺同欢而别去。
(三)陕分会成立以后在国内外之活动
1．组织团体和宣传机关。
分会既成立，乃于学校课余，不时接洽，按期事前预定馆所聚会。其进行之步骤：(一)组织舆论机关； (二)联络内地高等师范各学生；(三)倡办新兴之各种会所，如省教育会、商会，先后发诸言论。于是余始发布单行文字，倡导者有：劝陕人急直自治书；省款修筑西潼铁路书；筹办陕西第一牧场说明书及简章。嗣后即约同人及未入会而志同者，创办杂志。初办杂志名“秦陇”，连甘肃学生在内，因甘肃学生甚少，举郗立臣为经理，余为总编辑，仅出第一册，有人以经营印刷非宜，致生意见而散，实则各意见不同之人私怀别见也。后联络志同者另行组织，于是再接再厉，成立一“夏声杂志”，举杨铭源为经理，余仍被推为总编辑。其社员由吾省同盟分会分子全体加入。其他虽未加入盟会，隐表同情，暂以学校关系，不能遽为入会者。其撰述各员约记如下：
李元鼎(子彝，蒲城)、茹欲立(卓亭，三原)、李述膺(龙门，耀县)、曹澍(雨亭，泾阳)、张炽章(季鸾，榆林)、张秉钧(治平，三原)、姚鑫振(伯麟，三原)、陈之硕(君衍，三原)、徐应庚(朗西，三原)、张翊初(长安)、张祥麟、孔门、李寿熙(伯虞，咸阳)、景志傅(岩征，富平)、张仲明(名靖，咸阳)、李鲁吾(蒲城)。其他或述或译随时随意投稿。
2．《夏声》杂志之发行及与各方之联络接触。
《夏声》杂志社址，即租赁一贷家，在东京小石川区竹早町。在社内常住者，楼之上下约四五人。余同杨铭源、李子彝各占一屋而居，其同盟之小集合，亦常常在余屋行之。每月出一册，其主义虽标为发扬旧文化，灌输新知识，其内容实鼓吹革命之缓和剂也。早先学界出有《浙江潮》，旋辍刊。此时各省所出类此月刊杂志者，先有《云南》，继而《四川》、《晋乘》、《河南》等与吾省之《夏声》，并时发刊，而吾省一部分学生，谭焕章、崔云松、郗立臣等由秦陇解散后，迟之未久，于夏声外，另发刊一“关陇”，虽分道扬镳，对于舆论鼓吹上颇收相得益彰之效。当其时日本有同盟总会所发刊之“民报”，但内地禁售阅，不能公然寄回，故均以本省之名目立言，较为和缓者行之。而同志设法将《民报》改装，皮书《心理学教科书》，以寄西安公益书局，由书局秘密售出。公益书局开设在省城南院门，交通适中，创办人为焦子静君，后亦加入盟会，颇具热心。因分销夏声杂志及秘售《民报》，故省城学生往者络绎，久之又变为省城之通讯机关，亦即为学员士绅之聚合地。
《夏声》杂志社成立，关系革命运动之发展颇大，由此日相竞进，即由同志分途联络个人，并提倡在省内多设机关。在东京除本省公开之同乡会、杂志社、秘组之盟会分社外，更分途联络，乘机加入本省外之各机关。其分子先以分会同志，次则劝诱未公然加入盟会而表同情者。因而留学生总会，豫晋秦陇协会，以及同盟总会纷纷加入者不少。
3. 利用各种机会积极进行各项活动。
照上计划分次分途进行。两年后，力量渐厚，伏线愈广，初皆以《夏声》杂志为总枢，以沟通本省内地学绅，如教育会、商会、各机关与其分子，及本省东京学界，与士绅来东考察者，兼推广西北各省所组之上述豫晋秦陇协会同人，全国留学生总会同人，同盟总会各同志。次乃与省内外同志商决派人归国，实行运动工作。遂藉题发挥。略志如下：
(一)因晋豫矿路问题，开豫晋秦陇四省协会。推举景定成、王印川等数人，代表留日四省学生到北京请愿。四省官绅界同乡向政府力争主权。时余任协会会长，王用宾、王印川等分任干事，故事易举行。该协会章程，每年一改选，得连选连任。会长下设四科，以干事分掌。而会长以该四省乡会长为候补人，由四省全体会员开大会照候补人公开决选。彼时王用宾为山西乡会长，王印川为豫省乡会长，故皆照章任干事。到北京后，虽乡耆各官绅赞成其意而尽力，目的未易达到。王印川不久回东京，景定成遂留北京，而有“国风日报”之组织，于鼓吹革命，在首都及北数省，收效非浅。
(二)本省在东同志，官私费生因有志归省实行运动者；或请假与随意归省一行，旋即来东京者；亦有辍学在内地工作者。如南兆丰、张炽章等归省在省教育界工作，张任高等学堂日文翻译，南后任省视学，与省内绅商学界联络，依次成立省商会，西潼铁路筹集股款处。
(三)来东京考察之绅士高幼尼回省后，则照东京学界发起之陕西第一牧场，任场主任。而在耀县、北同官与米、延相近之处，购买山地有水草者，实行牧羊，藉以广招贫民，普行社会民间传播；邹炎归省即佐高办理此场，以高为米脂人有声望，邹能劳苦，且能兼办党会。数年工作，于陕西革命运动上，以树奇效。
(四)省咨议局副议长郭希仁来东京入同盟会后[2]，归省又组陕全省同盟分会于内地，任会长。于是绅学商界在省日益扩充，进步甚猛。而健本学堂之设(胡景翼即健本学生)皆在此时，士绅如吴宝山、李仲特昆仲等热心毅力，令人敬佩。
(五)前述盟会首任分会会长白秋陔，后不久归国，续选杨铭源任之。大抵东京各会长，均一年一改选或连任，或中途有事辞职改选。杨旋以病并有意回省工作，乃改选余兼任。杨回省后，任省城农业中学教员。井勿幕本一实行家，当此时亦决然回省，其回省后之党会(时张凤翙在东京士官毕业。陈树藩、党仲昭、张宝麟等在保定毕业。均在新军任职。张回国时，从他处加入盟会，热心革命，常加联络，在小雁塔秘密集会。)联络，奔走各县等，数年来劳苦功高。余亦于光绪三十三年及宣统二年两次回省，但经一二月之留即复往东。
以上乃略述吾陕同志对于革命运动发轫东京之工作，奈人数居东留学者不多，而本省内地，声应气求，范围广而进展速，卒以鄙处西北一隅之地，辛亥义旗一举，遂即响应，盖有以也。
二、井勿幕由日本回陕后的革命活动[3]
井勿幕先生从日本返国(大约民前七年，即光绪“乙巳”三十一年也，是年同盟会始成立)，携带孙中山先生救国之主义到陕，救国主义惟何?即同盟会宣言是也。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并要求世界列强赞成中国革命事业等……。
井君到陕后，宣传方法由亲友而至于多数关心国事之人。首先赞同者，西安则有郭希仁、李桐轩等；渭北则有谢墉、李某等。(谢系三原宏道学堂教员，广东人也，李系同州师范教员，湖北省人也。)此后，井勿幕遍历渭北各县及西安等地。历时不足一年时间，获有各学堂学生共七八人，并社会各阶层同情同志者仅三十余人耳。因此时清官吏时时注意，即此三十余同志，当联络时颇费周折(其方法叙之太繁，兹从略——编者)。
井君在陕时间未满一年，遍观情势，一刻无大的发展，有意仍赴外省，同人知之者，均不赞同井君远去，盖根基未固，且保皇党在陕势力日渐澎湃也。井君从众意，缓言其行。未几时召开一全体会议(此属第一次会议，时在三原北极宫某宅，“民前六年春”)，开会之意义，在研究(一)招收会员；(二)推进方法；(三)有主张急进多收会员者，亦有主张宜缜密推进深虑万一者。在会议中决定……缜密缓进，且介绍同志另订一方法；不致新会员一步踏进堂奥，为慎重也。“通过照行。”
惟时井君之意，在扩大范围，并联络有实力之三合会及刀客等，因此时一般同志，多系读书人，深恶彼会党中人之行为，不屑与为伍。众情反对之下，井君未再多言，乃分嘱各同志，如以力之所能做到处，极尽宣传暨筹款……等事宜。
井君亲身赴北山宜君、中部等县观察，每至一地，均有同志几人随之行。乃择定耀县境内创畜区，马栏山、黄龙山各地为采矿区，由邹子良、王守身等诸人专其责，并与一般工农人联络。迨翌年春季(民前五年)，井君赴四川，转东南各省与黄克强、朱贵全诸人联络，于年底仍回到陕西。
此时也，会务进行颇有进展，西安根据地则有公益书局，公正(按应为公正和——编者)纸店，健本学堂等；渭北一带则有柏氏花园及三原、耀州等十一县，均有相当地点，负责有人矣。
根基虽有，但每事仍感到迟钝，且会员多属文人，虽有慷慨之实行同志究属少数。时由余介绍吴虚白与井君一谈极契。由吴又介洪宝臣、唐和尚，盖吴虽遁入空门，本人无心问世，一见井君，倾心钦佩，伊所知者尽露之。由井君介之郭希仁等，往还甚密(吴三合会中人，僧人慕亲会领袖也。)一日在西安与井、郭诸人会谈，适余亦在座。井君云：“欲作一事。人材无，钱难，欲罢之，又不肯，责任如此，奈何!”吴云：“君欲得执戈实践卫国，救国多数之人士，则那只有通而变，古人立教，此之谓欤。设教神化，使民以信，通变使民不倦，精神专一，动静合用矣。……否则既无群众，又乏粮饷，纯以文士，终属空谈，无能济事。”
经此一番讨论后，又以井君亲见黄克强之作风，乃决然与会党取得联络。由少数同志向同盟会各同人解说利害，终由大会通过“决议”，联络新军、刀客、慕亲会等。经数月之久而成功。乃共拟一新名义曰：“通统山、同盟堂、梁山水、桃源香，此乃仿一般会规，所谓山水香堂者是。”以此，联义气，取一致动作也。
虽然情形如上所述，但各方外表、形式，仍各不同，主义则一致反清也，以此原因，所以辛亥岁九月一日陕西举义之旗帜有复汉军与洪汉军两个名称，复汉属吾党之主力，洪汉则属会党分子所组成。乃由井君、郭君及钱君定三等多方晓喻以革命意旨而赖以推动者。
当民元前四年，经井君与各会党综合统一后，乃大联合，秘密在大雁塔寺开一次会议，多数人主张暂不宜主张“平均地权”，因恐引起一般人误会，决议乃改为“主张土地国有”。并公推郭希仁、张翊初起稿拟祭黄帝陵文启，并议以黄帝为纪年。一方面与各同志订明于九月初间均齐集中部县附近各地，以准备于时恭祭。
此时在北山以开矿，畜牧等事业，已筑成相当基构，往来住居无碍矣。到重阳日，各地到者二十余同志，内中有四川七人，广东籍一人，山西省、甘肃省各有人在也。陕西省籍十六人。祭文具名，以与祭者年龄长幼为列名次序。
当吾人在大雁塔开会决议于九月初间各以侨装，必设法到达北山，迨开会时，有十余同人扮作商人，入北山收买野牲皮子者，亦有伪作冬令入山打野兽者，盖此为每年常有之事，在清室官吏视为平常，而一般山内土人乐于外来商人有钱可赚也。
时焦子静由臬台衙门请公文一角，带碑帖拓字匠数人，先期至黄陵，住陵地拓碑文，伪言上宪需此碑文送人也。(拓字匠亦系同志人代充者；又焦早入同盟会原名焦镇)。
柏小余及余乃托巡警道张某(按即张藻——编者)写介绍信，云去北山各地考察炭矿牧畜者。郭希仁、井勿幕一行五人，由官方友人与中部、耀、淳各县县长信介绍，云系去延长考察石油，路经各地观光，请其招待。吴虚白等自由游方亦到彼。今日回想亦颇有趣，若将其经过详写之，可成为一部有趣味说部。其中值得叙述者，事前慎密安置，负责任布置一切者，有“总官司”二人；“内巡司”一人；“外巡司”二人，以防走风，以防意外等。
还有意料不到者，在恭祭之时，竟有多人情难自持，高啸大哭，若丧考妣，与祭之人，无一不落泪者，过此日，且各人之面容，均似有一件事的样子。吴希真年最少而天真，竟两天之内饮食亦不欲进。勿幕见此景象，深感到文字动人，不若仪式之有形有色，深刻有效，所以回到西安后，遂与同人研商仿慕亲会之方式，加以改良，为推进任务之基本形式，所以在柏氏花园详订各种办法，此时乃其起因也。
焦子静则创一追远会，又有勤公社，各以力之所及，而联络同志以进行之。虽名称不同，主旨则纯粹一致。缘此时清吏侦察甚严，分称者防其一时被对方破漏，不致全盘毕露耳。
(一九四八年夏)
* 本文原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九八二年七月)。
注释：
[1] 这一部分资料是节录赵其襄回忆录遗稿。赵名世钰，三原人。他在一九四八年写过辛亥革命回忆录，未脱稿。这里节录的是他原稿第一章的一部分，即同盟会陕西分会一九○六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经过。他在这个遗著中，往往强调自己在革命工作过程中的作用，而把别人贬居次要地位，如对井勿幕就是如此。希读者注意。
[2] 郭希仁自著《从戎记略》中说：“己酉(一九○九年，宣统元年)入咨议局后，始由陈会亭、景梅九介绍入同盟会”，与此文所述不一，待考。
[3] 这一部分资料是节录高又明《如是我见我知录》遗稿。高名明德，泾阳人。少年时曾在柏小余家当书僮，由井勿幕介绍参加同盟会为会员。后随熊克武到上海学习制造无烟火药和炸药。西安起义以后，任军政府掌械官，制造地雷炸药，曾有不少贡献。高手稿的“前言”中，曾叙明写此书的目的。他说：“此册子，如是我见我知录，究所见所知何事耶?所写出乃民国纪元数年前陕西革命运动初起时之动态耳。因何而需写此也，以昔日在陕之组织经过，及昔年参加其事之人，多数逝世，而事逾数十年，所有关系文件及年月时日，均需检查寻觅，实最大难事，但为昔日亡友同志计，为革命史征计，必须分神写出，以此，余遂不揣冒昧，尽所见所知彼时情况，简陋叙出如后”云云。我们对文内某些错字作了校正。
《辛亥革命在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