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陕西商洛地区活动概略
高映明
本文是根据商洛地区各教会数十位老教牧人员、教徒及几位年龄高大的社会人士的共同回忆和商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整理写成的，以供研究者参考，有不妥的地方，请有关人士予以指正。
一、陕西省商洛地区基督教基本状况
(一)组织概况
基督教是一九○○年(清光绪二十六年)秋，由挪威传教士王耀基开始传入商洛地区的。初以丹凤为据点，向邻近各县进行传播，至一九一七年挪威差会又派男女传教士诺慕、芮义生、贝德卫、费特生、安德生、苏锦文、林幼生、李永清、梅和(又名梅永清)、施爱德等十人来商洛，始在商县、洛南，山阳、商南等县建立教堂，扩展活动。教区包括商县、丹凤、洛南、山阳、商南、镇安平荆紫关(解放后，划归河南)。其组织初名“陕西商洛五属基督教内地会”，至一九二四年改名为“陕西商洛五属基督教协同会”，在一九三三年先后又改名为“陕西商洛五属基督教联合会”和“陕西商洛五属基督教公会”，一九四四年由挪威传教士、陕西商洛五属基督教教务监督诺慕领导，正式加入美国“基督教宣义会”，随将商洛各县教会改名为“宣义会”，一九五O年由挪威女传教士司务道所主持又改组为“商洛区基督教联合会”。总之，商洛教会，开始是由北欧瑞典、挪威的“信义宗”所组织的，归到中国内地宣教的一个差会所领导，在中国抗日战争后期，该会因经济发生困难，即加入美国“信义宗”的“宣义会”。总会在商县，教区各县设有总堂，下设支堂和礼拜处。总会有教区教务监督，各县设有牧师、长老。教会一切行政和经济，均由挪威传教士把持。一九五一年秋把商洛最后一个挪教士司务道驱逐出境后，商洛基督教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召开了“商洛区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坚决与帝国主义割断一切关系，并选举成立了基督教徒的反帝爱国组织“商洛区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一九五六年改为“商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从此商洛基督教走上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道路，教会成为教徒自办的教会。一九五七年商洛基督教统一加入了“中华基督教会”。
(二)分布状况
基督教在商洛设总会一处，总堂(即县教堂)五处，支堂十二处，礼拜处(无正式礼拜堂，在教友家中作礼拜)三十一个，信徒人数据一九五四年(各县教会所报数字)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共有信徒一千零三十四人(包括教友、学友，最多时期为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五年)。其分布地区如下：
1.商县教会：总堂一处(设城内东街，共两院三十七间，包括总会房子在内)，下有洛塬(礼拜堂三间)、高渠(礼拜堂三间)、腰市(房六间)支堂三处和祁家村、腰庄扁、陈湾、梁铺、西坡、崔家山、邵湾、袁河、东湾、东村、赵沟礼拜处十一个，共有信徒三百三十一人。
2.洛南教会：总堂一处(设城内东街，房三十三间)，下设保安(房六间)、景村(三间)支堂两处和瓦子坪、黑潭、东湖凹、白福村、曹家沟，周家户、南扁、张家岭、黄地坪、薜家楼礼拜处十个，共信徒二百二十人。
3．丹凤教会：总堂一处(设城内，共两院六十余间)，下设古路河(三间)、孤山坪(两间)、蒿沟(三间)、庾家河(四间)支堂四处和商镇刘塬、南沟上磨、竹林关张塬，铁里铺礼拜处四个，共信徒二百五十人。
4.商南教会：总堂一处(设城内，房十一间)，下设槐树凹(三间)支堂一处和试马寨、新庙、白浪礼拜三个，共信徒一百二十三人。
5.山阳教会：总堂一处(设城内，共两院三十八间)，下设银花(三间)、骆驼巷(两间)支堂两处和梁岭(刘家庄)磨沟、庙咀子、凤凰咀(属镇安县)礼拜处四个，共信徒一百一十人。
河南荆紫关教会，情况不详。
(三)发展沿革
基督教传入商洛，在时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年帝国主义和借口义团反帝运动，组织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炮击之下，挪威差会从汉口派传教士王耀基(挪威人)同一个姓克的牧师(名不详，据说此人貌似外国人，善说中国话，人称广东佬的)始入商洛地区，进行传教。第二阶段是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挪威差会又派诺慕、芮义生、贝德卫、费特生、安得生、苏锦文、李永清、梅永清(又名梅和)、林幼生、施爱德等十名挪威男女传教士继来商洛。这些传教士先在丹凤经王耀基短期训练后，分别派到商南、商县、洛南、山阳、镇安等县建立教堂。现将基督教在商洛各县的发展沿革和几个重点教会建立的情况，略述于下：
1.商县教会：系一九○○年王耀基由汉口出发，沿丹江下游北上，经商南、丹凤(原商县龙驹寨)直至商县。王到商后，当即遭到商县城关群众以“不接待洋人，不信洋教”的强烈反对。因之王耀基在商县约一个月左右，即返丹凤。一九一九年王复派挪威女传教士林幼生、梅永清等再至商县，一面看病，一面传教，先在城内小巷子(程某)租到一院房子，后又迁至西门内录杨菴巷口，在该巷口住了不久，又租到东北街(张某)一院房子住下，至一九二二年才在东大街购到房子，建立起教堂。一九二六年林幼生死后，又派挪威传教士芮义生由山阳来商县担任牧师，商县总堂得以巩固，并在农村相继建立了支堂和礼拜堂。
2．丹凤教会：王耀基由于商县群众的反对，在商县未能立脚，随去丹凤，于一九○一年春先租来居民孙顺天街房住着，至一九○四年买下破落户邱土旗街房一院，才建立了第一座教堂——商洛第一个据点。但是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主义者，虽在丹凤建立了第一座教堂，然而在这一带进行“传教”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九○一年至一九○六年的六年期间，无一人入教。后来王耀基便利用小恩小惠和金钱收买的手段来诱骗贫苦群众。至一九○七年才将一卖豆腐谋生的余三娃诱入教内，余入教后，便常与王出外同行，叫余不再卖豆腐，余即和女人搬进教会居住。从此余三娃每月由王处拿到一定的薪金，经常跟王出外活动，为虎作伥，王即给余改名余献计。至一九一○年孤山坪支堂建立，丹凤教徒才有发展。
3．洛南教会：一九○五年王耀基从丹凤经留仙坪、景村至洛南城关进行传教，曾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无一人入教。一九一六年秋王又派丹凤孤山坪人李占林(后升长老)到洛南租房，李至洛后，便以“信了耶稣教，种地不交粮，打官司不出钱”等手段诱骗当地人赵庆喜等人入了教，在赵的帮助下，于一九一七年三月才借到丰源和的房子作谈道所。一九一八年秋王再派挪威传教士贝德卫由丹凤至洛南，随买了东街房地一所，才正式建立教堂。
4.商南教会：一九一六年王耀基由丹凤派华人李茂奎(丹凤孤山坪人，后升为长老)到商南传教，至一九一八年又派挪威传教士费特生至商南，费在原有基础上，购地建堂，始正式成立教会。
5.山阳教会：王耀基于一九○四年和一九一一年曾两次去山阳传教，经几月后，既无人信，又租不到房，只得返回丹凤。至一九一七年王再派挪威传教士诺慕、芮义生等到山阳，诺等开始在庙门街租到方家平房子一所，言定租期为九十九年。后于一九二六年又在东街购得房地一所，正式建造了大礼拜堂。一九三六年诺慕任商洛基督教教务督监后，山阳教会便由挪威传教士安得生担任牧师。
镇安境内，只有凤凰咀礼拜处一处，约于一九二六年成立，属山阳县教会管辖。
6.丹凤孤山坪支堂：王耀基在一九○一年至一九○九年曾多次去孤山坪活动，但九年期间，无一人信教。至一九一○年时，孤山坪有个名叫王朝富的，系当地一佛教头子，在丹江河上充当牵船的把头，是个大坏蛋，三年内由他手就发生了三个命案，前两案由另一个船把头分子李茂奎给遮掩了过去，未曾露暴，当第三个命案发生时(据了解这些命案可能是船渡而发生的严重事故)，李茂奎说：“这次我实在遮掩不过了，你可去投奔洋人，看怎么样。”王朝富即去丹凤投奔挪威传教士王耀基，要求将他收为教徒，王即允诺。从此这一命案就石沉大海，无人敢问，于是人皆认为洋人势大。一九一一年李茂奎、李占林、麻拴子等一批船把头子皆相继入教，投靠洋人，后由李茂奎领头捐房捐钱，建立教会。孤山坪支堂就是这样成立的。
7．丹凤蒿沟支堂是这样开始的?一九一九年刘世杰的队伍(实际是些散匪)从豫西窜入丹凤，在丹凤周围，到处拉票抢人。一次把蒿沟的一个大财主沈某劫到丹凤，要款甚巨。沈家无可奈何，以后跑到孤山坪拜托李占林等，求见王耀基，言明信教，王遂差人持函给刘匪，随将沈某当即领回。沈出后，便以重礼(洒肉之类)和感恩旗送王，并把自己龙洞沟每年租十八石粮食(稞子)的土地献给丹凤教会。刘世杰与王耀基关系极为密切。后因刘匪对地方骚拢过甚，孤山坪、蒿沟等地群众为了保卫家乡，便组织民团，当即与刘匪相持，刘匪亲自到王处告知，要对孤山坪、蒿沟一带进行洗劫烧杀，王问：“那里有我们的教徒怎么办?”刘考虑后说：“凡是教徒你令他们在门口插上一面小红旗或一片红布作为暗号，我命令队伍凡有暗号的不准进去。”当时该地群众为避免刘匪杀害，凡不信教的，在亲邻教徒的示意下，也插了暗号。事后，王耀基便说：“是插了红旗的，都为教徒。”同时，曹汉前即正式献庄基地三间、房两间为礼拜堂，自此而后，每逢聚会常达二、三百人，这就是蒿沟支堂发展中的一种情况。
(四)教育、医药事业概况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各地教会办学校、办医院、孤儿院等，其目的：一方面利用它可以收买人心，得以深入各社会阶层，便于进行活动；一方面借此扩大影响，诱人入教，并培养它的代理人。
1.学校概况
挪威传教士在商洛教会所办的小学共有四处，每年在校学生一百四十名左右，其分布如下：
商县教会小学：于一九二九年开办至一九三三年停止，每年全校学生四十人左右。
丹凤教会小学：一九一八年开办至一九三七年停办，每年学生三十余人。
洛南教会小学：一九一九年开办至一九二七年停止，每年学生亦三十余人。
山阳教会小学：一九一九年开办至一九四○年停办，每年学生四十人左右。
以上这些学校，虽时间不长，而且皆是小学，但他们知道宗教教育对儿童容易进行。因此，学生在校内除一般课程外，还加设宗教课程，每天早晚礼拜和礼拜日聚会，所有学生均要参加。有的不但要读圣经，而且还要学生背圣经。不仅如此，有些由外国传教士供给的学生，除中午上两节课外，还要轮流给教士们干洗衣、劈柴、烧火做饭、打扫房子、擦地板等活，受外国传教士的奴役。
2.主日学活动
商洛教会有主日学一处，原在丹凤教会，一九四九年底移至商县教会，到一九五一年底停办。主日学的主要活动是利用每星期日，吸收教友儿童和社会上的儿童，进行宗教教育。经常有二十多个儿童参加，主日学设教员一人(在丹凤时为挪威传教士司务道，至商县后系华人雷卓生)。每次儿童到时，教员首先给讲圣经故事和西洋故事(均有画图示意)，然后发给每个儿童一张“圣经句录”，进行教学。结束时又给每人散些糖点，并规定凡下星期日来能背过上星期的经句的儿童，又另赏糖果。因此主日学也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从小腐蚀儿童心灵，进行文化侵略的一种手段。
3．医疗事业
外国传教士在商洛设诊疗所一处，系一九四七年由挪威女传教士司务道所办，原先在丹凤教会，一九五○年春移设商县(因司由丹凤移商)，至一九五一年秋司务道被驱逐后，该所停办。这个诊所，除一般医疗和接生外，亦有它的特种目的：利用所谓“慈善”手段，假借治病，深入到社会各阶层进行活动，诱人入教。
4．洛南保安孤儿院的真相
洛南县保安孤儿院系一九二八年开办至一九五一年停办。这个孤儿院是在挪威传教士的授意下，由保安大地主、洛南县教会长老郭振汉主办。经济来源：开始是由商洛各教会信徒捐款和向商洛各地社会人士及商号募捐而筹措的，当时为了欺骗人，郭振汉也首捐土地约十亩(实际收入是他自己的)。院内情况实令人不堪言状。所收容的孤儿，在秋麦两忙时，全体给院长郭振汉家中收秋、收麦、锄地、除草，平时打柴、纺纱、选棒锤、打草鞋、做豆腐(出卖)、喂猪羊。至于孤儿的生活，据几位老教徒说：“穿的半截衣(短小的意思)，脏烂不离身(无第二件换)，赤足把柴打，脚腿血淋淋，吃的稀糊汤，饭内掺豆渣，无菜又无盐，饿的干巴巴。”因此，群众把这个孤儿院叫“糊汤院”、“破衣院”。据了解，这个孤儿院在二十年内共收容孤儿三十二人，其中经折磨而死于院中的有三人，被毒打而死的一人，下落不明的四人，不堪其苦而逃出的七人，经常在院中苟延残喘的十七、八人，解放前夕，仅有六人。
5．选送教徒到外地各院校培养
挪威传教士除在商洛教会办学校、诊所、孤儿院等外，并选送商洛教牧人员和信徒到外地教会办的各类院校上学，以培养其代理人。这些上学人的用费(包括学费、膳宿费、路费等)，绝大部分人是由挪威传教士供给的；一部分人是他们供给一半，自负一半；极少数人是自费。据不完全统计住各类院校的有下列人员：
华北神学院二人：郭成洁、崔维新(均系洛南人)。
洪洞道学院十一人：李春荣(商县)、彭忠坛(丹凤)、李恒春、曹传有、姚银花(均系山阳人)、罗铭臣、孟献栋、牛信道、程朋、吕彦启、薛兴邦(均系洛南人)。
兴平圣经学院十一人：孙淑芳(商县)、崔桂花、崔玉梅、王恩惠、祝改香、余爱兰(均系洛南人)、刘平安、刘世光、贺德鼎(均系丹凤人)、崔玉珍、崔秀(均系山阳人)。
西安圣经学院三人：李忠恕、李景善(均系商县人)、刘兴隆(丹凤)。
洪洞普润中学五人：郭必恭、高映明(均系商县人)、曹凤梅、郭约耳(均系洛南人)、杨永杰(山阳)。
西安孤儿院八人：刘月桂、张美爱(均系商县人)、王芳桂(丹凤)、王金爱、王漫娃、程双爱、薛振英、郭兰爱(均系山阳人 ）。
(五)挪威传教士简况
先后来商洛的挪威传教士共十二人，简况如下：
王耀基，男，挪威人，一九○○年来商洛，一九二四年回国，在商洛期间主要住丹凤。
诺 慕，男，挪威人，一九一七年来丹凤，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五年任山阳教会牧师，一九三六年起任商洛基督教教务监督，一九四六年回国。该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系挪威陆军连长，来商洛后，除任教会职务外，并充外国新闻记者，一九四四年直接受美国津贴，为美帝间谍，他女人系美国人。
芮义生，男，挪威人，一九一七年来丹凤，至丹凤后，派到山阳传教，一九二六年调任商县教会牧师，一九四八年回国。该芮未来丹凤前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挪威陆军连长。
贝德卫，男，挪威人，一九一七来丹凤，一九一八年任洛南教会牧师，一九二七年全国爆发非基督教运动后，逃跑回国。
费特生，男，挪威人，一九一七年来丹凤，一九一八年任商南教会牧师，一九四八年回国。
安得生，男，挪威人，一九一七年来丹凤后，即在商洛各县来往活动，无一定住所，一九四六年回国。
苏锦文，女，挪威人，一九一七年来丹凤(常住丹凤)，至一九四三年离丹凤去山东耶稣家庭。
林幼生，女，挪威人，一九一七年来丹凤，一九一八年到商县传教，一九二五年死于商县。
李永清，女，挪威人，一九一七年来丹凤后，初在商县后至洛南传教，一九二七年回国。
梅永清(又名梅和)，女，挪威人，一九一七年来丹凤后，派至商县传教，一九二七年回国。
施爱德，女，挪威人，一九一七年来丹凤，一九二四年与芮义生结婚后，停止了传教工作。
司务道，女，挪威人，入英国籍，系英国间谍，一九三八年来商县，一惯在商洛各县进行活动，常住商县和丹凤，一九五一年驱逐出境。
(六)商洛教牧人员
牧师六人：彭忠坛(丹凤人)、杜长青、崔维新、郭成洁、罗铭臣(均系洛南人)、刘肇文(原名刘志敏，原籍上海，后位商南)。
长老十八人：雷自问、李春荣、高俊翰、赵光荣(均系商县人)、罗鸿章、李占林、李茂奎、刘某(均系丹凤人)、石顺道、冯得恩、李恒春、崔景臣(均系山阳人)、聂治太、吕彦启、赵庆喜、李子和、曹步才、郭振汉(均系洛南人)。
这些教牧人员除彭忠坛、崔维新、郭成洁、刘肇文、高俊翰、罗鸿章、崔景臣、赵庆喜、曹步才、郭振汉外，其它均已逝世。
二、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
在商洛的反动活动
外国传教士自到商洛后，即与商洛各地的反动政权和反动人物互相勾结，残害人民，干涉我国内政，从事间谍勾当，进行破坏中国革命的种种罪恶活动。现将他们利用基督教在商洛的反动活动事实概述如下：
(一)狼狈为奸，残害人民
外国传教士为了达到他们的宗教侵略目的，每到一处，首先与当地的反动政权和反动人物互相勾结，彼此利用，狼狈为奸，残害人民。如诺慕把欺压人民、枪杀革命干部的国民党专员温良儒，向教徒吹嘘说：“他是好专员，你们要听他的话。”芮义生到商县东龙山、二龙山看戏，也是和国民党专员史直同往同归，并同赴山阳攻打我游击队。
国民党反动头子陈蔚南任商洛团管区司令时期，诺慕、司务道与陈关系甚殷，陈、诺二人合影留念，司把陈的儿妻认为义女。陈蔚南对司务道说：“你有什么事，尽管来给我说，我都给你办。”
一九三○年左右，商洛巨匪唐定、古鼎新(又名世珍)，在商洛一带，到处抢劫拉票，无恶不作，害的百姓东逃西奔，不得安生。诺慕、芮义生便在此时，将丹凤教会两个女生张美珍、刘金爱分别嫁给唐定与古鼎新作妻。因此，唐、古二匪便把他们在商县、山阳等地抢劫群众的现洋、大烟土等物，打成箱子，放在教会。同年，商县群众在唐、古二匪危害得不堪忍受的情况下，即组织红枪会，包围了商县城，而这个挪威传教士芮义生便亲自至西城角，指挥唐匪炮兵镇压农民。
一九二○年诺慕任山阳县教会牧师时，与该县县长刘希鼎互相勾结，刘送给诺慕一个所谓“博施济众”的金宇匾额，来掩盖外国传教士的丑恶面目。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六年，贝德卫在洛南教会期间，常与历任县长杨子上、靳玉英等，互相请客，彼此勾结，包揽词讼，诱人入教，庇护奸民，欺压善良。据洛南赵庆喜长老说：“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六年的八年期间，由挪威传教士贝德卫包揽的大小诉讼近一百起。”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军六十五师驻丹凤时期，挪威女传教士司务道，经常与该师黄参谋长在她房勾搭并密谋如何与解放军为敌，激起部分教徒指背唾骂，愤慨不满。
(二)干涉我国内政
一九一八年山阳县政府在人民的要求和舆论的压力下，贴出严行禁烟的布告，并差人到处查禁。于同年四月间，在一木匠杨增吉的麦地里，查出了烟苗。其时。杨正在挪威传教士诺慕处修理教堂，当时该县长白建勋即差人把杨逮捕，当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诺慕闻知后，即时跑至县府，在公堂上与白闹翻，声言：“杨增吉是我的教民，我用的工人，快快给我放出。”白据理力争：“他是中国人，犯了政府法令，就得惩办。”诺说：“你不能到我教堂内捕人，我教堂没有犯法(教堂俨然租界)”等，并威胁说：“我教堂盖不起来，你要负赔偿责任，我要上告”等不讲理的话。该白无奈，即将杨增吉假意重责一千大板释放。
洛南县吕宣声，自入教后，依仗洋人势力，横行霸道。一九二五年左右，因不出县政府给他派的粮款，被洛南县政府逮捕入狱。挪威传教士贝德卫得知后，手提马鞭跑至县府公堂，用马鞭子在公堂桌子上乱打乱骂，贝德卫质问该县长说：“你们为什么把吕宣声押在监狱，立刻给我放出来，”县长说：“他抗粮拒税，应予法办。”贝争辩说：“他是我的工人(即传道员)有什么事先给我说知(平民一入教，官府就不能过问)，你们不能处理他(使他们的教徒也享受治外法权)”等等。县长被迫无奈，即将吕宣声从监狱放出，交给贝德卫当时带走。
(三)间谍活动
外国传教士不仅与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残害人民，并且明目张胆地在商洛各地任意拍摄照片，绘制地图，搜集各方情报，进行间谍活动。
一九三○年王新有在商县城内乞讨，芮义生便把他叫到教会，给王照了像；同年九月这位挪威传教士又把一个浑身褴褛，遍体生疮的乞讨人叫到商县东街照壁后边摄入镜头；一九四一年春这个家伙以传教为名，竟至商县监狱内把所有犯人也照了像。一九三二年三月间挪威女传教士苏锦文把丹凤讨饭的小孩刘新来叫到丹凤教会，令刘一手托着一个破碗，一手拿着木棒，张开大嘴，把这种丑态摄入了镜头。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小脚妇女、长瘿瓜、穿古装的人(原有照片)以及求神祈雨、高硚、芯子、庙宇偶像等等均摄成照片，带回去作展览品。这些家伙并收集了中国妇女的小脚鞋、披肩、凤冠、霞佩等古装，亦带回国去，借此宣传中国是如何落后、贫困和野蛮，以换得他主子的奖赏。
一九四七年芮义生明目张胆地到商县南街，把专署、县府的座落、门楼、匾额和莲湖，分别摄入镜头。同时把商县来往的国民党军(从街上过)也拍成照片。在此同时，还把商洛各地的名胜古迹，如商县东尤山的塔。尧女墓、丹凤县的花戏楼、龙潭、鸡冠山、安坡洞等摄入镜头，寄到国外。
诺慕任山阳县教会牧师期间，以小恩小惠、金钱、美女等手段，收买了李恒春(原籍长安人，是个塑泥像的匠人，后流落至镇安、山阳，诺将给他擦地板的孤女邬竹银与李作妻)，作他的中文秘书。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六年避任商洛基督教教务监督时，便经常以视察教务、避暑、游山玩景为名，带领李恒春走遍商洛各地，每到一处，便令李将该地的山脉、河流、村镇、交通等绘为详图，同时把各地的物产、人情、风俗等也写成材料带回去。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就这样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我国的情报活动。一九三七年诺慕对教徒说：“我们传教是传教，但更重要的是用各种办法来搞钱,如我们把中国妇女小脚鞋、古装……带回去进行展览，就可收很多钱，照一这个像片寄回去他们也给钱。”这就是说，他们名义是传教，实际是进行政治活动。
(四)美化帝国主义，宣扬侵略战争
诺慕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国间谍。因此，他在美化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宣扬侵略战争，恐吓人民群众等罪恶活动中，比来商洛的其它挪威传教士更为突出。
抗战前夕的一九三六年，诺慕在丹凤教会便公开对教徒李小照等说：“不怕没有钱，战争起来了，我们就有钱花。”赤裸裸地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作宣传。当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我国，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日之时，这个家伙便利用教会讲坛向教徒说：“日本打中国，是中国人有罪……”等无耻谰言。并用各种卑鄙的方法阻止青年教徒参加抗日工作。如说什么“抗日是大家的事，你一个人能顶个啥”，“还是好好上学，将来为主工作”等等。
一九四四年夏，特务机构“中美训练班”由河南迁至商县后，诺慕即与“中美训练班”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日夜相聚一起。有一次，一辆写着“美国陆军”的汽车，载着三个美国军官，从西安开到商县。这三个家伙同诺在教会整整谈了一夜(晚上有警察在门外站岗)，第二天走时，给诺送了一支自动步枪。从此，诺慕与“中美训练班”的美蒋特务更加密切。诺的一切所用，如衣料、金钱、煤油、罐头等等，都由美国汽车给载运。随即诺将商洛各县教会，统一改名“宣义会(属美国)”，直接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同时“中美训练班”的美国军人，经常在街上行凶打人，侮辱妇女，引起商县人民极大的愤慨，而诺慕却辩解说：“美国人是守规矩的，好得很，那些在街上胡闹的是酒喝醉了。”
一九四五年美国向日本投了两枚原子弹后，诺慕就干脆脱下了他的宗教外衣，在商县教会对教牧人员和教徒大肆鼓吹和宣传说：“原子弹的威力非常大，在长崎投的一枚原子弹，核心只有鸡蛋大，表皮有杌面大，就方方炸了三十里，在广岛投的一枚，核心拳头大，表皮桌面大，方方炸了六十里。美国的科学很发达，这都是初步研究出来的，才试验哩，以后它的威力比这更大。”极力为美帝的核讹诈政策作宣传，散布恐美、恐核思想。
(五)反共和反对中国革命
1.进行反动宣传，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一九四一年诺慕由挪威回返商县后，经常向教徒说：“苏联革命后，穷得很，国内尽是讨饭的，我路过苏联时，一下车，要钱的人就把我包围啦。”“苏联坏女人多，闹的我一夜都没睡成觉。”还说什么：“斯大林不是苏联人，是犹太人，现在他叛国啦，又排除犹太人。”
2.诬蔑中国革命，煽动教徒反对共产党。一九三七年七月间，诺慕召集商洛基督教教牧人员及部分教徒在商县上圣经课时，利用教会讲坛大肆咒骂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党是魔鬼，是杀害天下的，它来了，世界就不能太平。”一九三八年，有一个星期天，诺慕在商县礼拜堂讲道时，又信口开河地进行诬蔑，说什么“共产党是红马，手里拿的大刀，要夺取世界太平。”煽动教徒说：“它来了，你们不要怕，耶稣为你们流血，你们也要为他流血。”
3.教会变为“剿共”指挥部。一九四七年春，我游击队在山阳扩展活动后，国民党山阳县长王洪达电专署派兵前往剿灭，专员史直接电话后，即到商县教会与挪威传教士芮义生等筹划，商定次日两人亲率保安团前去山阳。行前芮义生曾狂妄地对教徒说：“共匪在山阳闹得很凶，我和史专员到山阳去，非把它剿灭掉不可。”到山阳后，史、芮即住在山阳教会，指挥该保安团，到处与我游击队为敌。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军一个师开进商县，县政府强迫群众在背街小学举行欢迎会，挪威女传教士司务道在会上致词说：“你们的队伍真勇敢，多亏你们来剿匪(指我游击队)，不是你们来，共匪就到处扰乱的不得安宁，我表示热烈欢迎……”会后，敌军师部即给教会拉上电话，常和司务道进行联系。
4.残害革命干部。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军解放丹凤后，即向商县挺进，当时有一位留在丹凤工作的魏世英同志，患急性肺炎，身发高热，腿痛下泻，不能起床。因我军医疗单位随军向前开，工作队即送魏到丹凤教会诊所治疗，而司务道不但不给魏进行紧急治疗，且只给些苏打片应付，最可恶的是司务道令人日夜给患者作冷水浴，结果使火入内，病人发癫。魏世英同志在司务道的残害下，第三天就死了。
5.禁止教徒阅读进步书刊。一九四一年，教徒牛春风在商县教会看门时，订了一份“老百姓报，”还有人送给了他两本“非基督教”，着他阅读。后来，这些书刊，由于牛春风一时未加注意，被诺慕在房子看见了，随即把牛严厉斥责了一顿，并将书刊强迫要出，拿去烧掉。此后不久，诺便借故把牛春风开除教籍，赶出了教会。
(六)破坏党的宗教政策和三自爱国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九四九年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同年十月一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同时公布了共同纲领，这是中国人民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件，所有各族人民都欢天喜地，载歌载舞地来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而帝国主义分子仍不甘心它在中国的失败，千方百计地破坏党的宗教政策和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
1.破坏宗教政策。一九四九年共同纲领公布后，司务道马上把她在商县的心腹刘兴隆、雷自问、雷卓生、长老高俊翰等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你们看，共产党现在制定出来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指共同纲领第五条)，这是初步要稳定民心，将来共产党要按它的政治轨道办事，宗教信仰自由就取消了……。”一九五○年秋和一九五一年春，司务道以聚会名义曾两次到洛南县，把洛南全县的教牧人员罗铭臣、李自和、赵庆喜、聂治太、曹步才、郭振汉等纠集在教会开会，司对他们说：“共产党是无神党，不信神，他们反对教会和信神的人哩。他们讲的是唯物主义，咱们讲的是唯实主义，这是水火不相容的。你不看他现在讲的很好，他们说保护信仰自由哩，但将来就不要(信仰自由)了，你们不要听它(指共产党)的话，八路军鬼祟的很，你们要警惕，作好神的工作，少说话为妙……。”一九五一年四月，高俊翰到商县卖麻时，司务道把高叫到她的房子内，对高煽动说：“共产党是不信神的，将来要消灭宗教，共同纲领规定宗教信仰自由，那是假的，到那时，刚强的为主舍命，软弱的退道。你看现在末日到了，福音的门快关了，信徒若背着十字架为主舍命，才有天堂的永福；若贪生怕死，必丧失掉生命。”由此，高俊翰回农村后，曾一度东跑四窜，不好好参加生产劳动，常与区乡干部顶碰对立。
2.破坏三自爱国运动。一九五○年全国基督教人士以吴雄宗为首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以达到革新中国基督教的目的。这个宣言得到了全国各地基督教徒的热烈响应。陕西各县基督教人士即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在西安召开了有关三自革新会议。会后，司务道返回商县(当时西安开会有外国传教士参加)，便在商洛教牧人员和教徒中，大肄诬蔑和破坏，以阻止商洛基督教徒的三自革新运动。说什么“三自革新是革信仰哩，吴耀宗是魔鬼头，革新的人都上了魔鬼的当了。《天风报》(基督教刊物)是无神报，设灵气”等无耻谰言。一九五一年春，全国各地基督教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自革新签名运动，同时组织教徒参加“五一”游行。当时司务道和刘兴隆(原商洛区基督教联合会会长)、雷自问(原商洛区基督教联合会书记)，商县教会长老等，不得不在表面上应付，他们一方面书面号召商洛各县教会积极组织教徒进行三自革新签名和参加“五一”游行；一方面他们又分赴各县进行破坏。如当时司务道派刘兴隆去山阳教会组织领导，但至“五一”前夕，四月三十日下午，司假装自己有病，打电话把刘连夜叫回商县，山阳教徒的这次签名运动和参加“五一”游行，便无人领导进行。至今提起此事，山阳基督教徒对司务道和刘兴隆等依然愤慨。
一九五一年八月，司务道被驱逐出境，商洛基督教徒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召开了“商洛区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坚决与帝国主义国家割断一切关系，并成立了三自爱国机构，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商洛基督教的反帝爱国工作。从此，外国传教士的阴谋破坏活动，终归失败。
三、商洛人民和教徒的反帝爱国概况
自从一九○○年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传教士进入商洛以来，商洛人民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一直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反帝斗争，特别是解放后，商洛基督教徒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接连不断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帝爱国运动。现将这方面的情况概述如下：
(一)一九○○年秋，挪威传教士王耀基由汉口沿丹江下游北上，至商县时，当即遭到商县城关人民以“不接待洋人，不信洋教”的强烈反对。据挪威传教士芮义生记述：“王初到商县时，城关居民皆不理睬，旅店亦不招待，因此，王白天在街上传道，晚上只得在旅店房檐下阶台上卷息。但至第二晚再去该地时，群众早已用污水将阶台、门口等地泼湿。王以后便用高价暂租到房子一所，但仍常有人用石头把门堵塞。有一次，王早起开门时，石头竟将脚腿砸伤……。”赵庆喜长老说：“群众有时还将粪便倒在他的门口，涂在门上。”王耀基在群众如此强烈的反对下，在商县时间不久，即往丹凤。至丹凤后，虽于一九○一年春租到孙天顺房子居住，但经常不敢上街活动，一上街便被当地群众和儿童在后边用石子乱砸。由此可见，当时商洛人民对外国传教士是十分憎恨和反对的。
一九二七年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非基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教师们领着学生上街游行，声势非常浩大。当时商县城关，有教师阎锦屏(系老教徒)率领学生上街游行，走在“福音堂”门口时，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赶走洋人”等口号。在此形势下，贝德卫、李永清、梅和等于是年逃跑回国。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唐澍带领一百多人，由华县高塘镇进山，驻扎在洛南县保安街。当时向群众进行反帝爱国的教育，在街道墙壁上贴出“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杀人不见血的基督教”等标语。洛南县教会的传道员吕宣声、长老郭振汉（大地主)，蔑视群众的反帝爱国情绪，吕宣声非但不回避，反而更加嚣张地说什么“杀肉体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郭振汉的表侄屈百灵，仍依仗教会势力骂人。于是激起众愤，群众起来把吕宣声夫妇用刀砍死，把郭振汉的一院房子用火烧了。
一九三七年，诺慕到山阳农村进行大规模的传教。当他们在山阳磨沟地方搭起帐篷，还未传教时，当晚就被当地群众把帐篷掀倒了。后来诺慕无奈，不得不撤回山阳县城。
一九四四年农历正月十八日，高俊翰在商县腰市镇南堡子会上传教时，被上会的群众围起来，用稀泥和石头向高身上乱砸。高只得停止传教。
一九四五年农历正月十二日，群众把商县高渠教堂的门扇，用泥封了。
以上仅是商洛人民在解放前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商洛进行侵略的几个事例。
(二)一九四九年全国各族人民获得解放，中国基督教会和教徒也获得新生。在党的领导下，各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了珍视这种权利，防止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继续利用基督教进行反动活动，商洛地区基督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空前蓬勃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九五一年四月，商洛基督教的爱国教徒，冲破外国传教士的百般阻挠，积极响应中国基督三自革新运动筹备委员会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自革新签名运动和参加了“五一”游行。同年八月驱逐了在商洛教会的最后一个外国传教士司务道。接着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召开了“商洛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会上揭发和控诉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商洛进行侵略活动的种种罪恶事实，会议选出了高映明、牛春风，杜玉珍等十九名委员，成立了“商洛区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会后，三自革新委员会接收了商县(包概商洛总会)教会的全部财产，接着洛南、山阳等县也相继召开了各县基督教代表会议，成立了三自革新组织。从此，商洛基督教会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控制，走上了商洛教徒自办教会的道路。
一九五六年商洛区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加强领导，进一步作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工作，在商洛党政的领导下，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召开了商洛区基督教第二届代表会议，检查了四年来商洛基督教的反帝爱国工作，确定了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的方针任务。为了便于领导，最后将“商洛区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改为“商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仍系商洛地区性质)，新的委员会由高映明、李春荣等十三人组成。
一九五七年为了彻底废除帝国主义对商洛教会“分而治之”的割裂政策，商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于同年六月，分别征得商洛基督教各宗派的同意，将商洛基督教各宗派会名，统一改名“中华基督教会”，并于同年八月选派代表高映明、李春荣、阎伯纯、彭忠坛、罗铭臣五人，正式出席了在西安举行的中华基督教会陕西大会第九届常委会代表会议。
根据陕西省基督教代表会议精神，为了有利生产和社会治安，坚决制止教会内的混乱现象，商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商县召开了本会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上传达了省基督教代表会议的精神，经过与会委员和教牧人员的热烈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坚决取缔了利用宗教进行违法活动的决议。洛南县基督教也于一九五九年五月召开了洛南县基督教第二届代表会议，会上传达了省基督教代表会议精神，号召教徒会后及时揭发和检举继续利用基督教进行非法活动的坏分子。最后，对教徒的正当宗教生活作了适当安排。
商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发动广大教徒，在各地教徒的自愿下，将商洛教会各支堂、礼拜处进行了适当的合并和安排。
一九六○年七月至十二月，商洛基督教徒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先后在商洛各县基督教内进行了宗教制度改革运动。运动中，进一步贯彻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决废除了教会内种种封建特权压迫和封建剥削制度。废除的不合理制度有：1.与国家政策法令有抵触的教会封建婚姻制度(即把教会制度驾凌于国家法律之上)。如禁止教徒离婚，不准教徒寡妇再嫁；教徒结婚时，必须由教牧人员给举行婚配礼，不到政府领结婚证等干涉婚姻自由的活动。2.有碍教徒群众参加劳动生产的活动制度。3.奴化儿童思想的活动。如强迫教徒儿童参加礼拜及读诵圣经。4.教会封建剥削制度。如主日捐、大小会捐、十分之一捐和酬恩捐等硬性摊派的制度。5.教会的封建特权统治。如对教徒进行打骂体罚、强迫进行义工劳动。6.不准教徒看电影、看戏和看进步书刊以及阻止病人就医，为病祈祷和禁食祷告等危害人身体健康的非法活动。运动中，对教会组织进行了纯洁。
(政协商县委员会供稿 一九六五年五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