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早在十七世纪初叶，外国传教士就来陕西传教。1664年，西安、汉中等地就建有天主教教堂。鸦片战争后，教会倚仗不平等条约，作为外国列强的侵略工具，随着帝国主义侵华而不断发展。並且，任意在中国划分传教区，兴建教堂。陕西关中基本上属于英、法天主教的传教区，汉中、兴安两府属意大利天主教的传教区，陕北各县属比利时天主教的传教区。1900年前后，教会在陕西关中高陵县的通远坊、陕南城固县的古路坝和陕北靖边县的宁条梁，分别建立了三个总教堂。又以这三个总教堂为据点，在全省各地共建大小教堂及各类传教点约五百余处，教徒发展到三万多人。在陕北，教会到处修建土寨，组织教民武装。尤其是陕南“兴、汉一带，教堂林立”，(24)遍布乡里。到辛亥革命前后，教堂更是遍及全省各地。在传教士中，确有以慈善事业为本职的，但也有不少传教士自恃背后有帝国主义列强作靠山，又得到清政府的默许，地方官府也惧其三分。他们以传教为名，打着“行善”、“广布天主仁爱”的招牌，肆无忌惮地奴役和蹂躏中国人民。陕西的不法教士更是恶迹昭彰，秽声四播，他们所到之处，侵占大量土地，欺压群众，包揽词讼，袒护教民，人民恨之入骨。例如：宝鸡一农民在理发时，因不满教会欺压而发牢骚，骂了教会几句，不料被旁边一教民听见，报告教会，教会即派人把这个农民打得头破血流，扭送官府，在场的人均愤愤不平，却无可奈何。1900年，陕南城固县富豪衡仕一的家庭经济纠纷案，就是教会包揽词讼、袒护教民的一个典型事例。衡仕一生前因其子早逝，收养堂侄衡长绪为养子。衡逝世后，衡长绪与养母张氏争夺家产，各施手段。张氏走官府门径，耗费巨资，向朝廷“报效银一万金”，(25)买得封号，自以为打赢官司有了保证。而衡长绪却投身入了教会，教会保证给衡长绪“代为保护财产”，並向官府提出种种要求，官府“一无所违”。张氏不服，不断上诉，打了四年官司，仍以失败告终。衡长绪虽然打赢了官司，却未得到任何实惠，结算打官司费用，除去已交教会三万余金之外，“尚欠教堂三千金”。这时，衡长绪才深悔受了教会“愚弄”，坚不愿再受教会保护，但无济于事。教会这些所作所为，使人民群众更深刻地认识到外国传教士的丑恶嘴脸。到1900年，在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影响下，陕西境内也爆发了反教会侵占掠夺的斗争，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是宁羌州(今宁强县)的燕子砭教案、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教案和平利教案。
　　燕子砭地处燕子河与嘉陵江交汇处，交通便利，物产较丰。与燕子砭一河之隔的青岗坪，北临金子山，上有千佛寺，南濒嘉陵江，风景秀丽，环境幽雅，为当地一商旅辐辏之区。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汉中天主教主教安庭相，以古路坝教堂为汉中教区总教堂，向汉中府属各地开始扩建新教堂。当时派意大利籍传教士郭西德来到宁强燕子贬一带传教。郭一到宁强燕子砭，就与当地恶霸李占鳌、地痞李大银等沆瀣一气，并封他们为掌教。为了在燕子砭找到一块立足之地，他看中了青岗坪这块地方，就想方设法霸占当地居民任永林的房子作教堂。郭西德以入教死后可以升天堂来欺骗群众入教，同时又借看病、讨药不收钱等手段来拉拢群众入教。教会又常用教规约束教民，经常强迫教民向教会捐粮款，服各种杂役，甚至要教民的女儿在出嫁前三天到教堂接受传教士的“领洗”，“领洗”的姑娘常被他们奸污或侮辱。当地平民潘长富、郑千仁、举人杨海等多人的眷属，均遭郭西德奸污。该郭自恃上有教区和官府撑腰，下有土豪恶霸、地痞流氓为打手，在燕子砭一带收租放账，高利盘剥，欺压群众，奸污教民妻女，当地人民对其早已恨之入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燕子砭遭水灾，农田大部被淹；次年又遇大旱。连年灾害，收获极少，群众以野菜、树皮、草根充饥。教会乘机勾结官府，开当地“义仓”放粮，但将粮只给教民而不给非教民；又以“赈灾”为名，筑灶舍饭；并说水旱灾害，是天主降罪，入教方可免灾，欺骗群众入教。    
　　1900年年成好转，稍有收成，郭西德又以归还“赈灾”粮为名，向群众摊派粮食六百多石，就连一般地主绅士如李云栋等家，也被摊麦、谷各十石，要求限期交清。群众交纳不起，郭竟指示教民抢收庄稼。教会的作为，早已为群众所痛恨。此次抢粮，民愤更大。以李云栋为首的当地群众，酝酿着一场反教会的斗争。
　　李云栋，字述棠，宁羌州人，秀才出身，在当地教书多年。他对郭西德的恶行劣迹早已不满。这次郭西德摊派粮食，他家又深受其害。另外，当地农民潘长富、贡生膝尚贤、举人杨海等人均有亲属遭郭西德的奸污，他们对郭西德早已怀恨在心。正在这时，义和团英勇反帝的消息传到了这一带，于是，李云栋一面写信给在汉中府教书的哥哥李朝栋，了解义和团的斗争情况；一面和潘长富、潘长贵兄弟、杨海、膝尚贤、杨春华、王登科等人联络，分头发动群众。不久，李朝栋从汉中回信给李云栋说：现在各地义和团都在反抗洋人，你们可以组织力量把郭西德赶走。一场酝酿已久的反对不法传教士的斗争就要爆发了。 
　　1900年7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晚，杨海、李云栋等，利用当地“点团”的机会，鸣锣击鼓，四面八方群众，闻声打上灯笼、火把，持刀、矛和各式农具纷纷赶来，很快聚集了数百人。群众高呼“杀洋人为民除害”等口号向青岗坪进发。郭西德得到群众要攻打青岗坪教堂的消息，急忙派人往宁羌州衙求援，並准备逃跑，但周围已被群众封锁，他无路可逃，便慌忙躲藏到燕子砭税务局。群众包围了税务局，当郭正跪在后门口祈祷时，被发现抓获。郭要求把他送交官府，群众知道这样作等于放虎归山，当即用刀、矛将他砍伤，然后捆绑起来，扔到燕子砭街中心。第二天清晨，群众将郭砍成几段，尸体扔到嘉陵江中。同时，杀死教堂走狗李大银等。    
　　事发之后，新任汉中区主教拔士林得到从燕子砭逃跑的教会走狗李占鳌的报告，立即上报梵蒂冈教皇。帝国主义以郭西德被杀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遂于1901年5月和帝国主义签订了处理燕于砭教案的可耻条约，条约规定：赔偿白银五万两，做为郭西德以及被群众处死的教民的“命价”；允许帝国主义在宁羌州城及燕子砭、汉中各地修建教堂；免收天主教堂一切捐税；惩办燕子砭教案的主要领导者等。为了向教会献媚，清朝政府还“赐赏”汉中教区主教拔士林一品顶戴，副主教康乐尧三品顶戴。同年九月，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又明确规定：停止宁羌州文武科举考试五年。(26)1902年春，清政府即四处搜捕燕子砭教案领导人。潘长富、潘长贵、杨海、杨春华等人先后被捕。李云栋、李朝栋逃往外地。清政府扬言如果抓不到李云栋，就要大屠燕子砭一带。李云栋得知消息后，为了使燕子砭一带群众不受连累，挺身而出，到官府投案。
　　李云栋被捕以后，陕西当局下令把李云栋、潘长富等押送西安处决。燕子砭一带人民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起来，以刀、矛、土炮为武器，“团集据山水险”处，要“杀媚外者”，营救被捕的亲人。汉中教会十分害怕，便勾结当地反动官吏，于1902年8月11日在押解汉中途中，把李云栋、潘长富、潘长贵、杨海、杨春华等杀害在褒城。(27)教会还把李云栋等人的头运到燕子砭，挂在街中心“示众”。1903年，清政府又在汉中和燕子砭为教会立碑，向帝国主义保证今后“永不发生此事”，並要求“万民共尊”。然而，燕子砭群众并没有屈服。
　　这次事件结束后，教堂更是得意忘形，进一步霸占当地良田，整修教堂，欺逼群众入教。1905年，刘长海等发动群众，将给教堂立的石碑推入嘉陵江中，並谋起事。教堂再次向宁强州官交涉，刘长海被捕杀害，同时再次在燕子砭街头“立碑示众”。但是，人民内心的仇恨并未熄灭，如其碑立而被推，推而又立，一连数次都被群众暗中抛入街边的嘉陵江中。
　　三边教案，是靖边、定边、安边三县人民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洋教斗争。1874年(同治十三年)，比利时传教士持清政府的“龙票”(护照)到三边传教，但当地“群众反对，儿童围戏”，不受欢迎。后来，传教士在靖边县宁条梁南沙口一带勾结地痞，买地建房，又在宁条梁小桥畔修土寨子一座。(28)教会以此为总堂，不断购买土地，扩建教堂，建立教会武装，外籍教士接踵而来。凡教堂所建的地方，教会侵占的耕地和山岭迅速扩大，仅小桥畔一处建堂不到五年，从县城北至城川口，就有民田四千七百三十五垧半被霸占。连官府也不得不惊呼，“设不严重交涉，数十年之后，汉蒙耕地恐尽归入外人势力范围。”(29)教会圈占的牧场，不仅不准群众入内放牧，就连偶而不慎踩进者，也要罚米五斗。教会还故意纵容教民去抢收非教民的庄稼，故意挑起教民与非教民的纠纷，以从中渔利。教会又用所强买的良田，诱骗贫苦农民入教，凡入教者可租种教堂土地。据当时统计，租种教堂土地者共计约八百多户，这些下层教民，负担着繁重的租米和苛捐杂税，实际上成了教会的农奴。
　　入教群众，受到传教士的种种虐待。教民张某在自己家门口抽烟，适逢比利时教士甘士英路过，张因未看见甘士英而没有行礼，即受到教会处罚。张不服，甘士英竟诬其要谋害神甫，送官惩处，搞得张倾家荡产，几乎丧命。另一教民白某因忙于耕种，忘记一次礼拜，被神甫发现，即要送官惩治，后经多人求情，白除赔情“认罪”外，还被罚款。教会还规定，禁止教民与非教民通婚，並强迫教民把女儿送入教堂作修女，供其淫乐，如西堆子梁群众姜某，因不满教会的作为，在教堂外墙上写了几句骂教堂教士的话，被查出后，教会即通过官府，强迫姜把自己十五岁的女儿送到教堂作修女。教会每与群众冲突，告到官府，官府公开袒护教士，群众总是吃亏。如此积冤深久，无处申诉，教会与当地群众的矛盾，自然异常尖锐。
　　1900年春夏间，山东义和团大师兄张成德和青山道人(道士，法名“青山”，群众称青山道人)先后来三边，在蒙汉群众中设坛招徒，传授拳术和咒语，宣传“灭洋”思想。群众出于对洋教的义愤，纷纷加入义和团，拳民很快发展到百余人。同时积极赶制刀、矛等武器，准备攻打教堂。不久，青山道人回山东，当地坛事由宁条梁王某主持。8月7日(农历七月十三日)，三边义和团为响应京畿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们首先杀死教会爪牙、一个外号“双头蛇”的宁条梁官府班头。教会扬言要为其报仇。9日，王某、刘福兴、鄂札克旗的武文秀父子等，立即发动拳民四百多人起事，临近群众纷纷来投者三百余人，沿途烧教堂四处，打死教民数人，接着围攻小桥畔总堂。由于教堂早有准备，在土寨内集中教士教民百余人，装备有洋枪洋炮。团民仅有刀、矛和土枪土炮，仍奋不顾身，英勇冲杀，围攻达四十多天，土寨仍然不克。后来王某、刘福兴阵亡，一时无人指挥，伤亡较大，同时得知前来镇压的清兵不久即可到达，遂主动解围，暂时各自散归。三边教案中，群众伤亡达百余人。
　　此时，西太后从北京逃来西安，正在向帝国主义乞降，遂下令要对义和团“严加剿除”。对三边人民反洋教斗争一事，命令陕西巡抚派兵镇压。陕西当局立即派抚标右营游击刘琦带兵火速开往三边。群众在清兵未到之前，早已散归。1901年5月，陕西巡抚派员，会同绥远将军所派委员，还有各蒙部代表，与教堂代表在宁条梁会谈。在谈判过程中教堂一再无理苛求，使会谈不能如期结束，双方反复磋磨月余，才签订了赔款条约，三边教案告以结束。
　　条约中宣称：“焚毁教堂四处，教民房屋六百余间，伤毙教士一人，教民十人，掠取教堂及教民器物、粮食、牧畜等件，为数颇多。”以此为根据，条约规定“共赔偿银十四万两，又乌审旗历年旧案，三旗另赔银三千五百两，归入此案並结”。(30)总共赔银十四万三千五百两，其中蒙古鄂托克、扎萨克两旗，赔教堂银九万八千两，必须借交现金或以牲畜和土地作为抵押。乌审旗赔银四万五千五百两。由于乌审旗素称贫瘠，无巨款可筹，遂以大淖碱池暂作抵押。另外条约还规定，官府今后对教堂要实行保护。从此以后，教会得到地方官府的保护，更是横行乡里，掠地、筑城和组织教民武装，竟成为“国中之国”。
　　但是，三边人民不屈不挠反抗教会侵占掠夺罪恶的斗争，並未由此而罢休。1904年春，三边人民在任天绪、耿作、高士英等的组织下，联络蒙、汉群众，秘密制造号衣、旗帜，以及刀、矛等武器，密谋起事。不幸事泄，任、耿、高三人被捕遇害，起义未成。(31)次年春，又有蒙、汉群众，酝酿进行反洋教斗争，筹谋起事。这些连续不断的起事显示了三边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平利洛河教案，亦称“洛河教案”。平利县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处，这里山峦起伏，江湖会党活动较为活跃。1903年7月，当地哥老会发动了一场较大的反洋教斗争。    
　　1890年，天主教汉中总教堂在洛河设立分教堂，在当地霸占田产，收租放债，残酷剥削群众，还经常庇护坏人与恶霸，有些教民凭借教堂势力，欺压民众。当时平利县洛河街上有两个恶霸劣绅袁瑞林、刘子模，任地方团保，又加入天主教，两人依仗权势，血肉乡里，勒索资财，引起公愤，当地群众称其为惹不起的“洋秀才”。后被当地绅士詹朝珠等控告革职。1903年夏袁、刘为了报复，向教堂诬告詹朝珠勾结会党首领何彩凤(四川人，众称何裁缝)，诽谤教会。安康教堂教士毕德修要求平利县知县王宗濂查办此事。王宗濂立即将何彩凤锁押县狱。    
　　何彩凤被捕的消息传出以后，哥老会另一首领王乱刀子(真名不详)约集会众数百人劫狱，救出了何彩凤，并烧毁了袁瑞林家房子，杀死袁瑞林父子，杀死教民共七人。在这次劫狱中，不幸王乱刀子等六人被捕。何彩凤出于江湖义气，为了营救王乱刀子等，集会众于洛河之太白庙，竖起了“兴汉灭洋”的旗帜，很快就聚集了平利、砖坪(岚皋)会众一千三百多人。当地群众出于对教会的义愤，纷纷前来支援。当教会和清政府得知此消息后，惶恐万状，陕甘总督崧蕃和陕西巡抚升允，一方面将情况奏报清廷，一方面调兵遣将进行镇压。即刻派陕安镇总兵姚文广、石泉续备防军副中旗统领副将周玉堂、汉中府试用道台郭人璋、补用副将刘琦等，分别率兵勇星驰前往洛河镇压。双方几经激战，哥老会终因众寡不敌而失败，死伤者达数百人，被捕者有宋添进、马进纯等三十余人。何彩凤率余众避入深山密林之中，继续坚持斗争。  
　　此事发生后，教会向清政府提出交涉，经几次磋商，双方立约。赔教堂人命价和房产银共八千两，杀哥老会会众三十人，並在当地“立碑示众”。(32)企图刊碑晓示，严防反洋教斗争再次发生。
　　很明显，这次反洋教斗争，提出了“兴汉灭洋”的战斗口号，把斗争矛头直指洋教，並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它是继义和团运动后，在陕南发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除此而外，陕西其他地方反洋教斗争亦有发生。1901年春，略阳县哥老会熊某、周青云等，将经过该县烟筒沟的两个意大利传教士痛打一顿，以泄民愤。1905年春，周至县沙云屯、马家滩一带群众，当地哥老会窦明堂的领导下，亦掀起反教会欺压的斗争，参加者达数百人之多。(33)还有陕南的城固、宁陕，陕北的神木等地，也都曾发生过大小不等的反洋教事件。这些斗争，都因清政府的镇压而失败了。
　　陕西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是陕西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抗教会势力的压迫和摧残的历史见证，他们前赴后继，不畏强暴，英勇战斗，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在陕西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注释：
　　(24)《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三)，第481页。
　　(25)《秦中官报》光绪乙已年二月，第5册，第3页。
　　(26)《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04页。
　　(27)《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三)，第42页。
　　(28)《靖边县志》，1935年修，卷四，第19页。 
　　(29)《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二十八，第16页。
　　(30)《东华续录》，光绪朝，卷一百七十三，第8页。
　　(31)《秦中官报》，光绪三十年三月，秦事汇编，第2—3页。
　　(32)《辛亥革命在陕西》，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三)，第52—59页。
　　(33)《秦中官报》，乙已年三月。
　　《陕西辛亥革命》(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陕西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