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种晋西 结果秦陇——回忆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的革命斗争
马佩勋 李维均
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党在山西西部吕梁山地区建立的一支革命武装。一九三一年初夏正式成立，一九三一年八月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地区，九月到达陕甘边南梁附近的林锦庙，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部队胜利会师。这支部队在山西、陕西两省党组织的领导下，独立活动了近一年的时间，不仅开辟了晋西游击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抗日战争期间我党在晋西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条件，而且在革命斗争中联合、团结、改造了一批烟商武装(保护贩运大烟商人的武装)，给秦晋两省的敌军以重大打击。后来，与陕甘革命武装力量汇合后，成为西北红军初创时期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我们是先后参加晋西游击队的两个老战士。马佩勋参军于游击队创建之初，李维均入伍于游击队西渡黄河之后。虽亲历了游击队成立乃至南梁这一历史阶段的革命活动，但由于我们当时所处地位及水平的限制(当时分别任正、副班长)，不可能完整叙述这支部队的全部革命活动，仅就我们参军后的所见所闻，写一点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的历史梗概和革命活动的片断，藉以保存革命史料并纪念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战友们。
一、一九三○年的山西形势与晋西游击队第一支队的成立
一九三○年是国内新军阀混战的时期。当时，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和冯玉祥部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蒋介石，爆发了旷日持久的蒋、冯、阎中原大战。这次军阀战争给北方各省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山西人民尤为困苦。由于战争牵扯了阎军主力，使他无暇顾及山西的防务，因而一些地区失去了控制，出现了统治的空隙。吕梁山地区土匪、烟商武装竞相称雄。驻扎在黄河西岸的陕北军阀井岳秀也经常组织武装贩卖鸦片，牟取暴利。阎、冯反蒋失败以后，加剧了山西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政治危机。经过一番激烈的明争暗斗，一九三一年春，阎锡山下野，商震上台充任山西省主席。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为党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和群众基础。
当时，我党山西省委，分析了蒋、冯、阎大战后形势，决定在地形复杂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吕梁山区建立自己的武装——红军游击队。不久山西省委派曹鸿弼等几位同志，到吕梁山地区进行活动。开始，曹鸿弼等同志参加了师治国带领的一支有三十多人枪的烟商武装，打算改造这支部队做为建立游击队的基础。但因这支武装成份复杂，纪律涣散，没有成功。一九三一年春，省委为游击队的建立采取了有力措施，决定从各地抽调一些有斗争经验的党员，作为建立游击队的骨干。当时，从陕北调来的有阎红彦、白锡林等同志，从敌高桂滋部抽调搞兵运工作的杨仲远、胡庭俊、吴岱峰等同志，还从太原兵工厂抽调马佩勋等一些同志。这三部分力量，是组成晋西游击队的基础。
一九三一年三月，阎红彦等同志先后到达吕梁山区与曹鸿弼等同志接头。当时只有十四、五人，根据省委的指示，组成三个小组。在阎红彦、杨仲远、胡庭俊同志的率领下，以汾阳县三道川，中阳县上桥村，孝义县郭家庄、西宋庄，石楼县老鸦掌等地为中心，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活动。
一九三一年六月，驻汾阳云安镇的部分阎军，由于党的影响和阎红彦等同志的大量工作，一个排长(姓牟，名字忘记)和一个叫冯金富的班长率领士兵起义。阎红彦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三个游击小组全部出动在瓦池公路的白马庙策应。起义部队击毙了敌连长，拉出了一些队伍。由于遭到敌人的追击，途中大部失散，待接应到山上时，只剩三十余人。但是仍然比游击小组的人多枪好(全部是奉天造步枪和太原造冲锋枪)。后来，部队扩大到六十余人，长、短枪八十多支。不久，山西省委又派来拓克芳、黄子文两位领导同志，正式成立游击队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一九三一年夏，在山西省委的领导下，于孝义、中阳、汾阳三县交界的大麦郊楼底村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成立晋西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省委指定拓克芳、黄子文为队长和政委，阎红彦、白锡林、胡庭俊、杨仲远分任副队长、副政委，吴岱峰任经济员。大队下设三个小组，由胡庭俊、白锡林、程玉清担任组长(不久，改称中队)。从此，光辉的镰刀斧头革命红旗，在吕梁山上高高飘扬。
二、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区的斗争
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成立后，首先进行了部队自身的建设。建立了党的支部，下面有三个党的小组，经常过组织生活；成立了士兵委员会，管理打土豪及处理财物事宜，有时还主持讨论纪律的实行和其他较重大的问题。部队打红旗，战士戴红领巾(又叫牺牲带)，充分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部队非常重视对战士的思想教育工作，经常做政治报告，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及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如讲解什么是苏维埃，为什么要组织农会和赤卫军？提出了“打倒阎锡山”“打倒蒋介石”“建立苏维埃”“打土豪分粮吃大户”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有时也进行军事知识教育，由班以上干部讲解怎样使用步枪，如何利用地形地物等等。这些整顿和教育使游击队建立在马列主义的原则基础上，从本质上区别于吕梁山地区的其他部队。
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当时游击队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山西敌人忙于打仗和内讧，他在吕梁山区的政权统治已涣散无力，围攻我们的只是连、营一级的小股部队，大仗不多。客观上有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的有利条件和充裕时间。当时部队一面游击，一面开展宣传活动，发动群众抗粮抗款，组织农会和赤卫军。游击队成立前后，先在中阳县上桥镇打过一个叫杜寿高的土豪(这个土豪有地两条山，每年雇工三十多人)，召开了群众大会，周围八十里路远近的群众都赶来参加。会上宣布没收他的财产，无偿分给贫苦人民，群众一片欢腾。会毕，又在当地组织了农会和赤卫军。以后，又由战士郝金标领路，在孝义的后谢峪打过他过去曾给当长工的一个姓姚的土豪；马佩勋也给部队领路，打了孝义穰头村的大土豪武世功。武世功是孝义地区赫赫有名的恶霸地主，他的儿子武孟友是国民党省参议员，当过山西省政府的财政局长。他们结交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占有大量土地并开设商店，有财有势有地位。武世功听到游击队发动群众打土豪的消息后，惊慌失措，仓惶逃到敌伪重兵把守的张兰镇躲藏起来。当时阎红彦化妆成大商人，孤身深入张兰镇武世功的住所，持枪逼迫他出城并带回根据地管押。后来由武家缴出三万元白洋，才将其释放。这些钱解决了游击队的经费问题。但武家从此更加反动，阎军围攻游击队时，武孟友扬言说：“捉住马佩勋，要腰断三截。”
发动群众打击土豪的结果，使游击队得到了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群众认识到游击队是党领导的、劳动人民自己的部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支持。不论游击队走到哪里，都有群众送情报，送饭吃。一些贫苦农民也自愿参加了游击队。根据地初步形成并日趋发展。
联合、团结、改造烟商武装，也是游击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的吕梁山区，除革命部队外，还聚集着各式各样的部队。有个叫“山大王”的队伍，其头目一个叫孔老二，一个姓马，约有一千余人；单单从陕北清涧、子长等县过来保护贩卖大烟的武装就有师储杰、肖永胜、张福才、贺得胜、杨鼎、杨奇、杨屯、李跟拎等七股共约一千多人。这些队伍中，我们党曾派进去一些做争取工作的党员同志。游击队通过这些党员，与烟商武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注意在与他们接触中，以实际行动影响和教育他们。这就为以后改造这些武装打下了基础。
在对敌武装斗争中，游击队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争的思想，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同时还加强对敌军的政治宣传和俘虏政策的宣传。由于这些正确政策的实行，加之在游击活动初期，商震只派来小股部队“围剿”，所以并未给游击队带来威胁，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区站稳了脚跟，并不断发展壮大。
一九三一年夏。一天，部队住在石楼县水头镇。群众送来情报说：敌人的一个连就驻在附近。大队领导当即决定吃掉这股敌人。由于游击队行动的迅速和群众的支持，一连敌军全部被我消灭。这是游击队建立后打的第一个漂亮仗。这一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全队的斗志，坚定了斗争胜利的信心。
三、阎军“围剿”和晋西游击队渡河入陕
吕梁山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震动了山西的统治阶级。敌人的报纸上长篇大论的登载报道游击队的消息，惊呼是他们的“严重威胁”。山西各派军阀和政治势力群起攻击商震，还在太原海子边召开了一个“声讨商震”的大会。浑身是胆的阎红彦同志也混在人群中参加了这个大会。会上宣布了商震的十条罪状，其中之一就是对晋西游击队束手无策。阎红彦同志回游击队后讲起这件事时，逗得战士们不住的捧腹大笑。
山西统治阶级的这场内讧，以商震下台、徐永昌上台宣告暂时结束。徐一上台，就加强了军事镇压，派出一个师，一个炮兵团，另加地方部队共万余人，“围剿”晋西游击队。因此，斗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敌而不利我的变化。
为粉碎敌人的“围剿”，晋西游击队曾想联络山区各色部队，共同打击敌人。但由于这些部队成份复杂，没有明确的革命志向，联合没有实现。游击队只得单独进行战斗准备。这时，太原兵工厂地下党组织给游击队运来两千发子弹，转运到汾阳城，这些弹药是部队急需的，但汾阳离根据地三百多里，敌人戒备森严，要运上山来，困难确实很多。有勇有谋的阎红彦同志又一次下山，化妆成一个头戴洋草帽，身穿白大褂，鼻架墨眼镜的大商人，混进了汾阳城，通过一个在敌军中工作的地下党员的帮助，将子弹放在骡轿的草垫底下带出城门。游击队又派出四个战士暗中保护和策应。走到向阳镇时，到饭馆吃饭。突然，敌人一个巡官带领一群士兵，蜂拥而至，进行盘问和搜查。阎红彦同志十分镇静，摆出一副高级官员的架势，厉声说：“你们查什么？这是一床被褥！”那个巡官完全被红彦同志的气势、穿着震慑住了，误认为是政府的一个大人物，连声道歉，慌忙退出。离开向阳镇，阎红彦同志又从容地应付了向阳沟的敌巡逻队，越过吴城岭、绕过吴城镇，然后舍轿上山，走了两天一夜，终于将全部子弹运回了游击队的根据地——柳树湾。这批凝结着地下党和工人同志的心血，几经艰难才弄到手的子弹，对游击队反“围剿”的斗争，起了不小的作用。
一九三一年夏末，敌军采取山山设卡、步步为营、四面包围、节节逼进的战术，大举向我进攻。游击队与进犯之敌，展开了英勇的战斗。
曲家岩战斗。曲家岩在孝义县，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敌军向我进犯后，游击队转移到曲家岩村外的核桃林内休息，不巧被事先埋伏在附近山沟的敌人包围。经过激战，总算突围出来，但是部队被打散了，战士和干部失去联系，纷纷钻入梢林。敌人开始搜山了。因忽然天降大雨，只好匆匆撤走。我们的部队很快又集中起来，一清点人数，不但一人不少，而且还有一点意外的收获：当敌军分散搜山时，一些勇敢的同志，乘机消灭了几个零星出动的敌兵，并缴获了他们的枪枝。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马上把饭送到山上，热烈祝贺我们的胜利。
老鸦掌战斗。部队集合后，下午五时左右向石楼行进。经过一夜急行军，第二天一早，走进了一道深沟——老鸦掌。这里周围没有人家，只有一个骆驼场。因为连续行军作战，部队非常疲劳，除派刘昌汉、马佩勋班上山警戒，其余都在骆驼场上休息。
上山执行警戒任务的同志，爬到山坡上时，有个战士向我说：“班长，梢林里好象有人！”大家不相信，取笑那个战士说：“你大概是见鬼了！”可是，上山后，果真发现山顶上站着两个带枪的便衣哨。我们警觉地散开了队伍，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对方不答，却反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我们又问：“你们是不是师储杰的队伍?”话刚说完，对方就打了一排枪。紧接着，周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全班急忙撤退，奔回骆驼场时，自己的队伍已经不见了。我们从子弹呼啸的声音分辨出南山上是自己的部队，全班急忙赶到南山。队长一见，就急切的下令我们立即投入战斗。
老鸦掌地形险要。我们占据有利地形，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敌人虽然人多，但整整打了一天，始终没有攻下我们占领的山头。冯金富等兵变过来的同志打得非常勇敢，给了敌人重大杀伤。但由于部队过于疲劳，加之一天汤水未进，为了保存力量，我们在傍晚时撤出了战斗，向石楼县高山梢林中转移。
这时，游击根据地柳树湾一带已大部为敌侵占。部队无法进村，群众不能上山，游击队与群众失去联系，露宿山林，靠野菜充饥，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一天夜晚，部队领导召开了班以上干部会议，分析了形势：大军围攻，敌强我弱，连续作战，部队疲劳；山西省委又遭到破坏，使游击队失去了依靠，粉碎敌人“围剿”已无可能。因此决定，按照省委以前的指示，在必要时西渡黄河转战陕北，与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这个决定得到了大家一致的拥护。这次会议还决定部队精简人员，以缩小转移目标，隐蔽和保存革命力量。会后，部队领导动员了一些山西籍的干部、战士回家，并记下动员回家人的名字，发放了路费。从太原兵工厂先后参军的十几名工人，除马佩勋外都回去了；支部书记膺子南同志也回去了。夜间大家送这些同志下山，临别时，这些同志个个痛哭流涕，因为他们舍不得离开革命队伍呀！送行的人也都十分难过。那种依依难舍的情景，至今令人难以忘怀。这些同志回去以后，都能坚持就地斗争，为革命做出了贡献。直到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亲自率领红军渡河东征进入山西时，他们又相继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部队减员后，只剩骨干三十余人，星夜兼程，向黄河岸边行进。途中听说黄河两岸的渡口，都有敌人重兵把守，还严密控制了过往的船只，要过黄河十分困难。大家心中十分焦急。一天夜晚，阎红彦在快到黄河岸边的山中，遇见一位过去与游击队接触过的看瓜老人，他热情地带领部队，赶到辛关附近的五龙庙，找来一个叫王怀安的船户。又由船户带路，连夜转移到一个山坳里，隐蔽了一天。天黑以后，王怀安领着几个水手拿着一些羊皮筒子来了。羊皮筒子是用没有剖开的羊皮涂上油漆制成的，两头扎住，吹上气，就能在水上浮起来。几个羊皮筒子用木棍扎起来，就成了羊皮筏子。每个筏子只能坐几个人，而且要会游水的人推着才能过河。我们全队只有白锡林一个人会游水，他和王怀安二人，在风急浪高、冰冷刺骨的黄河水中，紧张不停的往返多次，才把三十多人全部送上了西岸。
四、在陕北的游击活动
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时，虽然只剩下三十多人，但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当时部队的领导和骨干。今天能记起的有拓克芳、黄子文、阎红彦、杨仲远、胡庭俊、白锡林、冯金富、曹鸿弼、陈玉清、党勇亮、刘昌汉、吴岱峰、傅友吉、周维仁、郝金标、史俊才、王俊杰、田佑清、葛锐英等。
部队过河后，进入清涧县白家川。这里的党组织发动群众热情欢迎我们，替我们烧汤做饭，问长问短，使人感觉好象到了家里一般。从此，游击队开始了转战陕北的战斗。
数日后，部队离开白家川，抵达子长县(时叫安定县)的南沟岔。从群众中得知这里有一个叫谢营华的大土豪，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我们就发动群众打了这个土豪，分了他的财富。晋西游击队打土豪的消息，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一些对我们有疑忌的群众，也打消了顾虑，甚至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也杂在人群中欢迎我们，从那时社会习俗来说，确是不简单的事。
以后，部队向子长北区、横山方向行进。在两县边境附近(地名记不清了)，碰到了小股敌人。那天雾很大，对面看不清人，一个敌军官骑头毛驴率领十几名敌兵迎面撞来。当即被走在前面担任尖兵任务的马佩勋班全部缴械。据俘虏自称，他们是在排长带领下来这里催收捐款的。大队上来后，队长拓克芳认出敌排长是他的清涧同乡，又是过去的同学，随即下令归还了缴获的全部的人枪，并将他们放走。这种无原则的行动，引起了战士的不满，战士纷纷质问，拓克芳也讲不出更多的理由，其他领导也不做声。那时，部队民主空气很强，大家立即在一个核桃林里开会，士兵委员会认为拓克芳犯了错误，决定撤销他的队长职务，对黄子文无原则的让步进行了批评，也撤销了他的政委职务。选举阎红彦、杨仲远担任大队长和政委。此事发生不久，陕北特委和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并派一批共产党员和老战士，如马云泽、强龙光、侯风孝、侯风来、赵福昌、李维均、郭克本等充实游击队。游击队领导的更换和力量的加强，进一步壮大了部队的声势，也招来敌人的注意和进攻。
寨儿山战斗。部队连续北进中得悉井岳秀派部下姜梅生的一个营，准备向我攻击。我们前进到苏家河，碰见了原在吕梁山区的烟商武装肖永胜、张福才的七、八十人的部队，大家是老相识，见面后都很高兴。阎红彦等领导人和他们商量联合打姜梅生的部队，肖永胜欣然同意。两军选择了姜部追击我们必经的寨儿山一个隘口埋伏起来。不久，姜果然带队冲来，进入我伏击圈后，肖部在前面阻截，我部在后面猛冲，很快打垮了这营敌军，消灭敌人一个连，缴获枪枝弹药和一批骡马牲口。部队群情振奋，斗志极为高昂。
玉家湾和瓦窑堡战斗。寨儿山告捷之后，部队东进到子长县南沟岔，在这里遇见师储杰和他的队伍。从此，师部和肖部一样，跟随游击队一起行动，部队声威大震。
一天，我们游击队到达离瓦窑堡不远的一个村庄。地方党组织的同志送来情报，说玉家湾驻有敌骑兵一个排，并告诉了我们敌人的住所和哨位。这时，三家队伍合计有二百多人：师部近一百人，肖部七、八十人，我们七十多人。经过商量，决定联合消灭这个骑兵排。于是，队伍连夜急奔玉家湾，拂晓时发动突然袭击。敌人还未起床，很快被我全部歼灭。缴获长短枪三十余支，战马三十余匹，都是一色白马，三家队伍分享了这些战利品。
玉家湾战斗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部队士气。这时，群众因不堪敌军的扰害，纷纷要求我们打瓦窑堡。我们分析了敌情，接受了群众的请求。原打算穿上敌骑兵的服装，设计赚开城门，但由于在玉家湾战斗中漏网逃回的一个敌兵，已向瓦窑堡守敌报告了情况。另外，路经吴岱峰同志的家时，正值吴弟娶妻，吴老太太强留我们吃喜糕，耽误了时间。我们刚到城边，敌人就开枪射击，激烈的战斗开始了。群众见打瓦窑堡，自发地站在山头上给我们呐喊助威，这一行动弥补了我们战前的缺陷。一时枪声呼啸，喊声冲天，敌人极为惊慌。战斗约在上午八、九点钟打响，下午一点左右我军攻占了外城。但是瓦窑堡还有一个内城，又叫米粮山，敌人退守内城，死命抵抗。为避免过多的消耗力量，我军无意强攻内城，于下午六点左右，部队主动撤退。这时，敌已成惊弓之鸟，不敢出城追击。这一仗对陕北敌军震动极大。
雁门关战斗。撤离瓦窑堡后，游击队和师、肖两部一起，转战到雁门关(又叫蛇顶山)。驻在延安的高双成闻讯后，派他得力的战将张采芹率领十二个连向我进击。这时，原在山西的另一批烟商武装杨鼎、杨奇、贺得胜等部相继投向我军，各部合计约有四百多人，准备在此伏击敌人。但没有料到高双成来得这样快，我们正在一个山沟里吃饭时，敌军就赶到了。部队未能及时展开，地势也不利。肖部倒很能打仗，肖永胜又是有名的神枪手，他在前面阻击，弹无虚发，接连打死打伤为数不少敌军。可是，不久他就不幸中弹牺牲了。肖在寨儿山、玉家湾、瓦窑堡战斗中英勇善战，出力很多，和我们游击队合作得最早最好，在部队中威信很高。他牺牲后，全军失声痛哭，肖部的人心却有所动摇，并影响到其他的部队。这时，敌人乘机反攻，我军被迫撤退。这一战斗对敌虽然杀伤很大，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我们受到一定损失。除肖永胜外，张福才、杨竹箴(在杨鼎部工作的党员)等同志也阵亡了。最后清查人数时，原队长拓克芳和原政委黄子文不见了。后来得知拓克芳到宁条梁被张庭芝杀害，黄子文返回陕甘游击队去了。
野鸡岔遭遇战。部队在雁门关战斗后，继续西向南梁行进。在离野鸡岔村(靖边县属)约五里的途中，前哨尖兵马佩勋、郝金标与敌尖兵接触，发生战斗。战士郝金标是个神枪手，他第一枪就打死了敌连长，接着双方都竭力争夺山头，抢占阵地。可是敌人因连长被我击毙，一时失去指挥，动作笨拙而且慌乱，刚上至半山腰，就被我全部消灭，缴获长枪三十多支。接着乘胜占领了几个重要山头阵地。敌后续部队赶来后，占了另一个山头，地形对他们不利，在我攻击下，敌人抱头鼠窜，仓惶溃退。战斗结束后，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系张庭芝派来的一个营，妄图阻我西进南梁。这次战斗，我们虽未全部消灭敌人，但已给张庭芝部以严重打击，教训了其他敌军，打通了到达南梁的道路。
五、南 梁 会 师
野鸡岔战斗后，我们通行无阻，经过旦八寨时，寨内民团根本未敢露面。于一九三一年秋末，终于到达陕甘边的南梁，与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的陕甘部队胜利会师。
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时，就曾说过，入陕找到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我们的斗争就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对战士也经常进行与西北红军会合的教育。因此，战士们都知道刘志丹、谢子长两同志的名字，知道他们是陕甘革命武装的领导人，对他们既尊敬又信任。同陕甘革命武装会合是我们西渡黄河的目的，也是战士的心愿。所以到达南梁后，完全忘记长途行军和战斗的疲劳，在南梁附近林锦庙召开会师胜利大会时，大家尽情的唱呀跳呀，沉醉在无比的欢乐之中。
南梁会师，胜利实现了山西、陕西两省党组织指示晋西游击队实行战略转移的正确决策，使一批烟商武装获得了新生，走上革命的道路。三支部队合计一千余人，这就大大加强和巩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又使部队有了更可靠的依托和坚实的群众基础。这一千多人是后来的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基础，也是改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和红二十六军的主要成份，是西北红军创建时期的基干力量。这支部队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推动西北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宋易风整理 一九七九年十月)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