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一九三二年，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对我南方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疯狂的第三次“围剿”。与此同时，陕西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也加强了对活动于陕甘边一带的革命武装——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的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在山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在栒邑(即旬邑)县职田镇北三家原，改编西北反帝同盟军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同年十二月，在耀县马栏北杨家店子转角，又以陕甘游击支队为基础，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进而创立了照金根据地。在这期间，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严重打击了国民党在陕甘边一带的反动统治，推动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发展。但是到一九三三年五月，担任中央北方局代表、陕西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顾刘志丹等同志的反对，强令部队离开照金，南渡渭河，结果在商洛地区失败。我当时是后勤工作负责人，亲自经历了这一斗争的历史过程，现就记忆所及，略志于后。因时隔太久，我的回忆难免有差误，尚望知道情况的同志，予以补充指正。
　　一、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
　　陕甘游击支队的经过及其活动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四日，在陕西省委领导下，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旬邑县职田镇北三家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是日，在三家原细嘴子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广场上搭起了彩棚，红旗遍插会场四周，迎风招展。三家原附近的群众和红军战士数千人参加了大会，真是盛况空前。出席会议的领导同志有谢子长、刘志丹，省委代表李杰夫、荣志卿，旬邑县代表帝武伯昌。大会首先举行了授旗典礼仪式。授旗人是帝武伯昌，迎旗人是谢子长总指挥。旗帜为镰刀斧头战斗红旗，式样有三种：一号大旗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总指挥部”，授予总指挥部；二号旗较小，授与大队；三号旗最小，授与中队。帝武伯昌头戴礼帽，身穿芝麻呢制服，先在大会上讲话。接着谢子长、刘志丹等五、六人也讲了话。这个大会既是授旗典礼大会，也是动员大会，即动员西北的工农大众向三座大山宣战的大会。大家兴高采烈，士气高昂。红军战士的脖子上戴着红领巾，战马的颈、尾挽着红绸子，整个三家原广场一片通红。陕甘游击支队的建立，开始了红军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陕甘游击支队组成后，立即进行了组织上的整顿。成立了队委会，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队委会的成员由党员大队长、大队教导员和战士党员代表组成。谢子长任书记，第一副书记是刘志丹，副书记有李杰夫、荣志卿、帝武伯昌等，队委委员有阎红彦、雷恩钧、程玉清、胡庭俊、党义山、强龙光、赵启明(兰田)、马云泽和我等共二十几人。同时明确规定，今后部队行军、打仗和干部调动等重大问题，都要由队委会决定。这一组织的建立，显示了红军与旧军队的本质区别，奠定了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
　　陕甘游击支队组成后，喜讯接连不断。经过西安地下党的工作，在杨虎城部任军械处处长的我地下党员史维然同志，给红军送来一大卡车弹药，直驶到与三家原隔沟相望的杨坡头。战士们每人分到两袋子弹，真说不出有多高兴。第二天便开始了战斗行动。支队从三家原直捣职田镇，抓了唐碧武等八个土豪地主。这几个人欺压群众，民愤极大，当时就枪毙了。二月十六、七日，在杨虎城部队任营长的我地下党员李明轩，从张合镇的驻地派人给谢子长、刘志丹送来一封通报军情的信。内容是：明天拂晓，我奉命攻打你们，请做好准备，选择有利地形，好好打。谢、刘二人当即率领部队，在杨坡头一个乱葬坟隐蔽起来。次日拂晓，李明轩率该营和旬邑县反动民团进入我伏击圈。战斗一打响，李扔下全营掉头就走，使我们很顺利的全歼了这股敌军，毙俘几百人。这次首战告捷的战斗，提高了红军的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凶焰，红军威名从此大震。
　　以后，红军继续游击作战。先到宜君县的焦家坪，包围了宜君民团。在我军声威震慑下，不费一枪一弹，缴枪一百多支。接着，下义释村，打跑了胡三的反动民团，随后又下耀县，进驻香山寺。香山寺为陕西名寺之一，经过历代修建，寺院从山沟一直盖到山顶，庙宇宏伟壮观，颇有气魄。但寺中和尚极为反动，处处与红军作对，给红军带来很多麻烦。寺院拥有大量土地，长年雇工剥削，并养有一百多头牛，一千多只羊，囤积大批粮食，积有很多金银财物，仅和尚抽的大烟灰筒就有好几百筒。而周围的群众却极为贫苦。红军进驻寺院一周，把寺院的土地、粮食、牛羊和衣物，没收来分给附近的贫苦农民，深受贫苦农民赞扬。部队离香山后，刘志丹同志带一、二十名同志和一些伤员去西安，同行者有胡庭俊、杨鼎、强龙光、高鹏飞等。伤员后经省委转送上海治疗，志丹同志则到省委学习，不久又返回部队。
　　一九三二年四、五月间，部队北上到南梁二将川活动了一个时期。以后继续北上，扬言打安定，实则打保安，但因敌援军赶到，未能攻克。部队撤回南梁二将川，经墩儿梁，转移到八卦寺、油坊头一带，未及休整，又开始南下。先打鸡子陷孙友仁部，未打下。再打交道原鹰儿窝，打跑了陈卓武，收了一部分枪。紧接着，去攻打宜川的临镇。
　　临镇驻军是井岳秀部张瑞楼(又名张子英)营。当时我们共四个大队(相当营)，两个骑兵连，一个警卫连。按兵力，我五倍于敌，消灭张营毫无问题。但由于二大队领导人贻误战机，临阵脱逃，使本来已成瓮中之鳖的敌人逃掉了。战斗经过是这样的：刘志丹同志在临镇南原指挥所，命二大队迂回包围敌人，待二大队枪响后，全军发起总攻。那天晚上，各大队分别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了攻击准备，单等二大队的信号枪声。但一直等到日上三竿，仍无动静。这时，敌人发觉了我们的企图，立即组织突围。二大队一见敌人冲了出来，掉头就跑；其他三个大队在东、西、南三面，追之不及，让敌人跑掉了。二大队在敌人的猛烈冲刺下，一撤再撤，一直撤到了保安县的狗头山与永宁山之间，又遇到地方民团和井岳秀、高双成部队的堵截。这时，二大队长竟撂下全队二百多人枪不管，只身化装逃走，致使二大队遭受很大损失。该大队领导贻误战机，临阵脱逃，引起部队极大愤慨。刘志丹同志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评。
　　此后，部队南下黄龙，又到韩城的石头和合阳的北良镇，收了一部分枪。接着过芝川，绕韩城，插到了禹门山口的西原村。这里是国民党部队旅长杨相芝的家乡。我们收了民团的一些枪枝弹药，分了杨家的粮食给当地贫苦农民。敌人闻讯，急调一个旅从玉山、香山方向向我进攻。因敌强我弱，立即退却。在敌人炮火轰击下，十头驮武器的骡子，先后受惊，掉进山沟里，把缴获来的武器全都丢失了。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部队到达甘肃合水的塔儿原，稍事休息，便北上二打保安，仍未攻克。部队又撤至保安以北的顺宁川，再南渡洛河到瓦子川，在墩儿梁打了一仗后，转移到了八卦寺。这时，谢子长也负伤了。由于连续作战，部队伤亡消耗很大，又不能及时补充，一时陷入枪无弹药、人无衣食、马无草料、伤无医药的困难境地。又因流行伤寒病，很多人病倒了。加之阴雨连绵，真是不胜其苦。
　　为了克服这一严重困难，部队在南梁莲花寺召开队委扩大会议，分析当前形势，研究今后对策。当时议定由谢子长带领二、三十个伤员到葫芦河边崖哉窑子民团团总陆学贵处养伤；刘志丹等带八十多名先锋队和四十多名老战士，在合水县段家庄附近梢山活动；阎红彦、杨仲远带四十八个骑兵去渭北、三原一带，通过渭北特委向省委汇报，请求帮助。
　　会后，我跟随阎部骑兵大队活动。一天，行军到渭北小邱，杨虎城部以一营兵力向我们进攻。由于我们兵力单薄，只得退却，敌人穷追不舍。我们翻了几架山才摆脱了他们，回到了照金根据地。旋又走到耀县西部临底镇旁边的石窑村，当夜召开会议，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通过了西进的决定。于是连夜出发，绕过临底镇哨兵，直奔马栏方向。部队上了临底镇和马栏的分水岭——老爷岭后，在山上的石佛爷庙休息。偶然间，隐隐约约听见了脚户驮队过山串铃的声音，脚夫唱着山歌，打着响鞭正催马上山。说话间，这个驮队就到了跟前，竟有四十多头骡子，每头骡子都驮着四个箱子。经检查发现箱子内装着值钱的物品，还夹杂有大量的烟土。这个驮队是当地军阀和商人合伙的，我们全部缴获了这个驮队，然后队伍急进，经杨家甸子到达中部县(今黄陵县)的建庄。这里住一个地方民团，团总叫何世兴。我向阎红彦建议送给何一些货物换他点东西。阎同意后，我用他的名义给何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鄙军行军至此，缺少枪弹、西药等用品，如方便的话，请予帮助。何世兴接信后，果然送来了枪弹、猪肉、豆腐。这真是“有钱能使鬼上树”。在此休息一个星期后，又到了小石崖。照此办法送了小石崖另一个团总罗连城一些东西。罗给了一千多发子弹和西药、布匹、手电筒等物。在这里，又休息几天。部队经过休息，士气高涨。一些伤病员也分别放在罗、何两处休养。然后部队返回根据地，住在甘肃合水县古城塔儿原一带。
　　我们缴获驮队的一批物资，帮助红军渡过了暂时困难，并用它换回部队一些急需的军用物资，还分送给一些地下党组织。刘志丹同志对此曾说：“骑兵大队为部队做了一件好事。”以后，志丹同志又给我们调了四十个老战士，并将神府苏区派来的王兆祥等二十四名战士，交给骑兵大队。从此，骑兵大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二、红二十六军的组成，照金根据地的开拓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杜衡以北方局特派员和陕西省委书记的身份来到部队。他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基础上，改编红二十六军。杜衡一到部队就以钦差大臣自居，夸夸其谈，主观自负。他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排挤打击老干部，成立了秘密队委，从而给二十六军带来了潜藏的危机。
　　十一月某日，在杨家店子转角举行了红二十六军成立大会。大会由杜衡主持，宣布了二十六军的组成，并举行了授旗仪式，谢子长和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杜衡自兼政委。但当时军一级只有番号没有正式建制，师一级也没有正式建制，只成立了一个红二团，王世泰任团长，汪锋任政委，下辖三个步兵连。红二十六军还有一个骑兵连、一个政治保卫队、一个少年先锋队和一个随营学校。吴岱峰任随营学校校长。共计五百余人枪。年青的红二十六军当时的力量还较小，但是他的组成，声震遐迩，是西北红军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红二十六军组成后，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大力协助地方工作，为创立根据地而斗争。在焦家坪战斗胜利后，就以耀县照金镇为中心，开辟了西北第一个山区根据地。以照金薛家寨为依托，北抵耀县之香山、临底镇、庙湾、柳林镇，南达淳化县的杨柳坪、小邱镇、北梁，东至陈家坡，西到旬邑县的安子坬、七里川、石门关一带，纵横百余里。这里山大林深，交通闭塞，群众条件好，党的力量较强，革命影响较大。我们通过努力宣传和坚持不懈的工作，很快的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起赤卫队、贫农会、少先队、妇女会等组织，进行了抗粮、抗捐、抗税的斗争，根据地一天天巩固发展，红军也迅速扩大起来。当时陕甘特委在这里，秦舞三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青委书记，李妙斋任后方游击队总指挥。
　　杜衡来到红二十六军后，做了许多坏事。其中之一是利用士兵委员会的名义，在杨家甸子召开会议，发起了一个名为整军，实为整人，主要是整领导干部的运动。这个运动前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斗争了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给他们扣上“打骂士兵，军阀主义残余”等帽子。还借口他们工作不力，用《苏武牧羊》的曲调编了一个讽刺歌子，让战士唱。迫使谢子长、阎红彦离队他去。这就进一步加深了红二十六军的危机。
　　谢子长、阎红彦被迫离队后，刘志丹同志接任红二十六军总指挥职务。红二十六军以下依然未设立师一级建制，王世泰和汪锋仍任红二团团长和政委；另增设了一个步兵连。除此还有红一团，团长张仲良，政委郭秉坤；随营学校有学员二百多人，校长仍为吴岱峰；少年先锋队约近二百人，队长是党林书。杜衡这时大搞分裂，撇开原队委会，另组秘密队委并酝酿南下，以至把红二十六军引上覆灭的道路。
　　三、南 下 失 败
　　杜衡到红二十六军后所做的又一件大大坏事，就是错误地迫使二十六军主力南下。此一举导致了全军失败的严重恶果。
　　一九三三年五月，当部队下到三原北边的二台村后，在嵯峨山上的一个小学开秘密队委会议。天黑后，部队吹紧急集合号，召开全军大会。杜衡首先讲话。大意是：部队今天要转移方向，南渡渭河，到商洛一带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其理由：一是商洛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二是南山富，北山穷；三是据南山可威胁西安，既能切断陇海路，又可与陕南的红二十九军会合，取得支援帮助，等等。接着志丹同志讲话，宣布行军序列：骑兵连前卫，红二团本队和随营学校居中，少先队押后；行军路线是横水镇，泾阳，高陵，然后南渡渭河上临潼山。会散就宣布出发。
　　部队开动后，先到横水，与地下党接头并找了向导。在此停留一个多小时，继续南进，经泾阳城东，到达高陵的渭河桥渡口。在这里收缴了反动民团的十几支枪，接着上船渡河。过河不久，杜衡借口要回省委，携带了二十两烟土、五十块白洋、一匹蓝绸子，骑上毛驴，离开部队到西安去了。不久，省委在西安开会失密，杜衡被捕后叛变了。
　　杜衡走了以后，部队继续行进。来到灞桥，适逢杨虎城部一个连正在上操，枪架在操场上。我们乘机收了他们的枪。这时，从灞桥开来十辆卡车，车上装载着毛巾、睡衣及保险刀等物。我们截获了这批汽车，并给战士们分发了车上的日用物资。杨虎城闻讯后，下令西安戒严；急调驻在渭华地区的警备旅，在各交通要道布防，阻我进路；并调商洛的一个团在南山坳口阻截；又以一旅兵力对我尾追。我们用缴获的汽车，载运近半数步兵，开到临潼山脚下的岔沟里，等全军到齐后，打坏汽车轮胎，全部上了临潼山。在这里我军与追击的敌军一个团发生激战。我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以急行军的速度，连续一天一夜，甩掉了敌人，到达了渭南县东关。汪锋等同志和地下党接了头，了解了情况，寻找了向导，略事休息，旋即进入秦岭。行经蓝田许家庙遇见拦截我军的民团，又折回口子头。这时敌人追上来了，我军被包围。在刘志丹同志指挥下，全军奋勇作战，终于杀出一条路，胜利突围。到了两岔河，敌人又追上来，我们打了一个埋伏仗，消灭了一些敌人，继之又在原子镇消灭了敌人一个民团，以后部队进入商县境内。刘志丹这时给商县霸龙庙民团团总李凌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军行军至此，粮秣、军火困难，请他帮助。送信时还给李一头骡子。李回赠了一些粮食和其他东西。部队继续行进，到达蓝田张家坪一带。 
　　这时敌已对我形成层层包围之势。尾随的敌人眼看赶上来了，情势危急！志丹看形势不利，在这里召开队委会。这次会议我参加了。会议决定：丢掉辎重马匹，轻装上阵，在强敌包围下，分成几个小组分散出击，保持实力。会议一结束，各自部署还未就绪，敌人就三路围攻，直冲上来。经过激战后，部队分三路突围，刘志丹、曹士荣率一路；汪锋、杨奇率一路；我跟随王世泰、吴岱峰的这一路。我当时负责红二团的军需供给，全军的钱财都驮在一个骡子身上。吴岱峰在前，我跟随在后，刚走几步，一颗子弹把骡子打死了，又一颗子弹打中我的膝盖。跟随我的修械工人王定超同志，急忙扶我上山，走不多远，又一颗子弹打中我的腹部，肠子都露出头来了。王定超赶紧用棉花、绷带给我缠上，又舍命把我背在山上的一个石洞里。这时敌军满山遍野，一片喊声。至此，红二十六军二团全被冲散，时间约在一九三三年的五、六月。
　　搜山敌人从洞前纷纷而过，但都没有发现我和王定超。局势稍平之后，王定超扶我出洞，找个沟渠帮我洗净身上的血迹。远远望去，还能看到吴岱峰等在隔沟对面山上活动的情景，夜幕降临之后，我俩沿山而下，到了蓝田县的万家汇村。整整一天，水米没有沾牙，肚子饿得咕咕叫。幸好我身上穿有一件狐狸皮背心，急忙脱下，让王定超拿去向村里农民换了两大碗面皮。正吃着，忽听村外响起枪声。还未来得及躲避，几个联保保丁就一哄而至，不由分辨，将我俩五花大绑，放在场房屋里走了。半夜无人，我悄悄对王定超说：“从今后，我化名井兆西，你叫我井师，不要说咱的真名字和身份，也不要说我是陕北人，就说我是凤翔人。敌人问你，你就说是杨虎城部队兵工厂的工人，岐山人”。
　　第二天早上，来了三、四个民团团丁，要把我们带走。因我负伤走不动，团丁就从农民那里要了一个毛驴，由王定超扶着，到了敌民团团部。一个姓李的团总对我们进行了三查六问。我们按照事先商定的口供一一作了回答。团总相信了，就向站在一旁他的二儿子李长虞说：“你把这两个工人送到你大哥李翰华那里去，叫他们修理枪，将来可以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民团驻地叫霸龙庙，团总的家就在对面山坡下的李家*（左土右佥）。从此，我就和王定超住在团总家里，一面养伤，一面修枪。过了两天，吴岱峰和高景春也来到这里，仍以“修枪工人”为名，征得团总长子同意，和我们一块住了几天。他二人避过了敌人的搜索，回陕北根据地去了。
　　这时，刘志丹、王世泰、曹士荣等同志，还有黄子文(他未参加南下，听到我们在南山失败遇险，前来营救)，住在李家*（左土右佥）对面青岗坪山上一个小庄子里。敌人开始搜山时，情况非常紧急，但后来就松弛了。敌陕西绥靖公署的通缉赏格令贴在我住的门前墙壁上。那上面说：一、报告刘志丹下落者赏洋一千元；二、拿到首级者赏洋二千元；三、俘获归案者赏洋三千元。可是刘志丹等同志躲避的那个山间小村，始终未被敌发现，因为得到了地下党和社会关系的掩护，比较安全。再者敌民团秘书薛生平，过去亦参加过渭华暴动，和志丹同志熟识，志丹同志这次脱险，也得力于薛的帮助。
　　我的伤势渐渐好起来了。一天，拄着拐杖在屋外练走步。忽然，看到川道里尘土飞扬，一队士兵荷枪而来。我立即意识到志丹同志的安全，马上写了个纸条，请一个农民迅速给志丹送去。不大一会，敌人果然包围了志丹同志所住的那个山间小村，幸而他们早已转移，敌人扑了个空后就撤走了。
　　刘志丹等同志决定离开南山回陕北根据地去，着人给我拿来两包大烟土，嘱咐我利用农民关系变卖，作为他们路上的活动经费。两包大烟共卖了三百多元。志丹他们买来了衣服及其他物资，化妆成行商小贩，一行四人(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曹士荣)，担了货郎担，背上行李包，拿着拨浪鼓，暗藏好三支手枪、四支驳壳枪(内有吴岱峰、高景春两支)，在地下党协助下，出南山，走渭南高塘原，过赤水镇，沿咸榆公路北上。行经洛川县黄连河时，在王世泰同志家里住了几天。然后顺咸榆路北上，到保安县安家沟曹士荣家及高家沟我小爷爷家住了几天。最后又顺乔山山脉南下，回到根据地照金——薛家寨。这一情况是我们重新会合后才知道的。
　　我在李团总家里住了四十多天，伤口基本好了，修枪的事也完了，准备离开这里。临行前，李团总给我们二人每人送了六两大烟土作路费，我们化妆成农民，顺大路出南山，先到了渭南县。在这里，我俩研究了一下回根据地的路线。当时有两种走法，一种是过临潼、高陵、淳化到照金。这条路虽近，但敌防守较严，沿途又无熟人，恐怕出事。另一种走法是，经西安，顺西兰公路西行，绕道进入根据地。这条路虽远，但比较安全。加上王定超在西安有亲属，便于掩护；我也想到西安找地下党的帮助。于是，我们便决定先去西安。
　　由渭南到西安一路还算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到西安后，住在王定超叔父(是个钉碗匠)家里。我把几天来想好的一个建议告诉王定超说：“你原来是兵工厂的，能不能再给咱联系一批修枪工人，一块到根据地去办咱自己的兵工厂，咱们那儿有好几百支破枪急待修理，王太吉起义后，还带去一百多支汉阳造花筒手提，没有枪托，也需要装配哩。”王定超欣然答应，并随即前去联系。没有几天，他竟然联系好了以惠子俊为首的十五名工人。有了人我当然高兴，但如何把这一批人带到根据地去，路费又怎样筹措，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决定赶快找地下党省委想办法。
　　但是，原来我只知道党的地下省委在西安，杨虎城部队中也有我们的党员。可我同他们没有组织关系，更不知他们住在何处，怎不叫人着急呢！一天，我心情不快的在街上逛游，忽然发现一个身穿蓝色阴丹士林长袍，头戴礼帽，足登皮鞋的人跟上了我。当时我心情有点紧张。他是什么人，为啥老跟着我呢？过了一会儿，那人赶到我前面去，折回身来把我拦住。我定睛一看，心头大喜，原来是红二十六军骑兵连指导员惠泽润！我俩亲切的握了手，边走边谈。我把招收工人，没有路费，想找省委的事告诉了他。他慨然应允帮助解决，并约定第二天中午十二时，派人在小保吉巷，和我接头商谈。
　　第二天，我准时到小保吉巷。和我接头的人姓张，因说话有点口吃，人称张半结子。我和他谈了许久，他答应了我的要求，并约定了取款时间、地点和方法。
　　又过了一天，我按照和张半结子的约定，到骡马市一家饭馆，找一个坐位坐了下来，向堂倌要了花生米、瓜子和茶水。没过多时，一个人走到我跟前说：“老兄，你给令郎定婚借的钱，我带来了，这是六十八元，九月底以前还我，不要失信。”说完把钱递给我，就走开了。我把钱点了点，果然是六十八元，中间还有一封我回根据地的介绍信。随后，我又到王家巷拜访了我的老师杜斌丞先生，他也给了我十八元路费。在我们离开西安的前一天，在大街上还碰到康建民，他是南山失败被俘后，在西安大营盘里当号兵，我们交谈后，决定一块回根据地去。
　　大约在七月中旬，我们从西安出发了，一共十七个人。现在能记得起名字的有：王定超、康建民、惠子俊、曹富贵、桂生芳、康天元等。我化妆成学生，其余都是工人打扮。每人背着一个工具包，装着鎯头、钳子等工具。事先约定，如果路上有人盘问，就说是去甘肃天水兵工厂做工去。我们十七人分成三批，行进时拉开距离，逶迤西行。一路通过敌人许多关卡哨所，除了在永寿县监军镇被驻军盘查时，因康天元带着一个军号号咀，被敌拉去当了号兵，其余十六人均未出问题。到邠县(即彬县)后，我们遂改变方向，朝北疾行，不久就回到了根据地——照金。大约过了半月，刘志丹等同志从陕北回来了。康天元也从敌军开小差回来了。还有不少在南山失败后失掉联络的红军战士也相继回来了。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南山惨痛失败，损失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回到照金以后，在刘志丹领导下，深刻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积极进行了红军的重新组建工作。不久，红二十六军迅速恢复，红旗插上了陕甘边的最高峰子午岭。武装斗争的烈火，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大规模上，熊熊的燃烧起来了。
　　(柳峰整理 一九七九年三月)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