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道路 胜利的征程——随红四方面军转战鄂、豫、皖、川、陕、康、甘情况回忆
江波
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在家乡湖北黄安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当时只有十四岁。参军后，先在连队里当通讯员，后给徐向前、甘继时、周纯全等同志当警卫员，以后成了红军干部。当过战士、班长、排长、连指导员、军特务营政委(当时营叫政委)、团政委。从参军起，到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止，先后共八年，我跟随红四方面军，转战于鄂、豫、皖、川、陕、康、甘等地，道路十分曲折，斗争极其艰巨。事情已过去四十多年，但回忆及此，心潮起伏，每每不能平静。现就当年征程中自己的见闻，略述于后。
一、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和斗争
(一)黄麻地区武装斗争的发端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和“七·一五”，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坚决纠正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撤消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以瞿秋白为书记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了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武汉一带党组织在董必武同志领导下，先后给黄(安)、麻(城)地区派来了曹学楷、戴克敏、戴继仁、王鉴、王秀松、汪奠川、刘文蔚、桂步蟾、徐朋人、陈定厚、吴焕先、吴先筹、詹才芳、王树声、徐海东、周纯全、江粥清等同志，这些同志大多是念书人，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当工人的，他们都是黄麻地区人。有的曾在广州、武汉参加过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他们回来后，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深入农村，广泛宣传群众，动员组织群众，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深受农民拥护和欢迎。黄麻地区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就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全县十个区，二百一十个乡都成立了区、乡两级的农民协会组织。这些同志回来后，就使黄麻地区农协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并开始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和各级防务委员会，先后创建了八个游击队，大约几千人。从此，黄麻地区的革命运动，就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
(二)黄麻暴动、工农民主政权的初创
一九二七年十月，湖北省委派潘忠汝、王志仁、吴光浩、刘镇一等同志，组成了中共黄麻特委，后来改为鄂东特委。在特委主持下，十一月初，黄麻两县党团骨干在七里坪举行会议，作出举行暴动，攻打黄安城的决定，并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李先念、王树声、陈再道同志也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在十一月十三日晚上，调集黄麻两县八个游击队和农民自卫军数万人，发动了“黄麻起义”。起义军在总指挥部的率领下，英勇奋战，于十一月十四日晨四时—举攻克了黄安县城，活捉了伪县长何守忠，占领县城二十多天，建立了鄂豫皖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苏维埃(即工农民主政府)。在庆祝胜利的大会上，奉命成立了鄂豫皖地区第一支人民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下辖一、二路军。潘忠汝同志任鄂东军总指挥兼一路军司令，戴克敏同志任鄂东军党代表兼一路军党代表；吴光浩同志任鄂东军副总指挥兼二路军司令，刘文蔚同志任二路军党代表，王树声同志任二路军副司令。
“黄麻起义”的胜利，引起反动派极度恐慌。十二月五日晚，武汉国民党派遣一个师突袭黄安县城。在我寡敌众的情况下，经过浴血奋战，退出县城。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七千余人，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转移到黄陂木兰山，改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四月，第七军重返黄麻地区，七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中共鄂东特委提出：“学习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建立“柴山堡”革命根据地。就在这时，即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加入了江粥清、周纯全同志领导的游击队。
我参加革命说起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十四岁那年，我碰巧和一位不知身份、不知姓名的先生住在一间楼上。这位先生白天睡觉，夜间外出活动，回来很迟，引起我的好奇。我只知道他外出搞讲演，别的就不知道了。有一次，他半夜回来了，睡觉后讲梦话，讲得那样真实，听起来很清晰，他讲“咱们穷苦老百姓，要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夺天下，才能有好日子过。”我听了后十分惊喜。第二天，我问他：“先生，你白天睡觉，晚上出去，你是干什么呀?”先生说：“你还是个娃子，不懂得。”我说：“你夜里讲的梦话，我全听清楚了。”先生奇怪的追问：“你听见什么?”我便把他晚上的梦话一一说了。先生赶忙说：“千万不能给别人讲，这可是关系杀头的大事呀！“我连连点头。这时，在我的心里就起了要跟先生闹革命的念头，并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最初他没有答应，嫌我年龄小。后来经过我多次要求，他才答应了，并把我带到一个地方，说要进行测验，合格了才录取。先测验视力，让我看远方的东西，我看准了，又叫我闭上眼睛，他用手指在我的头部上下左右弹出声音，要我分辨，我又听准了；最后，叫我在烈日下跑了一个多小时，我又毫不费力的完成了。这一下他高兴的说，你被录取了，并随即介绍我参加了红军。可惜我至今不知这位先生是谁。
我们退出县城以后，学习江西井冈山的办法，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游击队白天上山，晚上下到村子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群众非常拥护，游击队不断壮大。那时，在黄安一带流行着许多群众自编的歌子，歌颂红军，歌颂游击队，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两首：“孤山野洼是我房，红芋花生是我粮，我为穷人谋解放，地主土豪骂我的娘”；“小小黄安，人人称赞，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为加强游击队的武器装备，我们在武汉地下党组织的紧密配合下，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从汉阳兵工厂购买武器，主要是驳壳枪。路途上为避免敌人发觉，想了很多巧妙的办法。比如，把买好的枪枝，藏在棺材里钉好，假借往乡下送灵的样子，一站一站地转运到根据地。另一方面，发动群众，抓住有利时机，打击地主民团，缴获他们的武器来装备自己。就这样不断发展游击队，壮大武装力量。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我们还对武汉国民党可能的反革命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在从根据地到武汉方面的各个山头上，都立起了作为特别标记的树标，只要发现武汉国民党有什么动向，从前到后所有树标就一个一个倒下来，我们很快就能得到情报，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巩固了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一些通讯联络办法，使敌人也很吃惊。由于深入开展了土地革命，发动了群众，壮大了革命武装，在黄麻地区除县城被敌人控制以外，广大乡村实际上全控制在我们手中，弄得敌人狼狈不堪。
(三)鄂东、豫南、皖西根据地的创立
一九二九年秋天，在黄麻地区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的影响下，河南商城和安徽六安一带人民也组织了武装暴动，创建了豫南根据地和红三十二师；皖西根据地和红三十三师。这两个师与鄂东的红三十一师，统属于红十一军。一九三○年四月，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汇合后，正式改编为红一军。许继慎同志任军长，徐向前同志任副军长。此期间，在徐向前等同志领导下，红一军活动在京汉、津浦铁路的两侧，经常出击，消灭敌人，革命力量不断壮大。
同年冬，红一军改编为红四军，三个师分别改为第十师、十一师、十二师。我所在的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王树声，政委戴克敏，主要是鄂东特委后方总预备队改建扩充而成，武器装备较好。团下编制设几个连，没有营这一级。我在团部担任通讯员。第三十团团长是方纪燕，政委是詹才芳，装备以长矛大刀为主，比较差。
(四)红四方面军成立，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一片，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在红四军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上，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湖北黄安县七里坪檀树岗召开大会，正式成立第四方面军，徐向前同志担任总指挥，陈昌浩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七十三师。这时，湖北黄麻、豫南、皖西三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处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南依长江，北临淮河，东靠津浦铁路，西接川陕边界，地势险要，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我们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有利时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红军和根据地都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先后取得了粉碎敌人一、二、三次“围剿”的胜利。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红军第二次攻克黄安县城，并将黄安改为“红安”。随后，张国焘也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五)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
张国焘到后不久，就把出击在平汉、津浦铁路一带的红军全部拉回来，集中到根据地，开始了所谓的“肃反”斗争。这是一次以清洗所谓“改组派”、“AB团”、“国家主义派”为中心内容的“肃反”运动，完全搞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许多人昨天还是英勇善战的好同志，今天就被随意扣上什么“改组派”、“AB团”、“国家主义派”的大帽子，揪斗拷打，以至杀死。张国焘也大讲什么“阶级路线”，说什么“要让真正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担任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有点文化知识的都“不可信”，把这些同志说成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最危险的分子”。抓人揪斗，搞逼供信的刑法十分残酷。吊打，灌辣子水，坐老虎凳，枪毙等，而且逐级株连很多人，上自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下至班排干部，层层揪斗，人人过关。其实在当时，大家连什么是“改组派”、“AB团”和“国家主义派”都不清楚，就这样残杀了不少同志，有的被活活整死，有的是被枪杀。我当时是徐向前同志的通讯员，连我们的方面军的参谋长潘国富同志也被整死了。在这场所谓的“肃反”斗争中，有点文化识点字的同志，几乎都遭受到残酷的迫害，以至后来弄得部队连一个能看懂命令的人都没有了。因此，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大伤了部队的元气。
正当此时，蒋介石国民党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十月二十日左右，在石贰一仗，没有能打垮敌人的“围剿”，红四方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大本营红安县七里坪，开始了向川陕边境的转移。
据我后来所知，当第四方面军主力转移时，在大别山地区留下坚持斗争的武装力量，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底，遵照上级党委指示，由吴焕先同志担任军长，徐海东同志任副军长，在红安县七里坪檀树岗重建红二十五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奉命长征北上，一九三五年秋胜利到达陕北；一九三五年二月，鄂豫皖重建红二十八军。一九三七年十月，红二十八军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一九三九年春，中央派李先念等同志到鄂豫皖地区开辟工作，同年十一月中旬重建鄂豫皖边区党委，随后将边区各路抗日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一九四一年一月，鄂豫挺进纵队又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同志任师长。一九四六年六月，新四军第五师突围以后，在天台山区坚持斗争的同志，于同年八月在七里坪杨家洼成立游击队，坚持游击战争。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同年九月十二日，红安游击队在七里坪二里朋与刘邓大军会合，于九月十五日成立了红安县人民政府，革命武装斗争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
二、向川陕边界大转移
(一)经河南入陕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日，红四方面军开始向川陕边界转移，经大悟县四古墩，到孝感小河寺，到广水过武胜关，抵湖北枣阳打了一仗。这时武汉国民党的中央军陈诚、胡宗南(当时是中央军第一师师长)都追击过来。王宏坤在这次战斗中负伤。后来第十师代理师长由少年国际团团长曹光南同志担任(曹光南同志进陕后，在长安县太乙宫战斗中牺牲)，政委是周纯全同志。我当时在第十师师部通讯队当排长。
我军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陈诚、胡宗南一直尾随追击，前面还有湖北襄樊敌人堵截。我军转战到老河口，又到湖北中强地区，再进河南南阳一带。在这里遇到河南军阀、伪省长刘振华的部队。因刘振华有意保存实力，不敢与我正面接触，只在后面打炮。我未经大的战斗，便胜利进入陕西。
(二)两次翻越秦岭
入陕后，我军先到商南、洛南，而后到达丹凤县的龙驹寨，准备从这里经漫川关到镇安，再由宝鸡以西北上陕北。可是，我先头部队在漫川关与敌血战一天，未能通过。乃改变路线，翻山越过秦岭，直出关中，到达汤峪、太乙宫、子午镇一带。这时候，胡宗南的部队已经从武汉乘火车抢先赶到西安，与杨虎城的部队汇合一起，堵截我军。我军与敌激战两天，吃掉了杨虎城的两个团，俘虏一千多人，还从缴获的物资中，解决了部队的一部分过冬服装。
第三天，胡宗南、杨虎城的部队大举反扑。我四个师被分割在子午镇和太乙宫两边，处境十分险恶：东有刘振华的部队在追击，欲退不能；西北和正北方向，有胡宗南，杨虎城的重兵在堵截，欲进不得。在这关系我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军只好暂时放弃过渭河进陕北的计划，决定向南突围，沿秦岭西进至户县、周至一带，再翻越秦岭去陕南。这次突围进入秦岭以后，全军同志十分艰苦，日夜紧急行军不说，还缺吃少穿(棉衣等冬装不足)。部队从山区老乡家里买些洋芋，但又不懂得怎么吃，就生着往嘴里填。后来徐向前同志才给大家讲，这东西要烧着或煮着吃。记得有一个晚上，就过了七十二条河沟，现在已说不清这些河沟的名称了。又一夜，在天将拂晓通过一个峡谷川道时，遭到山头上地主民团的袭击。我们急于赶路，无心恋战，先做工作，说明我们是工农红军，不是土匪，你们要多少钱我们就给多少钱，买一条路过去。民团根本不听，硬是要打，用巨石拚命往狭窄的沟道里推，使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派了一支队伍，摸上高山，消灭了民团，才打开了去路，继续前进。到了城固县的小河口一带，又遇上国民党三十八军的两个团来打我们。指战员奋勇还击，在神仙村附近歼灭了敌人。全军就这样挨冻受饿，边打边走，第六天头上，到达了汉中。
(三)泅渡汉江，翻越大巴山
总部决定从汉中和城固之间的柳林过汉江，向大巴山转移。但是，汉江上没有桥，沿江渡口的船只又全被敌人搞去了，只有泅渡一法。我英勇红军，在“三九”寒冬，冒着鹅毛大雪，一夜之间全部泅水渡过汉江，连徐向前同志和张国焘也是泅水过江的。时间大约在一九三三年的元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之间(农历腊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在渡江中，有经验的同志脱下衣服顶在头上，过去后马上穿衣服还比较好点；没经验的同志穿着衣服渡江，过去后衣服结了冰，冻的实在够呛。
全军渡过汉江后在向阳关休息了一天。大家搞来些稻草，架火把衣服烤干。军部下令，每人再带二、三斤稻草或麦草，准备过大巴山。大巴山一上一下二百多里路，坡陡路滑，地冻天寒，我们带的那点稻、麦草还真发挥了大作用。一路上，没有鞋袜的同志用它包在脚上防冻；遇见溜滑的陡坡，把它垫在路上防滑；夜晚宿营时，用它搭个棚子防寒。徐向前等首长，每天都是和战士们一起，在高山上临时搭苫的稻草棚子里过夜。尽管事前作了各种准备，但是仍然有不少同志连人带枪掉在峡谷里牺牲了；有些驮枪炮的牲口，也跌进深沟里摔死了。经过两天两夜的艰苦攀登，全军大约在元月二十五日(春节前夕)翻过了大巴山，到达了四川省的通江县。
三、川陕根据地的创建和斗争
(一)红军迅速扩大，川陕根据地建立
当时，四川被几个军阀分割统治，他们各霸一方，自立法律，自抽税捐，互相打仗。刘文辉在西康，田颂尧在川东北，刘存厚在万源，刘湘据重庆，杨森占万县，邓锡侯控制川西，国民党中央军不能进入四川。我们入川后，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得以迅速发展，先后占领了通江、巴中、城口、南江、宣汉、仪陇、万县等川东北的几个县。我们立住了脚后，就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得到四川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那时，我们只要一、二个人到农村集镇上宣传一天，就可以把一、二百人带到部队来。四川人民参军的热情极高，形成风起云涌之势，所以，部队得到迅速扩大。我们进川时的四个师很快扩大到四个军，第十师扩建为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第十一师扩建为三十军，第十二师扩建为第九军，第七十三师扩建为三十一军。一个军下辖三个师，原来的团扩建为师。一九三三年七、八月间，将原在当地的红军游击队(指绥定、达县游击队)扩建为第三十三军。这样红四方面军就扩大为五个军，人数由四万多发展到十几万。紧接着成立了川陕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川陕省委，根据地扩大到三十多县，包括四川的谅山、广元、巴州、剑阁、仪陇、昭化，以及陕西的镇巴、西乡、宁强、南郑等县的一部分。川陕省委书记开始是张国焘，后来是袁克服同志。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谁已记不清楚了。张德生同志当时在汉中，后来也在四方面军工作，是张国焘的书记(秘书)。
(二)粉碎四川军阀围攻的斗争
当时胡宗南屯兵在陕西西安、宝鸡一线，不敢进川。杨虎城纠集一部分力量在宁强、南郑一带向我“围剿”，被我击败。四川地方军阀为争夺地盘互相混战。我们则利用其矛盾，各个击破，谁先来进攻我们，就先歼灭谁。四川地方军阀人称“三枪队”：一杆步枪，一支大烟枪，一支旱烟枪。每次战斗，打到关键时刻，他们就要吸鸦片。我们就趁机发起进攻，一举歼灭敌人。后来，四川军阀停止了互相混战，联合起来对付我们。一九三三年四月，田颂尧、邓锡侯、刘存厚联合向我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围剿”。我们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先收缩兵力于通、南、巴大山里，等到有利时机，然后突然出击，把敌人打垮。就这样第一次“围剿”被粉碎，缴获很多枪枝，俘虏了很多士兵，有的放他回去，有的参加了红军。这些俘虏兵参加我军后，戒除了烟瘾，都成了很勇敢的战士。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底，敌人又联合二十万兵马，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我们仍采取上述战法，在大巴山一带，又将其打败。川陕根据地人民在这两次反“围剿”战争中，热情支持红军，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离开川陕根据地以后
(一)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
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月间，中央根据地第一方面军未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长征转战到金沙江。为了接应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全部西进，经广元、剑阁、梓潼到茂功，在夹金山之北与红一方面军汇合。当时，红一方面军经长途跋涉，和敌人进行多次的战争，部队减员很大，装备很差，缺少服装、鞋帽，生活极苦。头发都长得很长，看样子几个月都没有理发了。两军汇合后，大家都很高兴，召开联欢会，互相致敬，互相鼓励，欢乐的情景十分感人。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主动给红一方面军的同志捐送衣服、鞋子和各种物资。我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政委，团长是邹国厚。两军汇合后，决定继续长征北上。
(二)荣幸的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
我三十一团在千福山和敌人打了一仗，战斗结束后，部队跟随团长邹国厚北上出发了。我留下来把伤病员安排好，然后同警卫员和机关几个干部一同去赶部队。来到茂功一个村子，见村子的民房已被红一方面军全借用了，我们就在一棵大树下宿营。正准备用脸盆烧点开水冲炒面吃时，一方面军一个干部走过来，和我们联系，问明情况，又走了。不一会儿，那个干部又转来对我说：“毛主席叫你去会见。”我听了又惊又喜，饭没顾得吃，就跟着那个干部走。走了不多远，来到一家藏民住的小楼。藏民的习惯，一层楼圈牛羊，二层楼住人。我们两个上到二楼，就见到了正在办公的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三位首长热情的给我打招呼、让坐位。我刚在铺板上坐下，毛主席便亲切的问道：“你是哪里人?家里情况怎样?”我说：“我是湖北黄安人，家里很穷，四岁时父母被逼死，八岁给地主放牛羊，打长工，终年得不到分文，还得表兄给地主倒找几吊钱的饭钱。”毛主席说：“你家里很穷啊，穷人就要闹革命么！”接着又问：“你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现在多大了，担任什么工作?”我说：“十四岁参加革命，现在二十岁，在红四方面军工作，担任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政委。”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听了以后，都很高兴。毛主席鼓励我说：“你很年轻，当团政委，很能干么!要好好工作，为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为解放全中国而斗争。”这时，周副主席也十分关心的问：“团里有多少人?装备怎样，干部情况如何？”我回答说：“团里有二千多人，武器还不错，都是缴获四川军阀的，班以上干部多是鄂豫皖的，战士四川人居多。”我的话刚一落音，朱总司令就哈哈笑着说：“我们四川人也是很穷的，穷人就是要革命的。”接着毛主席说：“现在我们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汇合了，要继续北上，到陕北去，打日本，救中国。”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都反复讲了北上的意义，并叮咛我带好部队，好好干。这时炊事员送上饭来，三位首长都招呼我吃，我很不好意思。吃过饭后，毛主席叫人给我们找了住宿的地方。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继续前进，追赶部队去了。这次幸福的会见，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三)红一、四方面军同时过草地
我赶上部队后，渡过大渡河，准备过草地。这时部队划分为左右两路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率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一军组成右路军，由毛主席、周副主席、徐向前率领。我所在的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跟毛主席率领的右路军一同过草地。在草地共走了二十多天。草地真是个鬼地方，气候变化异常：一会儿是万里晴空，火红的太阳，晒得人昏头转向；一会儿又是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冰雹盖顶。走在干草地上还好一些，而走在湿草地上，踏上一脚，周围都颤动，一脚陷下去就拔不出来，就这样牺牲了不少同志。加上天上有国民党飞机整天跟踪轰炸扫射，地下有敌人少数民族骑兵不时来骚扰，你只要刚一宿营他们就来袭击。一次，我们刚到一宿营地，藏族部落的骑兵部队就出动好几千人来袭击。另外，缺乏粮食，每人每天规定只准吃一碗炒面。主要是依靠野菜充饥，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行军打仗，不少同志被饥饿夺去了生命。我们三十一团原有二千多人，过草地后只剩下一千多人了。我的马也给杀着吃了。我当时没有鞋子，在草地上行军，还要指挥打仗，很不得劲，就搞了一块生牛皮包在脚上。这东西走在干地方时，变得又干又硬，象刀子一样割脚，痛得受不了；走在湿草地上，它又泡的发胀，越胀越滑，很不是滋味。后来，我连裤子也没有了，怎么办呢？搞了一块牛毛织的口袋围在下半身。这东西很粗糙，长途跋涉，两条腿的夹当被口袋磨的稀烂，疼痛极了。全军同志都十分艰苦，而班长以上干部比战士更苦。干部要作战士的思想工作，行军中还要帮助伤病战士扛枪，更要指挥打仗。所以，班排干部牺牲的最多。
(四)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四方面军返回四川
当右路军到毛儿盖，左路军到阿坝时，张国焘耍阴谋，闹分裂，向毛主席争权，要当主席。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都不同意。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确定的，怎能让给张国焘呢？当时，周副主席是全军的总政治委员。两军汇合后，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张国焘还不满足，他诬蔑毛主席是右倾逃跑主义，说毛主席率领一方面军出发时二十万人，现在搞的只有几千人了。我的人马多，当然该当主席，这就发生了分裂。一天晚上，我们团正在松潘一带和胡宗南军队打仗，接到师部打来的电话，要我赶回师部开会。我很纳闷，赶到师部后，有人说：中央跑啦！中央发生分裂了。还有人说什么，是右倾逃跑路线等等。部队到了毛儿盖，毛主席、周副主席已经带上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团提前走了。这时有人主张去追打红一方面军，徐向前同志说：“这是党内分歧，共产党不能打共产党。”后来，我们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一军跟张国焘从毛儿盖二次返回草地进四川，过大渡河，到党坝。接着我十一师去攻打西康，没有打下，我也负了伤。以后又从党坝出发，翻过夹金山，到天全、娄山、荣陉、雅安一带。这时四川地方军阀同意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四川，陈诚、薛岳国民党军就合伙打我们，胡宗南也在陕西堵截我们。由于西康没有打下来，不能继续西进，进陕又不能，在四川又停不住。这时，毛主席从陕北打来电报叫我们北上，留在左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积极给张国焘做工作，要他北上。
(五)同二方面军汇合，再过草地北上
正当此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肖克等同志率领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根据地突围转移，于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长征到达西康甘孜，与我们四方面军汇合。红二方面军经湖北、贵州，渡金沙江，是很艰苦的。在汇合之前，领导上动员四方面军一些部队每个人打一双草鞋或者袜子，送给二方面军的同志。这时二方面军大约有二千多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肖克等同志，同朱德、刘伯承同志一起，给张国焘反复做工作，晓以大义，说明利害，要他服从中央决定，率军北上。最后，由于大势所趋，南进失败，敌人大军压境，迫不得已，张才同意了中央的意见，回师北上。于是，四方面军开始第三次过草地。
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红二、四方面军分三路北上。当过草地时，鉴于前两次的经验，事先做了充分准备，行进比较顺利。八月初，到达包坐地区。毛主席听说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非常高兴，打电报给张国焘，介绍北上路上的地点及各方面的情况。到九月中旬，二、四方面军到达甘南腊子口、哈达铺、岷县、临洮一带。腊子口的防守部队是伪甘肃主席鲁大昌的地方军，不能打仗，一触即垮。接着我们占领了岷县、临洮、通卫、达拉池。毛主席和党中央派人前来联系，又一次重申了中央的决定，要红四方面军坚持北上。可是张国焘野心不死，又耍阴谋、搞分裂，违抗中央决定，命令四方面军停止北上，西渡黄河。先头部队第九军、三十军、五军(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合编为第五军)从甘肃靖远附近的虎抢口，搭起浮桥先过了黄河。三十一军和四军没有来得及过河，敌机炸毁了浮桥，胡宗南的大军赶到，封锁了河口，渡河西进已不可能，剩下的两个军和第二方面军一起向陕北行进。在陕甘交界的同心城，与红一方面军汇合了。又在山城堡与胡宗南部队打了一大仗，歼敌几千人，然后到达曲子、环县一带。
(六)西路军的惨痛失败
西渡黄河的部队称为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大约有两万多人。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西进，说什么要在甘西建立根据地。并扬言要向新疆发展，打通国际路线。在张国焘错误路线指导下，西进的三个军，后来遭到极其惨重的失败，几乎全军覆没。西路军孤军西进，又缺乏补给，加上天气十分寒冷，已是阴历十一月天气，战士衣着单薄，部队打到兰州附近，我九军在古浪山和梨园口与敌人马家军五个旅以上的兵力打了几仗，苦战两天两夜，伤亡大部，被迫撤出。在河西走廊高台县，第五军被敌人包围，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同志牺牲了，敌人把董振堂同志的头割下来挂在城楼上。第九军余部和三十军约八百余人，由李先念和程世才同志率领，在祁连山一带稍事整顿后，进入新疆星星峡。后经斯大林同盛世才接触，党中央又派陈云、毛泽民、马明方等同志到新疆接应李先念、程世才等同志率领的部队，正式进入新疆内地。进入新疆以后，这支八百余人的部队积极进行空军、炮兵、电讯和医务学习训练，直到一九三八年，多数人由李先念同志带回到陕甘宁边区来，部分同志以后陆续归来。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技术兵种的基础。
(黄钟奇、邢振华整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