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战斗始末
吕仁礼
英雄战死错路上，
令我深怀董振堂。
猿鹤沙虫经世换，
高台为你著荣光。
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前夕，叶剑英同志作了《建军纪念日怀战烈(五首)》。其中这首《董振堂同志》的绝句，对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的西进和第五军军长董振堂烈士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既肯定了西路军的烈士是革命的英雄，又指出了西进的路线错误。
每当我吟诵叶老师这首七言绝句的时候，总抑制不住心头悲愤交织的感情，军长董振堂以及广大红军战士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壮烈情景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同时，右倾机会主义头子、个人野心家张国焘断送了二万多红军的严重罪恶，激起我切齿痛恨。
一九三五年，窃踞红四方面军领导地位的野心家张国焘，在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前，无视党中央关于保存和巩固川陕根据地的指示，擅自决定放弃幅员广大的红色区域，向西翻越夹金山到达少数民族边缘地区。在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后，他野心毕露，公开要夺党中央、毛主席的权。张国焘的梦想当即遭到毛主席的严厉痛斥。此后，他拒不执行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关于红军一致北上的决议，大搞分裂活动，悍然命令四方面军南下西康。同时，他策动红四方面军少数不明真象的人向红一方面军后卫部队开枪，以武力相威胁，企图分裂红军。这一极其错误的举动，引起广大指战员的义愤，正如徐向前同志所说的：“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呢!”毛主席看穿了张国焘的狼子野心，当机立断，迅速率红一方面军挥师北上，留下朱总司令、刘伯承同志在四方面军，以继续做张的工作。张国焘还逼着朱德同志反对毛主席。朱德同志对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分裂活动作了不调和的斗争，他回答说：“有猪(朱)则有毛(指毛主席)，猪身上是长毛的。”这个形象的比喻，表达了朱老总对毛主席的无比爱戴和坚决同毛主席并肩战斗、生死相依的决心，但对张国焘仍然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张一意孤行，强令部队南下西康地区，使部队遭受巨大损失。
一九三六年秋天，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经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反复斗争和说服教育，张国焘不得不沿着红一方面军的路线北上。
一九三六年九、十月间，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的腊子口、岷县和会宁一带。毛主席及时组织了陕北红军携带棉衣前来接应。但张国焘野心不死，有意对抗中央，在“打通国际路线”的幌子下，强迫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由于朱德、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劝阻，再由于敌胡宗南部队赶到渡口，将红四方面军拦腰截断，红四军、三十一军留在黄河以东；红九军、三十军和五军渡过黄河，向河西走廊挺进。
对这一军事行动，在当时情况下，广大指战员总以为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哪里知道是张国焘的独断专行呢！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实在是招致西路军惨痛失败的第一步！
渡河后，三十军和九军在一条山歼敌马家军一个骑兵旅，九军又在干柴洼歼敌近两个团。
由于张国焘背离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尽管西进初期打了些胜仗，但毕竟是战略上孤军深入，战术上违背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戈壁滩有利敌人骑兵活动，而我步兵行进迟缓。再加之天气十分寒冷，部队衣着单薄，没有弹药军需补充，地理条件生疏等等，致使西路军节节失利。在古浪县城，红九军首先遭敌骑兵突袭，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这时红五军由后卫改为前卫，从永昌县插上山丹、临泽、高台一线。
一九三七年元月一日黄昏，五军首先占领了临泽县县城，城内守敌兵力较弱，仓惶逃走。部队休息几小时之后，于第二天拂晓，军长董振堂率四十四团、四十五团、骑兵团(辖三个连)和特务团(辖三个连)总计三千多人，离开临泽，一举攻占了高台县城。军政治委员黄超带四十三团一千余人和军直属队约一千人留守临泽，全军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台留在临泽。
高台县守敌，除其正规部队一个骑兵加强连闻风逃跑外，地方民团不堪一击，近千人全部被歼，各种武器弹药都被缴获，生擒了伪县长和伪县府的所有工作人员。
五军占领高台县后，立即准备军需，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军民情绪十分高涨。因为五军大部人员冬衣还没解决，上级决定不仅要解决自己的服装，还要给九军、三十军准备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动全城妇女赶制棉衣，并召集了城区所有商业界和有钱户的座谈会，交待了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出钱支援红军。小商店的布按价出钱购买，缝纫商店也都组织起来了。对地主阶级则是征粮、征款。记得在文庙广场开了群众斗争大会，军长董振堂在大会上讲话，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并当场把大恶霸王天佑、王兆德、卢怀植逮捕了，枪毙了王天佑，分了卢怀植的当铺，还打开粮仓，给群众分了粮食。群众高兴极了，扭着秧歌和红军联欢，他们高声唱着：
太阳一出红霞霞，
黑河里的流水翻浪花。
高台来了共产党，
开了仓库分了粮，
人人欢笑喜洋洋。
打土豪，除恶霸，
劳动果实回到家。
党和红军恩情重，
高台人民永不忘。
我们在城里还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张贴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马匪军是人民的敌人！”“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等大标语。整个高台县城真是换了人间，呈现一派革命的新气象。
部队进城三天之后，敌马禄、马彪、韩起功三个旅约二万人，就包围了我们，并切断了与临泽县城的电话联系。
针对这种情况，我五军四个团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马上动员群众，加固城墙。办法是用木箱和木柜，装上土，把城墙加宽加高。还把木棍、石块、砖头、瓦片，集中在城墙上头，等敌人攻城时，推滚下去以杀伤敌人。
相持约一周后，敌人开始向我坚守西门外的四十四团发起攻势。西门外西北角距城墙五百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大碉堡，原是敌人的，我军攻占高台后，四十四团一个加强排守在这里。连同东关的一个大碉堡形成县城的两个门户。敌发起攻击后，全排战士固守这座碉堡和附近工事打击敌人，争夺战持续约一周时间，在城内部队支援下，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冲锋，并向敌进行多次反击，打死打伤敌一千余人，缴获敌人一部分武器。后因碉堡遭敌炮击起火，守堡战士二十多人，全部壮烈牺牲，碉堡失控了。
接着，敌人又向守卫东关碉堡的我四十五团一个连进攻。这个碉堡距城墙较近，比城墙还高，可以控制全城。所以敌人不惜以士兵作炮灰，在炮火掩护下，进行了数次猛攻，其伤亡难以计数。但由于敌众我寡，碉堡终于被敌占领。东、西两侧的大碉堡失守后，部队守城就显得更加困难，军长董振堂那高大身躯转遍了全城，命令部队进一步加强了工事。
这时，敌人也在集结兵力，伺机攻城。
高台县城墙是个大土围子，高不到两丈，顶上面很窄，只能走开两个人，只有单人的射击孔，很难组织火力，又不易隐蔽。东、西两个碉堡失陷，守城就更加艰巨。这时董军长指示我(我当时是骑兵团团长)说：“根据目前情况，东、西两碉堡被敌控制，城里活动困难。你团立即在北城墙挖一大洞，准备突围，和临泽部队会合，待机破敌。”我清楚地知道军长的意图。城北是一片荒草地，离北山不远，敌人力量薄弱，突围出去，可以防止敌人各个击破，保存力量。于是我迅速带领一个连挖了一个大洞，约三米宽，两米高，靠城外围留下薄薄的一层土，捅了个小窟窿眼，可以看到外面动静，等到突围命令一发，一脚可以踢开，并排两匹马或者三个人能够通过。洞挖好后，我报告了军长，并派人把洞子警戒好，等候命令。
这时，突然接到军政委黄超派人化妆送给军长的一封信，大意是：董军长，奉总部命令：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最重要的军事要点，如失高台，就要你军长的头。董军长接信后，凝视片刻，表情威严，立即在天主教教堂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宣读了来信，并命令大家：“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此时此刻，董军长思想是沉重的，态度是坚定的，他本来极为严肃的面容变得更加严肃了。会后，我们各自回去作了最后的一次动员，要求死守高台。这时部队的情绪犹如一团烈火熊熊燃烧，恨不得把敌人统统烧成灰烬！当时指战员的战斗口号是：人在高台在，与高台共存亡，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动员会后，积极进行了护城工作，骑兵团和特务团人数较少，守北城，四十四团守西城至南门，四十五团守东城至南门。各自为战，痛歼马匪军。
时间又过了三天，已是第二十天了。夜里，敌人开始拚命攻城了，他们从四周架设梯子一齐往上冲。我守城部队全体指战员在子弹极端缺乏的条件下，用手榴弹炸，刺刀捅，石块砸，把敌人打下去。敌人依仗人多，还有炮火的掩护，轮番攻城。我们手榴弹打光了，就用石块、砖头、瓦片向敌人打去，爬上来的敌人就用刺刀捅他个透心凉。就这样，敌人连续进攻了三个晚上，到第三天鸡叫时，防守西城的四十四团，因补入的高台新兵无战斗力，城被攻破，并向南发展。我虽然组织了数次反击，但缺少弹药，没有把敌人打下去。敌人进一步沿西城向南城乃至东城推进。城墙上和街上都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上午七时左右，军长把我从北城叫去，在东门楼上命令说：“要把东门守住，坚持到底！”他的眼里放射着愤怒的光芒，说完他就离开了。我立即带两个连到了东门，执行坚守东城的任务。到了这里，董军长已经壮烈牺牲了。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敏同志和军直机关几个人，坚守一座老财的院子，最后敌人放火烧了房子，杨主任等英勇殉职。战斗持续到十至十一时，全城剩余部队全部撤至东门附近，与敌短兵相接。巷战开始了，我们凭借每栋房子和敌人肉搏。当时我打算率骑兵团突围，但东门已被堵住，再返北门从挖好的土洞打出去更无可能。搏斗到约十二点钟，整个高台县城被敌占领，红五军至此受到致命损失，付出巨大的牺牲，我的头部也负了重伤。
据说，五军在最危急时刻，九军曾命骑兵师增援，中途被敌包围，几乎全师覆没。
五军在高台战斗的严重失败，主要是由于个人野心家、机会主义分子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造成的。再者，战略上孤军深入，战术上单纯防御，背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另方面，地理气候等诸条件均利于敌而不利于我。血的经验证明：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革命就发展就胜利；背离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
高台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红军烈士们，永垂不朽！
(黄钟奇整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