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一九三五年五月至七月，西北红军在中共西北军委和刘志丹同志指挥下，在陕北安定、绥德、清涧、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一带，转战约八百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解放六座县城，消灭国民党正规军三个整营又三个整连以及反动地方武装近二千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壮大了红军，使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为迎接中央红军，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五年前，陕甘边和陕北是被敌人分割开的两块根据地、两支革命武装，因而也就存在两个领导关系。陕甘边根据地和武装属陕西省委领导；陕北根据地和武装则受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至一九三四年底止，先后在陕甘边根据地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下辖一、二、三团及骑兵团；陕北根据地成立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下辖一、二、三团。各根据地还有相当数量的游击队。在革命斗争中，两支革命武装虽常有联系和配合，但基本上是各自进行活动的。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两个根据地的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同志在陕北安定会晤，分析了当时西北地区的斗争形势，并就统一两个根据地的领导、统一两支革命武装的指挥以及粉碎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的方针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二月五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家崄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根据谢子长、刘志丹同志的提议，通过了统一两个根据地的党政军的领导和反第二次“围剿”的作战方案，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前敌总指挥部。会议选举谢子长同志为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同志为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当时，谢子长同志病情很重，不能到职，西北军委和前敌总指挥部的领导工作实际上都是刘志丹同志承担的。二月二十一日，谢子长同志病逝后，刘志丹同志即为西北军委主席。
　　国民党反动派经过两个月的准备，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纠集了四个师十九个团共四万余人，以陕北根据地为重点，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具体部署是：北面为陕北军阀井岳秀的八十六师五个团，由北而南，对神木、府谷、佳县、米脂、横山、靖边、保安等县进行“清剿”；东面的晋军七十一师陈兵黄河东岸，其二○六旅于一九三五年四月西渡黄河，占据了吴堡、绥德一线；南面有敌四十二师四个团，由南向北，“清剿”宜君、中部、洛川、富县、甘泉地区；西面是马鸿宾的三十五师七个团，“清剿”甘肃的合水、华池、庆阳地区。刚从河南调来的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四个团，负责“清剿”绥德、清涧、安定、延长、延川、延安等陕北根据地的中心区。在战术上，他们接受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釆取分区“清剿”，围堵结合，驻点修碉，合并村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办法。为了加强“清剿”的力量，协调军阀之间的关系，监督各军阀的行劝，蒋介石还在一九三五年四月派毛侃率领的参谋团驻在绥德。
　　根据周家崄会议精神，西北军委向根据地军民发布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任务，要集中力量首先打击深入我根据地中心区的敌八十四师，以解除对根据地的威胁，号召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和人民群众紧急动员起来，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英勇战斗。同时，调红二十六军主力第三团和义勇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配合作战(红二十六军一、二团和骑兵团配合陕甘当地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五月一日，红二十六军三团和义勇军与红二十七军在赤源县白庙岔会师。当日举行了万人联欢大会，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都赶来参加，真是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刘志丹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点打击对象和作战方法。刘志丹同志特别强调两支红军会合后，一定要互相配合，搞好团结。最后他激励大家说：我们两支红军会合后，力量更大了，粉碎敌人的二次“围剿”更有把握了，仗会越打越大，我们的胜利还在前头，大家要齐心协力，互相学习，用枪杆子打出一个新局面。两支红军的代表也在会上表示了决心。会后，部队进行了深入地战斗动员。 
　　当时，西北红军名义上是两个军、两个师，实际上没有军的领导机构，两个师也只有师长、政委(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红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前敌总指挥部直接指挥各团。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义勇军约九百多人，红二十七军三个团共一千二百多人。与敌人相比，在兵力和装备上，敌人占明显的优势。但是，白庙岔会师后，使有限数量的红军形成了有力的拳头，加上红军有巩固的根据地，有广大群众的全力支援和游击队的密切配合，可以大踏步地机动作战。
　　首战吴家寨 解放安定城
　　白庙岔会师后，红军即转移到魏家岔、蜜蜂峪一带隐蔽待机。刘志丹同志和前敌总指挥部住在魏家岔。
　　第二次“围剿”开始，敌人自恃兵力多、装备好，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四月间，已陆续侵占了根据地内主要城镇，并妄图进一步扎点联线，逐步蚕食我根据地。安定、清涧一带有这样一句话：“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这两样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瓦窑堡的煤炭，更是敌人垂涎的。五月二日，敌八十四师一个营进占杨家园子，妄图维护清涧至瓦窑堡一线的交通，以保证掠夺煤炭。杨家园子座落在东西向的大川里，南濒秀延河，北靠墩儿山。墩儿山上有个寨堡，是全村的制高点。敌人派两个连驻在杨家园子街道两头，一个连驻在墩儿山寨子上。
　　前总获悉上述情况后，决定乘敌立足未稳之时，消灭这股敌人，命令红二十六军三团和义勇军攻占墩儿山寨堡；红二十七军一团和由各团抽调的骑兵，隐蔽于杨家园子以西，待红二十六军打响后，立即突入杨家园子，对敌形成钳形攻势，一举歼灭之；红二十七军三团到杨家园子以东，准备阻击由清涧增援之敌；二团为预备队。为胜利夺取墩儿山寨堡，志丹同志还由各团抽调了九十多名同志组成了奋勇队。
　　五月六日晚，部队按计划向杨家园子开进。志丹同志随红二十六军来到杨家园子东山上，亲率主要干部去前沿察看地形。发现敌人已把寨墙加高，两侧又是深沟，地形狭窄，兵力无法展开，如果强攻，红军会受到很大损失。志丹同志毅然决定改变计划，将部队撤回魏家岔。这时，我已按计划在天亮前带红二十七军一团和部分骑兵运动到杨家园子以西，距杨家园子只有几百米。陕北五月初的夜晚还是很冷的，特别是拂晓前，冷得人有点打颤，但每个同志都热血沸腾，静静的等待墩儿山上的枪声。我不时用望远镜向山上了望，总不见人影。我焦急地自言自语说：难道是走错了路，未按时到达？猜想之际，通信员送来了刘志丹同志的一张便条，大意是：老贺，根据山上侦察结果，寨墙高，工事坚固，不好打，我已带部队撤回魏家岔，你即沿川道撤到魏家岔，以后行动再定。此时，天已大亮，敌人在山上看川里很清楚，部队后撤非暴露不可。我看了便条，有点想不通。但冷静一想，志丹同志慎重初战，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后撤是对的。所以，我虽然有点埋怨情绪，还是坚决执行了志丹同志的指示。果然，敌人开始向我们打枪了，我带一个排在后面掩护。部队撤到吴家寨，又冷又饿，刚准备吃早饭，突然吴家坪的赤卫队送来一份情报，说瓦窑堡敌人一个连，押送一批“犯人”，正向吴家寨方向开来，已经走到了吴家坪。吴家寨距吴家坪约有五里路，距杨家园子约十里路，我被夹在中间了，怎么办?请示志丹同志已来不及，我紧张地思索着。当时我红一团虽有七百来人，但人多枪少，而且每条枪只有五、六发子弹；敌人一个连一百多人，武器比我们好。如果出其不意，速战速决，我们可以吃掉敌人，如果继续撤退，暴露了目标，可能遭到敌人的追击。我下决心打，同时也做了第二手准备，如果战斗不顺利，两边敌人夹攻上来，我们就化整为零，三五成群地钻山沟，晚上到玉家湾集合。这样的决心在军事作战条令里是找不到的，只有人民军队在根据地内作战才能做到。我立即把部队带到吴家寨村西几百步远的铺儿上。因为路边有几家铺子，夏天老百姓在这里卖瓜、卖水，由老百姓习惯说法，所以叫铺儿上。这里中间是一道川，两边是丈把高的土坡，坡上是平地，散布着一些土丘和零星灌木。我带一路隐蔽在路北，副团长路文昌带一路隐蔽在路南。为了准确地观察敌情，又派两个战士在周围游动。那时陕北红军都穿便衣，敌人是分不出军民的。敌人过来了，一个个大背着枪，哼着小调，沿着川道蹒跚而来，当敌前卫排进入我伏击圈时，我朝空中“呯、呯、呯”打了三枪，部队象猛虎一样从两侧坡上猛扑下去，敌人的前卫排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当了俘虏，后边的敌人惊慌万状，丢下“政治犯”，向瓦窑堡方向狼狈逃窜。部队乘胜追击，一直追到张家峁，除个别敌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俘虏近百人，缴获轻机枪九挺，长短枪九十余支，救出了被敌人押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时，从杨家园子追来的敌人已占领吴家寨，并向我红一团后尾部射击。我命令部队尽快打扫战场，收缴枪支、弹药，将俘虏交赤卫军迅速转移，队伍在张家峁至吴家坪之间边走边集中，路上又会合了红二团一个排，一鼓作气抢占了吴家寨后山制高点，并攻入村中进行激烈的巷战，占领了吴家寨，迫使敌退据白家原、王家坪北山，构筑野战工事，与红一团形成对峙状态。这时，我派通信员向刘志丹同志报告了战斗情况。并建议前总抓住目前的有利战机，立即以红军主力消灭从杨家园子出来之敌。刘志丹同志考虑到敌人脱离了杨家园子，没有坚固的工事依托，又在我包围之中，易于消灭，即令我红一团在吴家寨、白家原侧击敌人，并截断其向杨家园子的退路，命令红二十六军三团和义勇军立即从魏家岔、蜜蜂峪出发，分两路向白家原北山发起进攻。敌人依据高地进行顽抗，连续几次冲击，没能上去，战斗十分激烈。十二点义勇军冲到了半山在腰岘受阻，这时弹药消耗殆尽，奋勇队收集了敌人在仓惶中扔下的未揭盖的手榴弹三十多枚，将队员重新编组，下午一点半，再次向敌人发起进攻，突破了敌人前沿，后续梯队乘势攻入。此时，红三团也从左翼攻破了敌人阵地。在红军的连续突击下，敌人被迫退到娘娘庙台附近。敌营长郭子丰带领残部左冲右突，又遭我红一团从西南方向的侧击。最后被压缩在山沟里，全部歼灭。下午四时，战斗胜利结束。此次战斗，共毙敌营长郭子丰以下五十多人，俘敌四百五十多人，缴枪五百余支，轻机枪二十七挺。
　　在吴家寨战斗的同时，敌八十四师五○○团第三营护送一个团的薪饷、被装，四百余驮物资，以及该团长李少堂的老婆等一些敌军官眷属，五月七日由清涧出发，前往瓦窑堡。我地下党组织立即送出了情报，“传山哨”又及时送来敌人出城后的动静。中午时分，敌人进至马家坪附近，遭到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和游击小组、赤卫军的阻击，前卫尖兵十余人被我击毙，各地赤卫军、少先队闻讯纷纷赶来，在四周山上，遍插红旗，鸣枪呼应，把敌人团团围住。敌八十四师虽然装备优良，但初来陕北，不熟悉陕北高原的地形，不习惯山地作战，见此种情况，不知虚实，不敢冒然行动。八日，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越聚越多，约有万余人。敌人三次妄图继续前进，都被游击队、赤卫军打回去了，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游击队、赤卫军将敌人包围后，立即报告了前总。当时，前总对这个情况还将信将疑，加上部队战后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所以志丹同志一面抓紧处理战后事宜，一面派人前去侦察情况。八日上午，在东一区工作的宜力功同志来到前总，才证实了上述情况，请求立即派部队去。
　　马家坪在吴家寨以东约三十里路，秀延河北岸，村北是一条南北竖卧的大山，这条山在马家坪北分成两个支脉。五月九日中午，红军赶到马家坪，红二十六军三团和红二十七军一团立即向马家坪北两条山梁上的敌人发起攻击。在四周山上，游击队、赤卫军，摇旗呐喊，用土枪、土炮、爆竹助威。枪炮声、喊杀声，响彻山谷，两个制高点上的敌人顿时混乱，被我消灭一部，大部退至村中，妄图继续顽抗。红军分三路尾追逃敌。红二十七军第二团、义勇军也从西侧向马家坪敌人攻击。红军、游击队、赤卫军，满山遍野，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马家坪压下来，吓得敌人胆战心惊，缴械投降。红军、游击队、赤卫军收缴敌人的枪支，清理缴获的物资，个个笑得合不拢嘴。这次战斗，毙敌四十余人，俘敌四百五十多人，及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和“铲共义勇队”等一百多人，缴获长短枪四百五十多支，轻机枪二十七挺，重机枪两挺，八二迫击炮两门以及大批辎重物资。
　　吴家寨、马家坪战斗，仅用了三天时间，干净、利落地全歼了敌八十四师两个整营和一个整连，是陕甘边、陕北红军主力会师后反第二次“围剿”的第一个战斗，首战告捷。这一仗打痛了高桂滋部，迫使驻安定县城和延川县永平镇的敌人缩回瓦窑堡，从而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红军，鼓舞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斗争情绪和必胜信心，为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次战斗俘虏敌人一千一百多人。刘志丹同志非常重视对俘虏的争取教育工作，他指示各团要认真执行党的俘虏政策，管好俘虏，领导干部要亲自抓俘虏的教育工作。根据志丹同志的指示，我们将俘虏进行了清查登记，向他们宣传红军为什么打仗，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红军的官兵关系等。敌军士兵大部分都是被抓来的穷苦人家的子弟，经过教育，特别是亲眼看到了红军的干部与战士、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关系，深受感动。一个俘虏士兵不解的问我：“你们当官的不打骂当兵的，当兵的不打骂老百姓，为什么当兵的还那么听话?为什么老百姓对你们那么好?”我对他解释说，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大家都是为了翻身过好日子，为什么要打人呢？经过教育，很多敌军士兵参加了红军；俘虏的伤员，经过包扎，连同敌军官的眷属，由群众分别沿村转送到瓦窑堡和清涧；愿回家者，每人发二元路费，遣送回家。通过这些工作，红军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
　　吴家寨、马家坪战斗，是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武装和主力红军密切配合作战的一个范例，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战前，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严密封锁消息，因而从战斗准备直至发起攻击前，敌人都毫无觉察，而我军却耳目灵通，敌人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这是红军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当我红一团由杨家园子西撤时，由于赤卫军及时报告了瓦窑堡敌人的动向，不但使我军免遭敌人的夹攻，而且为我全歼敌人创造了条件；清涧的敌人一出城，我地下党的同志就送出消息，沿途的游击队、赤卫军与敌人不断纠缠，使敌人惊恐莫测，不敢妄动，在马家坪困守待援，从而为红军一举歼敌创造了战机。战斗中，游击队、赤卫军配合红军，冲锋陷阵，围歼敌人，对战斗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这次战斗，缴获许多装备和物资，这在西北红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次，红军不仅在装备上得到了很大改善，而且在物资生活上也解决了大问题。红军指战员第一次发了薪饷，每人还发了一身新军衣。地方政府发动群众在军帽上缝了红五星。战士们穿上新军农，戴上新军帽，显得格外的英武、整齐。
　　红军打了胜仗，群众笑逐颜开，拥军参军达到了高潮。红军队伍经过的地方，正在放羊的、在地里干活的青年人，扔下鞭子或农具就跟上红军走了。一路行军，队伍后头跟上一大群，任你怎么动员也不回去，非参加红军不可。于是，红军队伍迅速扩大起来。
　　红二十七军第一团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八日成立时只有二百多人，白庙岔会师后发展到近七百人，经过吴家寨、马家坪战斗，扩大到了近千人。在装备上，过去整个西北红军只在红一团有两挺捷克式轻机枪，其余都是步枪、冲锋枪、大刀、梭镖。这次战斗后，情况大为改观，不仅人手一枪，而且轻机枪大量增加(当时的规矩是哪个团在战斗中缴获的装备由哪个团使用)，红一团还有了重机枪。对这些新装备，有的还没有见过，更不会使用。所以训练部队掌握这些新装备，学会军事动作，成为当时一个紧迫的问题。红军行军打仗频繁，没有整块的训练时间，我只好规定每天饭后训练个把小时。由解放过来的战士教使用机枪。我亲自教练班长以上骨干的基本知识和战术动作。我过去在冯玉祥部队的学兵队和教导团学过军事，也当过排、连长，亲自抓训练比较方便。所以，红一团是当时西北红军中军事素质较好、装备较多、战斗力较强的单位之一。有些老战士还有点傲气，不把民团放在眼里，只想找国民党正规军打，战斗积极性特别高，打起仗来象小老虎一样。志丹同志很喜欢这个部队，行军宿营时，前总多半放在红一团驻地，比较艰巨的任务也总是交给红一团和二十六军红三团。后来志丹同志在干部会上称赞这两个主力团是“老大帝国红三团”、“少年英雄红一团”。
　　五月十日，西北工委在玉家湾召开了会议，分析敌我形势，研究下一步作战行动，决定红军向南出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要求“红五月打通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会后，西北军委召开了祝捷大会，陕北特委负责同志都出席了大会，刘志丹同志作了吴家寨、马家坪战斗的总结讲话，进行了下一步的战斗动员。并且奖励了作战有功人员。
　　挥师南下 奔袭延长
　　根据西北工委玉家湾会议精神，前敌总指挥刘志丹同志决定攻打延长。延长驻有敌八十四师一个骑兵连，势孤力单，地处我游击区，群众条件较好，便于我军行动。延长比较富裕，攻占之后，可以为我们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志丹同志一面派人赴延长侦察敌情，一面积极进行战斗准备。为了迷惑敌人，红军首先挥师东进，准备攻打晋军史泽波营驻守的据点定仙墕。部队到达定仙墕以西后，经侦察，发现据点寨墙高，地形险要，不易攻取。志丹同志决定放弃原计划，立即西返，攻打绥德县张家圪台。这里驻有敌八十四师一个连，前总决定由我红一团主攻，志丹同志带红军主力伏击可能从绥德来援之敌。在红二十七军三团的火力支援下，张家圪台守敌迅速被我全歼，缴枪八十多支，轻机枪九挺。绥德援敌行至中途，因听不到张家圪台的枪声，又缩了回去。
　　当时，敌八十四师师部驻绥德，敌八十六师师部驻榆林。张家圪台的解放，给敌人造成了一个错觉，以为红军要北上向吴堡、佳县根据地发展，会合神、府苏区王兆相、杨文模同志领导的红军，威胁绥德、榆林。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部队到店子沟后又故意放出了红军要攻打绥德、清涧县城的风声，弄得绥、清守敌十分恐慌，赶忙加修工事，严加戒备。而延长守敌反自认为身居南壤，安然无恙，因此防守松懈，警戒不严。志丹同志随即指挥红军星夜秘密南下，夜行昼宿。五月二十五日，部队到达大连沟，隐蔽待机。
　　延长县北面靠山，南临延水河。城内有两个制高点，一是城西北角的山包，山上有寨堡；一是城东北角的碉堡。延长城只有东、西两个城门，城门楼上也都筑有碉堡。西门外有个官僚豪绅开办的石油厂，城东十多里的烟雾沟是延长油矿分局所在地。守敌骑兵连约有一百四十多人，还有伪团总李鸣吾指挥的延长、延川两县的反动民团二百多人，县警队及矿警队各三、四十人，总共约四百多人。此时，红军已发展到二千多人，敌我兵力对比，我约五、六倍于敌，但敌人弹药充足，又据守城池，万一偷袭不成，变成强攻，将给红军带来很大困难。因此，志丹同志决定“调虎离山”，诱敌出巢，巧取县城。志丹同志命令红二十七军二团和一部分游击队担任诱敌任务，要尽量把敌人牵出一天的路程以外。红二十六军三团、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一、三团负责攻城。
　　五月二十七日，担任诱敌任务的红二团和游击队开到延长城东二十多里的原上，打土豪、分财物，闹得热火朝天，大张声势，豪绅地主纷纷向李鸣吾报信求救。反动民团大部分是当地的地主豪绅的子弟、流氓、狗腿子，是当地各种黑势力的靠山，团总李鸣吾就是延长一带一个恶贯满盈的地头蛇。李鸣吾得信后，立即率领一百多名匪徒，杀气腾腾，向城东原上扑来。红二团佯装败退，一直把李鸣吾牵到离延长百里之遥的茹子崾。
　　二十八日，部队秘密运动到延长城北七十里的交口、拓家川一带，进行攻城准备。二十九日下午，从拓家川出发，翌日晨三、四点钟到达延长城下。我红一团的任务是由城东北角发起攻击，同时派一部协助义勇军从北面登城，红二十六军三团攻取城西北寨堡和西门外油矿。那天，天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刘志丹同志同红一团一起来到城下。我对志丹同志说，先把云梯放在这里，我到前边去看看。我带了郭立本、贺柏平等几个突击队员向前摸去，一直摸到城墙脚下。把位置弄清后，我派人报告了刘志丹同志，同时命令部队搭云梯登城。我们的突击队员都是由各连选拔的作战勇敢、机智的同志，几分钟就上去了四、五十人，敌人没有发觉我们，我既高兴又紧张，督促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上运动。突击队上去后，立即扑向城东北角的碉堡，在离碉堡二、三十步远的时候，一个敌兵走出碉堡，提着马灯，朝城墙底下撒尿。一个突击队员以为被敌人发现了，甩过去一个手榴弹，轰隆一声，这个敌兵被掀到城墙底下去了，整个攻城战斗也打响了。东北碉堡里的敌人很快被解决。登上城墙的后续部队，沿城墙向南发展，经过短促而激烈的战斗夺取了东门。我和刘志丹、张达志(兼红一团政委)同志在城外跟着枪声向南移动，随部队由东门进城，直奔敌县政府。敌县长不见了，绣花被子乱摊在床上，被窝还是热乎乎的，衣架上挂着敌县长的中山装。说明这个县太爷没来得及穿衣服就逃命了。后来部队在柴垛里搜出了这个狼狈不堪的县太爷。与此同时，义勇军和红一团一部直插敌骑兵连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消灭了敌人，生擒了敌骑兵连长汪镜河。红二十六军三团也很快全歼了城西北角寨堡的守敌，之后，一路攻取西门，一路向西门外石油厂发动进攻。在红三团的猛烈攻击下，在周围山上赤卫军“缴枪不杀”的喊杀声中，伪矿警队不得不缴械投降。不到三个小时，延长守敌全部就歼。
　　延长敌人被我消灭后，反动民团团总李鸣吾才发觉上了红军的圈套。他象个输光了的赌徒，气急败坏地带着队伍回窜延长县城。红二团和游击队紧紧咬住敌人不放。在烟雾沟，李鸣吾匪徒被红二团和游击队包围了。但由于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拚死抵抗，红二团、红三团几次攻击都没有得手，志丹同志改变部署，调红一团两个连迂回到敌人侧后，前后夹击，敌人抵挡不住，终遭全歼。反动团总李鸣吾被当场击毙。
　　延长战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歼灭战，红军以伤亡十余人的代价，毙伤俘敌近五百人，缴获各种枪五百余支，战马一百七十多匹，银元数十万，还有大量物资、被服。这次战斗充分表现了志丹同志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当时，如果强攻延长，红军必然遭受重大伤亡。志丹同志巧妙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给敌人造成北紧南松的错觉。在攻城前，又根据敌情，“调虎离山”，把战斗力较强的李鸣吾民团诱出城外，各个击破。这是红军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重要原因。志丹同志组织战斗细致、周密，指挥灵活、镇定，因此，每次战斗基本上都按预定计划发展。战斗中，他亲临第一线，依据实际情况，随时利用可能出现的有利战机灵活地指挥部队。志丹同志这种优秀的品质和作风，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延长解放后，志丹同志将城防治安的责任交给了我，他给我交代了三条任务：一是维持秩序；二是查坏人、清档案；三是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主张，维持我军纪律，严格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纠察部队。部队在延长住了三、四天，秩序井然，秋毫无犯，为群众所称赞。并召开了庆祝大会，志丹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处决了伪县长及几个罪大恶极分子。会后，志丹同志还和部队一起照了相。
　　延长战斗的胜利，使敌人胆颤心惊。延长西北甘谷驿民团四、五十人，向红军缴械投降。延川守敌八十四师一个连唯恐被歼，连夜逃回清涧。至此，宜川以北，咸榆大道以东，经临镇、延长、延川，直到绥德以南地区，除清涧、瓦窑堡城里的敌人外，再没有敌人的据点，根据地和游击区大大地扩展了。
　　攻克李家塌 安塞全解放
　　攻克延长以后，前总确定红军主力立即向西挺进，拔除陕甘边与陕北两块根据地之间敌人的据点，打通两块根据地的联系。六月四日下午，部队从临镇出发，奔袭甘泉，准备第二天拂晓发起攻击。甘泉驻有杨虎城四十二师一个营。到达麻子街时，侦察人员报告，敌人似发现我红军意图，已有了戒备，工事也比较坚固。部队由于连续行军、打仗，伤病员也日益增多。因此，志丹同志决定放弃攻打甘泉，部队开到下寺湾休整。下寺湾是陕甘边的老根据地，地处洛河上游，群众条件好，有野战医院，部队在这里休息了八、九天。志丹同志率领各团领导同志，带着战斗中缴获的胜利品到医院慰问了伤病员。那时，红军习惯了紧张、频繁的战斗生活，认为这是一种革命的乐趣，如果部队十天八天不打仗，战士们就会觉得手心发痒，哇哇乱叫，说什么这样慢腾腾什么时候才能解放西北，什么时候才能解放全中国啦?我不仅儿子耽误了，还把孙子也耽误了！什么怪话都讲。一天志丹同志通知我和达志同志带红一团到高桥，配合游击队解决那里的民团。高桥在下寺湾一百三、四十里，兴隆寨以西，有民团几十人，团总姓白。在我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政治攻势下，比较动摇，民愤不大，其家属也传信给他，劝他投降红军。红一团到达后，将高桥据点团团围住。敌人在我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表示只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可以缴枪，把寨子交给红军，并请我们进寨受降。我和达志同志商量，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为预防他们搞鬼，决定由我带领突击队进寨受降，达志同志组织数机枪，布置在寨墙外，万一敌人搞鬼，就用火力封锁寨门，掩护突击队消灭敌人。我带领突击队按规定时间，以迅速的动作冲进寨门，见民团已经排好了队，架好了枪，队员们很快收缴了枪支。这样，未用一枪一弹，高桥民团就投降了。第二天天刚亮，我和达志同志在寨子里休息，忽听东南方向有零星枪声。我派一连连长冯德胜带部队去侦察，告诉他如果发现敌人就消灭它。原来是延安的民团前来增援，因不明寨子里的情况，不敢贸然进寨，在寨子对面山头放冷枪试探。红一连一个冲锋，敌人慌忙撤退，追了一阵，消灭了一、二十个敌人，缴了一些枪。返回高桥的路上，连长冯德胜见指导员马广厚把新缴来的枪反复地看，非常高兴，便假装正经地说：“你缴这枪是好，就是你把来福线丢了”。马广厚不知什么是来福线，弄得很紧张。到团部后，冯德胜向我报告了战斗经过。马广厚耷拉着脑袋低声说：“团长，我犯了个错误，把来福线丢了。”说完就等着挨批评。我哈哈一笑，说了一声“傻瓜，回去休息！”到院子里，马广厚纳闷地对冯德胜说：“团长每次都对我们要求那么严，今天怎么不批评我，反倒笑了?”这时，冯德胜也憋不住了，把开玩笑的事告诉了他。马广厚同志是个很好的政治工作干部，他艰苦朴素，诚实，处处以模范行动影响和教育战士，上级发给他的鞋，舍不得穿，常光着脚板行军，但当他发现战士的鞋子破了，立即把自己的送给他。从那次开玩笑以后，马广厚同志积极学习军事，指挥打仗，学习武器的构造和使用保养知识，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文武双全的政治干部。
　　安塞敌县政府住在兴隆寨，有民团一、二百人。这个寨子三面环沟，一面连山，地形险要。前总决定红二十六军三团主攻，红二十七军一团打延安援敌。那时，西北红军还没有炮兵，红三团就将地道挖到敌人碉堡底下，用一棺材炸药，准备让敌人坐“土飞机”。正准备爆破，敌人在夜间悄悄地逃跑了。天亮后，红军进寨，活捉了正在办交接手续的新旧两任县长，肃清了残敌。
　　一天晚上，天气很热，万里无云，月光洒满了大地。战士们躺在院子里，有的低声拉着闲话，有的发出了甜蜜的鼾声。六月间，田里的庄稼已长出半人高，微风吹来庄稼和野草的香味，沁人心脾。刘志丹同志派通信员叫我和张达志同志到前总去，向我们布置了消灭李家塌敌人的任务。回来后，我们立即召集连以上干部传达前总下达的战斗任务和作战方案，张达志同志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最后我说：“李家塌的敌人我们已包下来了，不管有多大困难，一定要完成战斗任务。”各连接受任务都非常痛快，因为在兴隆寨负责打援，一个敌人也没打上，大家憋了一肚子火，急的手发痒。战斗任务一来，正是求之不得的呢!
　　李家塌是个耸立在山包上的寨子，东、西、南三面都被天然的大沟环绕，沟壁陡峭，很难攀登，南面是天然的断崖，人兽绝迹，东面坡度稍缓，敌人已把它削成了峭壁。东北面连山，敌人又挖了人工壕，与外界隔绝。东北角是全寨的制高点，它既可以控制全寨，又可以俯瞰寨外。这个北高南低的寨子，只有一个东门，开在陡峭的崖畔上，四周寨墙上布满了滚木擂石。地形十分险要。它是安塞县境内敌人最后一个据点，但却控制着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互相往来的必经之路。寨子里麇集着全县最反动的恶霸地主及其家属。守敌有二百多名反动民团，加上地主恶霸、反动家属共约二千多人。他们经常外出抢劫群众财物，扑杀革命工作人员，破坏陕甘边与陕北苏区的联系，危害很大，群众恨之入骨。前总决定坚决拔掉这个钉子。由红二十七军一团担任主攻，红二十六军三团阻击保安援敌，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二团在南山用火力支援红二十七军一团，红二十七军三团为预备队。
　　六月十七日拂晓，我军包围了李家塌。开始我把主力放在东北山上，打算居高临下攻击敌人，但因敌人挖了壕沟，几次都没有攻进去。我们又转而向寨子里挖地道，准备爆破。敌人又在夜间加深了外壕，坑道被壕沟截断，敌人还向壕内扔手榴弹，将坑道炸塌。五天过去了，寨子还没有打下来。一天，我和杨琪、达志同志一起在寨外西南山下的一棵树旁休息，让警卫员买来一坛酒，我们边喝边谈打寨子的问题。强攻不进去，长期围困吧，寨子里有粮有水，敌人不怕。我们都有些着急，但又苦无良策。这时，刘志丹同志派通信员把我叫去。志丹同志在寨子南面的山畔上用望远镜细心观察着，见我过来，把望远镜递给我，叫我顺他手指的方向看。他说：“老贺，你看，对面的石崖上有个裂缝，能不能从这里扒上去？”我扒在志丹同志身边，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石崖及其周围的地形，略加思索后说：“可以扒上去。”志丹同志指着寨子的南端说：“这个方向是敌人的薄弱部位。扒上去后，出其不意，抢占寨子南角，然后向东门发展，使主力从东门进寨。打响后，义勇军和红二团可以用火力支援你们，封锁敌人将主力南调。等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再调整部署，他就来不及了。”我兴奋地向志丹同志表示：“老刘，你放心，这个敌人我包了。”志丹同志还建议从义勇军、红二团抽些人给我。我说：“不用，这个任务红一团包了，保证今天拿下来。”当时，尽管志丹同志是西北军委主席兼前敌总指挥，但在他面前，我从不拘束，彼此也不称呼职务，都是老刘、老贺的叫来叫去，很亲切。在我们陕北，扒山、扒树，是随身的本领，不用专门训练，只要有个缝，手指能扒住，就能爬上去。我们攻城时扒城墙也是用这个办法。我从志丹同志那里回来，把部队集中起来(除坚守阵地的外)，扼要地动员了一下，最后我说：“敢上的出来，我带队。”一下子站出来几十人，我挑选了三十多名，每人带上马枪、短枪、手榴弹，跟着我隐蔽地运动到那个石缝的崖脚下。这是个由于雨水长年冲刷而形成的石罅。石罅的两边长满了杂草、树棵子，崖高十多丈。我真佩服志丹同志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我和突击队员们用手扒着石缝，攀着野草、树棵，奋力向上爬。三十多人很快都上去了，没有发出声响，没有一人掉队。前面是二、三十米的高坡，坡上就是寨墙。我们隐蔽在坡下，准备把力量组织一下，不料敌人发现了我们，向我们猛烈射击，滚木、擂石也一起滚了下来。一块石头打在我的头上，我轰的一下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时，同志们正在给我包扎，鲜血顺着脊背往下流，把衣服都沾在背上了。我想到此时此地一刻也不能停留，爬上峭壁只是第一着，第二着是赶快爬上寨子，所以我立刻命令投弹手向寨墙集中投弹。一排手榴弹在敌人头上开了花；火力组紧紧封锁住寨墙垛口，使敌人抬不起头来；突击组飞快地冲上去，搭起人梯，翻过寨墙。连长冯德胜第一个冲上去，不幸腹部中弹。他带伤坚持战斗，掩护后边的同志上去。第二个同志刚上去，就被敌人用木棒打倒在寨墙里。但是，我们的战士不怕死，第三个、第四个同志接着冲上去，我和第一批一起爬上了寨墙。突击队很快都上来了。一站住脚跟，立即向东门发展，这是我们的第三关。这里离东门约有五、六十米。如果不迅速占领东门，迎进主力，不仅不能消灭敌人，我们反而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寨子里地形十分复杂，院接院，墙套墙，我们和敌人展开了激烈地搏斗，逐院、逐屋地争夺。反动顽固的团匪、地主恶霸及其家属，据守在每一个院墙里进行顽抗，棍棒、菜刀等等都成了他们的凶器，锅、碗、瓢、盆劈头盖脑地向我们打来，每前进一步，越过一道院墙，通过一幢窑洞，都要经过激烈战斗，我们的战士，越战越勇，那些垂死挣扎的反动顽固派，只要不投降，就成了我们战士的刀下鬼。这个寨子的地势是北高南低，我们是由下往上攻，地势对我们不利。三十多个同志都负了伤，有的同志不止一处、一次负伤，但是没有一个人停止战斗，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占领东门，迎进主力。东门碉堡的守敌终于全部被我们消灭了。我们完成了最关键性的战斗，我兴奋极了，站在城楼上连声高喊：我们占了东门，快进！快进！并向外连连招手。门外预先准备好的红一团贺吉祥、栾兴春、李宗贵等同志带的两个连，立即冲了进来。这时，敌人才发觉我们改变了突破口，急忙把主力从北面调过来，但已来不及了，红军很快占领了制高点，残余的敌人想逃也逃不出去，他们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了，有几个顽固分子从西侧跳崖逃跑，也被摔死了。傍晚，战斗结束。到了寨外，志丹同志激动地对我说，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今天激烈搏斗的场面。他说：“红一团的同志打的英勇、顽强。这些反动团匪死有余辜。”这次战斗，共毙伤敌人六百多，缴枪二百余支。第二天，在李家塌村的柳树下，设了个临时法庭，刘志丹同志亲自宣判了被俘的团总唐海燕等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头目的死刑，广大群众拍手称快。至此，安塞县全境解放，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联成了一片。
　　李家塌战斗，充分显示了红军指战员不畏顽敌，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精神，他们一往无前，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迹。在这次战斗中，连长冯德胜等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攻克靖边 威震敌胆
　　兴隆寨、李家塌战斗后，前敌总指挥部考虑到红军队伍日益扩大，后勤供应比较困难，决定下一步攻克几座比较富裕的县城。一方面继续发展胜利，扩大根据地，另一方面可以解决红军的物资生活问题。当时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打安边，二是打保安，三是打靖边。安边是个商业城市，比较富足，但是安边四周地势平坦，城墙、工事比较坚固，离我根据地较远，与其他据点距离较近，敌人援兵来得快；主张打保安的意见不多，因为保安较穷，又不好打；最后决定打靖边。这时前总得到情报说，驻横山、石湾的敌人企图乘我红军出征之机，进犯赤源、秀延县的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后方。前总决定红二十七军二团返回赤源县以北地区活动，打击进犯之敌，保卫后方，同时调红二十六军二团北上，随主力攻打靖边，尔后，志丹同志即率红军主力到青阳岔、卧牛城地区，进行攻城准备。
　　靖边县城(即现镇靖)守敌是井岳秀的八十六师第二营，营长屈志鹏。该营有三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共四百多人，另外还有安定、靖边两县的反动民团和县警队、保安队等一百六、七十人，总共六百人左右。我参战部队有五个团、一个游击队，共三千多人。我与敌人的兵力对比约为五比一，我占优势。但是，人称井岳秀的部队都是“三枪牌”的老土匪(即长枪、短枪、大烟枪)，战斗力较强。屈志鹏营又是井岳秀的精锐，凭险据守，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靖边城略呈四方形，是依山面水的半山城，芦河水环绕其东、西两面，向北流去；西面紧靠长城，西南面有个“皇府城”，早已荒废，无人居住。县城四周城墙高筑，辟有东、南、北三个城门，东北角另有一个水门。城西耸立着一座二百多公尺高的山岭，上有寨堡，名叫西山寨，寨内的面积约有六、七亩大，高高低低，有个小庙和一些窑洞，因为是依山修筑，地势高陡，能够俯瞰全城，是个首要之冲。城内，从北门到南门，从东门到西山寨山脚，是两条大街，在南北大街上，一字排列着南城门楼、钟鼓楼、城隍庙(老爷庙)、北城门等几个制高点。两条大街在钟鼓楼相交，是全城的中心。屈志鹏把他的部队一部分放在城西的寨子门外，一有情况，上个坡就到西山寨内(因寨子高，吃水困难，平时不能大量驻兵)，其余兵力分布在北门、城隍庙、钟鼓楼、南城门等几个制高点和东门、东南城角。东南城角的一段城墙还没来得及修筑，人可以攀登上去，其余地段很难攀登。
　　根据靖边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前总决定用奔袭的办法，攻取靖边。义勇军攻打西山寨；红二十六军三团、二团由东南城角突破，得手后向钟鼓楼发展进攻；红二十七军三团攻打南城门楼，一团为预备队；游击队第三纵队在楼沟嘴准备阻击横山援敌。规定各团在义勇军未打响前，不准开枪，不要过早惊动敌人。
　　六月二十七日下午，红军由卧牛城、青阳岔出发，急行军奔向靖边。青阳岔、卧牛城离靖边城约有一百四、五十里路。二十八日凌晨，部队隐蔽地渡过芦河，接近靖边。各团向指定位置展开，准备拂晓发起攻击。义勇军向西山寨进逼，因向导误将“皇府城”当作西山寨，走错了路，耽误了时间，直到天亮，还未到达西山寨。这时，红二十六军第三、二团的突击队已经从东南城角攀登上去，消灭守敌十余人，在沿城墙向南门发展时，被敌哨兵发觉，敌哨兵边跑边叫。我突击队员在后面紧追，被南门的敌人听见，遂向我开枪射击。顿时，全城枪声四起。偷袭变成了强攻。红二十六军二、三团后续部队由突破口迅速投入战斗，三团一连夺取了东门，二、三连向钟鼓楼进攻。因地形开阔，不易隐蔽，受到南城门楼、钟鼓楼和西山寨等制高点敌人火力的封锁，部队前进受阻，伤亡较大。红三团、二团遂打通老百姓的院墙，穿过院落，向钟鼓楼逼近，在钟鼓楼附近同敌人展开了巷战，战斗异常激烈。敌人在制高点火力掩护下，疯狂反扑，强迫一些妇幼和老弱群众走在他们队伍的前面。红军不忍伤害无辜百姓，被迫后撤了一段，形成僵持状态。
　　根据前总指示，我红一团在东门外待机。天亮后，我和张达志同志到东门城楼上，志丹同志就在这里指挥战斗。鉴于西山寨没有按计划拿下来，部队进展受挫，志丹同志正在考虑如何使用预备队问题。如果战斗再僵持三、四个小时，张家畔敌人的黑马队就可能来援。因此，使用预备队有两个方案：一是将预备队投入攻城战斗，但必须在三个小时内消灭城里敌人；二是预备队掩护兄弟部队撤出战斗。刘志丹同志向我和达志同志说明了他的想法，征求我们的意见。志丹同志民主作风一向很好，决定重大问题前总是听听下边的意见。我说：“东门只有一条路，如果敌人各制高点的火力集中封锁，部队撤退会受到更大的损失。与其这样，不如下决心打进去，把红一团投入战斗，三个小时内可以拿下靖边。”志丹同志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红一团投入战斗。
　　但他考虑到我负伤不久，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叮嘱我不要跟部队进城，在这里指挥就行了。我立即带领红一团由东门分散进入城内，避开大路，从路北打通院墙，扑向城隍庙。挖通庙墙，消灭了守敌，尔后，一路攻击北城门楼，一路向钟鼓楼发展进攻。当我们逼近钟鼓楼时，即将排手榴弹扔上敌人据守的工事里，钟鼓楼的敌人在红三团和红一团的夹击下，顿时乱了营。我军乘势冲击，钟鼓楼很快就被攻占了。这时，城内敌人已乱成一团，有的向西山寨逃窜，有的退据屋顶、墙角，负隅顽抗。红军指战员因很多战友英勇牺牲，悲愤交集，向残余敌人猛烈冲杀，敌人很快被分割包围，予以歼灭。红二十七军三团也很快攻占了南城门楼。义勇军经过激烈战斗，全歼了西山寨守敌。敌营长屈志鹏在北城门楼指挥他的残兵败将，拼命抵抗，红一团攻下钟鼓楼后，调过头来，攻击北门。屈志鹏见势不妙，带几个残兵，向西逃窜，其余敌人全部被歼。战斗结束后，不见屈志鹏，也没有他的尸体．询问俘虏，才知道他已经逃跑。我立即组织七、八个人，骑上快马追击，约追了一、二十里，才将其击毙。下午四点钟左右，战斗全部结束。
　　靖边战斗，共毙伤俘敌五百多名，缴枪五百余支，迫击炮六门及大量弹药和其他物资，由于守敌多系土匪、流氓，极为反动，因此生俘者很少，绝大部分被击毙。从安塞、安边逃到靖边，严重危害过苏区的反动地主民团及其头目阎九登、沉芳等也被一网打尽，全部击毙。
　　在战斗过程中，红军指战员的英勇顽强，干净、彻底地消灭了井岳秀的王牌营，打出了红军的威风。井岳秀第一次吃到了红军的苦头，这次战斗，对陕北敌军的士气是个很大打击。不久，驻靖边张家畔、保安县城、金佛坪、三道川的敌人，相继逃窜。靖边县除宁条梁、阎家寨子据点和保安县的旦八寨外，其他地区均获解放。除甘泉、延安、清涧、瓦窑堡、石湾、老君殿、宁条梁、旦八寨等十余个据点和土围子外，西北根据地已联成一片，在大约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飘扬起了革命的红旗，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预定的战略任务。
　　当日下午，部队撤离靖边城，经卧牛城、青阳岔到唐家川一带休整，并召开了庆祝六县解放的祝捷大会。会上，刘志丹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回顾了两支红军会合后的胜利进程。强调指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红军转战八百里，连续解放六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我们的红军更加壮大了，根据地更加发展了，这是我们西北红军运用毛泽东主席的战术原则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他告诫大家不要骄傲，不要麻痹，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还会纠集反动势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志丹同志勉励全体指战员，要再接再励，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
　　攻克靖边后，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等领导机关，于七月三日进驻延川县永平镇。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西北军委抽调了一些干部，在永平镇开办了西北红军军政干部学校。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包括陕甘边、神府、吴佳苏区红军、游击队取得的胜利，为以后的陕甘宁边区划出了雏型，为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来到陕北，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陕西文史资料》（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