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断回忆
蔡子伟
我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一九三四年夏天，因组织遭破坏，环境恶劣，不宜继续在原地工作，经组织同意，从北平回到陕西。在西安见到了黄子文同志(当时他是渭北游击队负责人)，经黄介绍并由渭北游击队护送，我们一行数人一同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堡。到后不久，谢子长同志从陕北来陕甘边，他知道我在北平时参加党组织的情况，经谢证明，立即恢复了我的党组织生活。我初到南梁时跟随部队行动了一些日子，后即做地方党政工作，组织上决定我担任中共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特委书记先为张秀山同志，继为惠子俊同志)，同时先后兼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政治秘书长兼文化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我在南梁工作只有一年多，时间虽短，但根据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生动事实仍记忆犹新。现就记忆，浅述于后。
一
我去南梁时正是陕甘边红军和马鸿逵骑兵部队在五顷原刚打过仗，沿途看见当地山梁两边梢林里丢失的一些红绿色标语，油印机等。红军被冲散后都钻了梢林退却。过了几天，陆续都跑回来，队伍又很快整顿起来了。红军战士都是贫苦工农成份，政治觉悟很高，革命意志坚定，还有少年先锋队队员。他们过去都是地主的放牛娃，缺吃少穿，被迫参加革命，勇敢活泼，十分可爱。进入苏区后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红军名不虚传，真是一支打不烂、压不垮的铁的队伍。
当时，南梁是我第二路游击区的中心。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扩大，是继谢家寨、照金之后，陕甘边苏维埃运动的一个重要阶段。一九三三年夏天，红二十六军在军政治委员杜衡(后来叛变革命)的错误决定下，离开根据地，南下终南山，被敌重兵包围，敌众我寡，弹尽粮绝，使红二团(红二十六军主力团)遭受严重挫折。一九三三年七月，陕甘边特委和部队党委在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重新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了第四十二师，下辖红三团和红四团。会议清算了错误路线，使红军又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此后，根据刘志丹同志提议，陕甘特委和四十二师师委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三路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南梁地处第一路和第三路游击区的中间地带，自然地把其余两路连接起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此，陕甘红军游击战争，就以烈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了。
从一九三四年秋至一九三五年夏，由于我军大量消灭敌人，敌人慑于红军威力，恐慌逃跑，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先后占领了延川、延长、靖边、定边、安塞、安定等六个县城，并解放了陕甘地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大片工农政权，北起定边、盐池、南抵三原，东至延安、西达庆阳、曲子、环县、幅员数千平方里，使陕甘边和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期间，陕北地区的红二十七军也建立起来了。这时陕甘边一带，除正规部队红二十六军之外，仅地方游击队就发展到二十多个。在不断发展武装力量和建立人民政权的基础上，陕甘边和陕北分别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和陕北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为了统一党和部队的领导，一九三四年底，成立了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皆受西北工委的领导。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为建立巩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奠定了基础。
二
我初到南梁时，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尚未成立，只建立了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主席是习仲勋同志。革命委员会设有下列机构：财政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粮食委员会、肃反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各委员会的负责人叫委员长。记得当时的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是杨玉亭，土地委员会委员长是张步清(后换成李生华)，粮食委员会委员长是呼志禄，肃反委员会委员长是郝四，文化委员会委员长由我兼任。陕甘边下属的赤安县党的主要负责人是张策，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是赵玉文，庆北革命委员会主席先是强加珍，后是李丕福，记得南区(正宁旬邑一带)，当时叫工作委员会，但政权性质与革命委员会相同。
当时，革委会和军委会都住在南梁堡附近的寨子湾等村庄，但经常活动的中心是荔原堡，这是个大村，户数和人口多，位于大川，地处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等几个大川的交界，交通方便，这个村里有个大庙，有戏台，有大块平地，并且每隔几天有一次集市，所以我们开些较大的会，进行宣传群众的工作，大都在此地进行，我几乎是经常住在这里办公的。
那时，苏区的群众团体主要有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赤卫队、儿童团等，这些群众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对苏维埃各项工作特别是支持革命战争，扩大红军与土地革命等均起了很大作用，它们是革命政权的有力支柱，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强纽带和桥梁。
一九三四年夏秋之交，在革命斗争蓬勃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武装力量不断加强的基础上，我们开始着手筹备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和成立苏维埃政府，记得作了两个月的筹备工作。刘志丹同志、习仲勋同志、马文瑞同志、吴岱峰同志等和我一起在陕甘边豹子川红军干校住了好些天，有时开会商量具体办法，有时分头进行工作。刘志丹同志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政治决议案是将要大会通过并付诸实行的主要文件。我及其他同志起草了财政、土地、粮食等决议案及其他一些文件。整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几乎都是在荔原堡和红军干校进行的。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就在荔原堡的一座庙里大厅召开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它使革命委员会临时政权正式转变为苏维埃政权，它是这个地区由不十分固定的游击区域转变为巩固的根据地的主要标志。
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是：按照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界均有代表，照顾到各个方面。这个办法完全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会议期间，完全由代表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的委员，它和过去由群众团体推举革命委员会机构和领导成员的办法有所区别。
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十一月七日那天，在荔原堡庙前广场的戏台前，举行了群众庆祝大会，晚上还演了戏。
大戏台下面是一片宽敞的平地，能容纳几千人。出席大会的除正式代表外，周围数十里的群众也都赶来参加了。这样的盛会，在当地说来，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老百姓们奔走相告说：“我们几辈子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事情。”整个荔原堡洋溢着一片节日的气氛。大戏台上，首先映入人们的眼帘的是一条巨幅红色标语，上面写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大戏台下，几千人云集在场地上，喜气洋洋，热闹非凡。场地四周，镰刀铁锤红旗和各色各样的彩旗交相辉映。人如海，旗似浪，锣鼓震九霄，口号若雷响。此情此景，生动地说明革命确是劳苦大众的最盛大的节日!
代表大会开始了，在热烈的掌声中，刘志丹同志首先讲话，接着习仲勋同志讲话，郝四同志和工农兵等各界代表都发了言，会场一片欢腾。会议首先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以及其他决议案，接着选举习仲勋同志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边金山为副主席。原来革命委员会下属各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被选举为苏维埃政府各委员会的委员长。
代表大会最后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边区红军和游击队、赤卫队，全副武装，雄赳赳，气昂昂，通过主席台前，无比壮观。
大会号召：各地代表要把会议的精神迅速传达下去，要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取得更大胜利。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边区党政军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工作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
代表大会以后，赤安县革命委员会和庆北县革命委员会先后转为苏维埃政府。接着下列各地也成立苏维埃政府并选出了主席，如华池(白焕章)、安塞(王聚德)、甘泉(田凤年)、淳耀(冯正宝)、旬邑(王进西)，还有宁县、正宁等县革命委员会也先后转为苏维埃政府。另有一些新开辟地区成立了临时政权，仍叫革命委员会，其中有定边、靖边(阴云山)、中宜(边德荣)、红宜(赵建国)、肤施(刘秉温)等。
三
革命的武装斗争，不仅推动了政权建设，同时推动了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而经济建设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崭新局面又给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以雄厚的基础。
分配土地。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井冈山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亲自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我们党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南梁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就是根据中央土地法，结合本地区的实际特点进行的。当时，我们拟定了一些具体条例，大体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在一些人口少荒地多的地区，给地主分了些坏地，使其生活有出路)；给富农留少量的土地，以够其吃用为限；团结中农进行土地分配，没收的土地按人口分给贫雇农及缺地少地农民，先分川地，后分山地。
在分配土地问题上，曾发生过一点儿曲折。原任土地委员长张步清，是横山县人，本来家庭出身贫困。但在分配土地时，他的经济地位已起了变化，贪图个人发家致富，自己开了许多荒地，并开始进行雇工剥削。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不积极，工作疲疲沓沓，当我们批评他为什么迟迟不抓运动的时候，他却说什么：“白手起家，自食其力嘛!他们(指其他地主富农)和我一样，有什么可以分的。”志丹同志听了非常生气，对我们说：“关键在于这张老头了，他变了，怎能把运动搞下去呢！”后来经研究决定，撤销了张步清的土地委员长职务，以示处分和教育。任命李生华同志为土地委员长。这一组织措施，大家一致赞成。李生华同志原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后来他开小差跑出来，参加了革命，年纪轻，工作热情很高，经常和我一起出去检查和安排分配土地的工作。有时天黑了，我们就在老百姓家留宿，或者住在破烂的窑洞里。到了吃饭时间就在老百姓家吃。就这样，走东村，串西堡，工作有了较大开展。
分地时，我们紧紧依靠贫农团和雇农工会。由于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分配土地的运动进行的相当顺利，象玉皇庙川、白马庙川、二将川、白沙川、豹子川等几道大川的村子分配土地运动搞的热火朝天，地富分子威风扫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
在分配土地的同时，划了阶级成份。群众对自己的阶级成份很重视，以做贫雇农为荣耀。我们也有个别错订成份的现象，经群众提出，很快就纠正了。
土地革命，使南梁地区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极大地激发了他们革命和生产的热情。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剥削和压榨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子抢劫，如梁占奎、贾德功等惯匪在当地盘踞几十年，把群众害苦了，他们甚至把老百姓炕上的条毡都卷走，那时每当夜晚狗一叫，老百姓就惊慌四逃，不得过安宁日子。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了土匪，使他们能过安宁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真是高兴的了不得。
粮食政策。那时没有什么征粮任务。没收地富的粮食和羊，除了分配给群众外，给红军游击队留一部分做为公粮、公羊，保存在村里，以备红军吃用，因此红军走在那里都有吃的，不增加群众的负担，军民关系犹如鱼水。
恢复集市贸易。过去这一带历来有集市贸易的传统，但自清朝同治年间就停止了集市，老百姓就找不到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场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活跃经济，我们在分配土地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恢复了集市贸易。首先在荔原堡恢复了集市，每隔三天一次，逢集有炸麻花的，卖蒸馍和荞麦面饸饹的，卖其他小吃的，还有卖余粮的。摆摊子的高声叫卖，顾主争相购买，一派生机繁荣的景象。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同志和我们几个人都去转一转，群众每每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
印制发行边区政府货币。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边区经济建设、市场稳定，我们废除了伪币，印制发行了陕甘边区自己的货币，苏区内一律使用边区政府的票币，严禁使用国民党的伪币。当时边区政府的票币印制很简单，在白洋布上盖上边区政府财经委员会之印，然后用桐油一油即成。印鉴是蓝色的，票面分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发行数量不大，价值很高，花一角钱能买到很多东西，商品和货币价格十分稳定，老百姓非常赞成和拥护。
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政府的所有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实行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办公所需笔墨纸张等一切用品都由财经委员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如衣服，冬来发棉，夏来换单。那时候，没什么特权思想和特殊化表观，形成一种艰苦为荣的风尚，在物质待遇面前，大家互相谦让，相互帮助，同志间的关系十分融洽。记得有一次我害了病，又值换季时节，天气寒冷，马锡五同志及时地给我送来了一套内装羊毛的新棉衣，同志间这种情同手足的感情，十分感人。
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不断胜利，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他们不仅从军事上对我们实行“围剿”，还千方百计从经济上封锁我们。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我们针锋相对，采取有效办法对付他们，从而不仅打破了敌人的阴谋，而且活跃了边区经济，保证了物质供给，支持了革命战争。这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办法是拉豪绅。我们经常组织小股精干力量，瞅机会打入白区，神出鬼没，抓住地主豪绅等便拉回根据地来，拉来后向他要钱，由他们的亲戚出面“议价”；或者是要物，特别是根据地奇缺的物资，如油印机等。他们出了钱或出了物之后，小一点的豪绅便放回去，民愤极大的有的杀掉，有的要实行劳动改造，叫他们背柴、挖窑洞。记得有一次杨森同志带领的骑兵曾在白区韩城、长武一带拉了许多豪绅，弄到不少钱财，解决了根据地当时经济方面许多迫切需要，这次行动很成功，在政治上也引起强烈反响，曾一时轰动了西安，震惊了敌人，城里立刻大哗：“红军真厉害，人多得很哪！”
第二种办法是和白区商人建立贸易关系，以物换物。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和白区较开明进步的商人取得合作。我们把边区的羊子等廉价卖给他们，他们赚了钱很高兴，便愿意跟我们做买卖。我们就叫他们给搞布匹，或者弄些其他急需的物品，偷偷用驮子给我们送来。这样久而久之，有一些商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表现进步了，有时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为我们送货。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地骂这些人是“通共”。那些进步的商人也很会想办法，设法把钱塞进国民党有关当局和人员的腰包里，便打通了与边区相互来往的通路。
此外，我们通过在西安的地下党购买物资，给根据地秘密送来。
第三种办法是发展边区生产，壮大经济力量。
四
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边区政府还办了军政学校，培养军政干部。创办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
一九三四年，在陕甘宁工农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和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的形势下，边区红军干部学校(又称随营学校)光荣诞生了。这所干校的规模虽不算大，但在陕甘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贵在是我们党自己创办的一所军政学校。干校设在南梁地区的豹子川。这里森林茂密，时常能见到狼和狐狸等野兽，各种鸟类争鸣不已。住房全部是土窑洞，有些是在干校成立后，学员们自己动手挖成的，门窗因陋就简，用木柴和木棍做成，室内盘土炕。当时，召开了成立大会，搞了个很简单的成立大会仪式。红军干校的主要负责人是：刘志丹同志任校长，习仲勋同志任政委，吴岱峰同志兼任副校长并主持全校的日常工作，马文瑞同志和我都是教员。不论校长、政委以及教员都是兼职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训练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军事素养和游击战争常识等。军事课由刘志丹同志担任。因为学员文化较低，文化课以扫盲为主。马文瑞同志、吴岱峰同志和我也不断在这里讲课。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没有什么正规的教室和教材，给每人发根铅笔和一点麻纸，教员在台上讲或在黑板上写，学员们做笔记。干校的生活也很简单，主食是黄米，蔬菜很少，但羊肉常常吃，大家叫它“黄米杠子烂羊肉”，生活得很愉快。干校每期学员百余人，我的印象中，大约共办了三期。
在文化工作方面，边区曾创办了列宁小学。第一个列宁小学在河家沟门办起来的，课堂是没收地主的房子，室内陈设极其简单。教员只有两个，一个是张景文同志(女，后来在“左”倾路线的“肃反”中牺牲了)，另一个是贺××(男，记不清名字了)。教材通俗易懂，都是我们自己编写的，多采取诗歌的形式，朗朗上口，孩子们学习兴致很高。因为我是文化委员会的委员长，审编教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曾采用诗歌的语言，编写过一些政治教材，记得有一首开头两句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第一所列宁小学创办后不久，很多村庄也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此外，为了消灭文盲，我们还在一些村子里办起了成年人的识字班。
另外，陕甘边特委还办了党内刊物，叫《布尔塞维克的生活》，是特委的机关报。报纸的主要负责人是龚逢春同志。政府的公开刊物叫《红色西北》，是一个不定期刊物。发表的文章消息以红军战报和经济建设等最多，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的某些决议和其他号召性文件均在本刊发表。这个刊物版面不大，相当现在的八开纸，用的是质地较好的有光纸，因为条件所限，印刷是油印的，印油分为红、蓝、黑三色。刻蜡板的主要是席德仁同志，字迹工整漂亮。
五
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刘志丹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很精细，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刚到陕甘边苏区的时候，刘志丹、习仲勋、杨森等几位负责同志正在严家洼子老百姓的土炕上开会，志丹同志一见到我，马上亲热地说：欢迎，欢迎。他中等个子，眼睛机警有神，脸庞有个大黑痣，下颚上长了几根胡须。他身着坎肩，打着绑腿，腰里挎着盒子枪。志丹同志住过黄埔军校，参加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后，继而在陕甘边界搞武装斗争，带刘景范同志来到桥山山区。
志丹同志很会利用各种关系为我们开展白区秘密工作。通过志丹同志的关系，安塞、保安县伪县政府的不少人经常给我们送来关于敌人方面的情报。
对于土匪，我们采取了分化利用和改造的方针。能够争取改造的尽可能争取改造，民愤太大的则下决心消灭之。当时，梁占奎和史老么是黄龙山区最大的土匪头子。梁占奎作恶多端，不可争取，把他打死了；史老么投靠了国民党，后又拉了出来，在路过二将川时，我们打算争取他，但史诡诈的很，怕红军力量大，会吃掉他，跑掉了。郭宝珊部，在我们反复说明利害和讲明政策的情况下，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参加了革命。为了改造这支土匪队伍，我们派任朗华同志到郭部任政委，加强政治工作。对郭部那些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的人，发给路费资遣回家，留下来的后来都成了真正革命的同志。
团结改造哥老会，是我们进行统战工作的又一方面。陕甘边一带哥老会极多。哥老会的成员，大都是丧失土地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这种封建团体内盛行一种作风，即内部等级森严。龙头大爷是哥老会的头目，他的话别人不敢不听。因此，只要把他们的头目争取团结过来，其整个组织便很容易投靠革命，正如毛主席在论述游民无产者的阶级特征时所说的：“如引导得法，可以成为一支革命力量。”鉴于南梁地区哥老会极多，团结他们则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不少哥老会大都为我掩护过伤员，或帮助过其他革命工作。南梁堡有一个哥老会的郑大爷，由于我们不断教育和帮助，他逐步脱离了封建迷信团体，成了我赤卫队的总指挥。
此外，对国民党的杂牌军，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尤其是刘志丹同志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有时甚至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宣传我党和红军的正确主张，做对方的工作。
写到此，有必要多说几句刘志丹同志的事迹。志丹同志有着非常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比如行军打仗，他简直是一份活地图。按一般规律，部队向某一目标行进之前，他事先胸有成竹地总要考虑行军路线、路程远近、到达时间、计划怎样走才更合适些等等。对村与村相距的里程，每个村多少户人家，这村子共有多少口锅，多少条可睡觉休息的土炕等一系列涉及到普遍军事常识的问题，他都考虑到了。他的很多指示，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他常说的：“两山之间一条川，两川之间一条山”，就正确地反映了山区的特点。有时半夜行军迷了路，志丹同志能够从观察地形的特征，进而断定这是什么地方，应该向着那个方向前进。结果证明，他的判断一点也不错。
志丹同志不仅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他的思想品德也是很高尚的，这一点在他平常的举止言谈就得到充分的反映，特别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他那超人的共产主义者的优秀品格表现的更为突出。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疯狂一时，“肃反”斗争无情地打击和迫害革命同志的时候，志丹同志曾亲手接到了要逮捕他自己的信，但他毫不惧怕，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不惜个人的一切，以坦荡无私的宽大胸怀对付这一政治事件。凡知此事的人，谁不钦佩志丹同志这真正的亮节高风啊!
当党中央和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纠正“肃反”错误时，志丹同志更是宽大为怀，不计个人恩怨，尽可能教育和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还教育引导其他受过错误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也这样做。总之，在南梁一年多的时间里，志丹同志的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优秀品德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陕西文史资料》（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