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堡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
慕生忠
我的家乡吴堡是一个南北八十里长，东西四十里宽的小县。大革命时期，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如樊福仁、刘韶华(作家柳青的哥哥)、慕嘉积、姜仰青等，曾先后在这里传播过共产主义思想并进行过建党活动。一九二七年吴堡建立了党的组织，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过一系列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敌人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慕嘉积、姜仰青同志先后遇害，地主豪绅纷纷反攻倒算。这时吴堡人民不仅在政治上遭到严重的迫害，在经济上还遭受苛捐杂税、高利盘剥、土地兼并之苦。而地主老财乘机高利盘剥，巧取豪夺。残酷的剥削压榨，迫使农民背井离乡，人口大量外流，一时骨肉离散、田园荒芜，吴堡人民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因之，从一九三○年起吴堡人民的反抗和斗争时有发生，党的组织也恢复了活动。在党的领导下，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游击战争的影响下，吴堡的革命斗争，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
一、四支队的建立和吴堡游击战争的发端
从一九三○年起，我就和吴堡党的地下组织开始接触并接受党组织的任务。当时党在吴堡的负责人慕生贵同志交给我一件工作，要我了解和调查吴堡的社会经济状况，为革命斗争进行准备。我花了不少时间，走了许多村落和城镇，调查了吴堡全县地主老财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他们的社会关系，掌握了有关吴堡社会面貌的第一手资料。这一工作受到党组织和慕生贵同志的称赞。一九三三年慕生贵同志介绍我入党。不久，就在吴堡的北区建立了党的区委，南区和中区联合建立了中心支部，中心支部的负责人是慕生贵、慕纯农和我。
一九三三年六月，陕北特委召开了第四次特委扩大会议。决定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根据地。因此中心支部建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研究如何在吴堡开展武装斗争。当时我们曾想收编在延川永坪一带活动的一支“绿林”部队。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心支部派我去永坪与这支部队交涉。但由于这是一支组织纪律很差、良莠不齐的乌合之众，因而收编未果。恰好这年冬天，陕北特委派马佩勋同志来到吴堡与当时在宋家川一带活动的一支“烟客”部队接头。他联合了薛俊山、薛武栓、王子成等十几个人，成立了抗日义勇队。接着于农历的腊月二十五日攻打木头峪，他们里应外合缴了民团的枪，杀了民团团总张东郊，这就是陕北著名的木头峪暴动。腊月二十八日，中心支部派我去接应这支部队，我将这支部队带到慕家原，在慕纯农同志的家里住了一晚。正月初二，又将这支部队带到郭家窑。在这里处决了暴动队伍中的一个反动分子，我代表吴堡党组织与随同部队一起活动的佳县县委的高长久和暴动领导人马佩勋等同志，共同研究了部队的编组和以后的活动问题，随即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支队，薛俊山任支队长，马佩勋任政治委员。此后第四支队就在佳县、吴堡一带活动，有力的支援和帮助了吴堡全县的革命斗争。
在第四支队的影响和鼓舞下，一九三四年农历正月，我与慕纯农也组织了一个由区委直接领导的十几个人的小游击队以配合第四支队的武装斗争，这支游击小队由我负责领导。正月十四日，我率这支队伍去薛家山，打一个反动的恶霸地主，由于行动失密，这个反动地主闻风跑掉了，结果只没收了他家的一些财物。收获虽然不大，但也极大的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此后，根据陕北特委的决议，我们利用这支小游击队，开始了创建游击根据地的斗争。第一个开辟的红色村庄是马家渠。这个村子有个流氓叫马富有。这个家伙以赌为生，不务正业，坑害群众，游击队在这里活动时，他四处打听队伍的情况，企图告密领赏。党员马鸿喜向我汇报了这一情况，为了革命斗争的利益，我们决定除掉这个坏蛋。当时，我们得知寇应时等三个农民曾被马用赌博诈骗过钱财，对马非常痛恨。于是就由我出面做这三个人的工作，找这三个人谈话。我用马富有对他们的欺骗和马在村中的罪恶以及马对穷人革命的危害等事实教育他们，要他们除掉这个坏蛋。这三个人爽快的答应了。二月的一天，刮大黄风，飞沙蔽天，路断人稀。正是聚赌的好时机。这三个人约马富有在一个无人住的窑洞里赌钱。马富有一叫就到，赌了几次马富有都赢了。这时马耍赖要走，三个人的怒火一下子燃烧起来，堵住窑门用锄头把这个坏蛋打死了。这是游击队成立后第一个行动。马被杀后，村中人纷纷议论，我们决定召集全村群众大会，我向群众讲话，声称马是我们游击队杀的，与其他人无关，还当场宣布了马富有的罪状。这实际上是一个宣判大会。对附近居民震动很大，因为为民除了一害，群众热烈拥护。从此，马家渠就成了我们开辟的第一个红色村庄。
我们开辟的第二个村子是东庄。这个村子有三姓，因宗族派别，时有纷争。村中的恶霸地主王培先利用这一纷争称雄乡里并和我们作对，我们开辟这个村子采取了促进三姓团结的方式。首先我们在这三姓成员中，各发展一名党员，通过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然后依靠他们分别做自己宗族的工作，全村三姓之间很快消除了隔阂，团结起来，孤立了王培先。这时王十分恐慌，害怕游击队收拾他，村中党员乘机向他捎话说：“你要想不掉脑袋，赶快去找游击队的老艾。”(老艾当时是我的化名)后来王培先千方百计找到了我。我严肃的指出：“只要你老老实实，不破坏，不告密，不反对我们，就不杀你。”他连声说：“遵命，遵命！不敢，不敢！”从此再也不敢和我们作对，东庄也成了我们可靠的立足之地。
另外，我们还采取强行在地主家里吃住的办法，开辟红色村庄。后贾凹有个地主，既狡猾又反动，是我们进行革命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一大障碍。但是又抓不到破坏革命的证据，于是我们每次经过这个村庄，就硬吃住在这个地主家里。同时故意让基本群众问他：“你家里住着什么人呀?”弄得他十分狼狈，只好老实招认家里住着红军并央告大家说：“都是哥们乡亲一家人，千万别向外人和官府说，红军不好惹呀！”就这样制服了这个地主，后贾凹也成了我们活动的一个据点。
为了坚持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我们还杀了一批吸毒成瘾，招摇撞骗的无赖。这批人靠乞讨过活，整日在吴堡各村游荡，讹诈乡民。他向你要钱要粮食，如果你家庭富裕，不给他，他就说你是恶霸，扬言要向红军报告，自有人来收拾你；如果你是穷人，他就说你是红军，要向衙门报告派人抓你。这些人中有的被国民党利用当了特务，专门刺探游击队的情报。吴堡人民和游击队深受其害。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我们根据群众的要求，除掉了这批无赖，有的被处决，有的被赶走和改造，全县人民无不为此而拍手称快。以上这些革命行动，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从此这支小游击队与四支队的声威传遍全县，吴堡大多数村庄，我们都可以公开的活动了。
二、中共党组织的发展和吴堡县委的
成立。敌对吴堡的第一次“围剿”和我反“围剿”的斗争
四支队和吴堡游击队的斗争，震动了吴堡的敌人。一九三四年农历三、四月起，伪县政府和当地驻军，就不断出动兵力，搜捕和追击革命武装，五月份驻陕北的军阀井岳秀，向我陕北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吴堡敌军从一个连增加到三个连。这时吴堡和整个陕北根据地一样，开展了反对敌人“围剿”的英勇战斗。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敌人“围剿”的初期，曾使革命力量处于困难的局面，我们的斗争一度出现挫折。
一九三四年四月，慕家原党组织首先遭到破坏。中心支部负责人慕纯农被捕。慕被捕后遭到严刑毒打，他以非凡的毅力经受了敌人的各种折磨，矢口否认他是共产党员。不久，被保释出狱，但是一个地主的儿子扬言再次控告，发誓要找纯农报仇，致使他不能在吴堡立足，只好东渡黄河到山西孟门暂时躲避；中心支部主要负责人慕生贵也因暴露身分，无法在当地活动，随后也到山西去了。这时中心支部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吴堡的中区和南区坚持斗争。我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决定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成三、四人一组分散活动。
四月的某一天，敌人抓到游击队的一个年轻的队员，在严刑威逼和利禄引诱之下，这个人竟供出了我们的驻地——东庄。大批敌军很快就包围了这个村子。在村外放哨的游击队员王增盛来不及向我们报告，敌军蜂拥扑来时，我正和四个队员在山上的窑洞里研究工作，这时已经无法突围了。但由于居高临下，村中敌人的行动却看得一清二楚，只见敌人到处抓人，他们抓到了地下党员马世海后，在街道上拳打脚踢，逼他供出游击队的地址。马世海不说，敌人就反缚了他的两手把他吊在一棵大树上，然后继续逐窑逐屋搜寻。敌人眼看就要接近我们所在的窑洞了，情况十分紧张。这一切都被吊在树上的马世海看在眼里，他当即大叫：“老总！我支持不住了，你们放我下来，我给你们说。”这几句话掩护了我们，搜索的敌人闻声却步，复向马世海走去。马被放下后故意把敌军引向村外的一个窑洞，而这个窑洞恰好我们前天刚刚住过，留有麦草等痕迹。在敌人反复追问他的时候，我们趁机撤出了东庄。以后敌人对马世海极为怀疑，曾一再毒打拷问，但他十分坚强，反复称自己是个农民，因为再问不出什么，且无任何凭据，敌人只好把他释放了。
敌人逮不着我，就在我家里下毒手，农历五月初七日，他们放火烧了我家的房子，并抓走了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弟慕生聚(现为西安市商业局局长)。并放风说：“慕生忠不投案，就要杀死他的全家。”这时我十分悲愤。既哀痛年老的父亲和幼小的弟弟惨遭折磨，又愤慨敌人的疯狂和狠毒。当时我真想豁出生命救出父亲和弟弟！但转念一想，不能轻率行动而丢弃党交给自己的工作，再一冷静思索，发觉这是敌人的阴谋，也是他们黔驴技穷的表现。于是我针锋相对派人送给他们一封信。信中说：“听说你们抓走了我的父亲和弟弟，请你们把他们杀了！这样可坚定我的革命意志和对敌人的仇恨。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今后我要为着革命信仰和你们拚到底！”敌人抓我的亲人目的是以此为钓饵引我上钩，见我识破他们的阴谋，幻梦破灭，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把我父亲和弟弟放了。通过这一个回合的斗争，不仅对我是一个考验，而且使我增长了不少斗争的智慧和才干。
五月中旬，我带领游击小组到达吴堡北区的宋家坡，在这里遇到了马佩勋同志带领的四支队，我们见面后，分析了反“围剿”斗争的形势，决定由马佩勋同志带领四支队南下，牵引敌人。马带领四支队南下后，敌人果然上当，跟踪追击，吴堡形势稍有好转。
不久，慕纯农、慕生贵先后返回吴堡。为了统一领导吴堡的反“围剿”斗争，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决定成立吴堡县委(反“围剿”斗争前曾酝酿过成立县委的事，决定县委书记由老范担任，但反“围剿”斗争开始后，老范就脱离革命跑掉了，县委也随之垮台)。六月间，吴堡县委在反“围剿”斗争的严峻形势下正式成立。小赵(化名)任书记，慕生贵任秘书长，魏刚(特委派来)任组织部长，王国昌任宣传部长，我任军事部长。县委还决定：广泛建立游击小组，分散进行游击活动，坚持武装斗争。
六月中旬以后，我在中区已组织起五、六个游击小组。这些游击小组没有枪支弹药，刀矛是唯一的武器。虽然武器简陋，但大家有旺盛的战斗热情和坚定的革命意志，我们把打击的方向放在伪政权区级机构。首先杀了敌中区区长姜瑞先，南区和北区区长闻讯，先后弃职跑了。这时尽管敌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已失去地方政权的支持与援助，对神出鬼没的游击小组毫无办法，象个无头的苍蝇，到处瞎碰。地方上的反动地主老财，见军队不能保护他们，纷纷组织民团，修筑碉堡和我们作对，斗争又进入艰苦的阶段。
八月，冯家凹两个反动富农出头，首先在山崖上修筑了碉堡，山下还修有崖窑。敌县长闻讯亲临视察，大加表扬并发给他们四支枪作为奖励，此后这两户反动富农死心踏地跟我们作对，并常跟随国民党军队一齐向我们出击。紧接着敌人推广这一据点的经验，全县广筑碉堡并建立保甲制度。全县共成立了十个联保。吴堡县城和李家塌附近的反动地主王子崇等，到处招兵买马，先后建立了保安团，整日荷枪实弹，气焰十分嚣张。
为了粉碎敌人的碉堡政策和保甲制度，我们采取了以下斗争策略：1、不断派游击小组出击，破坏敌人的保甲制度；2、破坏不了的保甲，想方设法派我们的人去当保长。李家原等村子的保长，就是派自己的同志担任的。这些同志白天应付敌人，夜晚和我们联系。这些同志幽默的称自己“白天是‘铲共’义勇军，晚上是共产赤卫队”；3、利用敌人招兵建团的时机，派一些共产党员和懂军事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先后给吴堡县城保安团派去七、八人，王子崇的保安队派去十几个人。李启贤同志还当了该保安队的教练。
八月末的一天，反动地主王子崇为虚张声势夸耀力量，骑着高头大马，带着新编的二、三十人的保安队，周游全县巡行示威，一路之上还狂妄地呼喊：“几个毛毛土匪都被我剿平了。”我在寇家原见到他这种嚣张的样子，心中非常气愤。于是立即召集寇家原、东庄的游击小组队员开会，决定当夜行事。我带着二、三十人，奇袭了离王子崇家只有三华里的李家塌，杀了与王有勾结的四个爪牙，显示了游击队的存在和力量。王子崇得悉后气急败坏地说：“这是给我脸上抹黑呢。”从此他提心吊胆的防范我们，再也不敢耀武扬威了。
不久，四支队由崔盛军同志率领又返回吴堡。我们配合这支部队开展游击战争，两部协力在红山庙袭击敌人一个连，这一仗打的虽不太好，我们有两个同志牺牲，但敌人因此也胆颤心惊，不敢冒然行动。至此敌对吴堡的第一次“围剿”，基本上被我粉碎。
三、吴堡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土地革命与兵变活动的开展，红十五支队与红五团的创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开始
一九三四年农历十月份，吴堡全县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代表共四百余人，在后冯家畔召开成立县革委会的大会。会期一天，民主选举丁茂义为革委会主任，一个小名叫成的人担任副主任。革委会下设土地、财经等委员会。大会决定在全县开展土地革命，从此吴堡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九三四年十月以后，国民党蒋介石策划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井岳秀部收缩防线，敌高桂滋部成为二次“围剿”的主力。吴堡换了高部三个连驻守。他们修筑碉堡，步步为营并采取“移民并村”的政策，妄图割断我与群众的联系，给游击队的活动带来新的困难。
这时，我们在政策上也出现了一些错误。还在县革委会成立大会决定进行土地革命时，就通过了焚烧土地契约的“左”倾政策。这个政策不顾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群众觉悟，不做阶级区分，实行不分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一律烧约。会上虽有人反对，但这一决定还是通过了。后来在执行这一政策中，给革命带来了沉痛的损失。
一九三四年冬初，全县开展了强行焚烧土地契约的运动，不仅首先遭到地主富农的反对，中农和贫下中农对我们也不满起来。一天，有几个同志在火烧山开会动员群众烧约时，村中有人送信给敌人，敌军迅速包围了村子，几个同志全遭杀害。在后齐家凹，群众也起来反对我们。一些村子还出现了“反水”。实践业已证明这是一项错误的政策，不得不加以纠正。
以后，县革委会又采取了禁止地主收租的政策，这在当时条件下也是不适宜的。一天，我率领十几个游击队员到刚刚开辟的吴堡西区，在杏家塌碰到一个名叫张怀仙的地主正在收租，我根据县革委会的决定向他宣讲不准收租的政策，不执行者将从严处理。张当时向我做了今后不再收租的保证，但因收租涉及他的生存利益，他回去后就向敌人报告并亲自带领敌人袭击我们。一些地富也学他的样子起来反对我们，气焰十分嚣张。一次张怀仁的地主哥哥张怀德在一个下雪的夜里，到慕家原去接上学的儿子，被我们遇见后杀掉了。这事很快传遍吴堡，才使地富的气焰有所收敛。
由于政策的失误和敌军的围击，这年冬季斗争非常艰苦。当时吴堡南区敌军据点从三个增加到七个，每天出动寻我作战。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长期和敌周旋，遂向北区转移。我在原地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也在这年腊月，转到北区，与县委的同志会合。中旬，县委在樊家疙凸召开会议，研究了当前形势后，决定进行兵变活动以扩大游击队的力量，粉碎敌人的围攻。会上，县委组织部长魏刚突然提出他要回榆林结婚，向县委请假，慕生贵不同意，我觉得生贵的意见不合情理，主张批准魏刚回去，其他委员也同意我的意见。会后，生贵向我说，他已看出魏刚的动摇并估计他此去不会再回来，要我加快兵变运动。经他一点，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心加速进行兵变工作。
快到春节时，我按照兵变计划到砖窑山，找到我们派在这里保安队内的薛俊高，和他商量兵变的问题。他建议我争取王增才，这人是他的换帖弟兄，是个老兵油子。他控制着保安队内七、八个人。争取了他，拉出这个十七、八人的保安队就困难不大了。我决定按薛俊高的意见去办。腊月十七日，薛俊高安排我在一个砖窑里和王增才见面。王来后未及寒喧几句，趁我不防，一把拿走了我揣在腰里的手枪，得意的笑着说：“哥儿家，县上有布告，抓到你赏洋五百元，我看你这支枪也值三百元，这回该我走运了。”说罢摇头晃脑，一阵大笑。这个家伙的恶劣表演使我十分愤怒，同时也暗笑他的贪婪和愚蠢。难道和这样的人初次见面我竟丝毫没有警惕吗?我强压着自己的厌恶冷笑说：“别太得意了！那支枪没有子弹，子弹在这里。”说着拍了拍我的口袋。王增才诧异的问：“你为什么不往枪里放子弹?”我说：“今天我是和你来议事的，放上子弹，你不就心疑了吗?”这时站在一旁的薛俊高向他说：“哥儿家！咱俩是咋说的？八百元钱就出卖朋友吗？”说着一把夺过了他手中的枪交给了我。这时王增才十分尴尬，讪笑说：“开个玩笑！”
我向王增才说：“俊高向我说过你想走正路，我们欢迎，今天我要到佳县去，顺便来看看你们，希望你早做决定。”因为快过年了，还给了他十几块银元。这时，王增才一脸犹豫的表情，意思是嫌钱少。我严肃的向他说：“干革命要自愿，正路要自己走。我不是拿钱买你们，这点钱是让你们过年用。”经过一番规劝和斗争，王答应听从指挥，参加兵变，并约定了兵变的时间和办法。
腊月十八日，我又到后齐家凹找到派在王子崇保安队内的薛营贵，他要我和李启贤具体商量兵变问题。腊月十九日李带着他的侄子在种子山和我见面。我带了两个人，见面后经过商讨决定，由李写个条子，把部队调出来。就这样当天把李启贤任教练的廿多人的保安队拉出来了。
接着我与李启贤等一起直奔薛俊高所在的保安队。走到前火烧山与哨兵对上了暗号，由他指引向队部疾进，不巧遇见反动团丁张仰青前来巡哨，经过一番格斗，我们用刀劈死了这个反动家伙。赶到队部时，民团团总解教练拖着鞋懒洋洋的出来，未及答话，王士保和几个战士抡起大刀把他砍死了，我们冲到屋里喝令保安队员起床，跟我们走。这时，王增才躲在一个角落里正在举枪瞄准，薛俊高向他喊：“你为啥不走？”王说：“这就走！”无可奈何的跟上我们走了(王这个人品质恶劣，始终未接受改造，后被我们处死)。
两处兵变得手后，本想到吴堡县城再拉城区民团的队伍，但天色已晚，遂向北区转移。在北区我们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整顿了这两支队伍，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十五支队。薛营贵为支队长，我任指导员。接着于腊月二十六日和三十日，先后在阎家峁，米脂黑疙瘩与追击我们的敌军打了两仗。正月初一，在万民欢庆春节的鞭炮声中，部队进入佳县境内。
我们兵变的成功也分化了敌人。高桂滋部驻绥德黄家川的士兵老李率领四个人举行兵变，参加了我们的十五支队。正月初六日，慕家原敌军张德胜等也领导一个排，打死敌两个排长，携带一挺轻机枪和十余支步枪，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与此同时石嘴山敌驻军一个排，也举行起义，两部合计共约卅余人枪。后者因出误会，来后被我们缴了械，人全部送回山西，后被敌军杀害。这是我们在斗争中犯的一个错误，至今回忆，犹感痛心。
根据上级领导决定，于一九三五年正月十二日在佳县境内，我们将红十五支队改编为红五团。王世杰任团长，我任政委，李启贤任副团长，樊文德任参谋长，薛汉成任政治部主任。全团共有一百余人，机枪一挺，长短枪八十余支，是一支颇具规模的部队。
红五团组成后，我们决定主动进攻敌人，攻打吴堡县城。正月十五日到达火烧山时，与敌军遭遇，打了一场恶仗，从早上八时左右开始直打到下午四、五点钟，两军长时相峙不下。夜晚敌军不支撤退。我们转向慕家原村。该村反动富农慕忠秀和他的儿子及一些亲属，这时仍误认为我们是十几个人的小游击队，知道我们打了一天，已很疲劳，就想截击我们邀功请赏。他们在龙王庙碉堡上开枪射击，阻我前进，我冲他们喊道：“我是老艾，请你们让一让！”这些反动家伙竟狂妄地说：“就是单打的你！”说罢，一阵排枪，团长王世杰即时负伤。同志们问我：“政委，咋办呀?”我气愤极了，不加思索地说：“打，坚决打！”又问：“打下来咋办?”我说：“全部杀光。”战士们这时也憋了一肚子气，一个冲锋，碉堡被打下了，慕忠秀等七、八个人全部被我击毙，进村后，又杀了响应和支持敌军阻击我军前进的二、三十人。
一九三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县委再次召开会议，决定铲平敌人碉堡。会后，红五团兵分三路：一路攻打斜则，一路攻打薛家塌，一路由我率领攻打冯家峁。这后一个据点最反动的是我侄儿媳妇的叔叔。逼近冯家峁时，这个反动家伙已率团丁在碉堡上严阵以待。我冲着碉堡喊：“亲家我来了!”他也喊：“你来了怎么样?“我说：“要吃你的水饺。”话未说完，枪就响了，当时他们占据有利地势，强攻不易。我们决定采取火攻战术。黑夜降临之后，几个英勇的战士，借夜幕的掩护摸到碉堡旁边，点燃浇上煤油的松枝和干柴，塞入碉堡之内，霎时，烈火腾腾，敌人浑身着火嚎叫着从碉堡里跑出来。当夜，阴云密布，漆黑一片，带火的敌人恰似黑色屏幕上滚动地团团火球，分外清楚，正好成为射击的活靶子。在一阵短促的射击之后，但见这些火球个个着地，停止不动了。这一仗共消灭据守碉堡和支援他们的敌人五十余人。与此同时，其余攻打斜则和薛家塌的我部战士，也先后攻破两处的碉堡，消灭敌三十余人。
冯家峁、斜则、薛家塌碉堡的拔除，吓坏了吴堡的反动民团，我们乘这一有利时机，向他们下达了三天内削平全县碉堡的勒令。慑于红五团的声威，三十日，全县碉堡由民团自动削平，保甲制度也随之摧毁，部队又可以在全县自由行动了，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四、晋西游击队的成立和东渡。
红军主力转战吴堡。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一九三五年二月，疲于奔命屡遭挫败的吴堡敌人向他们的上司求援，不久晋军在山西组织了“剿匪”司令部，调动五旅之众沿黄河岸布防。三月晋军孙楚的一个整旅渡过黄河，有二十四个连进驻吴堡地区，原驻吴堡高桂滋部的一营兵力也受晋军节制。他们配合高桂滋部对我陕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并气势汹汹地对吴堡我军进行围攻。
晋军对我“围剿”仍沿袭碉堡战术。他们进入吴堡后，大力修筑被我们破坏的碉堡。吴堡交通的三条主要干线：宋家川——义合，宋家川——辛家沟，辛家沟——石嘴山，共修筑三百四十多个梅花碉堡，企图凭借这些乌龟壳稳扎稳打，逐步合围，置我们于死地。与此同时还加强了特务破坏工作，敌“吴堡肃反委员会”也宣告成立。吴堡原县委组织部长魏刚请假回榆林后即自首叛变，这时也随敌返回吴堡，任敌“肃反委员会”主任。魏任职后，就率领敌军先后破坏宋家川等我两个支部。斗争又进入一个严酷的阶段。
为了粉碎敌军对陕北根据地和吴堡的“围剿”，陕北特委和吴堡县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在政治上，一九三五年三月，在李长家山正式成立县苏维埃政府。丁茂义任主席、副主席秦茂芳，下设粮食、土地、军事等部，决定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在全县分配土地，借以发动群众，同时布置两面工作，与敌人的特务破坏进行斗争。在军事上调四支队重回吴堡作战。二月底四支队返回吴堡与我会合。不久，与追击我之敌军在红山庙发生激烈的战斗。这一战斗我们虽协力作战给进犯之敌以重大杀伤，但因敌我力量悬殊，我军也遭受一定损失。红五团优秀机枪射手老杨于此役中牺牲。以后部队游动作战，一次驻红弯休息时，复遭敌人袭击。这时我们商量决定部队南下与主力红军会合。行军途中我接到任命我为二五纵队政委的命令，便中途折回。红五团由团长王国昌率领南下，后加入红军二十七军，编为第三团，转战陕北各地。
二五纵队是陕北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四和十五支队合编而成的一支部队。纵队长阎山，下有王舟新、吴创业、王华亭等五个支队。特委交给的任务是原地牵制敌人，并组织游击队深入敌后，袭扰敌人，破坏“围剿”计划。四月，我们从二五纵队抽了一些战士，组成了晋西游击队。但几次东渡黄河都遭敌人截击，而没有成功。为了贯彻特委的指示，我提议亲自带领这个游击队深入晋军后方，我的请求得到了领导的批准。
我总结了前几次渡河失败的教训，分析了敌几次得手后出现的骄傲心理，决定从宋家川到毕树坪敌军旅部驻扎处偷渡黄河。阴历五月初十，我带领十七个战士，长短枪支，于夜间潜行至离敌旅部五、六百公尺的附近。此处敌虽有重兵，但果然因骄而痹，防范疏忽，我们将事先绑好的羊皮筏子(用梯子做架子，下面绑羊皮筒)悄悄推入水中乘坐，顺利的到达了彼岸。
过黄河后，我们向柳林、离石方向前进。这两地的党组织原系吴堡党组织帮助建立，我掌握着两地支部的底子，但到后发现两地支部已被叛徒魏刚破坏。当夜只得在一个山凹里休息吃饭，第二天行军至杨家坪，被正在附近修筑飞机场的敌人发现。敌人组织进攻，我们且战且退，转移到吕梁山脉的梢林里。这时晋军摸不着我们的虚实，急向阎锡山报告红军入晋的消息，阎急命他的外甥杨耀发以六团之众包围和封锁了吕梁山区，并派一部主力进击。从此我们与阎军周旋在吕梁山中，转战在中阳、*（左阝右显）县、孝义、汾阳一带，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极为艰苦的斗争。
由于我们人地两生，加上阎军的围攻和封锁，游击队的食宿和弹药的补充都出现严重的困难。饥疲交加的部队靠采摘山中一种名叫水葱的植物果腹，在充满蚊蝇的梢林中过夜，根本得不到足够的热量和休息来恢复日趋衰弱的体力。五月二十五日，我们转战到汾阳、中阳交界的一处时，大队敌人包围了我们并在机枪的连续射击下蜂涌的冲上山来，这时突围已不可能，情况非常危急。我迅速扫视了一下附近的地形，发现梢林边上下各有一条小路，两条路之间有一个长满野草流水的沟，我当即决定十七个人分散隐藏在这个小沟里。不久，枪声大作，敌人接踵而至，有一些还连诈带唬地说：“土匪就在这里，都来抓呀！”此时，敌我相距咫尺之间，敌人拉长了的身影就在我们的头上晃动，透过野草的空隙可以清晰的看到敌军杂乱的脚步，只要出一点声音马上就会被敌军发现。但是，敌人没有想到我们埋伏在道路的旁边，只顾向山头冲击前进，我们屏息静气出敌不意的躲过了敌人的搜索。这是我生平以来觉得时间过得最长的一天。
在给敌以袭扰之后，五月底我带领游击队向回转移。六月初二，我们行抵离黄河不远的山区。停留期间我进行了简短的战斗动员。我说：“今天是最危险的一天，也可能是最后的一天，渡过河去就是我们的胜利，过不去明年的今天就成为我们的忌日。如有少数同志渡过河去，请把牺牲的同志告诉组织和他们的父母。”最后我要求大家绝对服从命令。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服从指挥。会后我指挥部队急行军前进。到程家庄镇后向商号摊派了一些布匹、铜钱，以备渡河时用。这里离黄河渡口只有三十里地，向群众打听时得知渡口处有过往船只，但有敌军重兵看守。我决定抢船渡河，并再次重申了纪律。行军中不准说话，不准咳嗽，不准掉队。一口气跑了三十里地来到黄河边的枣帽山，这里已能看到滔滔东流的黄河，冲下去时，敌哨兵发现我们，举枪喝问：“什么人！”我们一个同志一枪撩倒了这个哨兵，接着飞奔到黄河岸边。河边恰好有一只敌人装煤用的小船，抢上船时，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向我射击。一个战士用刀剁断系在岸边的缆绳。我们凭借唯一的船舵，用在程庄搞到的布匹绑上盛煤用的筐子，代替船桨划水，在枪弹轰击之下，流到对岸，我们破浪前进，等到船到达彼岸时，才发现我和七个战士已经负伤。经过检查，我身上负伤达二十余处。
回吴堡后，我在井道山养伤。六月初四、五日，敌人闻风前来搜捕我。幸赖窑洞口的桃树掩护，未被敌人发现。以后大家把我转移到折家原附近四支队住的一个村子养伤。六月十二日，天降大雨，敌人又大举围攻，出动十二个连包围了折家原和我住的村子。这时四支队五十几个人涉过山涧洪水，从沟里突围成功，并机智的缴了一排敌人的三十几条枪，敌人闻讯追击，我又再次脱离了险境。
六月底，刘志丹同志率领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转战到吴堡。这时我的伤已基本痊愈，兴高彩烈的回到部队，跟随主力红军作战。在志丹同志的英明指挥下，七月初攻打慕家原。这里驻着一连晋军，志丹同志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很快消灭了敌人。接着又歼灭了慕家原的敌人，此役共歼敌三、四百人。我部也有伤亡，王世泰同志在战斗中负伤。后复进军至金不烂沟，又消灭增援晋军五、六百人，前后总计歼敌近千人。
七月，在志丹同志指挥下，部队在绥德三十里铺打了一个漂亮仗。这里驻着张庭芝部的一个骑兵连，有战马六十多匹，我们决定吃掉这连敌人，战斗那天早晨，大雾弥漫，这为我们的战斗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们借浓雾的掩护，首先干掉了敌人的哨兵，一下子冲进村子把敌人包围，我们居高临下，高高扬起手榴弹，喝令敌人缴枪。正在吃饭的敌人猝不及防，乖乖的做了俘虏。
经过这些战斗，屡遭挫败的敌人，心惊胆战的龟缩到为数不多的一些城镇据点，而我军愈战愈强。敌人对陕北和吴堡的第二次“围剿”以失败告终，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辉煌胜利。
五、国民党、晋军对吴堡的再次“围剿”，吴堡独立三团的战斗始末
粉碎敌人对陕北和吴堡第二次“围剿”后不久，红二十五军来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合，组成了红十五军团，与此同时，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前后，陕甘晋省委正式成立，省委书记是朱理治。戴季英、郭述申、聂洪钧、刘志丹、习仲勋、郭洪涛等也都参加省委工作。这时我奉命来省委组织部工作。不久，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陕甘晋省委奉命撤销，成立了陕甘、陕北两个省委。陕甘省委书记是朱理治，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我被分配到陕北省委任常委职务。当时陕北省委组织部长是王达成，宣传部长是龚逢春，白区工作部长是贾拓夫，后为马文瑞，保卫局长是刘志义。这一期间周恩来同志曾指定我率领干部连参加了保卫瓦窑堡的战斗，打退了敌张云衢部对瓦窑堡的偷袭。
一九三六年二月，组织又决定我回吴堡，任县委书记。当时红军主力东征，晋军全部撤回山西，但连年的战火已使吴堡的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遍地灾情，人民穷困，加以伤寒、天花等传染病流行，更使吴堡一片疮痍。我就职以后，就全力以赴组织生产自救，与灾害和疾病进行斗争。
一九三六年三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晋军复向我陕北根据地进逼。先占领了津渡，以后逐步接近宋家川。当时吴堡已无红军主力部队，难以阻止敌人的进攻。我带着这一问题，到瓦窑堡请示汇报，中央给了我三百支枪，要我重新在吴堡组织部队。我回吴堡后，即开展了“突击扩红”的运动，一个月内，即组建了独立第三团和七个游击队。李启贤同志任独立三团团长，我任政委，参谋长薛营贵，政治部主任老曾，后勤部主任李永泰。七个游击队中，一、二支队在绥德活动；吴堡有四个支队，人约七百多人，加上独立三团，总兵力约一千多人。当时吴堡人民踊跃参军，能打仗的人几乎全部都拿起了武器。
根据中央指示，这时陕北沿黄河一带成立了神木、吴堡、绥德、延长四个战区。我任第二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还兼任佳、米(脂)、吴(堡)三县中心县委书记。归属东地特委领导。
一九三六年四月，国民党以三十个团的兵力向我进攻。计有汤恩伯的第四、八十九和二十一师，阎锡山的七十二师，高桂滋的八十四师。总兵力约四万五千多人。超过了吴堡的全县人口总数。
根据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在敌人进犯前，中央曾正确估计了斗争形势，指示我们如支持不住时，可北上神府一带，接受陕北省委的领导。四月，敌汤恩伯部第四师、八十九师从宋家川过河；七十二师从螅蜊峪过河。敌军进入吴堡县境后，首先修筑公路、碉堡，并不寻我作战。他们在宋家川、辛家沟、石嘴山三条交通干线上修建了三千多个碉堡。五月份战斗开始，敌军凭借优势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稳扎稳打战术。到八月底，逐步将我压在一狭长地区内，这时我部队给养困难，减员很多，极度疲惫。我们研究决定突围北上，由于敌封锁严密，无空隙可钻，接连五次未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这时部队已经断炊；因群众被困在碉堡里无法帮助我们，处于危险的境地。我决心带队南下，并邀三县县委书记(米脂的郭文华、佳县的李子昂、吴堡的李克良)商量时，他们机械的理解中央的指示，认为我是逃跑主义，告到东地特委书记戴季英那里。戴不顾实际情况和争执的缘由，以动摇逃跑的罪名，撤了我和李启贤同志的职务。三县中心县委书记由罗文同志担任，罗文很同意我的意见，但他也无力改变戴的决定。
独立三团和七个游击队的主力，以后由薛营贵率领继续北上突围，但立即遭到敌人的合围，大部为敌消灭，造成了极为痛心的损失。
在主力北上突围时，吴堡尚留有独立三团一个连和一支游击队，由李有益、李冬贵同志分别率领，北上突围失败后，我和李启贤决心带这两支部队南下。部队行经冯家畔时，薛营贵突然来找我。他于突围失败后尚保留一连兵力。我们计议后决定当晚南下突围。两军于黄昏后在胡家沟岔会合。是夜，我率领部队先期到达，左等右盼薛营贵始终没有来。时间已很紧迫，我们决定单独突围。当夜走到麦积山，在离敌五、六百公尺的两面土窑里，静等了一整天，吃了一点面糊糊充饥。第二天晚上，开始突围，当夜先翻越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在吴家山与敌遭遇，战斗后闯过敌第二道封锁线。黎明行进至塔子沟为敌人发现，幸赖这里是道路崎岖人迹罕至的地方，敌人打了一阵枪，未敢追击。部队仍继续前进，天明到达高家山。大家十分疲劳，正准备吃饭休息时，大批敌人追上来了，部队顾不上吃饭，急忙战斗，这时敌军几路合击，拖延下去有被包围歼灭的危险，我当机立断撤出战斗，当时已无退路，部队从崖上跳下金不烂沟，后翻越枣儿沟，到达西崖梁。敌人复跟了上来，用十几挺机枪疯狂向我们扫射，我们顾不得饥饿疲劳，且战且退，黄昏后始摆脱了敌人，利用这一间隙，继续前进，直至第三天晚上，我们过了无定河，就这样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取得了南下突围的重大胜利。
突围后，我们经清涧到延川，找到了东地特委书记戴季英，向他汇报突围的经过并指出他北上指示的错误，戴这时不做自我批评，以后我和李启贤同志又到安塞找到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郭听我们汇报后十分愤慨，并将此事反映到中央，这场是非之事持续了二、三个月，最后，周恩来副主席严厉批评了戴季英，肯定了我们南下突围是正确的，不久，就撤换了戴季英的职务，并重新任命我为东地司令员。这年十一月，我又返回吴堡工作。
这时，敌人正在部署新的进攻。东地区周围，南有冯钦哉的四十二师，东有李仙洲的二十一师。为了把敌人引出苏区，中央也在筹划第二次东征。并派张云逸、吴溉之、邵式平等四人来东地区部署此事。后又派北路军二团来吴堡巩固苏区。我当时忙于征调船工造船，为红军东征做准备。十二月，冯钦哉部进攻我炭头村和岩头村，战斗刚刚打了一天，十二日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留，敌人闻讯，陆续撤退，延安、蟠龙等地相继被我军占领。至此，国民党和晋军对我吴堡的再次“围剿”，遂告破产。
六、黑军的收编和吴堡的解放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正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对吴堡的“围剿”，一些军队还撤除对吴堡的封锁，开赴抗日前线。这时吴堡出现了“黑军”暴动。组织又把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我调回吴堡工作。
一九三七年八月，根据斗争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山陕特委。特委由四人组成。罗文任书记，李合邦任组织部长，李景清任秘书长，我任军事部长。我的任务是收编黑军，以此为基础，重新开辟吴堡。
吴堡的“黑军”，绝大部分是北上突围失败的部队，这些人被打散后遭敌俘虏，后被分编到全县十个联保中。其中薛俊盛被编到李有年的部队，他想方设法搞了一支驳壳枪，以后跑出来在各联保中串联活动、组织暴动。在他的领导和地下党派人帮助之下，七个联保一齐起事并收缴了各联保处的枪支。因为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所以暴动中对各联保主任未加伤害，部队也称为“黑军”。这就是声震一时的所谓“黑军”暴动。
不久，薛营贵受黑军的派遣找到了我。从他的口里得知黑军共分两部分，一部分以薛营贵、薛俊盛为首，这部分基本上是独立三团和游击队的战士，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另一部分是以王振民为头头的一伙。这部分成员不纯，王振民原是土匪，以后参加我军，于一九三六年叛变。他听说我来后，不愿见我，并造谣和裹胁该部阴谋去三边投奔张庭芝部。为了粉碎他的阴谋，我捎信给他，约他见面，以后商定在绥德的枣儿庄接头，王对这次见面事先有准备，会面时还携带两名亲信。我也预做埋伏，带了四个人。我们见面后只谈了几句，我见话不投机，突然跃起，反拧了他的胳膊和手，招呼随行的人把他绑起来。他说：“哥儿家，这是咋回事！”我说：“绑起来再说！”他的两个亲信急着掏枪时，我大喝一声：“不准动！动就枪毙你！”这两个人稍一迟疑，就被缴了械。接着，我历数王振民的罪行，后来处决了这个叛徒。从此，两部统一被我收编，共有一百多人。编为一个营，薛营贵任营长，张家武任政委。
令人惋惜的是黑军收编时，原暴动组织者薛俊盛以及李兰荪、牛儿等七个人已经牺牲了。原来黑军暴动后，他们被一个反动民团诡称跟随起义的谎言所欺骗，前去联系时，中了人家的圈套，七个人全部遇害。后来黑军抓了杀害这七个人的凶手反动县长何英，把他枪毙了。
黑军收编后，不久就被输送到主力部队，成为三五九旅七一八团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改为特区，国民党政府把绥德改为警备区。我党在警备区成立特委，刘澜涛任书记，刘文蔚、李合邦、程其汉和我任特委常委。这时，警备区军事上受我控制，但政权名义上仍掌握在国民党手里，反共专家何绍南任绥德专员蹲着不走，以后我部进驻三个团把何赶跑了。吴堡当时的县长是罗伯星，这人既狡猾又反动，他千方百计控制联保，和我们明争暗斗，我们就针锋相对，采取在联保派代表的办法，破坏他对政权的控制。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夺地斗争”，即从地主富农手中，夺回原苏维埃政府分给贫雇农的土地，群众成群结队找联保主任，要求收回土地革命分得的果实。群众斗争的急风骤雨，吓跑了一些联保主任，一些不能走的，此时毫无办法，睁大双眼看着群众收回了自己的土地。至此吴堡反动政权已经解体，敌保甲长纷纷找我们悔罪、认错，罗伯星陷于孤立。一九三八年正月末，日军占领津渡后，罗撤退时竟然找不到一匹牲口，最后还是我替他找了二十几匹牲口，送走了这个丧魂失魄的国民党县长。从此，吴堡人民渡过了漫漫的长夜，迎来了明媚的春天——自己的解放。
由于年深日久，这篇回忆肯定有失误之处，诚恳希望参加过吴堡战斗的同志们，予以补充、订正。
(宋易风整理一九八○年五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