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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承武被擒亲历记

姜宏模口述 胡景通笔记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春,白朗率河南农民起义军入陕,袁世凯派其心腹爪牙陆建章绰号“陆屠户”的,率领北洋劲旅陆军第七师,于当年夏季由潼关进入关中,另有江南陆军亦约一师之众由老河口经武关入陕(这支部队,追击白朗伸入甘肃境内,后又尾随白朗部队回河南去),一时声势颇大,名为“追剿”白郎,实则另有企图。陆到陕后,袁即授张凤翙以扬威将军调北京将军府,任陆为咸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公署地址,即现在西安市人民委员会的会址)。陆到任不久,即对陕西辛亥革命时期所成立的军队着手裁并,初则将张云山第一师缩编为第一混成旅,将刘世杰的第四旅与陈树藩的第六混成旅合并改编为一个混成旅,以陈树藩为旅长,驻大荔;继则逼死张云山,派其心腹贾德耀任旅长。张钫所带的陕西陆军第二师,因在二次革命时奉袁世凯命令援川,此时调回陕西,驻防汉中,缩编为第二混成旅,仍由张钫任旅长兼陕南镇守使。不久,陆又派陈树藩接替张钫职务,并将张部并入陈部,改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旅,辖三个团,陈任旅长,团长为曾继贤(子才)、何遂(不久何去,由刘世珑接替)、魏进先(张钫旧部)。未几,陆又令陈树藩与陕北镇守使贾德耀对调,但不令陈到任,将其部队分散驻在汉中、关中、陕北各地,着陈本人驻在蒲城,名为剿除渭北土匪,实则准备裁汰以至消灭。此时陈树藩已深感到地位不稳,加之郭坚、王飞虎、严相娃子、向承基等先后由陈部出走,打起倒陆旗号,到处窜扰;同时,陈的镇守使署由汉南运输库存枪弹,路经西安又曾被陆一度扣留,这一系列的事件,都不能不使陆、陈之间发生猜疑。虽然陈树藩善于逢迎,纳礼拜门,购赠甘肃烟土,并同陆的长子承武结为盟兄弟,千方百计,换取陆的欢心,但转念张云山屈意奉承,货尽财竭而最后仍不能保全性命的经过事实,又不免惶惶不安,心存戒惧。
  在这时期,我又听到段祺瑞曾密派曲同丰来过陈处,联系反袁倒陆问题。这些事实,都发生在民国四年冬季和五年春季。在民国五年三月间陆约陈在三原见面,令陈按指定日期由蒲城到三原等候,他由西安直接前往。陈拟乘机将陆扣留,当时随去的百余骑兵,多系从部队中选拔出的勇敢善战的军官,胡景翼亦带着得力官兵二三人随陈前去。凡是去的官长,一律改装为士兵,另派几百名便衣随后策应。不料陈到三原后,按陆电报,着来草滩一晤,陈见陆突然变计,不能不有所怀疑,从好一方面着想,便是陆的烟瘾误事,每天晚睡起迟,不能按时赶到三原;若从坏一方面着想,便是所谋已被陆察觉。但无论如何,不见面是不好的。因此,打消原来计划,硬着头皮,仅带随身差弁二三人前往草滩去会晤陆。 
  陈树藩那时的作法,一面对陆表示恭顺,以坚其信;另一面仍和民党人士暗中联络,以便在一定时机,利用他们力量寻求个人出路。例如与我相交最厚的胡景翼,在辛亥革命共和告成后,解职游学日本,目睹国事日非,袁氏窃国逆谋已露,他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国密谋讨袁救国,回到陕西,心想要达到目的,就必须有所凭借,因此,不惜折节参加陈树藩部,担任差官连连长。不久,胡和我又被送入陈部教导营军官连学习,毕业后,胡改任陈部备补连连长。排长有马献瑞、靳经国、李津池,我是司务长,冯毓东、岳维峻等都以朋友身份帮忙。当时一个连的编制是一百二十六人,可是我们这个连常是一百六、七十人吃饭,所以就有人把它叫做“加大连”。这时,高峻、曹世英在白水起义,高举护国军旗帜,要胡参加,胡因另有打算,未为所动,遂即取得陆建章和陈树藩的信任,升胡为游击营营长,成立了三个连。一连连长为马献瑞,二连连长为岳维峻,三连连长是我。官兵虽有三百余人,但枪械不过二百来支,特别是第三连,仅有短枪一支,长枪十九支,驻防富平县城。陆建章为了彻底摧毁陕西革命力量,不断对陕西人民和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如捕杀王绍文、杜守信等十八烈士,即其一例。此外,陆氏不时派其亲信爪牙,四出捕人,常因搜捕二、三民党人士,出动军队数营,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因而激起民党人士和广大人民的义愤。胡与我们时常计议,必须即时发动逐陆,乃密令胡颜海(辛亥时曾任胡部营长)兼程前往安边将跟随商震团的我营第一连马献瑞连调回,又叫我同张义安、岳维峻等分去外地联合有关系的朋友,准备行动。突悉陆建章派其子承武率所谓“中坚团”,附有炮兵、机枪、骑兵追击郭坚等,由北山下来要路过富平,胡遂派飞骑叫我们返防,我得信后即由渭南动身,于战争的前一天下午赶到。记得我到富平的日子,是端阳节的前几天(时间太久了,实在记不准确),陆承武也是当天傍晚来到富平。我们稍作研究,即决定晚间动手活捉陆承武。胡为了明了敌人驻地内部情况,亲带冯毓东和赵武两人(当时都是排长扮作胡的护兵)假借拜访为名,到了敌人所驻之书院和县衙门等地侦察,约到半夜即开始行动。胡命令一连排长冯毓东、马长命各率所部,直攻陆承武的驻地书院,二连排长韦子英(平娃老四)率部夺取县衙门,每个城门楼上只派十余名官兵把守,其余官兵均配置一定地点作策应部队。战斗初开始时,即向蒲城陈树藩写报告,本来命我到营部(县城考院)去写,因为战况激烈,不能稍离部队,改由军需朱子敏(思聪)执笔写的。到了第二天天亮,敌人的主力还未消灭,而富平县知事彭莘农亲率堂勇百余名,占据县衙内几个制高点,给了我们更大威胁,敌人的炮兵从当街钟楼下的阵地,猛烈炮轰我们所依凭的北城门楼,掩护步兵进攻,并拨了七名奋勇队,带着狼头冲至城门洞内,企图砸锁破门出城,当被我们击毙六名,一名负伤被俘,叫刘德裕(此人现在华县居住)。
  我们为了解除敌人炮兵的威胁,乃令部队中有名的枪手瑞泉老六专打敌炮的射手,仅用五发子弹,即将敌人炮手击毙,其余弃炮逃入文庙。又发现文庙后高楼上,有敌人一支枪打伤了我们的排长连城璧和五六个士兵,仍叫瑞泉老六以一粒子弹,结果了那个敌人的性命。这时,我们部队虽已迫近敌人,但仍不能尽快地结束战斗。我们的官兵已伤亡多人,得力的官长如冯毓东、马长命、徐元凯、彭恭礼(神枪手春娃)等均已负伤。我们深知敌人还有后援部队,且邻县三原、高陵、渭南、临潼等处都驻有敌军,绝不可拖延时间。我即建议胡,派我连司务长谢启新由南关商号取到煤油两桶,纵火攻击敌人主力所在地书院,敌人始被迫由书院转移,与县衙内文庙之敌会合,仍然继续抵抗,企图待援反扑。这时,恰好张义安、岳维峻赶回富平,加入作战,敌见我方增加了主力军,开始动摇,下午四时才接受了我们“缴械保护生命”的通告,从事缴械。我们刚将敌人大部枪械缴获,并俘虏了陆承武,正在扫清战场之际,忽发现敌部刘临阁、徐老末号称一团之众,已在富平北原上占领阵地,准备攻城。适直与我们早有联络的张寅明、张成亮各率健儿数十人从临潼栎阳赶到,遂配合我们出城迎击。石象仪、象坤弟兄等率领好几百人从富平西北乡前来,正好威胁着敌人的侧背,同时敌人已侦知陆承武被擒,其所部全被解决,未敢抵抗,即向三原败退。
  当时,陈树藩对我们在富平发动的逐陆战役,是玩弄两面手法的。他鉴于我们兵力既小,又系新成立的部队,从实力装备和指挥技术上说,与陆承武所带的“中坚团”简直不可比拟,若从单纯的军事观点来考虑,胜利的可能性是很少的。陈树藩若公开地参与其事,而与陆建章站在敌对地位上,肯定他是不愿意冒险的。可是,若任陆建章把胡景翼搞垮,则陆的统治地位将更加巩固,不仅个人现有职位不保,即生命亦有危险。因此,他在表面上就佯装不知,暗中却派他的亲信崔式卿带便衣百余人、子弹几万发来富平协助(崔到富平是第二日晚,战事已结束),倘若能够取胜,自然胡和我们都会拥戴他,否则,便把责任一古脑推到胡和我们身上,任其流窜,他亦仅负失职之咎,这是陈树藩的居心和态度。当他接到我们俘获陆承武的报告,便马上率骑兵百余名由蒲城赶来(第三天下午)。在陈未来之前,曾由三原转来陆建章致胡电报,内有:“我认君为英雄,必不忍加害于英雄,君认我为君子,必不忍加害于君子之子;”并说:“由省派代表十五人来富平接洽”等语。此时,焦子静多方活动,想让大家拥护他为靖国军总司令。但胡与我们计议,认为小陆虽然被擒,可是敌人力量还不能低估。不要说当时北洋军阀的整个力量,就把陆在陕西力量算一算:北山里有商震一个团,汉南有管金聚一个旅,临时派往四川一调便回的有冯玉祥一个旅,除此而外,还有驻在临潼的河南陆军,刘帮办承恩所率的部队,若连同先后裁编部队枪支重新成立警备队伍,其兵力当不下三万之众。我们为了大局,为了事情成功,应该拥护陈树藩和我们一起干,不然的话,陈的两三团兵都是“地头蛇”,我们是很难对付的。过去,曹世英、高峻在白水起义,我们不同意他们袭取蒲城进攻陈的司令部,道理就在这里。我们应集中力量干陆建章,陕西人自己不应先行火并;我们应凭借陈树藩的力量来倒陆,不应反陈以助陆。所以我们决定拥陈逐陆,这时郭坚等也到富平,同样唯陈的马首是瞻,因而陈一到富平,我们即决定将小陆交陈,并且接受了陈的意见。当时陈说:“要我来干,须把小陆交给我,大家还得听从我的话。”陈于是以护国军总司令名义,即日宣布独立,任胡为左翼支队长,所部编为先锋第一营,辖有步兵四连,骑、炮、机枪各一连;任焦子静为先锋第二营,都由富平出发,向西安以东地区挺进;任郭坚为右翼支队长,向西安以西地区挺进;陈本人把陆承武带回蒲城,命令自己原有部队向西安附近集中,对西安采取大包围形势。我当时仅率骑兵约五十人,作为左支队的先头部队,一过渭河,听到临潼所驻河南陆军未走,即直向临潼前进,沿途老百姓一听要打“徽客”(陆的部队安徽人居多),跟上来的就有上万人,敌人一经接触,即仓惶逃跑,所有辎重弹药完全被我截获了。我转而西向,西安东关的敌人亦未敢抵抗即退入城内。胡率大部军队,亦紧跟着到达西安。陈树藩不久即由蒲城进住三原,与陆建章互通电报,陆由省上派出代表讲好条件,陈才带了陆承武进省,抵西安西关后,陈先放小陆进城,陈随后才进城去的。据事后了解,当时陈、陆所讲的条件,是:“陆让出陕西督理军务地位,部队归陈改编,保护陆部人员安全出境。”
  富平讨袁逐陆之后,我只能记得这些,也就谈到这里。我今天回忆这件四五十年前的事,有无限感慨,也有无限兴奋。当年许多老朋友、老同事多已作古,他们就不如我这样幸福,能够活到今天——毛泽东时代,在党的关怀教育下,懂得了许多真理。就如逐陆之役,我们能以少数兵力,战胜数倍之敌,并不是我们几个人的英雄作为,也不是陕西人有地域之见排斥外省人,而是进步力量代替了腐朽力量,进步力量总是代表着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群众所拥护的。自陆建章主持陕政之后,陕西人处于被征服的地位,大小官员几乎换成青一色的安徽人,当时所谓“徽班子”,对陕西人敲诈、剥削,无所不为。陆本人每天烟榻横陈,吞云吐雾,不知人间有痛苦事,纵其鹰犬向人民施行高压手段,大肆捕杀民党进步人士,并诛连无辜人民,以致人民谈虎色变,人人自危。因此,我们在富平一经发动逐陆,人民便奋不顾身帮助我们,不但送吃喝,并且还有人自行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共同打击敌人,至于踊跃报名当兵,那就为数更多了。所以富平战役,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敌人,取得完全胜利,这是我们服从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的结果。同时我们从这次战役中也体会到反动力量,越到面临死亡的时候,越要显露其凶残面貌,当我们清理战场时,曾发现有三个敌人尸首用绳索背绑着,经问俘虏,始知是陕籍军官学生,毕业后派在敌部服务,在战斗中被杀害的。这不但更加引起我部官兵和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恨,同时也说明反动力量是如何惨无人道!
  我这段回忆,因为隔的时间过久了,同时,我当时仅负一个连的责任,战争将要开始的前几个钟头,我才赶回防地,胡景翼事前如何计划,如何发动官兵,如何鼓励士气,我未参加,因而我所谈的难免有遗漏或错误之处,希望阅者,特别是当时参加的同事予以指正和补充。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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