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夏回族的商业
马占奎 王廷俊
临夏回族自治州古称河州，地处甘肃省中部西南角，属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界地带，东北依托兰州及中原农区，西南毗连广大青藏牧区，是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结合部”。这里在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商站。从宋代起，古河州的州府(今临夏市)又成为甘肃著名的“茶马互市”之地，即东部农产品和西部畜产品的交流贸易之地。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为居住在这里的具有经商传统的回族群众提供了用武之地，促进了这一地区近现代商业贸易的繁荣。据《河州志》载，明代时，河州南北市“四方商贾居焉”。到了清末，河州南关仍是“市面最盛，富商大贾群居”。因此，为沟通中原农区和青藏牧区之间的贸易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临夏回族商业的兴起
临夏原前是古“丝绸之路”的商站和“茶马互市”之地，但由于受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经济体制束缚，这一地区近代回族商业的孕育和发展还是很缓慢的。其大致过程是：明朝后期，居住在城镇附近的部分回族群众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开始经营饮食服务、商品短途贩销、小型皮货加工、牛羊屠宰、鲜货、杂货零售等生意。清朝初期，回族农民和居民中以搞副业为生的“脚户”(行商)不断增多。“脚户”们历经远行之劳，将陕西、四川等地的茶叶及其他地区的辣椒、旱烟、调味品、纸张等贩运到临夏，扩大了商品货源，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并带动了许多小商小贩。清同治初年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临夏回族人民因反抗清朝统治的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农业生产及商品流通受到严重影响，萧条达二三十年之久。直到清末民初，随着近代皮毛交易的兴旺和发展，临夏回族的商业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清中叶以后，在临夏回族商业开始兴起的同时，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省客商也陆续来临夏经商。他们设立字号，成立庄口(当地商人称之为“客货家”、“字号家”或“山陕商”)，大量运销土布、棉花、小百货、副食品等。随后，京染市布、洋布料子等新产品和舶来品也经客商之手，出现在临夏市场。这种形势，一方面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刺激了临夏的回族商业，使原先经营杂货的回族商人也开始兼营土布，还新设了许多专营百货、布匹的零售商店；另一方面，客商的大量出现，对本钱小、信息闭塞的本地商人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使许多本地商人越来越感到无力与客商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回族商人开始将经商的目标转向气候严寒、外商很少涉足的甘南及青海藏区。他们根据藏族的生活习惯和和需要，将青禾(藏民做炒面的主要原料)、松州大茶、布匹、装饰品及宗教用品等，用牲口驮运到拉卜楞(今甘南州夏河县)，赶藏民“从拉”(藏民将摆摊设点，销售商品的集市称“从拉”)，向藏民销售。同时，从藏民手中收购羊毛、皮张等土特产品，贩销给临夏及东部地区的商人。这样，临夏回族商人凭着机动灵活、吃苦耐劳的精神，寻找了新的经商基地，自发地开始了与藏区的贸易。
为了做好藏族的生意，临夏商人在经商过程中学习藏语，加强与藏民之间的联系，在藏族中树立威信。不久，一部分临夏商人在拉卜楞设立商号，成为当地的坐商。当时，比较殷实有名的有：“同兴盛”(经理马福林)、“同心马”(经理牟来福)、“义兴马”(经理马五子)、“世兴锡”(经理马乐天)、“德兴元”(经理马云清)、“公兴元”(经理马仁轩)、“天顺祥” (经理马曼巴)等。这些商号的经理和雇佣人员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藏语，与当地寺院的活佛、喇嘛也有交往，关系十分融洽。有些商人，还逐渐深入川北马尔康及海南果洛、玉树等藏区，认当地千百户为主人家，窜行于牧民帐房之间，以物易物，换取羊毛、皮张、牛羊、马匹、野生皮、麝香、鹿茸等。就这样，临夏回族的商业在与藏区的贸易中逐步得到发展。
二、羊毛商与皮货商的兴盛
临夏商人在藏区销售商品的同时，从藏民手中收购羊毛、皮张转销临夏，使临夏的皮毛交易逐渐活跃起来，带动了一批专营皮毛的皮毛商。从清末开始，驻天津的英、美、德等国洋行(商业性质)，如“新泰兴洋行”、“聚立洋行”、“高林洋行”、“怡和洋行”，相继派买办(经纪人)来临夏设庄，销售洋货，收购羊毛。这一贸易的开展，进一步带动了临夏羊毛商的兴起。洋行经纪人来临夏后与当地羊毛商取得联系，议订羊毛价格及交货合同，委托羊毛商代理收购、承运业务。当时，承揽羊毛生意的临夏回族商号主要有“同兴店”(经理王圭璋)、“昌新店” (经理海安轩)、“天庆魁”(经理兰尧轩)等。这些商号派人去拉卜楞等地大量收购羊毛，用牲口驮运到临夏境内的黄河岸边 (今临夏县莲花乡)，将收购的羊毛整装于牛皮袋内，联成大筏 (每筏共装4万斤左右)，雇请当地的专业筏子客(俗称水手)，从黄河经兰州运至内蒙古包头，交洋行收秤结帐(后由洋行装火车运到天津)。当时，临夏的羊毛商因本钱的大小、拥有牛皮袋及其它水运设备的多少，承运羊毛的数量各有不同。如“同兴店”每年可承运40至50万斤，较少的也能承运10余万斤。时每万斤的全程运费为1700两银子。承运商除开支拉卜楞至临夏黄河沿的运费、黄河筏子客的工资及水上沿途税务费用外，每4万斤的一个大筏每次可得利2000余两银子。羊毛商如此承运几年，收益甚丰。羊毛的大批贩运还给临夏城乡近2000户居民提供了驮运、筏运、择晒羊毛等生计，增加了收入。
民国9年前后，驻临夏的洋行经纪人陆续撤回天津。从此，临夏羊毛商开始自购自运，运至天津直接卖给洋行。其后一段时间，羊毛继续畅销，销价上涨，使羊毛商财运亨通。这一时期，临夏出现了许多新的羊毛大商，如“复兴隆号”(经理王慎菴)、“玉盛公号”(经理白洁如)、“隆顺和号”(经理毛福亭)、“步云祥号”(经理马步云)、“福顺祥号”(经理马肇业)等。这些商号各有资本十几万元或几十万元，其中“同兴店”经理王圭璋(时任临夏商务会会长)成为百万富翁。到民国十五六年，羊毛生意达到最旺盛的程度。随着羊毛生意的兴盛，羊毛商的社会交往不断扩展，视野不断开阔，他们在天津出售羊毛后，遍游京、沪、汉及景德镇等城市，大量采购布匹，绸缎、百货、瓷器等商品，京、津的由火车运到包头，再雇牲口运到临夏；沪、汉等地的装火车运到潼关，再雇畜力车运来临夏销售，从而扩大了临夏市场的货源。可惜到民国17年，因马仲英事变的影响，兵荒马乱，国民军火烧临夏回族商业的中心——八坊，商业贸易随之中断。至民国20年，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羊毛商又如雨后春笋，很快得到恢复。
在羊毛生意兴隆之际，天津外商还从临夏订购肠衣(羊肠)。肠衣收购与羊毛收购有连贯性，主要货源还是依靠藏区。临夏“琳义成”(“同心店”分店)专营肠衣生意。为了满足外商的需要，“琳义成”派人去拉卜楞及青海同仁、贵德、湟中、西宁等地收购肠衣，并就地进行加工腌制后运至天津卖给外商，每年的转销量为五六万付左右，收益也不错。民国26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天津等地沦陷，临夏商人与外商的羊毛生意及肠衣生意趋于停顿。
皮货商是临夏回族商业中与羊毛商并驾齐驱的另一支商业队伍。皮货商业在时间上也有百余年的历史，初期由于交通不便，数量少，只在本地及兰州、川北部分地区销售。进入民国以来，皮货的产销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临夏的皮货商业是和皮货加工联系在一起的，即先由皮货商分头去甘肃甘南，青海海南藏区及河西(武威、永昌等地)地区收购羊皮，一般以收购羔皮为主，也收少量的老羊皮和野生皮，运到临夏后出售给皮货作坊的老板 (俗称皮匠)由皮匠经过浸泡发酵、清洗、裁剪、缝纫等工序，制做成各式男女皮袍，尔后再由皮货商运到各地销售。当时，藏区产的羔皮称番皮，河西产的羔皮称江北皮。番皮皮袍适销于四川、汉口、西安、北平；江北皮皮袍远销上海；野生皮及皮衣大多由外国商人购买。在皮货商业发展旺盛时，皮货商每年购进羊皮五六万张，从事加工缝制皮袍的作坊有几百户，每年加工销售皮衣达万件以上。皮货商和羊毛商一样，在销售皮货的过程中，开阔了眼界，熟悉了经营渠道，后纷纷在西安、成都、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商埠设立常驻庄码，一面销售皮货，一面采购各地新式产品及民族用品运到临夏销售，进一步沟通了临夏与各大城市、商埠的贸易渠道，丰富了临夏市场的资源，使临夏逐渐成为一个商品批发业务兴旺的“旱码头”。
三、30年代回族商业的发展
30年代前期，临夏的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回族商业得到了新的发展。在羊毛商和皮货商兴盛的同时，回族经营的其它商业也变得十分活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瓷器商业。甘肃等地的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人民喜欢用“三炮台”的盖碗喝茶，讲究用“三香茶”招待客人。因此，盖碗是每个家庭的必备品。藏族的日常生活以喝奶茶、吃酥油炒面为主，他们喜欢用大小适宜的“翻边藏碗”，尤其喜欢印有龙凤、八宝、三道鱼等彩画的。一般藏民家以存放两磊(约20个)漂亮的“藏碗”为荣耀，非有贵客或节日而不轻易使用。为了满足回族等民族对盖碗和藏族对“藏碗”的需要，临夏的许多商号专门经营瓷器，部分商号还派专人常驻瓷都——江西景德镇，向瓷器生产厂家订做各种图案的瓷碗、盖碗以及其它瓷器，随时运到临夏、甘南等地出售。制做一个“藏碗”成本约为5角，而拿到甘南、青海的藏区销售，竟能卖5元硬币。解放前，临夏有瓷器商几十家，有些还将“藏碗”用牦牛驮运到西藏拉萨销售，倍受西藏人民的欢迎。 (二)茶叶交易。喝热茶有利于消化和抵御寒冷。西北少数民族大多都有喝茶的习惯，特别是食肉较多的藏族，对于茶叶的需要量是较大的。适应这一需要，临夏的茶叶贸易也很活跃。临夏茶叶商主要从陕西、四川、云南等地贩运茶叶，品种有陕茶、茯茶、春尖茶、松州大茶等。当时有名的茶叶商号有“重露祥”、“隆盛德”等。(三)珠宝经营。临夏珠宝商主要经营妇女首饰。藏族妇女喜欢戴珊瑚、琥珀、玛瑙、象牙做的项链及其他装饰品，回族妇女喜欢戴宝石耳坠、金戒指、玉翠手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珠宝商人不辞辛劳，去北平等大城市采购珠宝，有些甚至跑到东南沿海及台湾采购，经营利润相当不错。(四)开展对外贸易。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临夏一部分商人还通过各种关系，办理护照，出国经商。1939年，临夏回族工商业家马辅臣(矿务)利用护送十三世达赖喇嘛吉卜坚措回西藏的机会，带儿子及马元海、马子恺等商人去印度做生意。他带去大批国产绸缎、金银首饰、瓷器等商品销售后，从印度购买价值10万元白洋的外国商品，派马子恺运回西藏，从西藏用200头牦牛驮运到临夏销售。一时，外国的毛哔叽、呢绒、香料等货物大量出现在临夏市场。临夏的回族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与中亚、西亚各阿拉伯国家有着悠久的交往和经济往来。如临夏回族去麦加朝觐，回来时从阿拉伯、斯里兰卡、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购买精致的工艺品及各种名优产品，带到临夏销售，为临夏回族消费者所称道。同时，一部分临夏商人还去新疆的哈密、迪化(今乌鲁木齐)经商，将新疆的葡萄干、杏干、雅尔缎(一种丝绸织品)及俄国的“灯心绒”、“贵子皮”等商品贩运到临夏，为临夏市场增添了品种。 (五)由于临夏是西北“五马”的家乡，他们看到在临夏办商业有利可图时，便从二三十年代起，先后在八坊设立商号，将一部分资本投入商业，赚取利润。如青海省马麟向几家皮毛商投资入股，马步青开办“勤平茂”商号，马步芳设立“德兴海”商号，马虎臣经营“新兴号”等，这是临夏回族商业中资金雄厚、带有官僚资本性质的一部分商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大商埠及主要的铁路交通逐渐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临夏商人便从西安、成都等地购进一些布匹、杂货、茶叶等物品，勉强维持后方的迫切需要。从1940年开始，也有人去敌占区天津等地购买商品，经内蒙古后套驼运到临夏销售。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不断增多，法币大幅度贬值，临夏回族的商业受到严重影响，从此逐渐萧条，有些甚至倒闭破产，直至解放前，仍未得以恢复。
《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第四章 历史悠久的工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