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西安市商会和他的前身——陕西商务总会，从1908年成立到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停止活动，前后经历了42年。其间发展变化、工作业务等等作为历史资料，有必要把它记录下来，爰特根据档案材料和老行尊们提供的资料，加以整理，秉笔直书，为善为恶，写出其本来面貌，目的在于介绍解放前西安市商会、同业公会的组织变化和实际作过的工作。这只是一些史实的记录和若干侧面或片断，不够全面。本文的缺点错误，请惠予指正补充。
　　西 安 市 商 会
　　(一)商会的形成和组织
　　根据档案材料和老行尊们座谈，在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以前，陕西还没有商会的组织。当时在商业中只有“帮”和“行”的形式，如“布帮”、“棉行”，但都是单一的行业的商民组织。到了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成立了陕西商务总会，商民才开始有了各行业联合性的公共组织。
　　商务总会的产生，是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冲破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当时沿海一带的大城市工商业已逐渐有了发展，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被洋商打开了，英国资产阶级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只要中国人每人每年平均买一顶棉织睡帽，英格兰现有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到清光绪年间，帝国主义操纵了我国海关，扩大经济侵略，洋货更大量深入内地倾销，西北地区的市场，也随着增多起来，随着起了变化，销售外国商品的商业，也随着增多起来。当时的封建官府，为了同外商进行贸易，需要有一个专办商务的机构，并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同时在商业逐渐发展的情况下，为了便于统治和剥削，也需要在“帮”、“行”之上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另一方面，因为工商业的逐渐发展，工商户随之增多，而行与行间，帮与帮间，甚至户与户间，因自由竞争互相倾轧的现象，越来越多，愈演愈烈，这些问题的发生，已经超出了“帮”和“行”的组织范围，更需要有一个总的组织机构来处理和调解这些纠纷和问题。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陕西商务总会应运而生了。
　　1908年陕西商务总会成立后，是以当时西安府的长安、咸宁两县的商户为基本会员。到1915年前后，陕西各县商务分会陆续成立了九个。当时陕西商务总会和各县商务分会，在业务上联系很少，主要是承上启下的一些例行公文，各县商务分会每年只给陕西商务总会缴纳印红银四两，其余经费，由长、咸两县的城关商户担任。
　　陕西商务总会，名义上是陕西省的总商会，实际上只是当时的西安府(包括长、咸两县)的商会。到1931年，国民党政府将陕西商务总会改为长安商会，从此才名副其实地成为西安地区的商会了。后来随着政府治权的变化，商会的名称，相应的随着改变，由长安县商会而改称西京市商会、西安市商会。商会会址，开始在长安学街，后移至西大街民厅门，到了1915年前后才买下湘子庙街房地为永久会址。以后王怡然担任商会会长时，由通惠钱局结束时的盈余加以扩建。并办了一所通惠小学（在商会的后院）。会内办事人员，初成立时不过五六人，随着形势的发展，到1942年时，职工逐渐达到五十余人；内部组织也逐步健全起来，设有四科：第一科总务，科长孙克诚，下设文书、庶务、交际三股；第二科组宣，科长赵雄飞，下设宣传、组训、调查三股；第三科财务，科长刘月如，下设会计、征募、财务三股；第四科调解，科长王琅生，下设调解、公断两股。分工负责，各有职守。
　　关于商会从1908年到1949年西安解放，其组织形式及人事变更等，为了便于说明，列表于后（见附表一）。
　　据老行尊谈，陕西商务总会改为长安县商会后，另有陕西商业联合会的组织，会长是郭茂轩（永茂兴土行经理，蒲城人），委员中有阎瑞庭(原楼南当铺经理)，秘书长郭隆轩(蒲城人)，前后只有二年多的时间就结束了。这个组织的详细情况，现在尚未能查清。到1939年又成立了陕西省商会联合会，理事长韩威西，理事中有薛道五（西安市新药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邓鉴堂(泾阳县商会理事长)，张玉山(西安市商会理事长)。李某（渭南县人）等，会址开始时设在西安西北化学制药厂内，后迁至西一路西京机修厂内。经费由各县商会摊派，业务工作主要是向当地的政府反映各县工商业情况和意见要求等。到西安解放后，该会即无形解散。
　　(二)商会的主要工作    
　　商会是工商业者的组织，当然要为工商界的广大工商业者服务，虽然它不能冲破封建势力的控制，也不能摆脱官僚资本的操纵，但其组成人，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不断更替，而向有利于民族工商业者转化。所以除了受官府驱使和为官僚资本效劳外，也不断为民族工商业者作了一些维护利益，推进业务的工作。兹将其经常业务略举如下：
　　1、支应官差，摊派苛杂。商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支官差”，这是封建军阀政府给商会的主要任务。如“陋规”一项，就是由清朝时因袭下来的。根据现有材料，这项“陋规”是一种“支官差”。前清开科取士时，搭盖科场所需的布席椽杠和杂役人等，由有关“行”，“帮”供给；另外，官府日常所需的米、面、油、柴、茶、肉、酱、醋等，都由有关“行”支应，甚至行刑绞人，如垫血、埋桩以及掩盖尸体的芦席等，也由有关行业供给。1900年慈禧太后到西安时，就是由各行业分别支差。据老年工商业者谈，慈禧太后在西安时，在支差问题上还斩杀过人。辛亥革命以后，虽然不再开科取士了，但对搭盖科场的实物等，却折合成代金，仍由有关行业负担。这种代金，即被称作“陋规”。到了1934年改为“长安县地方税款”继续征收。官差一项，又随着时代的变革，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由借款而摊派。据老年工商业者谈：冯玉祥在陕时，曾先向商会借过10万元，后来又借30万元。扣去上次借款，下余20万元未见归还。又如陈树藩在西安时，也借过款，商会派给大户分担。拿不出就把人押起来。所谓借款是“刘备借荆州”，光借不还。在抗日战争以前的几年里，虽有派款尚不太多，到了抗战发生，特别是胜利前后的几年时间里，派款名目，据不完全的统计，就有三十四种之多，其名称与用途列举如下：
　　西安城壕木料费、新兵征集委员会费、陕西省赈济会救济费、中国滑翔机捐款、伤兵之友社费、张季鸾葬费、豫黄灾捐款、车骡价款、车辆差价、核心工事材料费、河防工事借款、钟楼工事费、鞋袜代金、领袖寿辰筹备金经费、核心工事运输费、双十节慰劳款、冬季救济费、积欠路灯费、鄂灾军费、面粉运费、永久工事费、后备训练队伙食费、盟军慰劳费、西安城壕侧防工事费、青年节经费、保劳海军、药品劳军、马干赔累价款、预筹牛皮价款、捐献军鞋、军麦代款、胜利筹备会经费、慰劳将士捐款、军征分会经费等三十四种。
　　这些派款，有的本身就说明了它的肮脏用途，有的假借派款名义，贪污者中饱私囊。一般商人感觉负担最重的，要算马干赔价和军麦一类的经常性派款，以1947年六七两月的马干费为例，两个月的全部马干代金为3328万元法币，而商民实际赔累就需要6154万元法币，几乎多出一倍。历年马干赔累，由于数字过大，商会屡请减免，均未生效，行业公会之间因负担重不断引起争吵。1942年时，商会虽对各行业户数、资金进行了一次调整，订出摊派百分比例，仍以派款繁多，催交紧急，各行业公会给商户派款、收款、交款，倒成了主要工作。商人负担过重，又加物价不断上涨，法币贬值，以及所得税，过分利得税的苛求，商品成本提高，因而更促使了物价上涨的不已。
　　2、保护商民，反映要求。辛亥革命初期，社会秩序尚未安定，陕西商务总会为了协助临时政府“防御土匪自保商业”，成立“省垣商团”，配备有快枪、刀、矛，轮流巡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自保商业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商会毕竟是商民团体，在一些问题上，代表商民向当局反映意见要求，甚至抗拒政府的无穷勒索。如1911年为统税问题，咨复陕西谘议局提出抗议，对当时的政府不恤商民困苦予以谴责。商县龙驹寨巡官鞭打盐商，曾照会陕西巡按使请求严办。在1936年“双十二事变”时，工厂商号由外埠购运的货品材料等，在火车站堆集甚多，也比较凌乱。事变解决后，火车站临时组成“货物起卸委员会”，西安市商会曾组织人员参加，对商人货物经过核实无误后，由商会发给证明才能提取。避免了差错与损失，也保护了商人的利益。
　　1938年时，国民党陕西当局，为了扩大税收，将化妆奢侈品等提高税率时，把牙膏也列入奢侈品内。这一不合理的规定，当时本市百货业、上海厂商代表、三星牙膏厂和天津国货售品所西安分所等提出反对，西安市商会会长张玉山据此向政府要求，才未将牙膏列入奢侈品内。
　　熊斌主陕时，因派款有黑幕，商会曾予抵制，借机把商会会长张玉山押在新城，各行业公会到商会请愿并经张翔初、寇胜浮出面交涉，才得保了出来。
　　1943年薛道五任商会理事长时，在粮食管制问题上曾与建设厅长凌勉之相抗争(当时西安市商会在组织上归市党部领导，业务方面则归陕西省建设厅)。当时建设厅拟订的粮食管制办法，薛道五理事长曾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限制得过死，应该照顾到粮商的购销和市民的供应，引起了凌勉之的不满。后来凌勉之在建设厅内召开的西安市商会和同业公会理事长会议上，诡称商会所拟意见对商民不利，但后来在陕西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凌勉之在发言中竟又说商会只顾商民利益不为政府着想。其居心是挑起市民与政府间的矛盾，使薛夹在当中受困就范。当时薛也列席会议，起而发言驳斥，薛并因此愤而辞职。他们因有顾虑未予准许，但薛请假三月未到商会办公。三个月后薛仍坚辞，经过改选仍被选为理事长，又经省府一委员劝解，薛以豁免军麦捐款尾欠为条件(军麦尾欠系小商户无力缴纳欠下的尾数)，得到答应后才到商会任事。薛二次到商会的一年里，国民党省党部和妇联，发动为军士捐献鞋袜，又向商会摊派大量数额，薛因数目过大要求减少，并说同一件事，两处向商会摊派也不合理，遭到他们两方的不满。后来商人由于负担重未完成限定数目，于是他们发动西安各报如西京日报、华北新闻、正报等，向商会及薛道五进行攻击说：“妓女都热心捐献而商会商人反不关心，此诚妓女之不若”等，商人大*（左讠，右华），以不订阅该报作抵抗。当时政府拟借机对薛道五进行查处，但他们一调查，确为商人群众自发的行动，并无所谓薛的煽动，经警备司令部和王捷三的调解，问题才告平息。
　　3、考察外洋，进行贸易。根据现有材料，远在前清宣统年间，陕西省商务总会，即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发生联系。如1910年，美国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地方赛会，1911年意大利在都朗省(亦作都灵)所开的万国工艺赛会，1915年美国在旧金山所开的巴拿马运河竣工纪念博览赛会，商会都筹备了当地产品如山货药材等前去参加。1911年陕西商务总会选派曾留学日本的张介耀参加“赴东考察实业团”前往日本进行考察。1947年西安市商会选派张松山等三人参加国民党政府组织的“赴日商务代表团”，到日本进行贸易。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规定凡有外贸进口，必须有订货商号所在地的商会证明，如1947年5月，西安华西制药厂向惠利洋行订购颜料，同年西安义达贸易公司向上海慎昌洋行订购西药等，都经过当时西安市商会的证明。此外，美、英、德、意等国的工商企业，经常与商会有函件往来，尤其抗日战争以前和英、美、德、日等国，抗战胜利后和美国、日本等经常发生贸易关系。
　　4、协助工商，繁荣市场。商会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活跃城乡金融，即所谓振兴实业与繁荣市场方面，也做过一些工作。如民国初年，商会筹办“保陕油矿公司”时，曾照会京、津、沪、汉及东南各省商务总会，协助招集股金，陕西商务总会协理吴星映被推为“保陕油矿公司”总干事，负责筹办事宜。又在1930年前后，陕西商务总会与当时的省政府举办官商合办的“陕西省银行"，商会曾向各县分会摊派股金(商务总会会长王怡然被推选为该行董事长)。该行所办的存放、信贷、农贷等业务，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活跃城乡金融方面，起了应有作用。1934年杨虎城将军筹建“裕秦纱厂”，商会曾大力支持协助，除发动商民入股外，商会本身还投资10万元。商会会长王怡然曾具体负责筹建工作(阎干卿和王怡然还先后担任过该厂经理职务)。又如在抗战前，西安大华纱厂和中南火柴公司筹建时，商会除协助其筹划厂址进行建筑外，并发动商民投资入股。此外，对各地举办的商品展览会，不断组织商人参加，如解放前陇海铁路局在青岛举办的商品展览会，西安商会曾组织山货、药材、土特产等行业前往参加，进行交易。又如抗战前西安市只有39个同业公会，其他40多个行业因户数少不能成立同业公会，只以独立行号名义，由商会直接管理。自抗战以后，西安市工商户急剧增加，经营繁杂，商会即根据情况，分别协助进行调整，按行归口，成立同业公会。到1949年西安解放前夕，全市共有80个同业公会，独立行号减少到6个。加强了组织管理，减少了市场混乱现象。
　　5、响应爱国运动，抵制日货。“五四”运动前，西安市场日货充斥。“五四”运动时，西安学生展开了爱国运动和抵制日货，各校学生除订立公约保证不买不用日货外，还上街游行宣传，形势壮烈。在学生爱国行动的影响下，商会也与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电，表示与全国一致“坚决抵制日货，誓为青岛问题抗争”。但有的商号仍在销售日货，因此，学生们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到商号中检查，将日货捣毁。商会再次与学生代表协商，同意学生提出的禁止日货办法。并组织人力，对商号进行检查，订出保证不再贩卖的公约。又在南院门举办日货展览，包括有：鞋帽、百货、照像、钟表及海味等，目的在于叫人识别什么是日货，不买不用，予以抵制。据老年工商业者谈：日本是以海产税养海军的，若我们不买日本海味，就成为他们致命的打击。由于抵制日货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声势浩大，日货销售大受影响，日本金融紧张起来，把黄金运到中国，用以购买我国物资。这或与抵制日货给它的打击有关(西安敬胜永银号就曾派人去北京买过黄金，每两售15～16块银元)。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北国土，又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当时叫做抗日救国，形势也很壮阔。这两次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的运动，对日货倾销都有沉重打击，从而也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如1934年西京国货公司筹设时，西安机关学校中的公教人员，工商界人士，率多集股参加。1935年天津国货售品所在西安设立分所，他们都是以提倡国货抵制外货为宗旨的，在社会上受到重视。同时他们的内部组织，建立合理的制度，革除商业上一般陋规，这在思想行动上为西安市商界起了带头和倡导作用。
　　6、调解纠纷，评议公断。商会另一项工作，是对商民纠纷的调解评议。1915年陕西巡按使给陕西商务总会颁发了“商会法”和“实行细则”，“商事公断处理章程”和“办事细则”等。1936年到1946年商会都有公断股的组织，有评议主席和评议委员等主办这方面的事务。案件的来源，一是当时官府司法机关交办的，一是商民互相报告来的。商会备有诉讼用的“状纸”，前清宣统年间用的是“呈诉理由纸”，1914年前后用的是“辩诉书”，1935年前后用的是“请议书”。此外还有用“申议书”等，虽然名称不同，但作用一样。在这些“状纸”封面上都印有“不关商务概不与闻”的字样。对商民纠纷进行调解和评议。由于这一工作，商会在商民中有了一些威信。 
　　7、劳资关系问题。在反动统治时期，西安和全国各地一样，劳资问题不断发生，但政权掌握在反动派手里，职工向资本家斗争的结果，十九被镇压下去。如1938年7月间国民党第二战区服装厂的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商会参与调解的结果，罢工运动被反动派镇压下去，工人张熙智等20余人被开除出厂。又如1947年1月，西安市西服缝纫业职业工会，因面粉价格高涨，生活不能维持，要求增加工资，但在西安市商会调解之后，由“西安市劳资评议委员会”宣布：“打架由劳方道歉，玻璃由劳方赔偿。”职工的经济斗争被镇压下去。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劳资关系，根本就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商会是偏向资方的，但它也不愿开罪工人店员，在一些劳资问题上它是软弱无力不起重大作用的。只能调解一些东夥间的小争议而已。
　　除上述以外，商会在协助政府统一度、量、衡，改变过去陋规陋习，和办理商户开业歇业等方面，也作了一些工作。又如在抗日战争开始时，西安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当时商会主席张玉山担任抗敌后援会募捐组的负责人，在商会的号召下，工商界捐钱捐物，异常踊跃，为抗日救国作出了积极贡献。
　　但另一方面，在一些问题上，囿于时事，商会表现为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如1943年冬初的一天夜里，警察以查户口为名，向商户强拉壮丁，不少的店员学徒被强行拉走，集中在城北某处，作补充军队士兵。商户齐集商会请愿，商会虽也据理向警察局交涉，商号也进行贿托把人放回，无力活动的就被拉走。其中有偷跑回来的，也有被故意放回的，放回的目的是想借机敲诈。如鸿安祥鞋店就是一个例子。鸿安祥店员张凤池被拉到汉中后又跑了回来(也可能是看管人员故意放回)，随后看管人找到鸿安祥进行讹诈，给了些钱才算了事。强拉壮丁也是反动派敲诈人民中饱私囊的一种手段。直闹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又如1945年日本投降，胜利炮响，物价猛跌，市场情况极为混乱。在胜利之前，由于法币贬值，物价狂涨，工厂商号是存货不存钞，这时物价下跌还卖不出去，银行钱庄又是只收不放，负债的商号债主围门，初则好说少付，尚能推迟，继则依势威胁，限期逼债，当经理的走投无路，因而上吊跳井者时有所闻，倒闭歇业者所在多有，工商业者面临着破产的危机。西安市商会虽在8月21日召开工商业负责人大会，商讨办法，而会场极度混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也谈不出具体有效措施，表现为无能为力。
　　(三)商会与封建官僚的关系
　　商会建立于清末封建统治时代，又值海禁大开，资本主义势力涌进中国抢夺市场之际，在人事安排与工作作风上，很自然的为官府与官吏或为官僚资产阶级服务和驱使。兹列举数事以为实证：
　　1、关于封建势力方面 商务总会的成立，其性质本是一个商民团体组织，应是以扶助工商，发展经济，繁荣市场为己任。但是从它成立之日起，就被封建官府统制着，会务操纵在官僚士绅手里，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都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政治面貌，体现出它的封建性质和特点来。如陕西商务总会第一任总理阎迺竹，就是二品衔候补道，协理吴星映是同知衔湖南候补知县，名誉协理郑尚贞是五品衔四川候补县丞。商务总会成立不久，就参与政治活动和党派斗争。如1913年国民党和进步党为了借外债和组织内阁以及其他政见发生争执时，陕西商务总会派遣代表赴京调停两党意见，因而在当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指使下，以调解两党争端有功，题赠“弭患保安”匾额一方。这块匾额在商会厅堂正中一直挂了二三十年。袁世凯的反动是人所共知的，常借外债扩充个人势力，以巩固他的反动统治地位。当时的进步分子、爱国学生和人民群众一致反对，而陕西商务总会却在全国总商会的指使下，表示赞成和拥护，他们认为应“急电政府参众两院合力赞成，否则借款破坏，内讧外乱，商界坐困待毙而又失业，将更甚于辛亥大劫”。1915年袁世凯称帝，伪立法院奏准登极时，陕西商务总会参与劝进，并通知各县商务分会“毋庸置疑一律拥护”。1922年军阀刘镇华担任陕西省省长期间，省议会二届期满，刘为了利用这一御用工具，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趁机抓住第三届的选举，派商会会长郭毓璋为第三届省议会筹备处长，郭即利用职权为刘的亲信竞选，拉拢活动，大卖力气。在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为了标榜民主，各省市县都成立临时参议会，作为民主机关，以粉饰他的独裁统治。西安市商会热衷于此，派出人员在工商界中进行活动，以各公会为单位，派出代表参加选举。共选出谢鉴泉(当时的西安市商会理事长)、张子祯、韩建功、刘彬初四人为商界代表，参加临时参议会机构。
　　商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直和官府相勾结，对商民和群众进行压迫。1913年西安市有几家当铺开业，陕西商务总会为借官府势力保护他们的利益，一面呈请地方政府发布告示保护，一面函请西安警察厅“由各当商开业之日起，在每家门口各派警士二名，以维市面而资弹压”。当时的商务总会，对于平民还可以随时贴送官府法办。如在1915年为商民纠纷案，在函复户县商务分会时说：“吴宗汉(商民)胆敢在公众议场中，喝令多人撕打童保花，并有撕毁公文，咆哮公所(商会)重情，应由贵会登时贴送县署，查讯的实，处以罚金。商会历来遇此等状况，均是如此办法，知事(县长)有保护商会之责，当不致坐视不理”。当时的商务总会在许多商人眼中，是不得人心的组织，因而不愿参加，所以商务总会在派员调查商号、招收会员、发给会员证时，常常请求官府派警协助。在清末和民国初年，担任商务总会协理的郑尚贞，因与官府勾结，人极活跃，能给人谋得官职，所以当时西安流传着“要坐官，找吉庵”的话(吉庵是郑尚贞的别名)。当时陕西商务总会与封建官府往来密切，于此可见一斑。
　　压迫商民的情事，沿袭到后来仍有发生。如1946年大西洋钟表店等八家商号，因不愿缴纳会费，市商会呈请市政府“饬警局传讯”。同年竹器业会员单青春以所谓“抗款不交”被诬为“奸党”(对共产党的诬蔑)，呈请市政府迅速严办。另一方面，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也有所行动。如1947年西安市商会曾转令各同业公会选派代表二至三人，担任西安警备司令部义务情报总队的情报员，1947年又联合农会、妇联会和各县商会，通电吁请海内外各团体一致拥护国民党政府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又假借同业公会及全体商民名义，向国民党军队电贺所谓“徐州大捷”和“陕东大捷”。又在1947年春向各商号摊派巨额款项，对进犯革命圣地——延安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所谓“慰劳”。在1949年西安解放前夕，他们还借全体理事和全市商民名义，向美国驻京大使馆打电报哀求援助，企图美国支持。以上这些事例，说明了商会在封建官府的操纵下，变成了他们的御用工具。
　　2、关于官僚资本方面 在经济上商会和官僚资本同样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如担任陕西商务总会协理和副会长的郑尚贞，经常和大官僚大军阀来往，这些大官僚们，常利用他在陕西商界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把他们剥削得来的银子，通过他放高利贷和投资工商企业，作进一步的剥削。同时，郭也利用这些大官僚的资本，来扩大他在商业上的投机活动。1918年前后，陕西督军陈树藩，通过当时的陕西商务总会会长王怡然，向通惠钱局投入资本1万两，并由陈规定银七人三(即资方分利七成劳方三成)，又由银股七成内提一成给商会作经费。这说明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在国民党统治期间，统治者们经常把由劳动人民身上剥削和贪污得来的钱，投资到工商业中，对人民作进一步的剥削。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旧社会是不足为怪的。
　　同 业 公 会
　　(一)同业公会的产生与组织
　　在封建统治时期，西安商业中就有了行会组织，早期叫做“帮”或“行"。如西安东关金龙庙碑文中记载：“金龙庙向为布帮东社报神之所”。证明西安远在明朝就有了同业帮会组织。但以后布帮发展情况如何，却无从查考。直到前清同治年间，棉布行才有了初期的组织形式，那时它的组织同庙会一样，是香长制，由行业中推出若干大户，轮流担任香长。香长是抱帐匣子的，总管本行业一切重要事务和每年捐款的收支，另外还雇用一人，专管行业事务，叫做“行头”。行业每年二八月过会两次，过会的活动，就是敬神、演戏、吃酒饭，并借此机会，大家商量一些有关交易和经营上的问题。过会时由商号自愿出香钱，一串或三五百制钱不等，除过会开支外，余作行业经费。过会期间，远近商人农民，多来进行买卖。这样的情况延续了很长时期。直到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行业组织才由香长制改为会董制，会董是由大户担任，事实上也是由大户把持着行业组织(这一封建性质到西安解放之前，程度不同地还保留着它的残余)。到1931年会董制改为委员制。由1941年起，同业公会的组织，又由委员制改为理监事制，直至西安解放。国民党于1941年颁发的“工商业公会组织章程”，分作六章，即宗旨、任务、会员、组织及职权、会议、经费及会计，共四十八条。制订这个“章程”，是为了对工商业进行控制，实际上只要填上行业公会的名称就算完成了手续，报请备案。
　　(二)行业公会的变迁与统计
　　西安工商业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工业方面，且不论在满清时代，就是民国成立以后的十余年间，还未建立起机器工业，原有为数不多的手工业，也因军阀政府的压榨剥削与愚昧，得不到发展。从1934年底陇海铁路通车西安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机器工业才逐渐出现。这是西安现代工业的萌芽。在这个时期，西安先后建立了纺织、面粉、火柴、电气、化学、机器制造工业。电气工业有西京电厂一家，系1935年陕西省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建设委员会合资创办的，1936年正式发电。纺织仅有大华纱厂一家，创办于1936年。机器面粉工业，有华峰面粉公司和成丰面粉公司两家，都是1936年创立的。机器制造工业，有陕西省机械局和西京机器修造厂两家。火柴工业，西安有中南火柴公司，1935年成立。化学工业有西北化学制药厂、集成三酸厂、陕西酒精厂三家。在商业方面，据1934年陕西省银行的调查材料，当时西安人口有12万，商户虽有5000余家，但小户居多，成立同业公会者仅39个行业。陇海铁路1934年底通车西安以后，西安市的商业才有了变化，到1935年9月，西安市的商号，除小本经营者外，比较有局面的3000余家，除成立的39个行业公会外，另有45个独立行号。
　　三十九个行业公会的名称是：京货、木业、广货、丝线、南货、煤油机油、青器、皮业、纸业、寿枋、山货、点心、酱业、印刷、酒业、猪肉、纸烟、帽业、铜业、国布、过载转远、百货、海菜杂货、药业、粗货、清油、茶叶、盐业、估衣、铁货、绸缎、旅店、理发、书业、鞋业、汽车、洗染、运输、人力车。
　　四十五个独立行业名称是：旧货、油纸、皮胶、羊肉、碱业、铁业、卷烟、照相、特货(鸦片烟)、针篦、丝织、军衣、水旱烟、石匠、毡房、兴汉绸、茶商、生棉花、醋房、辣面、东粮、西粮、金业、毛袜、罗底、粗瓷器、皮货、刷纸、油纸雨伞、生地、水烟、皮箱、熟花、柴炭、糖房、银饰、络子、熟膏(燉好的鸦片)、炉院、竹麻、裱画及揭裱、包粮、古玩、医院、颜料。
　　1937年抗日战争以后，外地工商业相继迁入西安，同时西安人口也增加到18万人，由于适应军需民用，新开设的工商业户也随之增加很多。1941年国民党政府制订“工商业同业公会组织章程”，对公会进行改组，截止1941年底，共有49个同业公会和19个独立行号。独立行号是因为各该行业户数少，不能成立同业公会，由西安市商会直接管理。
　　同业公会的名称是：丝绸呢绒布、油业、图书教育品、国药、代售、采办、承揽运输、五金、电料、缝纫、川卷烟、酒业、山货、盐业、钱业、百货、木业、杂货、青器、酱货、茶叶、点心、估衣、寿枋、浴业、印刷、棉业、纸业、粮食、煤炭、旅店、铁货、猪肉、人力车、证章、纸烟、粗瓷器、铜业、皮货、帽业、酒菜、西药、土药(鸦片)、第二区棉纱织、第一区面粉工业、戏剧电影、报业、汽车、料货、猪羊肠。
　　独立行号的名称是：货栈、银首饰、钟表眼镜、古玩、羊肉、皮胶、照相、针篦、丝织、军衣、石匠、干果、毛袜、罗底、裱糊、油纸雨伞、皮箱、洗染、醋房。
　　1949年5月西安解放时，全市共有80个同业公会(内有11个工业公会、69个商业公会)和6个独立行号，共86个单位。各行业同业公会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所在厂号及行业资金总额等列表于后(见附表二)。这时西安市的商业户，除小本经营者外，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共有4383户。另有5个行业公会及6个独立行号未填报会员家数，因而未统计在内。第一市场、平安商场，民生市场、城隍庙商场等均按一个单位计算。
　　行业公会，不论是工业公会或商业公会，均为西安市商会会员。在名称上随着区域名称的变动而变动，如1931年以后是属于长安县，公会名称即冠以长安县某某商业同业公会或工业同业公会，1940年长安县改为西京市又改为西安市，则商会与各同业公会分别冠以西京市或西安市的字样。这是一般的情况，但也有特殊的，如面粉业公会的名称，则为“第一区面粉工业同业公会”，这是因为在1940年时，陕西省建设厅接到国民党经济部令以现行商业公会法施行后，为了便于识别及加强对工商团体的管理，规定工商团体除输出业及重要工业公会由经济部直接监督外，均由地方主管官署发给登记凭证。经济部为了各地面粉工厂组织公会，指定陕西省为第一区面粉工业公会。建设厅即转知全省各面粉厂组织成立。在组织成立时，经济部及省政府各团体、省市党部均派代表参加。由章剑慧主持，当即选出李百朋、章剑慧、李国伟、徐滋述、杨静宇、牛贯五、于乐初、祝伯柔、李秀珊为执监委员。其他行业还有称作西安区的，如西安区火柴工业公会及西安区烛皂工业公会等。
　　(三)同业公会的特点与变化
　　行业公会和它以前的“帮”、“行”组织，总是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和资本主义的竞相倾轧，在市场上起着垄断作用。如早先收购农产品时(例如土布棉花)，尽量压低价格，克扣农民，而在出售时，全行业公议定价，一致遵守，倘有违犯，就罚他摆酒请客，当众道歉。由于它能掌握买卖价格，因而操纵市场，牟取利益。又在各行业之间，因争夺市场争夺会员，跨行跨业经营。为了本行利益，常有互相争吵倾轧的情事发生。如百货业为了发展会员，允许新会员在短期内不负担任何苛捐杂税。又如在经营范围上，百货业借口既是百货，就可以经营任何货品，而绸布业又以适应消费者需要为理由，也有兼营百货的。
　　官府对于行业组织非常重视，但不是协助其搞好经营，求得业务之发展，而是通过行业组织，便于进行压榨剥削，尤其是抗战后期到西安解放前的九年时间里，国民党政府对于行业公会，更是严加操纵控制，供其驱使。如1946年间，行业公会改组或改选时，国民党党部都要派人参加，名为指导，实乃监视控制，在选出的理监事中，凡不是国民党员，差不多都要办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公会的负责人，多是大户担任，一方面在会员心目中认为大户在工商角逐场中，有名声地位，能为本行业争得利益，另一方面，有的认为利用公会负责人职务，借机交结官府进行钻营，这对企业更为有利。此外，为了对公会进一步控制，对行业公会秘书(那时称作书记)也进行“甄别”，行业公会秘书，本是雇员性质，承办会内一些文书事务，而国民党市党部对秘书进行所谓“考试”，凡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就借机清除，不能继续工作。在陆翰芹任西安市市长时，由科长郑维国策动，把行业公会秘书组织了一个联合会，选出纸烟业公会秘书周子刚为理事长。这个组织名义上是交流工作，联络感情，实际是控制公会工作人员为他们效力。由于它是标榜自愿，所以有些人就没有参加。
　　另外，同业公会和以前的“帮”，“行”组织，在“通商惠工”、“懋迁有无”、沟通商情以及供应军需民用等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如茶商到湖南采购茶叶时，首先由行会向当地官府请领“茶引”，然后搭帮前往。否则，非但不准茶商单独前往采购，而且茶叶也不能运行。湖南茶叶产地有“客来是宝，不来是草”的传说。证明当时茶叶行会对茶叶运输所起的作用。西北地区农产品、土特产品、山货药材等比较丰富，商人采购运销出外贸易，同时购回布匹、京广杂货等，既活跃了城乡经济，又便利了群众的需要和工商的发展。又如抗战军兴以后，西安成了大后方重镇，军需民用浩繁，除工厂加紧生产外，积极购运货物，克服种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物资，除本身获利外，对军需民用，也起了有益作用。抗战期间，情况复杂，会员外出采购运输货物，所需的证明或介绍，凡属正当经营者，行业公会都是尽力支持与协助之。
　　附 记：
　　l、西安古城1949年5月20日胜利解放。当时西安市商会理事长汤文焕(他是大华纱厂总务科长)已经逃走，商会解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指示下，由薛道五、张士心、李云卿、王恺臣等组成“西安市临时商会”，维持市面，并筹措面粉 6万袋和干粮等支援前线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因非本文范围，故不叙述。
　　2、本文系参考《西安工商联十年》《陕西省银行汇刊》及解放前商会档案有关材料，并邀请老工商界人士有：齐秀生、焦敬铭、李耀午、薛道五、黄受三、张士心、樊绪仲、王天民、王仁珊、韩振藩、赵雄飞、仇志林、屠伦长、秦虚庵、石仁斋、雷启哲等)整理写出。仅供作参考资料。因限于掌握材料和写作水平，达不到全貌，也难免缺点错误，尚希惠予指正充实。
　　(剧位亭执笔 1981年7月)
　　附表一
　　西安市商会历届组织人事和变动情况简表 (一)
　　组织 组织 组织 负责人 其他职衔 所在 任期年限 改组年月 改组 备注
　　名称 形式 成员 姓名和 商号 原因                
　　人数 职 别   
　　陕西 商 商董 总 理 二品衔          
　　省商 董 48人 阎迺竹 候补道 1908年 1908年 正式成立
　　务总 制 协 理 湖北候       
　　会 吴星映 补知县
　　总 理 二品衔 1908年 1911年 任期届满
　　〃 〃 〃 阎迺竹 候补道 至1911年          
　　协 理 湖北候
　　吴星映 补知县
　　〃 〃 〃 总 理 1911年 1913年 〃〃 
　　吴星映 〃 至1913年
　　协 理
　　郑尚贞 经 理 德聚   
　　成钱
　　铺
　　〃 〃 〃 总 理
　　王季斌 绅 士 1913年 1915年 〃〃
　　协 理 至1915年
　　孙玉玺 〃                                       
　　〃 会董 会董 会 长
　　制 48人 郭毓璋 湖北孝感
　　知 县 1915年 1919年 为了修改商
　　副会长 会法陕西巡
　　郑尚贞 经 理 德聚 至1919年 按使公署饬    
　　成钱 令进行改组
　　铺
　　〃 〃 〃 会 长
　　王怡然 省银行 天福 1919年 1923年 任期已满 另有
　　董事长 同钱 至1923年 附注
　　庄
　　副会长
　　严辑丞 经 理 裕顺    
　　泰行
　　店
　　〃 〃 〃 会 长
　　张鼎九 绅 士 中华 1923年 1927年 〃 〃
　　书局 至1927年 
　　副会长
　　王子绅 经 理 义和   
　　长京
　　货铺
　　陕西 委员 执委 主 席
　　商民 制 21人 魏子树 经 理 万泰信 1927年 1928年 1927年正是
　　协会 常委 (山货业) 至1928年 大革命时期, 
　　5人 副主席 随着政局的
　　张子泉 〃 华西 转变,陕西省    
　　书局 省商会改组
　　为陕西省商
　　民协会
　　西安市商会历届组织人事和变动情况简表（二）
　　组织 组织 组织 负责人 其他职衔 所在 任期年限 改组年月 改组原因 备注
　　名称 形式 成员 姓名和 商号                               
　　人数 职 别
　　陕西 委 执委 1928年 1928年随
　　省商 员 21人 主席 至1931年 着政局的变
　　务总 制 常委 王焕章 经 理 仁义 化，陕西省
　　会 5人 兴京 商民协会， 
　　货店 又改为陕西
　　省商务总会 
　　长安 委 执委 天福同 1931年 1931年 陕西省建设 陕西省
　　县商 员 21人 主席 厅饬令撤消 商务总
　　会 制 常委 王怡然 〃 钱庄 至1934年 陕西省商务 会撤销  
　　5人 总会，成立 后,所 长安县商会 有档案
　　、财产
　　统归长
　　安县商
　　会接收
　　〃 〃 执委 1934年 1937年 任期届满
　　21人 主席 至1937年 
　　常委 王怡然 〃 〃      
　　5人     
　　监委
　　7人                                                             
　　〃 〃 〃 主席 主席王怡然
　　张玉山 〃 聚信魁 病故在任内         
　　召开大会推 
　　选张玉山为
　　主席未进行
　　正式改选
　　西京 〃 〃 主席 〃 〃 1937年 1942年 长安县改为
　　市商 张玉山 至1942年 西京市，国    
　　会 民党政府计
　　划把西京市
　　建成为陪都
　　,随着西京市
　　的成立,长安
　　县商会也改
　　名为西京市
　　商会
　　西京市 执委 主席 1942年
　　商 会 〃 13人 薛道五 〃 西北化学 至1945年 1945年 任期届满
　　常委 制药厂   
　　7人
　　西安市商会历届组织人事和变动情况简表 (三)
　　组织 组织 组织 负责人 其他职衔 所在 任期年限 改组年月 改组原因 备注
　　名称 形式 成员 姓名和 商号                      
　　人数 职 别
　　西安 委 执委 西安市市政
　　市商 员 13人 主席 府成立，西 
　　会 制 常委 薛道五 经 理 西北化学 1942年 京市改为西      
　　7人 制药厂 至1945年 安市，商会
　　也改名为西
　　安市商会
　　西安 理 理事                                    
　　市商 事 13人 理事长                                            
　　会 制 常务 谢鉴泉 〃 义兴源 1945年 1948年 任期届满 
　　理事 钱庄 至1948年
　　7人
　　西安                                                 
　　市商 〃 〃 理事长 1948年至 西安解放汤
　　会 汤文焕 副 理 大华纱厂 1949年5月 文焕出走
　　附注：1919年王怡然担任陕西商务总会会长的记载，是根据《西安市工商联十年》写的。但据老行尊谈，当时是刘春谷（又名刘晖）担任会长；又据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民主主义时期陕西大事记述1919—1949》书中“西安等地的学生市民响应五四运动开展斗争”一文里，也记载的是商会会长刘春谷。究竟何者为准，姑存疑以待查证。  
　　附表二
　　1949年西安市行业公会一览表（一）
　　公会名称 负责人 公会地址 负责人所 资金（全行业） 会员 备注
　　在商号 单位：元（法币）家数  
　　钱业 鲁锡九 梁家牌楼14号 协和福银号 1931992元 45
　　首饰 王作宾 新安商场 老庆和 41
　　银行 陈*（ 北广济街103号 通商银行 18
　　左忄,  
　　右杨的
　　右边）
　　如
　　丝绸呢 杨辅城 第一市场74号 信明号 968994元 117
　　绒 布      
　　第一区 李百朋 通济坊7号 象峰公司 1380000元 24
　　面粉工业  
　　西安区 张士心 崇忠路122号 中南火柴公司 6
　　火柴工业  
　　盐业 常子宜 骡马市41号 新太源 648997元 42
　　国药 张锡三 骡马市三意社内 通盛和 499870元 148
　　杂货 王恺臣 景翼路206号 豆香村 370551元 76 景翼路即现
　　在竹芭市
　　粮食 田自新 大麦市街2号 公益粮行 412690元 78
　　百货 张吉安 南牛市巷 锡鑫诚 368214元 97
　　新药 潘源泉 南院门14号 华西制药厂 355056元 91
　　纸烟 王明德 崇孝路 协义号 347860元 212
　　酱货 李云卿 大湘子庙街 新兴成 332400元 51
　　军西服装 车德杰 崇孝路 陆原军服店 332060元 165
　　鞋业 饶瑞恒 东大街 美丽新 309510元 46
　　山货 傅子厚 东关南街 瑞丰德行 303899元 52
　　手工纺织 郭敬仪 西大街 济中工厂 250000元 437
　　工 业
　　代售 雷云亭 东关南街 德昌公 214080元 16
　　机器工业 赵近仁 崇孝路 西京机器厂 234987元 20
　　1949年西安市行业公会一览表（二）
　　公会名称 负责人 公会地址 负责人所在 资金（全行业） 会员 备注
　　商号 单位：元（法币） 家数
　　行栈 焦铭三 北广济街 同汇丰 305800元 25
　　图书教育 刘邠初 大车家巷 世界书局 217936元 108
　　用 品
　　酒业 冯子明 南大街 复信合 217324元 73
　　饭馆 王云翔 中涝巷 大陆饭店 240136元 129            
　　点心 周杏轩 东厅门 天福公司 274049元 46
　　印刷工业 包子俊 崇孝路 天章号 210426元 58
　　纸业 焦学宗 公安局西巷 恒丰茂号 200630元 51
　　采办 范达九 东关柿园坊 福顺荣 198000元 6
　　木业 晏子仲 崇孝路 天盛诚号 184180元 36
　　旅店 陈殿元 〃 北京饭店 170850元 114
　　茶叶 郝义堂 东大街430号 裕顺茶庄 173250元 35
　　瓷器 杨茂春 公安局东巷2号 义信和 150970元 40
　　浴业 朱鉴章 北大街271号 明星池 158700元 13
　　煤炭 张子祯 崇孝路196号 天佑祥 120014元 185
　　五金电料 高春岭 南大街273号 大中电料行 135660元 58
　　帽业 陈会丰 景翼路121号 鑫记帽店 83670元 54
　　寿枋 刘怀岭 勿幕街144号 庆春和 74020元 23 勿幕街即
　　今南四府街
　　铜器 徐贞明 公安东巷2号 徐记 81476元 90
　　皮货 田瑞堂 马坊门4号 祥记 60000元 13
　　照相 范咏麟 骡马市47号 白宫照相馆 70690元 51
　　1949年西安市行业公会一览表（三）
　　公会名称 负责人 公会地址 负责人所在 资金（全行业） 会员 备注
　　商 号 单位：元（法币） 家数 
　　卷烟 萧纪民 景翼路 汇川昌号 41160元 39
　　酿醋 卫克亮 书院门 德兴合 47140元 16
　　手工丝织 陈立庵 西大街 和顺昌 64820元 20
　　铁器 侯启哲 南广济街 侯记铁铺 38500元 22
　　猪肉 王义臣 炭市街39号 天兴号 31122元 165
　　生熟铁 李枝山 西大街499号 西大街499号 40780元 15
　　承揽运输 王子英 东关柿园坊 聚信魁 47760元 20
　　面粉产销 王升文 西大街11号 永庆西面厂 24000元 19
　　油业 李忍清 西大街373号 天参源 52577元 21
　　面粉 王升文 北大街华北旅社 忠义号 26000元 262
　　寄卖 何伟芳 东大街388号 远东寄卖行 75500元 16
　　烛皂化妆 苌茂亭 西道院甲2号 兴记工业社 9000元 27
　　竹器 李岳瑞 景翼路162号 瑞兴盛 24200元 53
　　旧铁 杨鹏展 北大街346号 顺天成 14760元 21 
　　针篦 邢安庆 西大街568号 忠庆和 12990元 49
　　羊肉 刘汉鼎 大皮院65号 大皮院65号 11748元 21
　　棉业 张云鹏 北关稍门外9号 同种花行 28740元 23
　　估衣 魏周亭 北大街4号 恒新和 50220元 25
　　丝线 王礼汉 西大街132号 复兴茂 13320元 33
　　石灰 王廷富 大差市10号 廷盛丰 3160元 37
　　1949年西安市行业公会一览表（四）
　　公会名称 负责人 公会地址 负责人所在 资金（全行业） 会员 备注
　　商号 单位：元（法币） 家数 
　　染洗漂整 彭新民 尚仁路 中央洗染厂 120200元 56
　　汽车材料 唐子芳 崇孝路 协和行 30000元 28
　　自行车 陈希民 南大街 怡昌车行 15000元 94
　　箱子 张安贵 东大街 兴丰 7000元 17
　　手工油漆 成应文 东木头市 积盛成 27560元 23
　　工 业
　　证章 王春培 马坊门 中央证章店 7640元 4
　　西安区肥 贾若萍 崇信路 大千化学厂 18860元 5
　　皂工业
　　糖房 田种玉 西大街 广顺成 9040元 13
　　牛肉 马佩璋 八家巷公1 八家巷公1 6985元 60
　　运销 史忠诚 东大街 一林丰 42000元 13
　　煤油 仲世昌 南大街21号 联友号 17
　　黑白洋铁 陶宝山 景翼路30号 陶宝号 40
　　石作 孙毓琳 骡马市1号 骡马市1 2680元 12
　　补带 郭景贤 红十字会街10号 利康修理厂 34
　　人力车 王祥麟 崇信路174号 〃 80000元    
　　手工制革 田建云 东县门39号 46940元 65
　　胶轮大车 贾松年 洒金桥22号 西羊市53
　　贸易 220000元
　　砖瓦工业 焦藩东 50000元
　　木器 陈开杏 西木头市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