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成和商号兴衰记
李凤藻
宁夏吴忠的天成和商号，自1905年开业至1946年停业，历时四十余年。
天成和商号的兴衰史是解放前西北地区民族工商业发展史的一缩影。为了比较详尽地记述这段历史，就我记忆所及，将个人的从商经历记述如下。
天成和商号的创业
天成和商号的奠基人是家父李秀。家父祖籍宁夏吴忠堡，生于1846年(清道光二十五年)，卒于1912年(民国元年)，享年 66岁。青年时期即跟随我祖父李发祥在吴忠堡西门内开一间小杂货铺，经营一些日用杂货。1872年(清同治十年)，清朝政府残酷镇压以马化龙为首的回民抗清斗争，金积、吴忠一带的当地回民不问是否参加了起义，统统被迁散到南部山区，我祖父一家亦被强迁至固原南山居住。清光绪初年，家父才举家迁回吴忠堡，在南乡购置几亩田地后住下来，一面在农田耕作，一面利用自己的骡、马、驴与邻居牛生贵合伙搞一点长途贩运。当时主要从盐池县境内的花马池购盐运往甘肃的平凉、环县一带销售。往返一趟要月余时间，一趟贩运三四百斤，获利十余两白银。未几，政局日趋稳定，经历了战乱的吴忠堡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又恢复了往日那种集市繁荣、商贾云集的景象，外省市和外县的一些商人纷纷来吴忠开店设摊从事商贸活动。家父的长途贩运活动有了发展的条件，于是便从外地购进更多的农具、铁器和日用杂货销给市场上的商人。几年后，家父的长途贩运有了较大的发展，积攒了几百两银子，买了20峰骆驼，不仅贩运盐，还代客商转运货物，成为本地一支比较主要的运输力量。1905年(清光绪三十年)，家父在吴忠堡购置了两间铺面，开了一座不大的店铺，取名天成合。当时有资金约千余两白银，除仍然从事运输外，还在店铺经营自己购进的各类日用杂品。
天成合店铺的创建，是家父商业活动的一个新的起点，改变了过去那种单纯营运的方式，把采购、运输、销售结为一体。业务活动的扩大，使内部的分工也更细了。当时，我的长兄凤鸣已考取贡生荣归，专事协助家父坐庄经营，二家兄风仪协助家父专事营运，家父掌管全盘经营活动，有时在店里亲自经销，有时随驼队到外地营运，这样做，可及时了解市面商品的供求，可亲自指导购货尽快出手。这种经营方式为后来天成和商号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光绪末年，商号销售从陕西关中地区购进的糖茶、布匹，深受当地回族群众的欢迎。
1907年，家父抱病，长兄一人掌管经营活动颇感吃力，决定三家兄凤喈和我辍学，协助经营，三家兄协助二家兄管营运，我进天成合店铺随长兄学生意。当时我年仅13岁，在店铺里先做杂务，诸如打扫卫生、看管柜台、为客送货、搬运商品等。这些活动统称为学徒。两年后，我学徒期满，开始做司帐工作，协助长兄管理商号的帐务。到1911年京张铁路通车，我们把甘肃陇南和陕西关中一带的活动减少，直趋向东面发展，购销业务直到张家口地区，那时，长兄因操劳过度，身体很差，多数时间由我随二家兄外出购货。我们先从陕、甘一带购进毛皮，用骆驼运往张家口，几千里的路程要走几个月，然后从张家口买进当地需要的各类商品运回来，这种长途营运一年只能进行一次，尽管如此，也丰富了市面的供应，为商号增加了很多盈利。商号铺面扩大了，骆驼队也增加了一倍，还开设了油坊，资金发展到3000余两白银。
1912年(民国元年)父亲病故，1915年长兄也相继病故，家中连遭不幸，使商号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三家兄生性怯懦，不愿承担整个经营业务，二家兄没有文化，且长年在外搞运输，我年纪尚轻，众多亲友都为我们担忧，一时曾使全家陷入混乱。幸有家母马氏为人刚强且精明能干，出面主持大局，将天成合商号的经营分为三部分，二家兄仍管运输，三家兄专管外务，商号经营交由我主持。在这个时期，吴忠堡地区的商业活动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外省商人中以山西帮资金最为雄厚，他们全部开铺面经营 (称为坐商)，主要有“自立忠”、“自立长”、“天心协”、“自立兴”，称为四大家，资金多的达七八千两白银，少的也有三四千两白银。此外，本地一批富户也在市面开设店铺，使得小小的一个吴忠堡竟成为宁夏河东地区的商业中心。市场的繁荣也给商家的经营带来了困难，在各商号激烈的竞争中，要站住脚并且得到发展是件很艰难的事情。为了振兴我们商号的经营业务，我于1916年将天成合改为天成和，与两个兄长紧密团结，共谋发展。1917年，我先与吴忠的杨春华、天津的刘墨林在天津北马路开了一个店铺，一面专销宁夏运去的土特产品，一面作为收购各类日用百货的货庄。接着又在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两地购买房产，设立庄点，扩大在绥远一带的经商业务，由于我把天成和的商业从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发展到东边的绥远、张家口和津京一带，使我们商号大有“财源茂盛通四海，生意兴隆达三江”的局面。在短短的两年里，天成和商号的资金上升到4000余两白银，成为当地回族商人开设的四大商号(即李家的天成和、白家的永兴隆、牛家的万生财和马家的福顺安)之首，与当时吴忠地区的八大家并驾齐驱。
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后，我们的经商业务范围更加扩大，通过在陕、甘、青的收购点，将西北地区的毛、皮、甘草、发菜、枸杞用骆驼和木船运往包头，再装火车运到天津销售，颇受欢迎。然后再把从天津采购的布匹、棉花、绸缎、毛巾、鞋袜，肥皂、火柴、腊烛等日用百货、五金产品以及糖茶类副食品用火车运至包头，再以水路、旱路运回宁夏。由于我们购货齐全，运力强，周转快，一时间使天成和商号的经营十分繁荣，清晨即顾客盈门，络绎不绝。至此，天成和商号开始走上兴旺发达的里程。
天成和商号自初创经10余年发展到初期的兴盛阶段，一方面是家父所建立的一整套合理的经营方式以及我们的严格管理和勇于开拓，更重要的是我们十分注意为商号树立良好的信誉，频繁地参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广泛地联络各界人士，为商号经营活动迅速发展创造了很好的社会条件。
1917年，即天成和商号更名的第二年，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募捐兴办回民学校，吴忠堡的回民小学由我牵头集资，我自捐白银近千两，占全部资金的一半以上，并且担任建校总务长。第二年学校建成，聘请名士马玉书任校长，内蒙古人巴宁任教导主任，教员数人正式开课。学校开课后，我因商务繁忙，遂将总务工作交马南轩接任。此外，我们天成和商号经常拿出一笔款项参加修桥铺路，支持穆斯林群众兴办清真寺，请阿訇开学讲经，冬、夏两季向穷苦人家的孩子提供帮助，支持他们进清真寺念经。商号除对客户进行一部分赊销以外，还对小商贩以及其他困难户提供一部分贷款，不收利息，旨在助人度过危难。这些好的做法，无疑在社会上提高了商号的信誉。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做法，引起了一少部分有权势的人的嫉妒。1921年，马福祥离开宁夏到绥远任都统之后，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所造成的影响波及到宁夏，吴忠堡地区社会秩序渐次混乱，土豪劣绅经常寻衅滋事，欺压百姓。当地一些贪官污吏与地方恶势力相互勾结，借故对各商家敲诈盘剥，使已经开始繁荣的商业经济蒙受了很大损失。天成和商号两次受到打击，损失也很严重。一次是从天津运回一批货物，未进吴忠堡即被勒令就地接受检查，结果被封存三月有余，不仅商品不能及时出销，占压资金，仅百十余头骆驼的饲料就耗费了一大笔款，此外还得给税局送上厚礼，请人疏通说情，前后损失500两白银。另一次是吴忠堡南门外秦渠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县政府抓了一批嫌疑犯关押审讯，结果均未审出来。后来决定准予取保放人，这批嫌疑犯中有一人叫李舫，系我们本家的远房亲戚，他有个兄弟叫李藻，签名保释了李舫。数日后李舫兄弟 2人外走他乡谋生计。县政府有多事者翻出保状，硬说是我保释了李舫，逼我交出人犯，并把我二兄扣押起来。我无奈，向当地土豪劣绅马世恩(外号马歪脖子)送礼，请他出面疏通才算结案。结果先后折损白银四五百两。由于这类事情层出不穷，我目睹这种不公之事愤然不平，于是在1923年秋，弃商从军，只身赴绥远都统马福祥处投军。
天成和商号由于我的离去，暂时收缩了业务，使本来向上的势头遏制下来。
天成和商号的振兴
1928年夏秋之交，我离开军队回家，决定重操商业。但是当我看到离别五年后的家乡已被兵祸匪患践踏的百孔千疮，感到在吴忠堡重整天成和商号已是无望，便决定将总号迁至包头，制定以包头为基地，在西部的青海西宁、甘肃平凉、宁夏吴忠设立分号，然后再向东与京津张地区挂钩，逐步形成一个大的商业网，把经营的重点放在批发业务上，将西北地区的资源运送到东部工业发达地区。然后运回大量日用百货供吴忠地区各商号销售。在人员的使用上，尽量使用自己的子侄，分派他们在各公号常驻经办收购和经销事宜。我本人在包头统管全盘，只聘请一名管帐先生，其余各项业务都由我一个兼管。经过我们的苦心经营，自 1928年至1937年，天成和商号的营运业务逐年盈利，使原来仅有的3万余元资金发展到26万余元，房地产从30多间发展到200余间，骆驼增加到200多峰。在这期间，振兴天成和商号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我充分利用民族、宗教间的感情，广泛地建立了社会联系，为发展商业拓宽了道路。
1931年前后，由我首倡，联络一部分亲友自费赴麦加朝觐。我们数十人分成几批，经天津至上海乘日轮，过福建、广东、香港抵新加坡，换乘英轮经科隆坡入红海登陆，乘骆驼赴麦加朝圣。长途跋涉，经数月之久，万分辛苦。朝圣回来之后，又捐资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建北古轩清真大寺，在包头独资建新亚街清真寺，以重金自北京、张家口、宁夏韦州等地聘请著名阿匐开学讲经，这些举动使我广交朋友，并深受当地穆斯林群众的拥戴，从而提高了天成和商号的声望，为发展商业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1937年，正当我们商号进入一个发展的全盛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当日本侵略军进逼包绥时，我将所有资金和大宗货物迁往吴忠，仅留下在包头与陈子寿合资开办的吉庆公肥皂厂一部分资金，不料货物运至宁夏境内，竟被马鸿逵政府以“敌占区物资”名义扣压，以后虽经交涉终未获准发还。最后盘查结果，在包头被日军侵占的物资和资金约2万现洋，沿途遭土匪抢劫的物资损失约1万余元。被马鸿逵政府没收的货物主要是布匹、颜料、绸缎及日用百货，价值3万余元。这次的损失合计达6万余元。此外，我把天成和总号迁回吴忠以后，由于外边战事十分吃紧，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开展经营活动，于是设在各地的分号逐一撤销，原有的物资能运的运回来，不便运输的就地折价销售，这样一来也有几万元的损失。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使我们天成和商号的资本损失三分之一。商号迁回吴忠以后，原想再好好干几年，不料事与愿违，刚刚避开了狼，接着又遇到了虎。因此，天成和商号从迁回吴忠堡开始便走上了衰败的道路。
天成和商号的衰败
当时统治宁夏的马鸿逵打着抗战的幌子，制造种种借口，大肆敲诈盘剥人民群众，肆意摧残民族工商业，为自己掠夺财富。
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战时期，马鸿逵对宁夏地区的皮毛、枸杞等土特产施行所谓“统购”，对于利大的物资，他都用官办企业进行垄断，限制民间工商业发展。例如，我回吴忠堡不久，与当地几个商人联合开办了一座小型织布厂，目的是解决商号货源不足。开工不久由于从西安购买棉纱困难很大，我决定对设备稍加改动，用当地羊毛为原料，织粗毛线毯和粗毛布。这些产品在市面上很畅销。不料生产仅一年多时间就被马鸿逵官办的宁夏毛织公司勒令停办，所有机器设备均被强行拆除运到银川。此后，马鸿逵政府下令，凡羊毛、驼毛、皮张等均属抗战时期的重要物资，私人一律不得经营生产。1939年，马鸿逵政府在银川组建一个官办银行，即宁夏银行。强令各商界名人加入股份，股份的数额庞大，我是首当其冲，因为银行董事会已把我列为常务董事了。此外，马鸿逵政府还在各地增设了税收关卡，派遣骑兵缉私队，主要对付各商号的营运活动，见到货物运来便用“敌占区物资”先行扣压，然后从中挑选，凡是他们所需的便予以没收，对于选剩的货物则加大税收，这样一来常常使商人连本钱都赔了进去。还有就是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摊派，不断地派粮，给农民加重了负担，对商界人士采取以钱顶粮的办法，而且数额十几倍地增加。征兵一项，不仅给老百姓造成巨大灾难，就是商界也深受其害，常常是以钱顶兵。几年下来我们天成和商号仅交付粮款、兵款达3万余元。为了这件事，我三家兄被逼成精神病，未几便含悲而逝。
在抗战七年里，马鸿逵在宁夏一面限制民族工商业发展，一面又加紧对各商业户进行大量的掠夺搜刮，天成和商号同宁夏大大小小的商号一样，到抗战胜利时已濒临倒闭了。我看到局面已无法挽回了，只得将此剩资产分为四份，分别按长兄、二兄、三兄和我平均分了，分到我名下的全部资产也就值4万余元。
至此，一个本来是生机勃勃的商号便彻底消亡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利用自己这部分资金在天津办了厂，得到了一些发展，到1952年参加了宁夏公私合营企业公司，加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列。
《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第四章 历史悠久的工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