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西安市西药业简介
剧位亭
西药是随着西医引进我国而发展起来的。它是个近代产物，萌芽期短，发展快，在西安工商业中是一个后起之秀。先是有了贩运西药的商店，继而有从日本留学和从南通学医回来的医药人材，遂出现了制造西药的工厂。至此西药的贩运与制造齐头向前发展，而贩运业领先，制造业只处于起步时期。抗战军兴，大后方与滨海地区交通阻塞，西药的来源骤减，而军需民用却猛然增加，远非原有的这些商店与工厂所能供应。于是西药商店蜂起，抢运药品，工厂增加，扩大生产，因此极一时之盛。少数不肖之徒，鱼目混珠，以假充真，也造成了一时混乱。而西北化学制药厂又因支援革命，遭到反动派的破坏，迅速发展的制药工业，陷于停滞。西药业作为一个行业来看，它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作了不少有益工作，同时不论是贩运或是制造，凡是参加在这一行业中的人员，深浅不同地掌握了一些新的科技知识或新的经营管理，在工商界起了先进作用。这也是西药业的一个突出之点。兹将全行业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 沿 革
清末民初，西安有两家西药房，范围不大，不久即告结束，原因不详。到1915年陈树藩主陕时期，西安成立“豫晋秦陇红会医院”和“陕西省陆军医院”。这时经营西药最早的一家是老德记洋货店(经理是张延龄，地址在南院门街院门巷)，他主要经营洋货，西药仅是一个附属部分。到1920年才出现了专门经营西药的商店，如广济药房、长安药房、竞爽药房、华美药房等家。当时的西药都是名副其实的舶来品，以英国货为多。而且90%都是原料药品。销售的方法是他们几家都有西医大夫看病，就便配方卖药。后来西医医院陆继增设，如教会办的广仁医院和私人开的晨光医院、竞爽医院等。西药房也随着多起来，新开设的有世界、五洲、中华、祥瑞魁等家。也有从外省分设来的惠东、中央、树东、中西等家。这个时候西药的品种，除原料药外，有注射药和丸片酊剂以及医疗器械等，以英、日、德等国制造的居多，其中有一部分国产，是上海、天津等地药厂出品的。到1937年西安市的药房发展到将近30家。
除西药房外，也有制药厂的创立，最早的一家是西北化学制药厂，规模较大，设备完善，1936年正式开工生产。相继设立的还有华西化学制药厂，1939年开工，规模设备较西北化学制药厂为小。随后还有新华制药厂、协和制药厂、雍都药厂等，但规模都很简陋。西药房由抗战初期的20多家，增长到1949年的100多家，可谓西药业的鼎盛时期。
二 西药业的公会组织与会员
西药这一行业，原属在百货业公会内，没有单独成立公会。到了抗战爆发，西药业已达30家，经中西药房经理卜文虎的提议，从百货业分划出来，于1937年下半年成立了同业公会，名称为“长安县新药业同业公会”。组织形式是委员制，第一任主任委员是薛道五(西北化学制药厂经理)，委员有王仁珊、赵雄飞、卜文虎、刘敬一等人，公会地址设在崇礼路(现在的西五路)西北化学制药厂内。1941年委员制改为理监事制，薛道五连任理事长。到1945年公会改组时潘源泉（华西化学制药厂副经理）担任理事长，会址迁至南院门西北药房内办公，从1937年公会成立到西安解放，先后担任同业公会委员和理监事的有王仁珊(广济药房)、赵雄飞(长安药房)、李子舟（华西制药厂）、刘敬一（惠东药房）、刘华亭(柏林药房)、白润吾(欧亚药房)、陆先育(树东药房)、王铭勋(中央药房)、苏一道(万国药房)、赵和卿（兴中药房）、韩文敏(德记药房)、郑世谦(新亚药房)、史清俊(泰康药房)、陈益之(中外药房)、梁含光(华西药房)、夏永顺（沪灵药房）、秦志明(世界药房)、李子杰(西北药房)、卜文虎(中西药房)等人。其间公会的名称，随着当时政府行政名称的变更，由长安县西药业公会改为西京市、西安市西药业公会。公会的组织和人事，归国民党市党部领导，业务工作则归市政府社会科领导，同时又接受卫生机关的管理。西药是属医药卫生性质，一般药房开业，必须有审查合格的调剂人员，否则不准营业。当时西安市有些诊所和医院，由于范围小，没有足够的药品，其大夫只看病开处方不卖药，药房如接受这些处方配药，就须有大专院校毕业经卫生机关审查合格的药师，才能担任此项业务，保证人民的安全与健康。
西药业关联到卫生领域，它接受工商、卫生两个部门的领导，在专业知识方面，要求比较严格，因此，开设西药店者，程度不齐地拥有一些医药卫生常识。及至抗日军兴，东部各省相继沦陷，西北成为大后方，向来从事工商业的人们，大量地携带家眷与资财涌进西安，他们凭着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比较先进的经营管理，还有些是通晓外文，富有医药科技本领，其中一部分人就投入到西药这个行业中来。这个行业的特点是，资金可大可小，人员可多可少，主要是掌握一些医药常识，只要货真价实，便能取得群众信任，这是西药行业发展迅速的一个原因。二是一些由卫生行业退下来的人或从别家药店出来的人，既有医药知识，又有人事联系，只要筹到资金，便开设个药房，营业也很活跃。西药房多是门面装璜得华丽，药品陈设得整齐，能讲出药剂的性质效用，并能推荐患者可用的药品，加之服饰雅洁，态度温和，有文明商人之称号。
西药业除了这100多家贩运商店外，还有五家制药工厂。主办这些工厂的人，是怀一定的抱负，想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他们学有专长，热心实业救国。积极地筹集资金，聘选药师，前后办起了五家制药工厂。其中最具规模者，为西北化学制药厂，其次为华西制药厂，再次为新华制药厂、协和制药厂和雍都制药厂。还有制造“焕然眼药”的焕然药房。这五家制药厂，虽系工业，但因家数少，没有另成立工业公会，都加入西药业公会。
1、西北化学制药厂
此厂创办于1936年，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是薛道五，该厂机器完善，产品繁多，颇能适应当时军需民用，生产与销售均称顺利。因他们生产的物资，大量地接济了八路军，支援了革命根据地延安，引起了反动派的妒忌与仇视，在多方刁难而无法阻止其支持革命的行动后，为了掠夺该厂的设备与原料，采取了强行征购的手段，摧毁了这个开发西北药品制造的先驱者——西北化学制药厂。
2、华西化学制药厂
成立于1939年，地址在香米园，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法币六万元。经理李子舟，副经理潘源泉。机器设备方面，除价购第四集团军修械所的制造脱脂药棉一部分工具外，先后曾添置锅炉、电动机、清花机、弹花机、织布机、酒精蒸溜机、制丸机、压条机、打光机、抽气机、震荡器等。生产的品种，有注射药、酊剂丸片、脱脂药棉、纱布和部分原料药。销售地区是陕、甘、宁、青和鄂、豫、晋的部分地区。销售对象多为公私医疗机构及国民党政府军医署、抗战部队等。到了抗战后期，美国的剩余物资相继输入，充斥市场，华西产品在市场中受到排挤。同时又鉴于西北制药厂受到了摧残，为了避免蹈西北化学制药厂的覆辙，华西经营方法遂转向以下几个方面：
合同订货：经理李子舟亲赴重庆，与军医署商妥订货生意。其办法是华西作为军医署在西安的特邀工厂，专门为军医署制造药棉、纱布，并商定订货合同，预先付款，陆续交货。至于其他药品，军医署不加干涉。
以商养工：李子舟看到了当时情景是商业大多赚钱，工业大多赔损，赚钱的工业也是由购囤原料取得的。于是他决定兼营商业，通过英商在重庆的怡和洋行华人经理武维周的关系，就用军医署预付的货款，在英国直接订购西药，运回中国销售，获得厚利。初战告捷，华西就把工业生产放在次要地位，经理李子舟长期住在重庆做贩卖西药生意。从1943年起接连不断地从英国订购大量西药。抗战胜利后，业务转到上海，更加强这项生意，直到西安解放。
购储美汇：华西在贩卖西药赚钱很多，但在物价急剧上涨，法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为了保值，就从事购存外汇和黄金。而外汇掌握在中央银行手中，华西没有人事关系，打不通这条门路。当时商人经营出口物资，取得的外汇，须经中央银行结汇，只有教会的外国传教士不受这样约束，可以自由处理外汇，于是华西通过怡和洋行的介绍，用大价购买黑市外汇，在重庆先后买到传教士的美金、英镑，折合美元计有七八万元。
华西在采取以上措施的同时，决定订购一批比较新式的制药机器，以谋战后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制药厂，仍通过怡和洋行在英国订购了一批制药机器，计有梳棉机、卷棉机和电动机等一全套制药棉纱布机器。为了早日运回，本来订货先付半价，提货时再付清，华西破例地将货款一次付清。但英商不守信用，原规定1945年交货，却借故拖延到1949年才交清电动机等部分机器，其他梳棉机、卷棉机等因一再拖延，不得已全部作退货处理，使建立新式制药厂的计划未得实现。在西安解放前，华西已不再制造西药，只给军医署订做大量药棉、纱布，仅赖继续贩运商品维持局面。挨到解放后，在西安市5家制药厂中，纳入国营企业轨道的只华西制药厂一家。
3、新华制药厂和协和制药厂
新华制药厂开设于1940年，地址在南长巷，经理李庆华。这个厂的设备比较简单，只有几个手摇机器，产品也只有几种注射药和丸片酊剂等，不制作药棉、纱布。职工20多人，产品销售多在本市。后来李庆华离开新华厂，由陆某当厂长。到抗战胜利后，因受法币贬值，物价飞涨的影响而结束。李庆华离开新华药厂后，另在北长巷组织了一个协和制药厂，他的范围和产品与新华相差不多。因销售吗啡针问题，将制药师判处徒刑一年，工厂亦随之结束。
4、雍都药厂
名为药厂实际是个药房，经理张德安。抗战胜利后，八府庄原有一个国药厂，有几个手摇小机器，如轧片机、滚丸机等。张德安得到协丰泰银号经理资助，把这个国药厂的底子盘过来。因物色不到制药师，搁置了一个时期，只好成了药房(地址在东大街大差市东)。做些大造丸，青果丸、眼药膏、十滴水等在本市销售。
5、焕然药房
本来是眼科医院，经理王焕然是眼科专家，因制作眼药膏加入西药业公会。他的“焕然眼药”销售很广，除本市外，外县各地亦多采购，受人欢迎。
三 药房的经营管理
由于资金多少、范围大小和经营者水平等的不同，反映到经营管理上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方法，有的是多财善贾，有的是小而能精，各有技巧，各有千秋。
按药房的范围，可分为大、中、小三个类型。抗战以前，物价一般来说，虽有涨有落，但比较稳定。到抗战后期，在法币贬值，物价急剧上涨的情况下，有一些老的药房如永兴、世界、广济等药房，生意做得比较稳，所谓“稳”，就是要保住货物的数量，避免钱多货少，虚盈实亏。售出的货，随时想法补充进来，这样虽无大的利可获，却能维持原状。有的生意做得活，所谓“活”，就是勤进快销，多中取利，凭着经理人的才干能力，信息灵通和经销代销等办法，把业务发展起来。如兴中药房资金不大，1940年开业后，不数年间，发展成为西安市有名的一家药房，他们积极组织货源，把一些畅销药物购运进来，如早发夕安片，他们最早销售。加以大登广告，招来远近顾客。销售的对象主要是医院药房，户多售量大。同时，还采取代销方法，把货物寄往外地，扩大销路。内部设有函售部和配方部，外地顾主购货时，将款汇来，即可通过邮局将药寄去，差不多每天都有不同数量的邮包寄往外地。另设日夜配方部，当时大夫因工资有限，差不多都在家看病或开诊所。他们与大夫联系结合起来，承接处方业务，扩大经营。另外还设有经销部，经销国内名牌成药，如云南曲焕章的白药，贵州遵义的小儿化风丹，上海天平药厂的胃去病，天津伟迪氏的娃娃宁、镇痛片等成药。由于生意做得比较规矩，有信用，所以很快发展起来。又如万国药房也是采取这样的经营方法，加之他们几个负责人又都是从事药房买卖多年，人事行情所以也很活跃。与兴中并驾齐驱，还有惠东药房，是从山东分设来的，因销售“六O六”、“九一四”等药而闻名，连他的总支两店的电话，也是选用606、914号码，一时脍炙人口。
一般中等药房，有的以批发为主，把货物购运进来，待机出售赚取利润；有的以门市部销售为主，自己也从外埠采购，掌握行情抛售。当时还有投标方式，如陇海铁路局医院购货时采取招标方式定出标底，谁的标低，谁就得标。由于数量较大，参加投标的多是大中户。
范围小的药房有夫妻店，也有雇佣一两个学徒或店员的，这样的药房，约占总数的30%，多设在解放路和其他比较偏僻的街道，他们经营的多是一些成药，门市销售不设调剂生。有的顾客要的药物，如他们没有时，随时转自别家，从中赚取差价。但小药房也有兼作其他生意的，如张记药房设在社会路，经售一些成药，因社会路是纸烟吞吐交易的市场，纸烟又是物价膨胀时囤集的主要货品，他也乘机就近搞些纸烟买卖，由小变大，发展得很快。有的重视宣传，如解放路大明药房，原是个小药房，他仿照天津娃娃宁，上海鹧鸪菜的办法，制作一种“小儿宝”的成药，利用报上的广告和精美的印刷品，大事宣传，本市外地销售很广，从而获得不少利润。
1924年以前陕西鸦片泛滥，吸食者甚众，后来禁止吸食鸦片。李子舟开设的西北药房(前身是西北医院)，为了配合鸦片吸食者戒除的需要，制作一种戒烟药——慈渡丸，大受戒烟者的欢迎，销售很广，对戒除鸦片烟瘾，起了一些积极有益的作用。
销售西药，也有招祸的危险，抗战时期，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搞经济封锁，不少西药房，因卖给八路军药品被特务发觉，不是受到警告，就是借故刁难，甚至把人抓起来。记得德兴药房的负责人，就曾被他们扣押过。还有一次要抓广济药房的人，经理躲藏很长时间不敢露面，后来托人说情才算了事。
西药除上述经营方法外，也有假冒和危害人民健康的行为。如早发大安片，是一种消炎药，用途很广，但有个别家用低价的“首天浊片”(也是一种消炎药品，形状和大安片相似)冒充大安片卖给群众骗人钱财。更严重的是有几种原料药品，如醋酸巴比通、卡啡因、非纳西丁、普鲁卡因等，本是配制药品的原料药，竟有个别人，把这类药高价出售，提供制造毒品的原料，牟取非法暴利，危害人民健康。记得在西安解放前后的一段时期，毒品泛滥，这也是原因之一。这种不良现象，只有在解放后才得到彻底消除。
四 几件值得记载的事
西安市的西药业是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有几件突出的事实，值得介绍如下：
1、历尽艰险抢运物资。抗日战争期间，沿海各省相继被敌人侵占，当时内地进货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河南、安徽交界的地方——界首(先是从蚌埠再到河洛，后来改道界首)，当时是沦陷区和大后方交界的地方。由上海天津运进的货物，从界首经过洛阳转入西安。据商人们谈，货物随时都有被扣没收的危险，他们就出钱买“通行证”，偷运进来。与敌人有些联系的人组织了一批人，专门包运货物，利用夜间偷偷抢运，运价很高，但也并不保险，常被查扣没收。国民党军队在界首，也设有关卡，弄不好即以敌货看待，遭到没收。不过这只是官员的一种贪污手段，如能花钱运动，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另一条渠道是由河内转入重庆，这些要有大的资本才行。一般的人是由重庆购买再运入西安。有一段时间购买西药须得有同业公会的证明。记得西药公会就曾办过几次，证明他们是公会的会员。当时的进货虽然有被没收的危险，或遭受意外损失，如飞机炸毁，或是在转运途中丢失，要闯过重重难关，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确实是艰苦备尝，历尽险阻，但只要将货运回，利润可达倍蓰。不过这样的情况，每年至多往返两次。
2、见义勇为，捐赠药品。抗战不久，伤病员转移到西安的很多，医药得不到相应的解决，如住在南大街某处的伤兵，到西安两星期了，还不能及时治疗。他们就给敷上药物，包扎伤口，并送给些消炎止痛药品服用。后来在西药公会理事长薛道五的倡议下，由一些大的药房和西北化学制药厂捐赠了一批药品和药棉、纱布等，送给医疗部门，作治疗的需要。
3、传授知识，培养学徒。学徒一般是三年期满，学徒进店，多是亲朋介绍，也有招考来的，如万国药房登报招考，择优录取，他们不叫学徒，称作练习生。学徒的待遇，各不相同，除供应膳宿外，不给工资，年终给些补贴，数目没有一定，视盈余的情况酌情付给。有的药房除食宿外，每月还付给三五元的工资，每年单棉衣各一套，学徒做的活，不外是扫地、端饭、倒茶等。学徒升成店员就有固定工资，上街跑跑生意，门口应酬顾客，个别时间长的还有顶上生意的。待遇比较好的，如兴中药房有职工家属院，逃难来西安的职工家属住房不付费用，小孩十岁以上的每月津贴一袋面粉，十岁以下半袋。家属宿舍由药房雇用炊事员，按每周定的饭单做饭，家属一律吃大灶。因职工福利比较合理，工作也安心。药房对培养青年职工一般比较注意，店中文化高的或懂得药物知识的，懂外文的，专长会计的，就对学徒店员进行讲授。也有从外边请人进行教学的，如新亚药房请西医大夫教拉丁文，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由于药房注意培养，有不少的人后来当大夫，当调剂师，在卫生部门从事医药工作。
4、机智灵巧，应付限价。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措施”，实行经济改革，改法币为金元券。对各种物价严加管制，即所谓“819限价”，物价限制在这一天的价格上。于是各种货物多藏匿不售，而各种物价均已暗伏涨机，犹如河水平堤，随时有冲决之势。当时西药房的一些名贵畅销药品如盘尼西林等，市面也已绝迹。国民党西安市政府为了显示其余威，要西药公会责令药房出售供应。在此情况下，出售吧显著要吃亏，不出售又慑于权势，怕作典型处理。于是公会研究了一个应付办法，是在几家药房设立供应点，由存有盘尼西林的几家大药房分担供应。销售规定患者凭医院大夫签名盖章的处方，按处方数量供应，不能多买，价格按限定的价格计算。这一来，即应付了行政命令，西药房吃亏也不大。时间不久，随着限价的垮台，也就停止供应。估计供应的数量，不过占存量的10%而已。
5、培育专长，掌握调剂。药房开业，必须有调剂生的规定已如前述。1943年时，随着药房的急剧增设，作为必不可少的调剂人员极为缺乏，急需解决。当时西药业公会理事长薛道五，担任“西北药学专科学校”校长，经过商议在该校办了一期“调剂生训练班”，期限一年。班主任薛道五，副班主任赵雄飞，由该校教师担任讲课，内容主要是药理知识，课程有药物学、化学、调剂学等。学员由各药房选送有一定文化水平或掌握一些调剂技术的人参加训练。一年期满后，举行毕业考试，发给毕业证书。如担任调剂职务时凭证书向卫生机关申请，发给执照担任工作。这一期毕业的有三十多名学员。
6、扭转亏损，迎接合营。西药业资金一般来说都不算大，甚至有的筹集少数资本，拉借别家一些货物就开门营业了。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情况下，经营也是不容易的，大多是货架空虚，帐面盈余的虚盈实亏的局面。随着抗战胜利炮声，物价猛跌，不少药房因无力支持而倒闭。而资金雄厚者，又不肯投机搞囤积，只能坐以待毙。幸而挨到解放，在共产党的恢复经济，繁荣市场政策的三年里，本市外县以及农村，购买力大大增长，西药业才得到复苏机会，再度呈现繁荣景象，积累了资金，在购买公债、捐献飞机中，贡献出了力量。为走上公私合营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0年6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