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1938年我去兰州到1948年返陕，旅居甘肃有十年之久，回首前尘犹多感触。我到兰州之初即任甘宁青监察使署调查课佐理员，以职务关系，足迹几涉及三省大部地区，对各省的人文地理之概况以及生活风俗情况，比较多有所了解。曾记在未分省以前，宁夏原为甘肃的宁夏府，青海原为甘肃的西宁府。以全国版图来说，三省均属我国西北的山岳地带，气候高寒，雨量稀少，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平均不到十人，耕地面积平川仅占十分之一，其他概系坡地。过去的统治阶级只知向人民剥削压榨，对人民的生活却漠不关心。除宁夏地区利用黄河灌溉以外，其他90%地区，都是靠天吃饭。加之生产工具笨拙，生产落后，且又受气候的限制，农民生产仅有一季作物，虽然终年勤劳，尚不得一饱。在经济作物方面，三省之内仅民勤、靖远两县可产少数棉花，因而穿的问题必须依靠省外的输入，才能解决。文化事业之落后，在这广大地区有90%以上的人都是文盲，所以更谈不到发展现代的工商业。
　　基于以上种种因素，便引起外地商人对三省经济的觊觎，国内的富商大贾，争先恐后地进入西北，作敲骨吸髓的活动。山陕两省与甘肃毗连，按照国人通常习惯认为统属西北区域。人力物力财力与甘宁青相较略胜一筹，若与东南富庶之区相比，自是望尘莫及，不敢与之争衡。因此山陕商烟茶布三帮挟其地理语言人情种种优越条件，它的矛头就直向甘宁青发展，近百年来一直掌握着这三省的经济命脉。
　　一 烟 业
　　兰州所生产的水烟，原名芸香草。根据烟业的逻辑说，在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孟获，因士兵多受瘴疠，问之土人说，吸食芸香草可免瘴疫疾病，试之果验。到了班师凯旋，诸葛亮便把芸香草的种子带回蜀中，后又辗转传入甘省。因此烟商就把诸葛亮奉为烟业祖师，在兰州五泉山上建立了一座宏伟的武侯殿来纪念他，每年农历四月八日为庙会时期，演戏酬神。由四月一日起各烟坊老板都携带鸦片烟具、厨师移住庙中，随行的姬妾艳装盛服坐上朱轮华毂的轿车，争强斗富，用剥剥工农人民的血汗，来任意挥霍，享受着荒滛无耻的生活。诸葛武侯平生本是“淡泊明志”的人，果能地下有知，亦当愤恨这些污浊腐化的资本家。
　　烟帮商业的兴衰
　　甘肃省会附近各县盛产麻烟和黄烟，省垣近郊数十里内则产青烟(即水烟)。麻烟产于临洮一带，富裕农民设立小型作坊，自产自销，但销售范围不大。靖远产的黄烟初期同麻烟一样，产量不大，销路不广。1912年陕西大荔商认为有利可图，就在靖远设立义聚隆烟坊，大量制造，远销福建一带。但这仅是个别的发展，既不成帮，在经济上也不起重要作用。惟有青烟是主要的产品，青烟的历史，比较久远，溯自太平天国以后，左宗棠的部队调防西北，因而往来的人渐多，就把兰州特产水烟，带到南方赠送亲友，一些有闲阶级视为珍品，互相地宣传称赞。当时上海富商德隆彰看到贩运水烟是个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从此就挟其巨额的资金来甘运销水烟。
　　陕西巨商赵家以利之所在，亦急起直追，在兰州购买水烟运沪销售。当时他们并未设厂制造，仅是收购当地小型烟坊的烟丝，装箱运沪，故称他们为“丝子客”。后来以购买别人的烟丝利润不大，自己便开厂制造，五十年前到兰州的人若问烟坊的三老行家是谁，群众便脱口而出是兴记(丰盛兴)、源记(丰盛源)、德隆全记(德隆彰的厂号)。
　　青烟业在全盛时代大小烟坊近百十家，每年的产量约十万担以上。其中最大的除三老行家外，还有义源厚、祥盛永、福生德、昶利和、正兴泰、聚泰兴、德生瑞、义聚隆、锦川合等。丰盛兴的上海门市部名称是一林丰。丰盛源的上海门市部名称是协和成。德隆全的上海门市部名称是德隆彰。祥盛永的上海门市部名称是永生瑞。义源厚则仍称义源厚。共成为五大烟行，地址均设在上海新开河一带。
　　1928年以后，义源厚、德隆彰，因做纱布投机，先后倒闭。福生德原名福泰昌，本是泰源涌十大号之一，过去是专营布业，后与泰源涌分夥更名福生德独立经营改做烟业，附带经营茶布，其门市部名万泰隆，店址设在上海南市王家码头，又设分店于苏州、南通两地。因为多财善贾，早在抗战以前，已压倒同业跃居烟帮的首位，遭到同行的妒嫉，称它为“水烟大王”。
　　昶利和的资方是陕西朝邑朱家，它看到在上海不能同五大行家抗衡，遂在江北另辟市场，总店设在南通，销路扩展到如皋、泰兴一带，最后大获暴利，也成了百万富翁。水烟业的销售市场不仅是上海市附近各市镇，即如沪宁路线的镇江、常州、苏州、无锡等地。沪杭线上也畅销于嘉兴、松江，这些地方都是有门市商的地盘。兰州一些中级烟坊每年各造水烟三五百担运沪，将货存在栈房，并派一人坐庄待价而沽。若是遇到市场疲滞恐怕赔累，则向大行说项，忍痛以贱价售给大行，甚或延期付款。至于每年造百八十担的小坊自己无力远销，只好任凭大行来宰割了，处在大鱼吃小鱼的社会，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京绥线铁路通车后，烟商曾将货装载皮筏子由黄河运到包头，转车运往北京、天津，一度也曾运到东北营口等地，终以销路不旺，每年仅能运出千八百担，此后仍是专注重上海一路了。
　　纸烟在我国未畅行以前，水烟在上海是独占市场，每年能销十万担以上，还是供不应求。自从帝国主义者洋商侵入我国，开厂制造纸烟，一般人感到吸烟以纸烟为时髦而又便利，吸水烟则需要一定的工具，感到麻烦，携带不便，日渐减少，遂给水烟业以致命的打击。据烟行的人说，在很短的时期内便由十万担减到六七万担了，其后军阀混战，交通时有断阻，市场常感缺货，水烟虽奇抬高市价，一时获得暴利，而销场日渐缩小。直到解放前夕，水烟销量已由六七万担减到三万多担，大为没落。
　　烟商对烟农的剥削
　　兰州除城郊附近农民种植蔬菜外，其他沿黄河两岸农民由东岗镇、桑园子、柳沟、金家崖，西由七里河、西固至陈官营、新城，农民把些沙田和石田（铺沙田一垧需白洋五百元，铺石田一垧需白洋千元）大部种植烟叶，种杂粮者很少。农民认为种烟叶比种粮食利厚，但这种打算都被烟商残酷的剥削而落空，结果是辛苦了一年，仍不得温饱。
　　烟商剥削农民的手法分双层进行，第一步农民种植烟叶首先需要肥料(油渣)，没有足够的施肥则产量不高，质量不好，更不易出售。因之每当种植之先，农民中的掮客(不一定是烟农)，便向烟商借款购买肥料，烟商按照自己的收购量，以仅低于市面很少的利息贷给农民一定数量的款额，名曰“占叶子”，在表面上说是照顾农民，其实农民已坠入他们的圈套中。第二步烟叶收获后，烟商便派人到他们贷款地点收取烟叶。在收购时就百般挑剔，又说叶子油水不好、潮湿、有蚀虫等等，这都是为了压低收购价格作准备。至于烟叶的收购价格是与其他的交易不同，并不是买卖双方协商，而是烟商一方任意开价，例如一等烟开价二角钱，二三等叶子则依次递减，农民虽争执但很难增加。如农民执意不从，则烟商即停秤止收，勒逼贷款，农民只好忍痛出售。    
　　兰州的交易在习惯上一般都是使用双秤(公斤)，但黑心的烟商又在秤上耍手法，多用十六两大加一，除去潮湿损耗，每公斤已近四十两，资本家的剥削是用尽心机，令人痛恨。
　　烟商对工人的剥削
　　烟丝的制造季节是当年的九十月起到翌年的三四月止，大约七八月的时间，统是寒冷季节。制烟丝的程序约分四道，即撕烟，拣烟叶，压捆，推丝。烟叶进厂后堆集在厂内广场上，出贴招雇女工(不收男工)。一般贫苦家庭的妇女即来登记，各厂以进货的多寡来决定招收的名额，大厂顶多招雇三百人，小厂则一二百人不等。贫苦的人民以僧多粥少各自找寻门路，求情送礼始能得到工作。操作时，妇女们在天寒地冻时节，席地而坐于露天撕烟，工资是按斤付给，每斤二分钱。工人进厂后，厂方即将大门上锁，由早五时半上工，到下午五时半下班，十二小时内不许出入，故工人进厂即携带全日干粮。工人为了增加收入，都是边吃边工作，很少休息，常将手足冻得青红烂肿，这样拚命地工作，顶快的熟手每天至多可得到八角钱，一般的则仅三五角不等，若撕得不净，还要遭到工头辱骂。
　　烟叶撕完后，背到房上(兰州多是平顶房)，再进行第二道程序拣烟，拣烟仍是雇用女工，其工作更为细致，每人面前摆着四个筛子，青叶、黄叶、黑叶、烂叶分别放置，一点也不得马虎，稍有混淆，轻则受到工头的臭骂，重则收去牌子停止工作。其工资是以全日计算，工作是十二小时约得三角左右，惟与撕烟工作不同之处，就是厂方每日供给半稀不稠的黄米弼一大碗，美其名叫作“取暖弼”，算是厂方的恩赐。这两道工序结束后，再进行第三、第四道的工作，就是压捆和推丝。
　　压捆和推丝这两种工作不惟是重体力劳动，而且带有一定的技术性，故全用男工，不用女工。这些工人都是长期在某一烟坊作过的固定工人，一到季节即应召而来。其组织是压捆机上有架头，推丝房有个小头，以上还有个总头。总头即等于工程师，与厂方订有长期雇用合同，烟丝做的好坏由总头负责。因之他与厂方是互相依赖，对工人有无上的权威，但本人也必须具有一定的技术能力。总头的待遇年可得四五百元，与厂方管理人员同吃着小灶，并且吃饭时坐着上座，好象旧官衙中的红笔师爷一样。
　　烟叶未压捆以前，先由总头用槐子将烟叶烫成绿色，拌好麻油和石膏末等物，故而烟商就宣传说，人吸水烟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具备，即是这个道理。烟叶拌好后，推入压榨机下投入长方槽内，在大梁上以石压成约重五百斤，高五尺宽四尺长方形的烟捆。这项工作不但需要高强度的劳动，且危险性很大，稍一不慎便造成工伤事故。虽然如此繁重，而工人每天的工资还得不到两元钱，资本家的刻薄程度可见一斑。
　　烟捆压成后进入推丝的工序进行推丝工作，在每个烟捆上需要两个工人两副推子，一个是师傅，一个是助手，二人相对而立，师傅推，助手拉。这个工作技术性是全凭工人的腕力和眼力而定，既要求仔细，还要求一推子或两推子下去要合乎烟块的标准重量，不得过多亦不得过少。第一推子推好后，由助手将烟丝压入烟块模型内压榨，然后再拉第二推子，推好后由助手将前推子的烟块取出放入盘内再压第二块推子，如此依次进行，目不转睛地工作。这项工作是计件工资，工人为了多劳多得除吃饭外，每天由黎明即起干到黄昏为止，无所谓多少时了。
　　工人下班后，为了减除日间的过度疲劳，便用饮鸩止渴的办法来吸食鸦片烟，这是旧社会一般的现象，于是把辛勤劳动所得到的微末工资，大部分消耗于云雾之中。到了工作结束后，个个都成了“工满钱齐衣裳烂”，回家时还要借贷川资路费，形同乞丐。至于工人的伙食除咸菜外，别无他物。但是资方的小灶每天是鸡鸭鱼肉尽量地享受。工人所住的宿舍全是低矮的排房，里边是炕，仅用马粪烘暖，臭气熏人，铺着破席，每两人用一条杂毛毡当作被子。因气候严寒，门窗挂上草帘，室内光线黑暗，空气污浊，满屋内住着鸠形鹄面的劳动工人，如同人间地狱，若与今天的幸福生活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水烟业的余闻
　　烟业的资本家除剥削工农大众之外，还勾结腐败的政府狼狈为奸，偷漏税款，比如原规定每担烟丝连同箱皮重140斤，但一般均重180斤，近百年来就形成了公开的秘密。1936年兴记经理王信卿与甘宁青监察使严庄闲谈，于无意中泄露了个中秘密，严即对甘肃省政府提出弹劾。当时甘省主席朱绍良，财政厅厅长兼烟酒公卖局局长梁敬錞慌了手脚，经朱梁二人多方的向严庄说项，恳请免予追究，不必扩大问题，讵意严竟置之不理。朱梁为了减除个人的罪，反嫁祸于人，暗嘱烟酒公卖局的稽查长李国宾(梁的干儿子)，将全部责任承担起来。李认为有朱梁两位大力奥援，谅不致发生多大问题，但结果重庆来电命令将李国宾枪决。朱命人将李押上汽车，说是解送重庆，汽车才开出长官部门外，即在李国宾背后一枪毕命，这个可怜虫还不知道是以羊易牛作了替死鬼，轩然大波才算收场。
　　水烟商业自从兴记源记两号兴起以后，陕西大荔、朝邑、郃阳各县有资力者如蚁附膻多逐利趋向烟叶一途。兰州市上大小烟坊有数十家都是同朝各县人的企业，资方既是同朝人，后来遂以亲朋关系互相援引，坊内的管理人员也成了同朝的青一色。常听人说，若是谁家子弟进入烟坊，则亲友们群趋道贺称赞说：“你们今后即将光耀门庭，置良田盖大房是不成问题了”。解放后土改时，同朝各县百分之八十的地富阶级分子，都是原来烟业的剥削家之化身。
　　二 茶 业
　　副茶销行西北之起源
　　西北陕甘宁青新各省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十多种民族杂居而处。汉族除多从事农业外，其他各族则以狩猎畜牧为主，在生活上的主要食物则是青稞和各种肉类及奶类（牛奶羊奶及马奶），在习惯上他们认为吃肉食饮奶子，若不喝足够的浓茶则不易消化，因而茶便成为他们“一日不可无此君”的饮料。西北所用的茶本是以马交易而来，其事的发生远在唐代，当时就是回纥要求以马来换中国的茶。他们生活中一日不可缺茶，而境内又不产茶，所以这项交易常成为中国对付少数民族的一种武器工具。停止茶的输出。差不多就是置少数民族于死命。结果是使用茶来羁縻少数民族，甚或使少数民族屈服。其后经过政治上的分裂和变乱，茶马的交易时断时续。
　　迨至明代统一了中国，统治者为了编练骑兵则以现金收够牧民的马匹，而牧民因得不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多持惜售的态度。统治者摸清了牧民心理，遂在甘肃设立茶马司，设官专管以茶易马事宜。据甘肃一些老年人传说，那时候官府并不是采取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奇货可居以劣茶高价换取牧民的良马，牧民以能得到生活上的必需品内心虽再难受只好忍痛为之。由此说明封建时代统治者不但对人民生活漠不关心，反而对人民采取欺骗和压制的手段，因而每朝每代遭到人民的反抗以至于覆灭，是理所必然的。
　　左宗棠整理茶务
　　满清兴起于东北，继明朝统治了中国，他们的骑兵习惯用东北的马匹(多采用察哈尔的马)，西北的茶只是片面的销售，不再以茶易马，但是陕甘总督还戴着兼管茶马的头衔。原来明代在甘肃的洮岷、河州、庄浪、西宁、甘州有五个茶马司。到了清朝乾隆二十五年裁撤洮岷、河州二司，这时茶虽不是换马的对象，但为限制茶商的销售引地仍存庄浪、西宁、甘州三司。规定茶商领那一州的引票仍销那一司的茶。庄浪司包括庄浪、定西、兰州、永登等地区。西宁司包括西宁道(今青海省)和西藏地区。甘州司包括河西走廊各县及新疆。由于清王朝对少数民族长期采取的压制政策，及受太平天国的影响，遂爆发了西北回民花门之变。
　　左宗棠奉清廷命令统率大军来西北镇压，不久事平，左宗棠以功升任陕甘总督。左原籍湖南，他在微时曾在湖南安化县陶澍家中教了八年书，那个地方叫作小淹，恰是甘肃引商采购湖茶的中心，所以左宗棠对于茶的情形很熟悉。嗣后他作了西北的封疆大吏，便开始整理甘肃茶务。左宗棠在整理茶务上是存在着三项企图：一想为湖南茶农打开出路；二想讨好西北各民族；三更主要的是想为政府增加税收。如原摺奏上说：“茶为西北民食所需，而民常仰屋兴叹，湖南安化一带茶弃于地而民受其困，亟宜设法督导以利民生而裕国库”等语。清廷准奏后，他即于同治十二年开始进行。
　　原在清道光时代，西北茶的引地是陕西、甘肃、新疆、西藏及蒙古，销数每年为两万八千九百九十六引，每引一百斤，另带损耗十四斤。税课是每引每年纳正税银三两，杂课四种银一两四钱四分，来源都是湖南安化县的黑茶。其后由于咸丰时代太平军的战争，湖茶北运交通阻隔，再以同治年间陕甘花门事变，引商贸易无法维持，相率逃亡，积欠课银四十多万两亦无法清缴，整个的西北茶务陷入崩溃状态，官民双方同受其困。左氏主甘后，把旧时的引商资格一律公布取销，把旧引商的引票作废，积欠的茶课一律豁免。然后规定改引为票于同治十二年开始发行，共发八百三十五票，每票五十引(即五千斤)，另带损耗七十斤，每票征税银一百五十两，厘金七十二两，后又加厘金二十一两六钱，合共每票二百四十三两六钱，全年可收入二十万三千四百零六两，比旧引十二万八千七百四十二两，几增加一倍，完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了。
　　茶 柜 制 度
　　茶的经销既是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官方为了防止茶商偷税漏税，对茶商的管理非常严格，在兰州修建一座巨大的茶库，并令茶商组织茶柜。某一茶柜的茶商由某一茶柜的总商审核散商姓名地址、保结的虚实后，造册领票汇总完纳课税厘金。在左宗棠整理茶务以前，只有东西两柜，东柜是山西、陕西和甘肃的汉民，西柜则全是回商。后来西柜回商相继倒闭，只剩下了魁泰通一家，遂之附属于东柜。东柜几个著名的茶商是马合盛、新泰和、裕兴重、魁泰通、魁泰和、天泰运、裕亨昌、文泰远等家。左氏整理茶务后，又号召他部下的湖南籍人经营茶叶，便成立了南柜。南柜大部分是官僚资本，最大的商号叫乾益升，仅他一家就拥有三四百张茶票，经理负责人是湖南一位道员朱昌琳，曾烜赫一时，但是多财而不善贾，以后又失去政治上的凭藉，入民国后即由衰落而倒闭。在民国初年，陕西渭南人雷多寿任甘肃财政厅长，其他行业的商号认为茶叶是大有前途，因雷的关系也得茶票。当时比较出名的有万顺德、泰元顺、继美丰、万顺成、天福公、德泰益、天泰和，谦瑞升等，它们又另成立了一个新柜。
　　每个茶柜必须有一个总商，总商的产生，是先由茶商公举呈请官方加委(满清时由总督，民国后，由财政厅加委)，我的堂弟胡服九是泾阳裕兴重茶号住兰负责人，他当过东柜的两任总商。曾记他对我说过，担任一个总商殊非易事，一要商号殷实，二要本人须有声望。总商是个亦官亦商的两重身份，人们称谓总商叫老爷，在清朝时还戴着顶子、坐轿子，带着跟班的，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总督朝参。总商办公室组织有文牍会计各一人，总商年支薪水一百五十元，文牍一百元，会计七十元。如逢发票的一年，薪水还得加倍。总商时常出入官府互相依附，如官方向商民借款必须依靠总商，而总商有所请托官方亦多俯就批准。总商为虎作伥，平时作威作福，因而一般商民对总商采取亦羡亦妒的态度。
　　茶的采运制销过程
　　茶票是每三年发一次，每次叫做一案，清代由总督衙门发给，辛亥鼎革后由财政厅发给。每案发给票数不等，视茶商销售情形而定，承领商至少要领一票，多亦不限制，但为了不拖欠税款，领商必须有同行三家的连环保结。领票时先交应征税款一半，茶运到兰入库时全部交清。茶商所领的票不限制一次采完，可以续采续购，如茶商营业不佳，还可转售成转借给他商。茶商采茶第一步先到汉口办好入山手续(如货币食物等)，然后乘船经洞庭湖到益阳，再进到安化的江南坪。副茶以高山所产者为佳，平地者次之。
　　茶商到达产地后便住在茶栈，茶栈是代茶商买茶和存放的行业，从中抽取手续费。由茶栈贴出某茶商收购茶叶的招贴以后，四乡茶农即纷纷前来求售。茶栈是依赖茶商谋利为生的，他同客商狼狈为奸，在价格上和秤上压价挑剔耍手法来剥削茶农，以讨好茶商。茶商一面收购，一面还得招收女工来一次粗拣，而入山的茶商多系一人。女工拣茶，每日要过秤、督勤、计算、验收、付款等事，感到是应付不暇，茶栈即代茶商觅雇一位青春美貌能说会道的女子，代茶商管理女工，名曰“内老板”，也就是茶商的临时眷属，同吃同住，吞云吐雾，过其淫乐的生活。这类事多年来已成为入山采茶人员的公开秘密，即使总号经理知道了，也无可如何，只有默认。   
　　粗拣完成便装入竹包，每票限四十竹包，每包重一百斤，另附二十五斤作为损耗。运陕出售者是生尖、天尖、贡尖、芽尖，运甘者虽与运陕者相同，但有投机茶商每包有重一百七八十斤者。茶到泾阳加工时，将所余之数名曰积累，可由特字票再行运甘。在他们的起运，是先由资江装船运益阳，再换大船入洞庭湖到达汉口。没有火车以前，到汉口后再经襄河转丹江到龙驹寨上岸。然后驮运到泾阳。当时的龙驹寨，成为西北货物出入的转口码头，曾繁荣一时，有小汉口之称。迨至火车通后，货物出入改道潼关，而龙驹寨市面遂一蹶不振。回顾清代在茶之起运时，船上或车上都插着“奉旨采茶”的小黄龙旗，以防止车船被拉官差和官卡的留难。入民国后，虽也插着公家保护的旗帜，若遇到不守纪律的军队多不大生效。
　　散茶运到泾阳后，即送入加工厂进行炮制。据传说泾阳过去有八九家加工厂，工人约七八百人，后来工厂减到五家，工人只有三四百人了。每票规定制茶八百封，每封重五斤四两。制造程序约有五道：第一道是将茶切碎经过筛簸去其尘土。第二道是秤分成五斤四两重。第三道是炒茶，将茶梗茶子熬成水注入茶内。第四道是将茶制成一尺宽六寸的砖形，装入纸制的封袋。第五道是在封皮上横印官商二字，竖印某一字号。此五道工序完成后，把茶砖放在通风之处使之发花。花初显白绿色，一周后即变成黄色。有此黄色在制造技术上算是最成功的，出售时极受顾主的欢迎。
　　砖茶在泾阳制成之后，即运兰州入库。泾阳到兰州的路程，仅有湖南到泾阳的三分之一，但在时间和运费上，都比上一段路程费时，运价也高。因前段大部分是水运，后一段完全是旱路。在左宗棠未入甘以前，由陕到兰仅有一条简易崎岖的山路，此外就是驮道，人马只能鱼贯不能雁行。旧路山高坡陡，稍一不慎，即有马仰车翻断轴折毂之虞，运输者视为畏途，因此运费奇昂，有些粗货运费往往是高出货价二三倍不等，这也是西北物资缺乏最大的原因之一。自从左宗棠率军来到西北，为了调动部队，转运军实，传递公文，即首先开始筑路。由陕境到玉门，修筑长达三千多里，宽十数丈的一段干路，从此以后货运较前略较称便，运价也逐渐跌落。
　　砖茶由泾阳运到兰垣后，首先持票先到总商处登记，再到官厅登记补纳课税，由官厅驻库委员盘验盖上红印，然后入库。此后茶商出售多少，便在库内提取多少。上项手续办完，便是销售的问题。
　　经营副茶的商号，一般都不设门市部。有时将茶运到西宁或凉州，派人驻该地批发，主要的顾客多是经营皮毛牲畜的回族商人。他们把茶运到少数民族地区，换取牛羊、骡马、皮毛和鹿茸、麝香等物。在其他各地区销售的茶，则批发给当地的杂货商零星销售。因此，一般茶价涨落和皮毛价格有着密切的关系，毛皮销路好价格高，茶也随之畅销价高，皮毛滞销茶价便跌落。据说在民国七八年间，毛价落到每百斤四五两银子，茶叶也随之跌到每封八九钱到一两。这不景气的暴风，遂把南柜的茶商全部吹倒。不过市面正常之下，茶的价格至低每封在两元左右，有时亦可高到四五元之多。即两元左右的价格，据说每票茶还可获利五六百元。若是涨到四五元，其获利之丰厚，便可想而知。
　　其次，再谈一下茶商历史上几家突出的字号。如乾益升，它是南柜中最大的茶商，原是左宗棠所号召湖南官僚资本组成的，承领茶票几占每案发出总票的一半。在当时经济情况下，算是了不起的。乾益升的发展有两个优越条件：一、他们全是湖南人，在采购地人熟地熟，比别人捷足先得；二、因左氏的关系，湖南大小文武官员遍于天山南北，在政治上有所凭藉。因此它的茶曾在新疆畅销了一个相当时期，价格还比别人高，发过一时的横财。其后湖南人势力渐衰，它们又不改变官僚作风，遂逐渐没落。
　　马合盛，资东是甘肃民勤县(旧镇藩)的巨富，清道光以前就经营茶叶，有悠久的历史，在西北颇有盛名，即偏僻小县也都知道有一个马合盛。但是它的发达并非偶然，也有它一定的作风。一、是经营认真，原材料采的高，从不掺杂次茶。二、重质不重量，制造时严格要求合乎规格。三、它拥有二三百头骆驼，在西北艰险的道路上，有优越运输工具。四、庚子年清慈禧和光绪逃亡来陕，它们有几百头骆驼曾参加官米运输工作，帮了官运的大忙，慈禧奖励他说：“真不愧为个大引商人”。它便利用封建时代人们迷信思想，就在茶的封面上印着“大引商人马合盛”七个字。群众就互相传说“马合盛大引商人，是慈禧老佛爷金口玉言封下的”。因此它的茶比别人不同，更助长了它的声势，每封茶还比别家多卖二角，业务始终未衰。
　　裕兴重，它的资东是泾阳吴家，在清朝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算是陕西的巨富，曾在四川、淮南经营盐业，在西北营运茶业。庚子年慈禧逃难到陕，它曾捐银五十万两助饷，慈禧把吴家一个寡妇封为一品夫人。裕兴重经营茶叶中间曾一度失败，后来换上吴家的亲戚邓某负责，重整旗鼓，逐渐复兴。它承领的茶票经常在一百票左右，它经营的方式是稳扎稳打，同马合盛差不多，特别是注重质量几与马合盛齐名。此外还有一个独特作风，就是赔钱不卖货，据我堂弟胡服九说，有一时期茶价暴跌，别家都赔累不堪，却有裕兴重二年多净吃净坐没有卖过一封茶。到后来茶价猛涨，大获其利，从此资金就积累到四五十万两银子。堪称多财善贾的能手。
　　天泰运，传说当年天泰运的生意原先是很好的，后来衰落几致无法维持。在没办法之中，经多方筹措资金，买了一百票茶，孤注一掷。买进后，适遇到军事影响，道路梗塞，茶价暴涨，这一次就赚了几十万两银子，由此天泰运又红极一时。新柜二三十家茶商，看到天泰运发了财，也纷纷把它们的商标改为天泰某字样，希图鱼目混珠，但是冒牌毕竟是冒牌，终久是敌不过天泰运。
　　茶商的没落
　　“七七”抗战期间，湖茶来源断绝，不少茶商企图渔利，便把山中野果叶子采来掺上少许的茶叶制成砖茶运兰销售，捷足者当获一时之利，嗣后争相效尤，除几家老茶商外，市面上皆成假货。抗战胜利炮一响，假茶叶就卖不出去了。因此茶商逃跑倒闭者不知凡几，其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组织成立甘肃省贸易公司，资金四百万元，官商各半，商股完全以茶商为对象，强迫投资，由此攫取了四五十万票茶叶。
　　国民党政府又在西北成立苏新贸易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都是向茶商身上打主意。其结果是以日益膨胀的法币，换取茶商一千多票的茶，加之各种苛捐杂税纷至沓来，大有无法招架之势，遂使茶商气息奄奄，进入半死不活的悲惨处境。
　　三 布 业
　　布帮发展的概况
　　甘宁青三省系属我国山岳地带，向以贫瘠著名，历来腐败的政府又以化外视之，对人民生活漠不关心，设官置吏只知压榨剥削。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农林牧副渔各业一任其自然，很少提倡，因之一切生产，千百年来长期停留着落后的状态。穷苦大众虽终年辛苦，还是呻吟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环境之中。清光绪元年陕甘分闱后，甘肃第一次秋闱解元安维峻曾有诗句云：“一领羊裘冬夏着，半房马勃雨晴烧”。便是形容西北人民穿盖苦况的写实。
　　衣的原料我们知道主要是取之于棉花，但甘肃地不产棉，人民也不习于纺纱织布，因而穿的问题一直威胁着甘肃人民。据甘肃省志所载，远不可知，自清朝嘉庆年起，丝缕布匹即全恃商贩由外地输入，但是路险量微，价值昂贵，人民穿一件粗布衣服，比东南人民穿一件绸缎还贵着一倍。每百斤麦子仅值制钱一千文，而一斤棉花就需制钱七八百文，农民终年耕作所入当置不到一件棉衣。每到隆冬， 在上的官吏及富有之家方轻裘重茵，而一般贫苦人民则以破裘及毡袄御寒，一件棉衣穿二三十年并非罕事。
　　清末左宗棠主政西北看到这个严重问题，曾编印棉书和种棉十要，教人民种棉花，光绪四年又在皋兰县学署设立纺织局，给民间妇女传习，但不久即行裁撤，种棉也没有普及全省。现在靖远、民勤等县生产少数棉花，就是从那时遗留下来的，而人民穿衣问题仍然是无法解决。光绪初年虽战乱初平，又遭到历史上有名的大荒年，人民流离，田园荒芜，吃穿的困难更为严重，西北变成一个乞丐场所。清政府为了维持它的腐朽统治，意图安定局面，陕西巡抚谭钟麟奖励山陕布商运布入甘，并明订保护条例。此后山陕大小布商便认为是个发财的机会到来，争先恐后集资营运，当时出现了一百多家布商，其中最大的约四十七八家，比以前增加六倍，遂成为一个庞大的行业，一般人即称它们为布帮。
　　布商的采运销情况
　　清同治以前，布商经济势力不大，它的庄号多集中在陕西泾阳县，大约有二三十家。陕甘回民起义时，因地方不靖，一度迁到山西绛州，旋又迁至陕西同州（大荔），为时不久即迁至陕西三原县。从此三原成了布和药的集中场所，而泾阳成了烟和茶的集中场所，遂造成两县的空前繁荣。因而人们便说陕西的县泾三原，意思就是说，这两县是陕西最好的县，比省会所在地的西安有过之而无不及。
　　布商的采购地区主要在湖北的孝感、云梦、德安府，枣阳、臼口、岳口、花园、随州、应山、溪河等地。其次便是河南的禹州、偃师、南阳等地。某地所产的布即以某地名之，例如孝感所产之布便称感布，德安府所产之布便称府布，其他依次类推，独云梦所产之布称为苏庄布，河南之布也是以地名之。
　　布的产地鄂豫两省即有十数处之多，数量质量各有不同，布商并不是到处胡乱采购，它们是按各号销售地方人民的喜爱仅经营一种或两种。例如某号专营府布，某号专营感布或枣布等。布商资金大小不一，当然采购的数量也不等，各号按各号的计划常川派人到经营某布的产地收购。其收购之法，第一种是先在市场收购土纱，将纱发给农民中的机户加工织布订期交货，由布店抽取手续费，农民受着双层剥削。其收购的另一种办法是采购人员到大收购地点，即住在当地有名的布店(这些布店百分之八十都是当地豪绅所设)，由布店代客收购农民自制之土布，也抽取佣金。
　　自从汉口有了机纱之后，即先在汉口买机纱运往收购地点，在当地再收购土纱织成机经土纬的布匹。湖北各地所产的布，每匹大约都是长四十四尺，宽一尺，所付给机户的加工费每匹仅由一钱银起顶多到二钱银子。若发现次布还得减价，据说一个顶快的机手每天仅能出布一匹。每月出布十五匹，不过收入三两银子的工资而已。
　　布商收购布匹，不是以匹为单位，通常以卷为单位，如某商今年卷布几百卷或几千卷等，每卷连皮桥共计三十二匹，净布二十九匹。他们在收购地收有成数即将好次配搭成卷交过载行发运，就是边收边运边售，循环作业终年不息。收购的庄客三年瓜代一次，转运的路线在火车未通以前，由襄河上驶丹江到龙驹寨上岸，再由驮运三原。到三原以后，为了运费上取巧剥削驮户，即将十卷改成九卷，每卷连皮桥共计三十四匹，将剩余之布缝成苫布以防风雨，因而在习惯上运户皆以卷论，而不以斤论也。
　　在三原将布改卷时，有些中小布商便将沿途受了水湿污秽布匹拣出染成红绿等色，欺骗顾主(一般大布商怕麻烦多不售色布)。经营毛蓝布及青布者都是在平凉加工染色，因之平凉染坊多至三十余家。平凉是入西北的门户，也是土布的总汇地点。布到三原改卷后，第二步即运至平凉集中，再由平凉分运各地。据平凉各布店统计，每年到平凉之布，总数约十七八万卷，光绪十年以后，到辛亥革命的最盛时期高达二十四五万卷，因之平凉市面曾出现了一个长期的繁荣。
　　布商同过载行的关系
　　布商在三原的老号叫作驻房子，等于银行的总管理处。主要人员是各级经理、帐房先生及一些学徒，其他中级人员则派往各码头任收购、销售、督运等业务。老号除根据各路人员的报告调度款项及人员瓜代，指挥全盘业务外，便是互相应酬，讲究吃喝享受而已。   
　　布商在产地收购成卷后，自己并无运输工具。关于运输、保管、纳税等项，完全委托过载行办理，沿途如有损失，由行家负全部责任。湖北老河口、陕西龙驹寨等地的过载行只经营运输、保管、纳税业务，不管买卖。而三原、平凉、兰州的过载行业和布商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龙驹寨在最盛时期约有行店十家之多，一百多座大房均为各行店所占有，其中最大的一家叫德盛新行，资方姓李，人称为“李半街”，光他一家就有房二三十座，作烟茶布的仓库。专给他家驮货的驮畜经常有六百多条。由商州到蓝田要翻过秦岭，有一段路，坡陡路滑，驮畜不易行走，各行集金二十多万两，雇用石匠给驮畜凿了几十里的蹄窝，李家就负担一半，其财富之多可想而知。
　　三原称过载行为布店，共有八家，其中最著名的叫福顺布店，创办人名徐能。原来虽是个车店的饲养员出身，但善于剥削，巧于经营，曾发了数十万的家私。平凉共有过载行三十多家，全是依附烟茶布各帮为生。四里多长的平凉东关统是行店所在地，其中以庆川、福聚、天成等家较最大而著名。
　　关于布商的销售布匹，一般是不设立门市部，布由三原运到平凉后即以标期(以一个月为期先付货，一个月后再收款)由行店负责，批发予中小布商或单帮商人，再由布商运往各地乡镇农村卖与农民。有些著名的大布商因数量大，资金雄厚，周转不成问题，为了谋取更多的利润，便直接运往他们有历史性的地方，再用赊欠的方式批发给乡镇代理店推销，以半年为期。因农村的经济有长期性和季节性，布商为了多销货和获更多的利润，就用赊欠的方法卖与农民，其实把这半年的利息，早已加在布价之内了。
　　各种布的销售地区
　　西北各地人民因经年的长期购买布匹，对于某种布，某字号，遂产生了一种历史性的信仰。在使用上如果是没有穿过的，或不是某字号的，布虽好也不买，因而布的销售地区无形中产生了固定的地盘。德安府的府布销于甘肃全省。云梦的苏庄布销于平凉、固原一带。枣阳布销于平凉、崇信、华亭等县。溪河、应山、岳口等地的布销于甘凉一带。禹州、岳口、花园的布销于河州、青海一带。最突出的有义成厚、德立厚的枣阳布在平凉、崇信、华亭一带，万顺德的府布在兰州、定西一带，渊发明的毛蓝布在兰州以至青海地区，几乎成了独占市场，谁家也无力与之竞争。
　　布在西北为家家所必需，经营这项生意基本上是无赔钱之理。据老布商余辉峰、贾舜卿等说，由产地到销地一切费用加起来，每卷的成本大约需银二十余两，每卷可获纯益四两到六七两之多，各商户的资金虽有大小多少不同，但是都有一定可靠的利润。小资本发展成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发展成更大的资本家。可是布商口口声声对人说，经营布业生意原是为了供应人民的需要，是个王道生意，不求厚利，衡诸实质，那真是自欺欺人之谈。
　　布帮的资方及资方代理人和夥友完全是山陕人，地址集中在三原的山西街和盐店街。其中最有名的字号有万顺德、万顺林、义隆源、世源永、敬信义、厚致福、福德昌、锡泰恒、协盛永、信中恒、义成厚、德立厚、义兴泰、渊发明、天成福、德和甡等家。布商每二年结算一次，名曰一帐，资方与夥友有三七分红的，也有四六分红的。万顺德的经理人侯笃在夥友的四成中只占了一分生意，一帐即分红利五千多两，因而人都称他为“侯半万”，其剥削之深，获利之丰，可见一斑。
　　布帮之兴衰
　　布帮在西北由光绪初年到辛亥革命这一阶段算是全盛时代，民国成立之后比前期便略逊一筹。到民国七年靖国军兴，占据三原，与陕督陈树藩对峙，布帮为逃避靖国军的征税和借款，相继由三原迁至西安东关。此时各种洋布已逐渐侵入西北，给土布生意一个致命的打击，但还有十万卷之数运入西北。到了“七七”抗日战争爆发，湖布来源断绝，仅依靠陕西兴平、礼泉、店张驿等产地每年最多能收购四五万卷，由此遂一蹶不振。 
　　四 烟茶布三帮和票号及镖局之关系
　　烟茶布三帮由清道光同治年起到辛亥革命数十年内，在西北的重镇兰州，一直是握经济的牛耳，左右市面的兴衰，这与票号和镖局助长它的势力，扩展它的业务是分不开的。烟的销场在东南，如要再生产必须将款调兰。茶市的销场在西北，如要添购货物必须将款抽调两湖。在过去各省没有银行，因而这项业务便由票号承担。当时的货物买卖收付都使用银块，由兰州向西安票号调兑，经常不能平衡，便必须起镖运送银块。有时候商家联合起镖，尤其是布商的买卖多是“标期”。
　　平凉的标期是每月二十五日，三原的标期是每月月底，故每逢标期之日，谁家若是候标过时，老板们便如热锅上的蚂蚁急不可耐，自己到城外去等候镖车。标期在习惯上，不过晚十二点还不算误标，因标期关系到商号的信誉和存亡，故特别重视。镖有金镖银镖之分，由兰州到三原是十八马站，经常需要二十天左右方可到达。但是镖车不分昼夜地赶路，十天即可到，金镖重量轻有时八天可到。三原有百川通、天成亨、合胜源、协同庆、日升昌、大德通、大德恒、蔚丰厚八家票号。西安盐店街有永庆、永胜两个镖局专作此业务，同烟茶布三帮互相依附，有着共存共荣的命运。
　　以上烟茶布三帮在西北的经济史料，是在我旧有的见闻基础上回忆所写的。半年以来又向各方面作了调查、访问和通讯之后，才勉为写成。但仍有挂一漏万，片断残缺，不够详尽之处，尚希知者加以指正补充。
　　(1965年9月 寇立勋整理)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