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主办重修法门寺所树碑碣。

    碑载：“佛法重因缘，造因起于人之心；而缘之成熟，与其时迟或速，其间有不可思议者，殆非人力所能为也。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之议，起于国历二十四年八月。时余方应朱居士子桥将军之约，视察扶风灾童教养院，道经其地，见夫塔之巍然挺立，历千数百年，风霜兵燹剥蚀之余，犹能永保其贞固而莫之或动；相与瞻望徘徊，不胜今昔之感。因思世之上女崇佛者往往掷巨资于有名无实之举，踵事增华，互相夸耀，而于佛之真身所在反茫乎若无所闻，何其心之蔽而行之左耶!朱居上固宏扬佛法者，不忍塔之峭然，空无所有，若佛身之不得其护。余因此亦窃发心愿，冀早修葺，以复旧观。并以国方多难，人民流徙于道，得工可以代赈，籍寺尤利收容，则此举又不仅护佛之身而仰体慈悲普度之旨，实不可一日缓也。归而谋诸仲弟，绥相与合力集资，供给工料所需；主其事而倡导之，监督之，经之营之，使邑之人皆观感兴起，乐助其成，朱居主力尤多；居间协赞之功而输劳者有康君寄遥，姚君凌九；其一切设计其迄工筑之实施，则工程师赵君梦瑜与监工崔君景口主力也。先是，余与朱居士赴陕赈灾者屡矣。教养灾童本为灾区善后提倡工艺之举，嗣因崔君同议以扶风荒地累累，领恳成田，分授灾童，庶资永久。质诸同仁，佥以为然。于是教养院乃设于此，而此即为余与朱居上同赴扶风发愿修塔之远因。崔君之为塔监工，以成功德者，其因亦由此而起。然则天下事固有其因，即有其缘耶。抑缘与因之适，相遇固亦偶然，而非人之所能望其必得耶。夫以四方多故道，梗而难行，工疲于役，商因于市，劫火燎原，触目皆是。余与朱居士发愿重修宝塔，际此危疑震撼之交，幸能如愿。其所次第施工，越期年而告竣。远近善男信女之于与斯役者，靡不欣欢鼓舞，扶老携幼，以相朝拜。天亦时出祥云，若有为佛示应者。然此岂偶然之事哉!由是而进焉，若法曾差诸大善土，更将塔之寺重修理，为之整伤而光大之，以复唐时之盛，使天下之人皆奉为中国佛教首区，未来之愿望或更有不可思议者焉。凡事之得诸不可思议者，皆所谓缘也；缘从因而起，而因必藉缘而始显。是则扶风灾重教养院之设，余与朱居士相继而至，虽为修塔之因之所由起，然塔以佛之真身所在因而修之，则其最始之因仍在佛，而缘之成，亦佛以成之于人何与焉!于吾兄弟更何与焉!是为记。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