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关于秦汉兵马俑的异同问题，王恺先生在《秦汉兵马俑的几个问题》一文中①，曾作过精辟的论述；田旭东先生等在相关的文章内也曾作过分析②，读后都深受教益。本文拟就先生们未涉及或较少涉及的几个问题，谈点粗浅的意见。
　　(一)兵马俑坑的定名问题
　　秦汉帝王及贵族墓葬的陪葬坑中出土武士俑群者数量很多。这些武士俑群算不算兵马俑?出土武士俑群的陪葬坑是否是兵马俑坑?这个问题搞清楚，无疑对研究秦汉的葬仪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秦汉兵马俑坑，目前学术界的意见比较一致的有三处；一是秦始皇陵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共有陶俑、陶马约8000件。二是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一组兵马俑坑。有步兵、骑兵俑等4000件左右。三是陕西咸阳杨家湾汉高祖长陵陪葬墓的一组十一个陪葬坑，其中步兵俑坑四个，出土陶俑1965件；骑兵俑坑六个，出土骑士俑583件；车坑一个。这三处兵马俑坑的共同特征，是兵马俑单独列阵成为独立的军制体系。如秦始皇陵一号兵马俑坑是以步兵与战车相间排列的大型长方阵；二号兵马俑坑是战车、骑兵、步兵混合编列的曲尺阵；三号坑是统帅一、二号兵马俑坑军阵的指挥部。一、二、三号有机地结合为一体，组成一个军阵编列体系。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坑，其中四个坑为步兵俑组成的长方形队列，两个坑为骑兵队列。杨家湾汉墓的一组陪葬坑。步兵俑与骑兵俑分别编列独自成军，合起来则浑然成为一体。这三处兵马俑坑分别是秦、汉真实军队的缩影，透过这些兵马俑，人们基本上可以了解秦、汉时代军队的装备、队形的编列。因而这些武士俑群定名为兵马俑坑，其陪葬坑名为兵马俑坑，是名实相符毫无疑义的。
　　但出土大批武士俑群者，却不止上述三处。汉景帝阳陵、宣帝杜陵、惠帝安陵的一陪葬墓等的陪葬坑内，均有大批的武士俑群发现。尤其是阳陵的众多陪葬坑内，已出土身穿铠甲、手持兵器的武士俑群数千件，有人估计整个阳陵区的陪葬坑内约有武士俑一二万件。这些武士俑和陪葬坑如何定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阳陵、杜陵、安陵——陪葬墓发现的众多武士俑，都与其他各种不同的遗迹、遗物同时伴出。如阳陵南区陪葬坑中的17号坑，它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为粮仓，堆积腐朽后的粮食灰迹厚10—20厘米；北区出土大批披甲持兵器的武士俑群。20号陪葬坑内的武士俑群与成捆的兵器和兵器架同时伴出，其中有少数俑身穿铠甲佩剑，或背铁锯、锛、凿锸、刨刀等工具③。安陵一陪葬墓四周环绕的陪葬沟内，大批武士俑群与牛、羊、猪等家畜俑群同时伴出④。宣帝杜陵的一陪葬坑内，数百件武士俑群与大批漆器等珍异器物同时伴出，该坑因盗扰严重，原藏器物已不可确知⑤。其他还有许多例证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上述一些陪葬坑的共同特征，都不是武士俑单独列阵成军，而是分属于各种不同性质的府库，其身份是守卫府库的卫兵，或曰卫士。从阳陵南区20号陪葬坑出土的个别铠甲武士俑持有锯、锛等生产工具看，这些卫兵的主要职责除守卫府库外，兼做府库内的有关杂役，这是文献失载，人们以往所不知的新问题。西汉时期京师的治安、防火、防盗等警卫工作是北军的职责，属中尉统辖。保卫各府库、宫邸的安全亦当是其重要的职责之一。因而上述各陪葬坑出土的武士俑群当是附属于北军统辖的卫兵，类似今日的武警部队。它与保卫京师负责作战的屯卫军不同。从广义来说它是兵，是分属于保卫各府库的卫兵。但出土这些卫士俑群的陪葬坑不能称之为兵马俑坑，应根据各坑的主要出土物而分别定名，如粮储、武库、家什、府库等陪葬坑。而这些坑出土的武士俑群在其名称前应冠一坑号名，以与兵马俑坑出土的武土俑相区别。
　　(二)兵马俑坑出现的时代背景
　　殷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国君和高级贵族的墓葬，多用真车、真马的车马坑陪葬，春秋时开始还流行用真马的马坑从葬的葬仪制度，但未见有用成军列阵的兵马俑坑从葬者。用兵马俑坑陪葬的制度始于秦始皇。如追溯下渊源，它实际上源于殷商用真人卫士殉葬，以及先秦时代墓葬中用兵器陪葬的葬仪。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国君、高级贵族墓中从葬兵器的数量很多，如战国初年的曾侯乙墓出土戈、矛、戟、殳、箭、弓、盾、甲等，共4500余件。另外还出土大批的车马器，根据该墓的竹简所记的文字统计，有他人所赠之车26乘，自备之车43乘，共计69乘。从出土的76件铜车軎中有2件是带矛车軎，另外车马器中还伴出铜戈、戟等兵器，说明这些车除乘车外。还有兵车⑥。先秦墓的一些车马坑内出土的车，由于腐朽太甚，车的类型不易区分。其中除乘车外，定会有兵车存在。这些兵车可能属于车马仪仗队中的属车，与兵马俑坑中的战车单独列阵或车徒结合列阵成军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用意是相通的，用大批兵器及兵车从葬亦是为了保卫墓主灵魂在幽冥世间的安全，维护其尊贵的地位和权势。用单独列阵成军的兵马俑坑从葬，是先秦墓中用兵器和兵车陪葬制发展到极致的反映，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全国确立，这一新时代精神和理念在葬仪制度上的表现。秦始皇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先后消灭山东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主要特征，是皇权的至高无上性和皇权的不可分割性(个人专权)、不可转移性(子孙世袭)。一支强大的军队是实现这三性的基本保证。因而秦军那种“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雄风，秦始皇生前需要，死后在地下的王国里依然需要。根据“事死如事生”的理念，于是在秦始皇陵园的设计和制作上，除承袭前代一些传统的葬仪外，而创建了用大型的兵马俑坑陪葬的新葬制。一、二、三号兵马俑坑的8000件陶俑、陶马，有战车、骑兵、步兵等不同的兵种，一列列、一行行的排列有序，像个庞大的地下军团。是秦军“车千乘，骑万匹，带甲百余万”等三军的缩影，是在冥世间保卫始皇灵魂安全的基石。所以兵马俑坑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时代的产物，是强权政体在葬制上的标志物。
　　西汉初期在政治体制上多沿袭秦制，军队依然是巩固皇权的主要支柱。在丧葬制度上西汉也是在承袭于秦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特征略有变化。如帝陵的封土呈覆斗形，墓穴呈亚字形，主墓道在东边，座西面东；陵墓的周围筑有城垣；陵域内有寝殿、便殿等礼制建筑，并设有陵邑；另外并有众多的陪葬坑、陪葬墓等，这些和前代的渊源关系比较清楚。陵域内设立庙园，在陵域的司马道两侧为皇亲国戚、大臣赐茔地等，是汉的创建。
　　在陪葬坑的内涵上．由于西汉帝陵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做得有限，是否有独自列阵成军的兵马俑坑存在，目前还不敢断言。但是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及咸阳杨家湾汉墓用兵马俑坑从葬，是确凿无疑的。前者属于地方诸侯王，后者属于列侯(可能是周勃墓)，可见西汉前期的诸侯王、列侯墓有用兵马俑坑从葬的葬俗。这是秦始皇时代所没有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情况。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始终存在着集权与分权这对矛盾。在处理矛盾的手法上，秦、汉存在着差异。秦是把政治、军权等一切大权集中于始皇一人手中。刘邦出身低微，依靠一批开国功臣身经百战取得帝位，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大封功臣及异姓诸侯王。为了维护皇权的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转移性，后又一一消灭异姓诸侯王，分封宗亲子弟为地方诸侯王，并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借以屏藩皇室，以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形成许多同姓刘氏子弟的诸侯王国。王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军制同于京师。处于中央的一些开国重臣，亦关乎刘氏政权的安危。《汉书·高帝纪》记载：高祖病重，“吕后问曰：‘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知有余，然难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后来宰相陈平、太尉周勃诛渚吕，尊立文帝，维护了刘氏政权的正统性，说明刘邦的知人善任，尤其是对国家最高的军事统帅太尉周勃的信任。地方刘氏诸侯王拥有地方军，太尉掌管全国军事，军队统由皇帝用军符调动，借以维护刘氏汉王朝一统的江山，这是汉初刘邦的基本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一时代特征反映在葬仪制度上，正是狮子山楚王陵和杨家湾长陵陪葬墓(可能是周勃墓)等出现承袭秦制用兵马俑坑从葬的重要背景，出就是说它是时代真实的反映。
　　西汉初年由于地方诸侯王的权势过大，好似一个个独立的地方王国，以致酿成吴楚七国之乱。汉政府派周勃之子太尉周亚夫率军历经三月终于平定叛乱。进而并采取措施削弱地方诸侯国的势力，使其变成同中央直接统辖的郡县一样，武帝时并进一步削弱相权，从而使中央集权制得以巩固。与之相适应的在葬仪制度上，用兵马俑坑陪葬的习俗从此就十分罕见，以致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以车马仪仗及各种各样的府藏坑、动物俑坑陪葬的习俗兴盛起来。这是传统葬制的一个重大变化．渐次形成汉式新的葬仪礼制，并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关于咸阳杨家湾兵马俑坑的墓主人问题，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是周勃或周亚夫墓。其主要根据是郦道元《水经注》卷8的记载：成国故渠“东迳长陵南”，“又东迳汉宰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亚夫冢，故渠东南谓之周氏曲”。此处确有两个墓冢，即长陵四号和五号陪葬墓，南北并列。这两座墓均已发掘，因被盗扰和焚烧严重存留遗物较少。但从封土及墓葬的规模来看，南边的墓大，北边的墓小，两墓的间距为26米，实际上是两座同茔异穴的夫妇合葬墓。四号、五号墓内各出土200余件小玉片，玉片四角的孔内残存银丝，说明原有银缕玉衣，墓主的地位较高。《水经注》判定的亚夫墓，应是四号墓主的夫人墓。周亚夫晚年因其子为他购买工官尚方生产的“甲楯五百被”作为从葬品，而被诬告谋反入狱。周亚夫曾辩白说：“‘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日：‘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周亚夫“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绝”(《汉书·周勃传附子亚夫传》)。由此可知兵马俑坑不可能是周亚夫墓的陪葬坑，四号墓不可能是周亚夫墓，应是周勃墓。兵马俑坑是周勃墓的陪葬坑。
　　(三)兵马俑坑的性质
　　(1)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性质：这是学术界讨论比较多的老问题，意见纷歧。计有秦始皇的地下冥军说，保护秦始皇灵魂的部队说，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分别是中央的三支卫军说，送葬的俑群说，与始皇陵无关系，是纪念碑式的封说，守卫京城的部队名曰宿卫军说等。前两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它是在幽冥的世界里保卫秦始皇灵魂的军队。根据“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地下王国是地上王国的再现；因而这支地下军队相当于地面的什么军队似还可作进一步地探讨。把三个俑坑分别定名为中央的三支卫军，即宫廷侍从——郎卫，宫城卫士——南军，京师屯兵——北军。三个俑坑是个有机的整体，似不能截然分开；前两种卫队应在京城内，与兵马俑坑位于域垣外的位置不恰合。秦代是否和汉代一样有南、北军，也是未成定论的问题。因而这种说法似不够周全。汉代有送葬的礼仪制度，如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去世，“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汉书，霍去病传》)。霍光去世，“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葬(《汉书·霍光传》)”。这是皇帝给重臣的礼遇。这支送葬的军队是不能带入或模拟于地下的。人死后灵魂不灭，生前所拥有的一切，死后也要有。地下的一切陪葬物都是供墓主在冥间享用，兵马俑坑作为送葬的部队，与此意似觉不恰。再者，兵马俑是死者生前制作的，未死就预作送葬的部队，也觉不妥。兵马俑坑是始皇陵园内的一组陪葬坑，不应分割。因而关于纪念碑式的“封”说，亦不易为人接受。
　　我过去曾提出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是象征着守卫京城的部队，古名宿卫军。其主要理由是根据“事死如事生”的理念，秦始皇生前住的咸阳城是驻有大批军队守卫的，古名之屯卫军，又名宿卫军。《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世曾“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槀，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不得食其谷”。说明咸阳屯卫军的数量是很多的。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园外城以东正门大道的北侧，与宿卫军所处的位置相同，因而应称为宿卫军。
　　(2)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的性质：这个问题目前的说法，认为是送葬的俑群，或说“军队为死者送葬或祭奠的场面”，或说它是西汉封国拥有的军事武装和卫戍部队。上述诸说中我认为最后一说较合理。《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西汉诸侯王，“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宰相统众官，郡卿大夫都官如汉朝”。《后汉书·百官志五》记载：西汉诸侯王，“百官皆如朝廷”，“武帝改汉内史、中尉、郎中令之名，而王国如故”。中尉，“本注日：职如郡都尉，主盗贼”；“本注曰：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卫，职如光禄勋”；卫士长，“本注日：主卫士”。光禄勋的职责，“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署郎更直执戟，宿卫门户”。关于中尉(武帝改名执金吾)的职责，“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绕行宫，及主兵器”。郎中令与中尉职责的主要区别，郎中令主宫殿门以内的警卫，中尉主宫殿门以外都城的警卫，并兼掌地方王国的武事。这说明西汉诸侯王国是有宿卫军的，其职责和汉王朝宿卫军的职责相同。西汉初年各诸侯王的地方军事实力很强，如吴楚七国之乱时，吴王发兵二十余万人，声言“精兵可见五十万”(《汉书·吴王濞传》)。
　　“事死如事生，礼也”(《左传·哀公十五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礼记·中庸》)，是当时安排丧事的重要理念，否则就是非礼、不孝。因而狮子山兵马俑坑应是其附近的楚王陵的一支地下警卫军，象征着生前王国的宿卫军。也就是说兵马俑坑是墓主生前现实生活的反映，不是墓主死后为其送葬部队的模拟。
　　(3)杨家湾兵马俑坑的性质：目前有这样三种说法，一是送葬的俑群；二是神道两侧的仪卫；三是西汉皇室军队的缩影⑦。我认为第三种说法比较合理，它是西汉中央屯卫军的缩影。此组兵马俑坑位于汉高祖长陵四号、五号陪葬墓南侧。这两座墓为夫妇同茔异穴合葬墓，墓主为周勃，兵马俑坑是周勃墓的陪葬坑。西汉时期，列侯及朝廷重臣虽拥有少数家兵，但不可能拥有列阵成军的大批正规军队。此组兵马俑坑有四个步兵俑坑、六个骑兵佣坑及一个车坑组成，计有兵马俑2500余件，排列有序，是个巨大的地下军团。这支军队应属于中央的正规军，而不是私人的部曲家兵。
　　周勃，沛人，出身低微，跟随刘邦起兵反秦，后又参加楚汉战争。战功卓著，赐爵列侯，部符世世不绝。后又统帅百万大军跟随高祖翦灭异姓诸侯王。“勃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汉书·周勃传》)。诸吕擅权，危及刘氏政权时，周勃以太尉统帅北军诛杀诸吕，迎立文帝。“文帝即位，以勃为右宰相，赐金五千斤，邑万户”(《周勃传》)，威震天下。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去世。《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太史公曰：“绛侯周勃……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周勃是统兵的武将，生前他统帅的军队是维护和巩固刘氏政权的支柱。正如刘邦所言“安刘氏者必勃也”。把周勃生前统领的军队模拟于地下，象征着他生前和死后在阴世间都是刘氏政权的忠实保卫者。这支军队是属于中央的卫军，即北军，其统帅是周勃。西汉开国元勋及重臣的陪葬墓多位于帝陵东司马道的左右两侧。刘庆柱和李毓芳先生曾说，这颇似“皇帝举行朝仪，百官要候于殿门之外，文武分列左右”⑧。实质上它所表现的是群臣共拥皇帝，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葬制上的反映。周勃墓用兵马俑坑从葬和此理念是一致的。另外，对周勃来说也是给予他的殊荣。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和霍去病墓有点近似。汉武帝为表彰霍去病于河西抗击匈奴大捷的战功，“为冢象祁连山”，并雕刻马踏匈奴等石人、石兽大型石刻置于冢上及冢前，具有军功纪念碑的意义。周勃墓是把他生前藉以立下赫赫战功的军队模拟于地下，其主要用意虽然是为了在冥间保卫汉高祖刘邦的亡灵，但亦具有军功纪念碑的意义。
　　(四)秦汉兵马俑的主要区别
　　(1)在形体和规模方面：秦始皇陵兵马俑形体高大，数量众多；武士俑所持的都是实战用的真实兵器，显现出千军万马，大气磅礴的恢宏气势。
　　杨家湾和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也是真实军队的模拟，并且数量众多。但形体较小，所持兵器都是明器；在总体气势上也没有秦兵马俑大。这种不同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从兵马俑坑所属墓主的地位上来说，秦俑的墓主是秦始皇；两个汉兵马俑坑的墓主，一为地方诸侯王，一为汉廷的大臣。后二者的地位显然不能和秦始皇相比。这是造成秦汉兵马俑不同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主要原因。汉景帝阳陵出土的数千件武士俑的形体也仅高62厘米，约相当于真人身高的三分之一；武士俑手中所持的兵器也是明器。秦、汉兵马俑在形体和气势上不同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时代精神和价值观不同在葬制上的反映。秦始皇消灭六国后，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他自以为自己功高三皇、德逾五帝，成为千古之一尊。为了极力崇奉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一切设施都追求“上扼天穹，下压黎庶”的浩然气势。如修筑万里长城，营建的朝宫前殿阿房，“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收天下兵器销毁后铸造的十二个金人，重各千石(《三辅旧事》说，“各重三十四万斤”)。至高、至大、至尊是始皇时代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这种观念反映在陵园的葬制上，修建的陵墓高五个丈(115米)，兵马俑坑占地面积达2万余平方米。兵马俑坑、百戏俑坑、马厩坑、石铠甲坑等，所出土的陶俑、陶马都和真人、真马大小相似；所出土的青铜兵器均为实用器，出土的石盔、石甲和真实的盔、甲大小相同；马厩坑埋葬的是真马。唯有铜车马的体量略小，约为真实车马的二分之一。铜车马及陶俑、陶马的制作，都追求酷似实物。这一切都反映了秦始皇的旨趣和价值观。追求至高、至大、至多、至真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至尊。表现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崇高气势。这与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时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西汉是在强大的农民战争摧毁秦王朝后建立起来的。鉴于秦亡之弊，实行黄老无为之治，让民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使民能安居乐业，以求刘氏王朝政权的巩固。这是西汉前期时代的主旋律，《汉书·文帝纪》赞日：“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圃车骑服御元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这一社会风气反映在葬仪制度上，厉行薄葬。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汉书·文帝纪》)。车马、人物均用偶形，陪葬之物多为明器。杨家湾和狮子山兵马俑坑是在西汉前期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因而其形体较小是合乎时代精神和当时的价值观的。武帝以后厚葬之风又趋盛行，但车马、器物、人偶都是较原物小的明器亦未改变，并为后来历代所承袭。
　　(2)兵种的区别：杨家湾汉墓的一组11个兵马俑坑，徐州狮子山的一组6个兵马俑坑，都只出土指挥车一乘，其余为骑兵及步兵俑，不见战车组成的车阵。秦始皇兵马俑坑内有战车130余乘，骑兵116骑，隶属步兵和独立步兵俑6000余件；三大兵种齐全。其中战车有的单独列阵，有的为车徒结合编列。这与汉代的两处兵马俑坑无车相比，是个重大的区别。鉴于上述情况，有的先生则认为到汉代战车已退出历史舞台，成为“指挥员的乘车，或‘行载辎重，止为营卫’(《菽园杂记》)，退为后勤运输，保障营地安全，战时防遏敌骑奔冲之障碍物了”⑨。另外，还有许多先生均持类似说法。翻检历史文献可知，西汉前期以至中期战车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将有关的文献资料略举几例如下：
　　①秦汉之际《汉书·陈胜传》：“行收兵，比至陈，兵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十万人。”又周文“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十万，至戏。军焉”。
　　②高祖时期：《汉宫仪》：‘高祖命天下选能引阙蹑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宫、楼船，常以秋后讲肄，各有员数。平地用轻车，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又《汉书·高帝纪》：十一年(前196年)秋七月，“上乃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霸上。”《汉书·曹参传》：“参从悼惠王将车骑十二万，与高祖会击黥布军，大破之。”
　　③惠帝时期：《汉书·惠帝纪》记载：“七年(前188年) 冬十月，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太尉灌婴将。”
　　④文帝时期：《汉书·文帝纪》记载：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冬，“匈奴寇边，杀北地都尉印。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人。”又《汉书·冯唐传》记载，匈奴入侵北部边境，云中守魏尚“帅车骑击之，所杀甚众”。文帝“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颜师古注：“服虔日：车战之士也。”又《汉书·晁错传》记载，错上书言兵事，他分析汉军与匈奴军队的长短之处说：“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⑤景帝刚调：《汉书·吴王濞传》记载：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日：“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人梁楚之郊，事败矣。”又《汉书·景帝纪》：后元二年(前142年)春，“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发车骑材官屯。”
　　上述资料证明从秦汉之际到文景时期，战车并没有从战场上退出，仍是作战和屯守时的一支重要力量。陈胜农民起义军的大将周文，统领“车千乘，卒十万”入关直到郦山脚下。西汉初年高祖刘邦组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四大兵种，并经常讲肄训练。文帝时匈奴侵扰北部边境，为防其进一步入侵，发“车千乘、骑卒十万”驻防于渭北。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用的是车骑及步兵；匈奴人侵雁门，亦发车骑、材官予以屯守。
　　战车从战场上退居下来有个渐进的过程。殷周、春秋时期，作战的主要方式是车战。到战国中晚期各诸侯国的骑兵和独立步兵数量急剧发展．这时是车、骑、步三大兵种混合编列协同作战。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情况看，和战国晚期相比未有大的变化，车兵仍是作战的主要力量。秦末的农民战争及楚汉战争，以及汉初平定异姓诸侯王的战争，由于战场的规模弘大，战争的形式多奇袭战、包围战、歼灭战，与之相适应的是步兵和骑兵的作用愈来愈重要，数量随之急剧增多，成为作战的主要力量，但轻车军依然存在，“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战车在战争中亦是不可缺少的重兵。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景时期。
　　武帝时由于连年对匈奴作战，匈奴军善骑射，行如飙风。战车行动迟缓，不适于对匈奴作战。因而骑兵和步兵的规模急剧扩大，尤其是骑兵的发展神速。武帝在原骑兵建制的基础上又增设屯骑、越骑、长水、胡骑等四校尉的独立骑兵编制。对匈奴的战争，一次战役投入骑兵竟达Io万骑，加上步兵和运送辎重的人员共数lo万人。这时的作战主要是骑兵和步兵，战车已罕见。但这并不意味着车兵的消失。武帝时的马邑之战，“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汉书·安国传》)。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秋，“大发兴调关东轻车锐卒，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兵十五万骑”，以救乌孙，抗击匈奴(《汉书·宣帝纪》)。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葬”(《汉书·霍光传》)。上述资料说明，武帝至宣帝时期，轻车兵的建制仍然存在，并偶尔用来和骑兵、步兵配合作战。综上言之，西汉前期乃至中期，战车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从武帝时开始由于连年对匈奴的战争，作战主要的形式是用骑兵和步兵的奇袭、围歼、追击等，而车兵较少作用，相对来说战车在战争中已退居次要地位。致于杨家湾及狮子山的兵马俑坑未见众多的战车出现，其原因应另作分析，不能由此得出战车已退出战争舞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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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王恺：《秦汉兵马俑的几个问题》，《文博》1987年l期。
　　②田旭东：《略论秦汉时期军队的发展——秦俑与杨家湾汉俑罕阵的比较》《文博》1985年2期。
　　③陕西省考古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4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6期。
　　④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30—3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⑤《西汉十一陵》97—99页。
　　⑥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7期。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文物》1979年7期。
　　⑦王恺：《秦汉兵马俑的几个问题》，《文博》1987年l期。
　　⑧《西汉十一陵》210页。
　　⑨田旭东：《略论秦汉时期军队的发展——秦俑与杨家湾汉俑罕阵的比较》《文博》1985年2期。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