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近几年来，秦始皇陵园及汉景帝阳陵陵园新的考古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一大批新的发现又引起了人们对秦汉帝陵布局及内涵研究的关注。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和考古工作的不足，秦始皇帝陵的布局及各类陪葬坑、陪葬墓的分布并不十分明了，这些陪葬墓、坑的分布规律及其性质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特别是自1998年以来，秦陵K9801、K9901以及K0006号坑的发现，再次引发了学者们对秦陵诸陪葬坑性质的争论。与此同时．汉景帝阳陵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阳陵考古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搞清了帝陵的结构布局及规模，掌握了帝陵的形制，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坑和陪葬墓，基本弄清了其规律和性质。汉景帝崩于公元前141年，距秦亡70年，汉初，许多制度、习俗皆“汉承秦制”，因此，阳陵一定在许多方面是继承和发展了秦始皇陵的。
　　所以，利用阳陵的考古最新成果来对秦陵陪葬坑的性质及规律进行探讨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阳陵的考古工作是从上世纪的70年代开始，目前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之中。经过几十年的工作，特别是上世纪末几年的集中调查和发掘，进一步了解了阳陵陵园的整体布局和规模，大致掌握了帝陵的形制，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墓园及上百座陪葬坑，出土各类文物数万件，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
　　阳陵陵区共发现大型陪葬坑四处，其位置分别在帝陵和后陵的封土四周以及帝陵的西北(称北区陪葬坑)和后陵的正南(称南区陪葬坑)方向。
　　帝陵陵园四门以内，封土以外钻探发现陪葬坑85座。东侧和西侧陪葬坑均为东西向分布，南侧和北侧为南北向分布。四侧陪葬坑与封土的距离除个别外，绝大多数为10米左右，其靠近封土的一端东西或南北形成一条直线，与封土底边平行。坑的宽度3—4米，绝大多数均在3.5米左右。最长的坑超过100米，最短的只有4米，坑深3米左右。
　　帝陵东侧共有21座陪葬坑，位于帝陵封土的正东，均为东西向。长度5—92米，多数长24—60米。此组坑内出土骑兵、步兵、动物等各式陶俑，陶、铜、漆器等生活用具及兵器、车马器等。帝陵北侧共发现21座陪葬坑，均为南北向。长10—95米，45—76米长的中型坑居多。北侧坑内涵已知有各式兵器、车辆、步兵俑、生活用具等。帝陵西侧共有20座陪葬坑，均为东西向。长度为5—100余米，一般的中型坑在35—97米之间。西侧的陪葬坑已知有骑兵、步兵、动物陶俑，陶、铜、漆器等生活用具及兵器、车马器等。帝陵南侧共有陪葬坑19座，陪葬坑均为东西向。最长的坑为27米，最短的坑为8米。此组坑内的遗物尚不清楚。
　　帝陵东侧的第13号陪葬坑为竖穴式长条形土圹，坑体为地下坑道式结构框架，内有大量的动物陶俑群，试掘方上层按照动物陶塑的种类可分为四个区间。第一区间均为彩绘陶山羊。共十九排，每排14件左右，共计231件，分黑色和橙红色两大类。第二区放置陶狗28排，每排18件，共计456件。第三区间出土六排33件彩绘陶绵羊。第四区间出上两排53件小乳猪。在此层动物之下有木板相隔，木板之下还有一层彩绘陶动物俑。
　　正在发掘的帝陵东侧第ll号陪葬坑内，还出土了骑兵俑和战车等文物。根据目前已发掘的部分来看，其分布情况是坑两侧分别为两列骑兵俑，中间为并排两乘战车。骑兵为着衣式陶俑骑在木马上，战车为木制的车、马。帝陵东侧第17号陪葬坑还出土了我国目前仅见的宦官俑，第18号坑出土了铜质“太官之印”印章。
　　南区陪葬坑位于汉景帝陵东南，陪葬坑作南北向的长条形和“中”字形两种，自西向东排列，共14行24座，每行坑数不一。陪葬坑内可分为两个区域，北区置车、马、俑，南区为粮仓。北区长5.2米，宽2.8米，放置两乘彩绘木车马，从一乘较完整的木车来看，驾车为3匹木马，车上有铜弩机2件、承弓器1副，车侧有木俑痕迹，车后排列随从陶俑62件，木俑2件。陶俑均持戟、拥盾、佩长剑。在此车左侧为另一木车，其前方有一组成套的铜量器计22件，后有陶井、陶灶各1件，以及涂红漆的长木柄1件，南区长18．6米，宽2.9米，其间以木板隔成9格，均堆放粮食。
　　第21号陪葬坑平面为“中”字形，主坑体南北长l0.4—12.4米，东西宽10．8米，主坑体近方形，木建筑结构较特殊：其四角各有一立柱，以榫卯连接侧枋木形成长方形的大木椁。西南角置一木箱，结构与之相仿，内置车马。主坑体内用木板隔成木框，中间有对称的6个木框，外侧围以曲尺形的木框，每个木框内放置器物各不相同。一般均有漆盘数件，盘内放有陶罐、温酒器、铜鍪、鉴、带钩、权、量等物品，有的漆盘边还立有陶俑。有些木框中有成组的陶器和铜量器，有的木框内放佩剑拥盾的陶俑，有的木框内置家畜家禽等。
　　阳陵陵区的陪葬墓主要分布在陵北和陵东。陵北目前有两座大封土，其一为粟姬之墓，这里可能为景帝妃嫔的陪葬墓区，陵东陪葬墓主要分布在帝陵以东司马道南北两侧，这里有规模巨大、数量众多、围沟完整、排列有序的陪葬墓园群。该墓园区西起帝陵东侧约1100米处，全长2350米，南北宽1500米，总面积3.5平方公里。其东、西各有南北向壕沟一条，作为陪墓葬区的东西界限。中部有横贯墓区的东西向道路一条(司马道)，西起帝陵陵园东阙门，向东直通阳陵邑。司马道南北宽110米，东西长3500米，司马道的南北两侧排列有数量众多的陪葬墓园。墓园平面多为正方形，少数为长方形，墓园有数量不等的墓葬和陪葬坑，墓园之间有壕沟分隔。这些墓园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呈棋盘状分布。墓园已探明了各类大中小型墓葬5000余座，上述墓园可划分为早、中、晚三期。
　　从阳陵的整体布局以及陪葬墓、陪葬坑的分布内涵，我们可以看出，汉代帝陵已经突破了以往以宗法关系为独立茔域的葬制。出现了以帝陵为中心，陪葬重臣拱卫天子，布局规整，结构严谨的局面。反映了惟我独尊的王权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①。
　　阳陵陵园的布局及大量陪葬坑的发现，真实地体现古人“事死如事生”②的观念。古代人认为人死后要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因此生前所拥有的一切，死后也同样要拥有，因此就有了做陵墓、营陵园的思想，而且陵园的营建要“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③，即陵园要像修建都城一样，要有城垣、皇宫等各种设施。这一点在阳陵表现的尤为突出。陵园内的各种建筑及陪葬坑那是墓主生前所有及享用物的缩影。
　　南区陪葬坑出上大量的陶俑、车马及兵器，这些陶俑均持戟、拥盾、佩长剑，车上亦有兵器。这里还出有“车骑将军”龟纽金印。车骑将军为西汉将军名号，高祖初年始置，后时置时废。这说明此区陪葬坑主要应为护卫京兆的军队，而帝陵周围陪葬坑的出土物品主要有各类动物、骑兵俑、战车、马，而且每个坑的内涵区别很大，表明每个坑的作用和代表是不同的。这里出上了大量的动物俑、兵俑以及生活用品、车马，反映了汉代宫廷生活的场面，特别是17号坑出现宦官俑，18号坑出土了专门负责皇帝饮食及宫廷宴会的官员太官的“太官之印”。这表明陵园内的每一个陪葬坑代表当时宫中的某一个部门，这些陪葬坑的分布和坑内陪葬物的数量，是按当时宫廷及中央官署的有关制度和要求真实模仿而埋葬的。
　　“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进而发展到建陵“若都邑”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逐步成热，到秦汉时期又得以进一步发展。秦陵近几年的新发现也同样是对这种观念和传统的诠释。
　　秦始皇帝陵南依骊山，北俯渭水，其封土是陵园内的制高点，整个陵园以封土为中心，东西长7．5公里，南北长7．5公里，总面积达56.25平方公里。陵园有回字形两重城垣，内外城四面辟门，封土位于内城南半部，封土下方为地宫范围，其范围略大于今日封上。在封土之北的内城里发现有寝殿、便殿遗址，而且内外城之间发现有“*(左食右人)官”遗址和园寺吏舍遗址，还有鱼池等遗址及防洪堤、石料加工场等遗址。截至目前，陵园内共发现了9处421座墓葬，其中甲字形大墓二座，据推测为后宫从葬者的墓葬33座，内外城之间的墓葬两处64座，疑为始皇子女或宗室大臣的墓葬17座，另有修陵人墓数百座。秦始皇陵近几十年来一直引人关注的主要原因是其陵园大量陪葬坑的不断惊人发现。
　　在外城以外，自1974年以来，先后在封土东1500米处，司马道以北发现了一、二、三、四号兵马俑坑。
　　在外城外东南处发现有98座呈南北向三行排列的马厩坑，内出真马以及厩苑内饲养马的仆役俑。坑内还有一些喂马的陶器，以及陶灯、铁镰、铁斧等物，陶器上刻有“大厩”、“宫厩”、“左厩”、“小厩”、“中厩”等中央厩苑的名字。
　　1996年在外城东北角还发掘一个动物坑，其形为甲字形，主室南北长23．5米，东西宽10米，内用隔梁分为16个小区，坑内出土许多陶俑残片以及大量的动物残骨，其中有—飞禽走兽及鱼、鸡、猪、羊、狗、獾等。
　　在内外城之间以及地宫以外的内城内，埋葬着大量的陪葬坑，这是秦始皇陵园对中国陵寝制度的一大创举。地宫周围的16座陪葬坑现已发掘了其中的两个。地宫北侧共有7座呈曲尺形分布的陪葬坑，其中一大六小，最大的面积为1960平方米，钻探中出土铜质车马构件，如伞弓、策缀、鞍具等残节，该坑与地宫相连接。其余6坑均为面积在24—158平方米之间的竖穴坑．分布在周围但内涵不明。地宫西侧有陪葬坑3座，其中一、二号坑面积分别为5600平方米和2500平方米，坑内均用隔墙分为不同区域，钻探中出土有动物骨骼及陶器残片，但此坑内涵不明。三号坑即铜车马坑，其南北和东西均为55米，平面上分四区，其中二区内有南北相邻并列的5个耳室，1980年在一个耳室木椁中发掘出了两乘彩绘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在第三个耳室的木椁内有两乘前后排列的髹漆彩绘木车马两乘。其余区域内也钻探出车马部件。地宫东侧有陪葬坑三座，但情况不明。
　　地宫南侧有陪葬坑3座，其中第一、二坑中间相连，面积各为400多平方米，中有隔墙分为多个过洞，椁中有骨骼残块出土。第三坑于2000年被发掘，编号K0006。该坑平面略呈“中”字形，呈东西向，由斜坡道、前后室组成。总面积为144平方水。前室长10.6米，宽4.05米，前室南侧厢房长4米，宽2.9米；后室呈矩形，长20.6米，宽3.8米。其结构为地下坑道式木结构，过洞边壁有生土二层台，坑底铺有地木，两侧有厢木，上覆圆形或扁平形棚木，棚木上覆芦席，然后填上夯打处理高出原地表。
　　坑体前后室错位，形成了两个单元。前室以彩绘文官陶俑为主，出土有木车朽迹、铜钺、陶罐及车伞上的盖弓帽等。前室出土的12件陶俑，其中袖手文官陶俑8尊，御手陶俑4尊，1—11号俑是“一”字形排列，均面北。12号俑位于前室东壁下，面向西。12尊陶俑目前已修复9尊，均带长板冠，身着交领右衽长襦，足蹬齐头方口浅履，袖手文官陶俑腰系模制陶削、砥石，俑左臂与胸腔间有斜向椭圆形孔，原为夹带竹简或木简的孔。御手陶俑双手作揽辔状，长襦缠身，腰带紧束。着衣干练。目视前方，一副神心专注、谨慎驾驶的神态。12尊彩绘陶俑神情各异、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同时又在前室南侧耳室内出土铜钺4把，陶罐1件。后室以活葬马为主，从我们目前清理的范围内可辨识的马头骨共9具，根据已清理的范围内发现的马骨数量推测，后室原有陪葬马约20匹。它们均面向北“一”字形排列。与前室2—11号陶俑面向相同。
　　在内外城之间的西侧亦陆续发现有陪葬坑。其中有17座珍禽异兽坑，每坑为长方形竖穴坑，坑内有瓦棺，内置兽骨、陶钵及铜环。珍禽异兽坑旁有跽坐俑坑14座，每坑内有跽坐俑1件，身着交领右衽袍，双臂自然弯曲，置于膝上，双手作握拳状，似为豢养动物之人。还有一曲尺形坑，其平面为曲尺形，总面积1600平方米。该坑分为东西和南北向的两条坑道对接而成，在南北向坑道的最东面，以三匹真马为一组，置于木椁内，马骨骼完整，作跪卧状，似为杀死后装椁埋入的，东西向隧道内除真马外，有8件大陶俑，均头戴长冠，身着齐膝长襦，双手相连置于膝前，作站立状。在东西向隧道内发现一座长方形炉台，炉长1.4米，宽0.9米，高0.6米，炉面正中有一圆形炉灶，炉口位于南壁正中，炉灶之南的坑底空间未饰木地板。另外还有双门道陪葬坑以及16座小型竖穴坑，内涵不清。
　　东内外城之间有13座陪葬坑，其中K9801是此区域内面积最大的一处陪葬坑，达13689平方米，是一土木结构的多单元地下坑道式建筑，坑东面长130米，南北宽100米，坑内每隔3—4米建一宽度1米的隔梁，过洞的大部分东面向，底部镶铺长方形木板，两侧立有木柱，柱洞用板材侧砌，柱上有枋，枋上置有棚木。在试掘的70平方米的范围内，共发现了87领石铠甲，43顶石质头盔。
　　在K9801之南有K9901号陪葬坑，坑平面呈“凸”字形，为一土木结构地下坑道式建筑，坑体东西长40米，宽12．3—16米。东面、南而有斜坡门道，坑内有宽1米的东西向隔墙两道，将坑分为三过洞，南边两过洞被火烧及人为破坏；北部过洞内出土了一仳陶俑，这些陶俑成三行排列，全身除腰部着一短裙外，其余肢体裸露，动作各异，另外，东区的K9902及其余陪葬坑，呈不规则分布，内涵不明⑤。
　　我们可以看出秦陵的各种遗迹遗物及布局与阳陵一样也是在“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观念的指导下构筑而成的。
　　秦始皇陵园的布局仿照了都城及皇宫，在墓侧仿生前所居宫殿设置了供墓主灵魂栖息及祭祀的寝殿和便殿。在地宫的东、北西三面有公子公主、妃嫔的陪葬墓，以象征其在皇宫中的家庭生活。在陵园东部设置庞大的军团以护佑地下京城。而在内外城里更是为自己灵魂出游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车队，而同时也是像都城一样，在外城内设置武库以储备战略物资。K9801内出土的石质铠甲正是秦代武库的真实再现。而K9901则真实地表现了咸阳城里、皇宫之内皇帝、贵族们“方作角抵优俳之观”⑥的场面。而内外城西侧之曲尺形坑以及K0006号坑均出土地位身份很高的文官俑，从其坑形、布局、出土文物及内涵来判断，应是中央官署的一个缩影。特别是K0006号坑出土了彩绘文官俑、活葬马及铜钺、木车等。始皇陵考古队判定其性质为九卿中主管监狱与司法的延尉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以上罗列的秦始皇帝陵与汉景帝阳陵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也可以大体看出秦制汉承的大要，虽然这二个陵的考古目前还在起始之阶，从陵墓的礼制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还为时尚早，但其承续关系也可以大略一窥。汉承秦者有封土、陵邑、陵园、陪葬坑、刑徒墓、兵马俑等，而不同者，汉为帝后同陵不同冢，陵邑与陵相距较近。这便从陵制方面，说明了在陵墓的建筑文化方面的整合关系。从秦而后，汉代继之，以后各朝的陵制建筑布局也便人体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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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有关汉阳陵考古资夈引自马永赢、王保平著《走进汉阳陵》，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②《左传·哀公十五年》
　　③《吕氏春秋·安死》。
　　④有关秦陵考古资料引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佣博物馆编著：《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⑤《吕氏春秋·安死》。
　　⑥《史记·李斯列传》。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