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著者于旅居长安之六年间，从事考察咸阳原上之各代陵墓先后有五次之多。对于汉陵尤为注意，因汉陵兴筑高大，所占地势复优于其他各代。即以错落咸阳原上之九汉陵论，均系筑于原上之最高阶段，面临渭水，遥对终南，颇具天然之胜。文帝霸陵与宣帝杜陵虽另在他处，亦各据山水优异之地形，兹为记述便利，特将西汉十一陵分为四地区述之：
　　甲、茂陵区
　　此区域包括汉陵三，后陵一，将相墓三，即武帝茂陵，哀帝义陵，平帝康陵，孝武皇后李夫人英陵，骠骑将军霍去病墓，将军卫青墓及重臣霍光墓等。此为册籍上已定名者，其余失名之巨大汉墓在此区域内为数尚多，但已无法考证矣。
　　由西安前往此区域，如无汽车可以利用，须乘陇海路至茂陵站下车，在此即可遥望茂陵陵山雄峙高原，俨如埃及之金字塔。出站北行一里为马跑泉村，村有泉如井，传为唐王饮马处。过村上原西北行约七里，即达茂陵。陵东一里许为霍去病墓，有茂陵小学可资休息。该小学原为张溥泉氏主西京筹委会时兴办，以资保存汉陵古迹者。该会撤销后即由兴平县接办，校址即建于霍墓墓园内。有附近村堡学生百余人，该校除负此学校主教育使命外，并有保存霍墓石刻及保护此区域内陵园树木之责任，用意实属至善。兹分述区域中各陵墓情形如下：
　　一、武帝茂陵
　　武帝为汉代最雄才大略之君主，其勋业不仅冠于西汉且为中国版图之拓订者。登位之年复远长于他帝，陵园规模之宏大亦过于他陵，由霍墓往茂陵，二十分钟即达。陵体高大，四边方尖锥形之棱角亦极修整。仅南门址受乡农历年耕占，遗址没失，而在门址附近云纹瓦片堆积极多，犹可指明其所在。陵前约十二公尺处有清毕沅立“汉孝武帝茂陵”巨碑。陵山基部有颇明显之座阶一层，甚完整，故此四角锥形之陵山，俨若置于台上。由其外形之整齐，可见两千年前筑陵工程之坚固。陵四棱均有小道可登陵顶，由此远眺，俯瞰渭水绕流，仰望终南绵护，颇感形势之崇高伟大。
　　关于茂陵陵域及陵山高度之实测，已详于前节陵墓制度中，其方锥形之陵山外形，形成为两阶段，陵顶并形成一四方形之小平原，其面积约为三十六平方公尺。如依照《后汉书·祭祀志》：“陵上称寝殿”之说法，则此一平原，当为当日寝殿之建筑所在。
　　茂陵寝殿陵垣及四门之建筑形制，今已完全毁失，无由考证。仅东西北三面之司马门基址，尚残留约一公尺高之土阜各二座，此土阜虽未经发掘，但已砖瓦高叠，细审砖瓦花纹，知确为汉代遗物。现沿陵垣故址之四周，遍植树木，故陵域虽已桑田数变，而仍可仿佛辨出当日之规模，此当感谢西京筹委会之德政也。
　　陵垣遗址之外，关于茂陵县址已全无可考，仅能凭《水经注》所记之方位，知故址在茂陵之东。考其书渭水条：“成国故渠，又东遥汉武帝茂陵南，又东遥茂陵县故城南，武帝建元二年置。”
　　《汉书本纪》：
　　“建元二年，夏四月，初置茂陵邑。”
　　“三年春，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
　　“元朔二年三月，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西京杂记》：
　　“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咸阳原古名)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兽怪禽，委积其间……奇树异木，靡不具植。屋皆绯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编。”
　　是茂陵县居民当日之繁华富庶实甲于其他诸陵，“五陵公子争缠头”为有名之豪华记载。所谓五陵乃汉代享祚较长五帝陵邑之徙民。而茂陵又为五陵中豪富之最也。即司马相如晚年亦卜居于茂陵邑。惟时至今日已成平野漫漫，前朝遗迹尽在荒草夕阳中矣。所能留与吾人欣赏者，则为随时出土之巨型花砖(见下图)，由于此种花纹砖制作之精致，亦可想见当日建筑之盛况。此类遗物在附近村人门前到处可见，乃考证茂陵邑故址者最佳之佐证。
　　二、李夫人墓
　　在茂陵西北约半里处有李夫人墓，乃西汉宫帏艳史之主角。武帝原有陈卫二皇后，均因罪坐废，后陪葬茂陵同度千秋者，竟为此“本以倡进”之李夫人，此人事之所难料也。
　　《汉书·外戚传》：“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太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怜恤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初，李夫人病笃，上自临候之，夫人蒙被谢曰：‘妾久寝病，形貌毁坏，不可以见帝……愿以王及兄弟为托’。上曰：‘夫人病甚，殆将不起，一见我，属托王及兄弟，岂不快哉’。夫人曰：‘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见帝’。上曰：‘夫人第一见我，将加赐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见’。上复言欲必见之，夫人遂转乡歔欷而不复言。”
　　“及夫人卒，上以后礼葬焉。”
　　“上思夫人不已，方士齐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帐帏，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戚，为作诗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其后武帝并作长赋以吊之。观此种种，吾人于凭吊此香冢时，对此绝代佳人之身世，更有亲切之感。据乡农告曰：“每当新月初上时，自英陵中(李夫人墓)，有白色轻烟一缕，袅袅直绕茂陵而没”。是武帝与李夫人于二千年后，尚有情丝未断也。其墓形式一如茂陵，惟远为低小，墓本身作阶段三层。据：
　　《长安志》：“李夫人墓一名习仙台，高三十丈，周一百六十步。”
　　《水经注》：“茂陵西北一里，即李大人墓，冢形三成，世谓之英陵。”
　　《三辅黄图》：“李夫人墓，在茂陵西北一里，俗名英陵。”
　　由此可知英陵之真实性。现墓周亦遗有甚多之砖瓦残片，惟无墓垣之遗基，墓前有毕沅所立“汉孝武皇后李夫人墓”石碑，墓前植树两行，中修墓道，直达茂陵。
　　三、霍去病墓
　　由茂陵东行一里，即达霍去病墓，墓为一圆锥形。周围矗立巨形青石甚多，盖即所谓像祁连山者。墓前有毕沅立“汉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霍去病墓”石碑。考去病本为武帝卫皇后之甥，母曰少儿即皇后姊也。以此去病得为侍中，继以精骑射，屡建军功，晋封骠骑将军，使西征匈奴大胜，执浑邪王以归。帝嘉其武功，曾为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由此上益重爱之。及其卒，帝悼之深。为发去病生前所降国之军酋等，衣素执器，由长安列至茂陵奉安，列长八十里，并为起冢像祁连山，以纪念其降匈奴收四郡之功绩。
　　在西汉陵墓前，除陕南城固张骞墓前有石兽天禄辟邪之建立外，仅此霍墓遗有珍贵之巨大石刻多种，现均于霍墓前分东西二庑陈列。据云此等石刻多为小学筑垣时在墓之附近掘出者，此当于另章详述之。现墓顶有小庙一，乃后人加筑。
　　四、卫青墓
　　离霍墓十数公尺处，即校垣西壁外，另有一矩形巨墓，墓前有毕沅所立之“汉大司马大将军长平侯卫青之墓”石碑。按卫青亦为武帝后族，《汉书·卫青传》：青父郑季通平阳公主家媪而生青，及青姊卫子夫得幸武帝，遂冒姓卫氏，由此得入为侍中，旋子夫晋为夫人，乃封青为长平侯，继以军功拜为大将军，又以殊功封大司马。武帝元封五年薨，谥曰烈侯，与夫人平阳公主合葬此墓内，冢像西域庐山，盖亦为纪念其军功者。现冢形成一不规则之矩形，高约五丈余，如非谓为像庐山者，几疑非墓冢而为一古建筑物之基址矣。
　　考卫青与霍去病乃以甥舅而同为武帝名将，均出征匈奴建功异域，尤以卫青凡七击匈奴，武功尤盛。惟其墓前除毕沅所立碑外，竟无其他石刻可见。
　　五、霍光墓
　　墓在去病墓东南约三里，墓前亦有毕沅立“汉大司马博陆侯霍光之墓”石碑。惟据近人陈子怡氏之考证，以光墓应为此坟之南方靠近原坡之大冢，因《汉书·霍光传》曾载：“……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筑神道，北临昭灵，南出承恩，盛饰祠室，辇阁通属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
　　“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丧……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载光尸柩以辒辌车……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
　　观此二段，知光墓蕴藏既富，宜有巨大体积，并曾改圹，更应为现墓南之大冢为是，特志此以存疑。
　　光字子孟，汉平阳人，乃去病之异母弟。年少时随去病入京为奉车都尉，颇得武帝亲任。后以宠姬赵婕妤有子，上欲以为嗣，察群臣惟光可属社稷，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光。旋立赵婕妤子为太子，及武帝崩，太子立，是为昭帝，年仅八岁，以霍光辅政。及昭帝崩，乃迎立武帝孙昌邑王贺为帝，旋以多淫行废之，另立潜长民间之宣帝。光为人谨慎，出入禁闱二十余年，未尝有过，三朝重臣，功比萧何。然族党满朝，权倾内外，及卒，宣帝亲政，收霍氏兵权，遂以谋反致夷族之祸，后帝念光功，图形入麒麟阁，但书博陆侯霍氏，而不书其名。
　　六、公孙弘墓
　　凡人来谒茂陵者，仅知功臣陪冢中有卫霍诸人，而少有道及公孙弘者，因弘墓离茂陵较远，且墓筑于原之前坡，不在要道，墓碑又已湮没，故知者殊少。毕沅《关中胜迹图志》谓，公孙弘墓在兴平县东北十里，茂陵在县东北十七里，是弘墓距茂陵为七里，登霍去病墓上可遥望之。
　　《汉书》本传：“弘少家贫，尝为牧儿，年四十始学春秋杂说，武帝初举贤良对策第一，拜博士，元朔中，晋为丞相，封平津侯。乃弘张开东阁以招贤，俸禄皆以给宾客，而已则脱粟布被，由是天子益贤之。”
　　七、哀帝义陵及平帝康陵
　　茂陵东约七八里处，有两大冢，东西并列，东者稍偏南，前有“汉哀帝义陵”碑。西者稍北，亦有“汉平帝康陵”碑，均为毕沅立。两陵均远小于茂陵，而义陵更小于康陵。考哀平二帝，居西汉十一帝之最末，享祚享年均短，故陵丘低小。平帝为王莽所弑，为掩饰计特将园陵筑建较优，此为康陵大于义陵之故。至两陵存在现状，则义陵陵垣及四门遗址，均较康陵为显著，惟陵高仅二一·八公尺，当为汉陵中之最小者。陵之正面，有显明缺口一处，或为汉末赤眉盗掘之痕，且在两陵四周，陪冢绝少见，此当为两人在位过短故也。
　　乙、延陵区
　　延陵区包括汉陵三处，陪臣墓两处，即昭帝平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及萧何曹参二墓。游此之中心食宿地为周陵中学。校在咸阳之北，由咸阳车站北行上原约十五里，即达周陵中学，周文武陵即在校门之外。中学系咸阳县立，但因原为本地人王藩城氏所创办，故迄今仍由王氏长校，王对咸阳原上之史迹颇为熟悉，惟于周文武陵误置之说，则坚不承认，此或因其学校之立场，不得不如是也。
　　考周文武王陵之所以误置，系因渭水南北岸在长安咸阳交界处，有二毕原，在渭北者即各汉陵所在之咸阳原，在渭南者，乃今西安城西南之毕原，与周之丰镐二京遗址相接近。在唐以前之史迹，如《史记》《竹书纪年》《括地志》《皇览》《孟子》及《帝王世纪》等书，均曾谓周陵系在丰镐附近之毕原。即北魏隋唐之祀祭周陵，亦多“祀文王为丰，祀武王于镐”。乃自唐颜师古注《汉书》，以文武周公所葬之毕原误为毕陌，谓“毕陌在今长安西北四十里”(《汉书·刘向传》注)。此后学者多宗颜说，遂致引起宋元以来对于周文武王陵误置之大错。近人康乐山氏《长安毕原访古记》一文，以辟其谬。傅增湘氏著《秦游日录》亦力辩今日周陵之误。以上虽无关汉陵，但汉帝陵之相互误置，亦出于同一情形，故特附及于此，藉为下章辩误汉陵之考证。
　　在此区域内之汉陵三处，均在周陵中学附近。平陵位于周陵东南约五里，渭陵位于西南三里，延陵又在渭陵西南五里，适成三足鼎立之势。三陵均为严整之方锥形，陵前均有一毕沅所立巨碑。
　　一、昭帝平陵
　　陵在周陵之东南方，陵山之大小与茂陵区之平帝康陵相类，高二七·五公尺，陵垣遗址今仍存在，南北西三门门址亦均可见，陵前有毕沅所立碑书“汉昭帝平陵”五字。
　　据《三辅黄图》载：“平陵去茂陵十里，帝初作寿陵，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陵东北作庑，长三丈五步，外为小厨，裁足祠祀，万年之后，扫地而祭。”
　　今平陵陵域及陵山均与其他汉陵相同，未见俭约。考昭帝为武帝幼子，其母为赵婕妤钩弋夫人，武帝晚年杀其母立之。幼年登基，全赖霍光辅政，史誉其为周成王，承武帝奢侈余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颇符称誉，遗令营陵制令流水而已，无得起坟。但死后霍光主事，恐未能从其俭约之遗意也。
　　二、元帝渭陵
　　陵在周陵中学西南，周成王陵之正西，陵远平陵为大，计高二九·七公尺，仅次于茂陵。惟陵园基地及四门遗址均已湮没，致陵域大小已无法测量，陵山四面有显明之三级阶段，亦与茂陵相同，考《汉书·元帝纪》：
　　“竟宁元年五月元帝崩……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
　　是元帝之葬亦至俭节，今其陵山反较他陵宏大，令人不解。考元帝为宣帝太子，多才艺，善作篆书，好儒学，且能自度曲，宽宏尽下，号令温雅，为汉代最有儒家风度之帝王。今其陵垣四周，汉砖汉瓦碎片堆积至厚，惟附近不见有一陪冢，陵前有毕沅立碑，刻“汉元帝渭陵”。
　　三、成帝延陵
　　延陵在渭陵之东，乃汉陵中规模最阔大者。考《本纪》：“永始元年……秋七月诏曰，朕执德不固，谋不尽下，过听将作大将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客土疏恶，终不可成。朕惟其难，怛然伤心。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勿有动摇之心。”
　　又《汉书·刘向传》：
　　“成帝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后还归延陵，制度泰奢，光禄大夫刘向上疏谏曰：‘陛下即位，躬亲俭节，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促，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惛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书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从。”《关中记》：“成帝起延陵城邑以成，言事者以为不便，乃更造昌陵，在灞城东二十里，运沙渭滨，取东山土与粟同价，所费巨亿，数年而陵不成。谷永等奏昌陵积土为高山，梓邨犹在实土之上，浮土之下，非永年之基，延乡之地，居高临下，宜还就延乡……宜如永等议，乃徙延陵。”是成帝自营寿陵，初在延陵地，后因故改徙昌陵地，乃因土与粟同价，所费巨亿，以致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卒以昌陵工程过大，半途而废，复还归延陵。但又因不能从刘向之谏，以致延陵规模仍大于其他各陵，惟陵山并不过高，且体积亦较小，此或因当日虽不纳谏，无如百姓罢劳，人民不堪其苦，致结果仅陵垣面积宏大而坟丘未能达到预期之规模耳。又陵山之正面中央，即南羡门处，有显然之凹陷一处，是为被后人盗掘之明证。此乃当日不听刘向言“其葬愈厚，丘垄弥高，宫室愈丽，发掘必速”之后果。
　　在延陵之东南方，有失名之陪冢三，又西南较远处亦有巨冢一，传为王太后墓。《汉书·本纪》：成帝母王太后与元帝合葬渭陵，其冢不当在此。又《水经注》：延陵西南有大将军窦婴冢。因疑其乃窦将军墓。
　　四、萧何墓及曹参墓
　　在此区域内，知名之陪冢仅相国萧何及曹参二墓，相距甚近，离周陵中学东北约十五里，墓高仅丈许，墓前均有毕沅所立碑，惟考《后汉书·明帝纪》：
　　“永平二年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萧何霍光，帝谒陵园，过式其墓(注《东观汉记》曰，萧何墓在长陵东司马门道北百步)。”
　　又《通志》：“长陵亦曰长山……陪葬诸臣萧何张良曹参纪信在其东。”
　　以理度之亦觉萧曹应陪葬高祖长陵附近，此二墓据以上记载，可知绝非萧曹葬地无疑。至其所由错误，乃因宋敏求《长安志》中咸阳条：“汉萧何墓在县东北三十七里，汉曹参墓在县东北三十五里”，以今之咸阳城计之，其方位适当于此。清毕沅乃据之而将“汉丞相萧何”及“汉平阳侯曹参”二石碑误置于此，谬误可笑。二相国有知，当亦有同感。
　　五、戚妃墓
　　萧墓东南有七冢贯若联珠，俗称七妃冢，并谓为高祖戚夫人之墓，墓前无碑，疑即七戚二音之误。惟因《关中史迹考》上载戚夫人墓在咸阳原，而今失其所在，此冢俗传均认为系戚夫人墓，故亦附志于此以存疑。
　　丙、长陵区
　　此区域已至咸阳原之东尽头，为咸阳高陵二县交界地，离周陵已有四十里之遥。因其间沟渠甚多，交通不便，如由西安前往，可乘咸同路火车至萧家村站下车，则北距长陵仅五里，且一日之间，即可遍访此区中之四陵。
　　一、高祖长陵及吕后陵
　　长陵位于萧家村西北原上，居高临下，形势雄伟，陵前有毕沅立“汉高祖长陵”碑。陵垣遗址及四门门基均已湮没，无从测知，陵基东西长一四〇公尺，南北约短五分之一，陵高二五公尺，四面均有三级之阶段，惟已不甚明显。陵山据于原之高处，面临渭水，遥对终南，形势甚胜。离毕沅碑前约二十公尺处，有近代建筑之土墙及门址，当亦为毕巡抚之功绩。在长陵西半里，有一巨冢，传为吕后陵，据闻清末尚有毕沅立碑，今已没失，四周残瓦片堆积尚多。惟因咸阳原上汉陵多有置误，此二陵即为不可靠者，虽绝对为汉帝陵，然实非创业者刘邦之葬地，今依毕碑所指记此，容于后章辨正之。
　　二、安陵及阳陵
　　去长陵东北约五里，更有东西并列之陵山二，即惠帝安陵及景帝阳陵。由长陵前往，为深渠所阻，须绕道原下始能到达。安陵在东，阳陵在西，相距约一里，陵前均有毕沅所立碑。其陵山以阳陵较大，陵基计长一五〇公尺，高二八公尺，二陵均为极整齐之正方锥形，陵垣四门遗迹均完存，附近汉代花纹砖瓦残片，俯拾即是。惟此二陵亦与长陵等相同，发生位置上之错误，亦详辨于后章。
　　三、其他冢墓
　　除以上高祖吕后惠帝景帝四陵外，在此区内汉功臣后妃陪冢甚多，而确知其名者则无。仅据《东观汉记》云：“萧何墓在长陵东司马门道北百步。”《庙记》：“曹参冢在长陵旁道北近萧何冢。”《长安志》：“留侯墓与长陵相去五里”及《关中胜迹图志》：“赵王如意墓在吕后陵西。”《水经注》：“周勃及周亚夫冢均在长陵东。”“灞城西北有元帝傅昭仪墓”等。但因附近现有汉代大墓甚多，何为功臣，何为王子，何为宠姬，实已无从考证矣。
　　丁、霸陵区
　　西汉十一帝，其陵在咸阳原上者占其九，仅文帝霸陵及宣帝杜陵在长安城之东南。此二陵不仅各据形势，且其位置毫无可疑，游访更属便利之至。故特详述二陵当日修筑及今日存在情形如下：
　　一、文帝霸陵
　　霸陵位于今西安城东二十里之白鹿原东坡，东临灞水，依山起陵，不另起坟，乃崇俭恤民之意。地在今灞桥南约三里，山陵高耸如金字塔，乃西汉帝陵中之别具风格者。
　　据《汉书·本纪》：“后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岂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令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椁穿复土属将军武，赐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钱帛各有数，乙巳葬霸陵。”
　　《水经注·灞水条》：
　　“昔文帝居霸陵城北临厕，指新丰路示慎夫人曰：此走邯郸道也。因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呼，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文帝曰：‘善’。”
　　“历白鹿原东，即灞川之西……谓之霸上，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陵上为池，池有四出道以泻水，在长安东南卅里。”
　　《汉书·刘向传》：
　　“成帝营昌陵，制度泰奢，光禄大夫刘向谏曰：昔孝文帝居霸陵北临厕，凄怆悲怀……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
　　《文献通考》卷百廿四：
　　“文帝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后七年帝崩，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三辅黄图》：
　　“文帝霸陵在长安城东，因山为藏，不复起坟，就其水名，因以为陵号。”
　　陵在今灞水西岸白鹿原之高阜处，矗瞰灞水，陵前五十公尺处，有古柏数株，树下立有毕沅刻“汉文帝霸陵”石碑。另有明清二代之祭文碑十数座，皆系记载祀典事迹者。原阜高约百余公尺，居高临下，与骊山遥遥相对。是霸陵既不劳民力修筑，而其形势之雄峻则远过于咸阳原上之诸汉陵。且汉陵多遭后人盗掘，惟霸陵独因埋藏之俭而免于祸，《后汉书·光武帝纪》：
　　“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寿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意，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复，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
　　又据《汉书·外戚传》，文帝窦皇后合葬霸陵，但今遍觅附近，并无后陵遗址可见。
　　二、薄太后陵
　　陵在霸陵之西南，亦称南陵。据于白鹿原之顶上，由西安城内，即可遥望见之。《汉书·外戚传》：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有诏内后宫，岁余不得幸……汉王心凄然怜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对曰：昨暮梦龙据妾胸。上曰：是贵征也，吾为汝成之。遂幸有身，岁中生文帝……自有子后希见，及高祖崩，诸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后皆幽之不得出。而薄姬以希见免……代王为皇帝，尊为皇太后……后文帝二岁孝景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吕后不令葬长陵，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薄太后陵远较咸阳原上诸汉帝陵为小，且近圆锥形，高五丈许，陵前原有毕沅碑，现已仆毁。
　　三、韩信墓
　　淮阴侯韩信，本汉初三杰之一，但萧何张良均陪葬长陵，而韩信独葬于灞水岸之铜人原上。此或因信虽有功汉室而系被杀于吕后，故不得葬长陵区内，亦未可知。铜人原位于灞桥北约十里，即蓟子训与老人摩娑铜狄处，在今西安之东北。考韩信葬所各书均少记载，惟《关中胜迹图志》载：“韩信墓在长安故城东三十里新店，墓前有庙”。新店在今西安城东北二十五里，则离长安故城确属三十里。现墓前庙已不存，毕碑亦不见，墓为钝圆锥形，高约四丈，在灞陵可望见之。
　　四、宣帝杜陵及其陪冢
　　杜陵亦为远离咸阳原上汉陵群而独矗一地之陵寝。陵在今长安城东南灞水西岸之古杜县故址，《汉书·本纪》：
　　“帝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尤乐杜户之间，率常在下杜……”
　　是宣帝乃故营寿陵于其少年时游息驰骋之地，因对杜原有特别留恋，故选作葬地。《三辅黄图》亦称：“宣帝杜陵在长安城南，帝在民间时，好游户杜间，故葬此。”考宣帝杜陵所在之杜陵原，亦称鸿固原，在今西安东南二十里，地居古杜伯国之东约五里。杜伯国为周成王时之封邑，秦为杜县，汉曰下杜，宣帝既常游下杜，故当元康元年初作寿陵时，即以“杜东原上为陵，并于陵侧置杜县”矣。
　　陵高据于杜陵原之高坡，地势高阔，北倚长安，南对终南，东临沪灞二川，西眺关中平原。视界空朗，形势极佳。陵山为一规则之方锥形，与咸阳原之汉陵同一典型。陵地有二重墙垣，外墙距陵底一四三·六二公尺，长四六九公尺；内墙至陵底二五·一四公尺，长二三二·〇八公尺。陵基一七五公尺，陵高二九公尺，其南有毕沅立“汉宣帝杜陵”之石碑。据日人足立喜六之记载，清光绪末年，在此毕碑二侧，尚有明清两代之祭祀碑十一座，今则无一存在。在陵之北垣内，遗有阙门基址之石础十座，石约一公尺见方，东西列为一直线，由其排列之形势推之，当为陵垣北门之门基石无疑。惟此类遗物，咸阳原上之九陵前均未见，颇为不解。陵垣四周，以北门址较显，附近遗有砖瓦残片甚多，可想见当日建筑之盛况。
　　其陪冢甚多，最高大者为王皇后墓。
　　《长安志》：“陵在高原上，即所谓鸿固原也。陵之制正方，据地六十亩。四面去陵十余步，皆有观阙基址。其东南数十步，又有一陵形制差小，皇后王氏之陵也。东陪葬数十冢，环拱森列，大小不等……”《汉书·外戚传》：“孝宣王皇后，父奉光少时好斗鸡。宣帝在民间，数与奉光会，奉光有女年十余岁，每当适人所当适辄死，及宣帝即位，召入宫稍进为婕妤……霍皇后废后，上怜许太子早失母，几为霍氏所害，于是乃选后宫素谨慎而无子者，遂立王婕妤为后。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为皇太后，成帝即位为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九年，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称东园(注：师古曰：虽同茔而别为坟，王后陵次宣帝陵东，故曰东园)”。
　　今杜陵东南约二百公尺处，有大冢。亦为整齐之方锥形，体积较杜陵为小，当即为王皇后陵，惟无毕沅碑，想已仆倒毁失。其东南不远，又有东西并列之大小陪冢二十余，其中稍大数冢，当为淮阳宪王张婕妤等之墓，其小者或为王子及贵人葬处。因功臣将相不能与陵山同列也。
　　五、许后陵
　　许后为宣帝最初之皇后，乃元帝生母，被害于霍光之妻。其墓在杜陵南十五里少陵原上，亦称南园。考《汉书·外戚传》：
　　“宣帝幼时，养于掖庭，号皇曾孙，与许广汉同寺居……时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卜相当大贵……遂与曾孙。一岁，生元帝，数月曾孙立为帝。平君为婕妤……公卿议更立皇后，皆心仪霍将军女，上乃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指，白立许婕妤为皇后……霍光夫人显欲贵其小女，道无从，明年许后当娠，女医淳于衍者，霍氏所爱……显因生心辟左右，曰将军素爱小女成君，欲奇贵之，愿以累少夫……今皇后当免身，可因投毒药去也。成君即得为皇后矣……衍良久曰，愿尽力。即梼附子赍入长定宫，皇后免身后，衍取附子……以饮皇后，有顷曰：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无有毒，对曰无有。遂加烦懑崩。”
　　“许后立三年而崩，谥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为杜陵南园(注：师古曰：即今之所谓少陵者，去杜陵十八里)。”
　　许后以微时相随，宣帝不忘故剑，于登基后立其为后，竟为霍氏所害，亦可哀矣。但霍光以盖世功勋，结果，其妻显及诸婿昆弟皆被诛灭夷族，即霍后虽立亦废，且终自杀，其原因皆由于弑许后事发，由此可知宣帝之于许后，实深爱宠，故特于寿陵旁觅一幽静之高原以为葬地。地临潏水上，位于终南山下，形势至佳。后人因许后葬此，陵墓较小，遂名此原为少陵原。
　　此外在灞水西岸，接近浐水处有汉武帝陈皇后墓。考陈皇后长公主嫖之女也。武帝得立为太子，长公主有功，故取主女为妃。及武帝即位，立为皇后。擅宠骄贵，十余年而无子。又因巫蛊，罢居长门宫，薨葬霸陵郎官亭东，现墓前无碑，但墓形修平，一望而知为汉家贵人冢。灞水呜咽流绕墓下，亦似墓中人之倾诉长门幽怨也。
　　(二)东汉陵墓
　　东汉定都洛阳，故东汉帝王陵墓均在洛阳之北邙。其功臣后妃自亦随葬该地。北邙自东周以来以迄唐，均为贵人等归骨之所，致北邙山上，古冢罗列如繁星。其盛况与咸阳之北邙(咸阳原古亦称北邙，见《西京杂记》)遥相媲美。前人诗：“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云淡嵩邙高冢在”，“邙山隐见汉诸陵”，均为题咏北邙山者。
　　北邙山上各代陵墓虽多，然代有破坏，周汉陵毁于董卓吕布。魏晋之陵毁于永嘉之乱。后魏北周隋唐之墓，毁于安史黄巢。宋陵毁于辽金元之兵祸。降至明末，李自成陷洛阳，凡明以上之各代古墓均遭掘焚。仅有清三百年中，多所修葺，严禁续发。但至清末民初，又遭破坏，及民国十七八年，曾由地方官吏准许人民自由掘墓而课以苛税。此风既开，洛阳北邙自东周以降各代陵墓均蒙浩劫，而一无所存矣。
　　近年以来，洛阳古董业中有一种专以盗墓为职之人，累世父子相传，秘其法不示人。其法以特制长柄圆形铁铲一杖，钻地可及丈许，就挖出之土色及土质之松紧，可以验知其下是否为古墓，并是否有殉葬古物。据此等专业者对古墓外形之分辨，则谓汉唐以上古墓，多为圆锥形，宋墓多方锥形。曾有“宋方唐圆汉铺塌”之歌诀。所谓铺塌者，以年代久远，墓形已成钝锥形。四周平阔，墓之面积加大而高度低减。惟以理度之，西汉帝陵在关中者，犹早于洛阳汉陵，而迄今仍为极整齐修伟之方山，东汉建陵亦必遵行西汉旧制，何乃变成方圆不定之铺塌?此当因汉末变乱以后，西汉陵盗掘之次数较少，且土质坚固，民间又从未加以盗发，故能仍保持其原状，而东汉则屡遭毁掘，代无宁日，致形成今日之所谓铺塌矣。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洛阳汉墓，仅帝陵因规模较大而尚可辨识外，其余将相后妃陪冢，则一概湮没殆尽。即偶有二三，在未能以科学方法发掘保存以前，亦不能断定为某人之墓室。且即帝陵虽有辨识，亦仅凭清乾隆初年洛阳知事龚松林氏个人之考访，少有其他金石碑碣以为旁证。因各陵现在之方位距离，与《汉书·世纪》之记载颇有出入，今在未能详研考证之前，对东汉各陵仅能做一假定。兹依照各陵方位，由东至西，略记其现状如下：
　　一、光武原陵
　　陵在今洛阳东北四十五里，地处北邙山之东段，属孟津县境。陵前有庙，古柏参天。庙为明清二代所修整者，惟陵山形制甚小。《后汉书·光武本纪》：
　　“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复，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波池裁令流水而已。”
　　如此，故其陵山远不及西汉帝陵之高耸宏伟，惟陵园规模甚大。据《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载：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虡皆在周垣内。堤封田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帝王世纪》曰在临平亭之南，西望平阴，东南去洛阳十五里。”
　　现实测陵高约十四公尺，合汉建初尺约六丈三尺。是虽经后人修筑，而高度并未增加，惟陵基之面积则加大甚多，此乃因筑陵土属沙质，经千余年来人为及天然之摧损所致。至原陵方位，依《帝王世纪》所载，当指汉洛阳城而言，其故城在今洛阳东卅五里，而原陵在城西北十五里，则与今日距洛阳之方位里数，颇相符合。再据《后汉书·明帝纪》：
　　“中元二年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注：原陵在临平亭东南，去洛阳十五里)。”
　　则原陵位于洛阳故城之北或西北，故离今洛阳计四十五里。
　　二、明帝显节陵
　　陵在今洛阳县城之东北三十五里平乐村之北，陵山较原陵为大，惟据《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
　　“明帝显节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虡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堤封田七十四顷五亩。《帝王世纪》曰：故富寿亭也，西北去洛阳三十七里。”
　　如此则显节陵应在洛阳故城之东南方，又据《后汉书·王符传·浮侈篇》：
　　“文帝葬芷阳，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玉，不起山陵。”
　　是明言明帝葬于洛水之南，即洛阳故城东南，清龚松林氏认为显节陵在西北，不知何故。且此陵大于一切东汉帝陵，亦与明帝俭约之志不合，《后汉书·明帝本纪》：
　　“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万年之后扫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过百日惟四时设奠，置吏卒数人，供洒扫，勿开修道，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
　　“永平十二年……诏曰，昔曾闵奉亲尽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志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
　　以明帝如此贤明之禁令厚葬，其自营寿陵，必极尽俭陋。乃今之显节陵陵山之高达十六公尺，反大于诸陵，于理殊有不合。颇疑今所指之显节陵并非明帝葬地，而为东汉另一帝陵。但在今日洛水之南，细察亦未发现类似帝陵者，岂明帝果心仪文帝山陵俭约之美，而亦自营寿陵于伊水岸崖，仅依山水而封其石椁耶。
　　三、章帝敬陵
　　敬陵位于今显节陵之东北一里，陵较显节陵为小，高十五公尺，合汉尺六十七尺，此与《礼仪志》注所引《古今注》之记载，颇相符合。《古今注》：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锤虡在行马内……堤封田二十五顷五十五亩，《帝王世纪》曰：在洛阳东南去洛阳三十九里。”
　　今日敬陵之方位，居洛阳故城之西北，而非东南，如谓东南去洛阳三十九里则适相符合，按之事实，当确系如此。因在洛阳故城东南，为洛伊二水并流处，不宜起陵。而北邙山则为历代佳城所在，除非系不起山陵，效显节陵之就水岸藏椁者外，则决无舍北邙而葬于伊水之理。
　　四、和帝慎陵
　　慎陵又在敬陵之东北约二里，距今洛阳城四十里，距汉洛阳故城亦为四十里。《后汉书·礼仪志》引《古今注》：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锺虡在行马内……堤封田三十一顷二十亩二百步，《帝王世纪》曰：在洛阳东南，去洛阳四十一里。”
　　此方向之解释，与敬陵有同样情形。慎陵陵山实测高十四公尺，合汉尺约六十一尺，此与《古今注》之记载高十丈者不甚相符，不敢确信其真为和帝葬地。惟据乡民呼显节陵为大汉冢，称敬陵为二汉冢，而称此慎陵为三汉冢，则又似可信。据云三陵陵前均有清乾隆初年洛阳知事龚松林所立碑，惟今已早毁失无有矣。
　　五、殇帝康陵
　　《后汉书·礼仪志》引《古今注》：
　　“殇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马四出……堤封田十三顷十九亩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纪》曰：高五丈四尺，去洛阳四十八里。”而《后汉书·安帝纪》注：“康陵坟在慎陵茔中，庚地高五丈五尺周二百八步。”
　　如此则康陵应在慎陵旁，惟今日在慎陵茔域内并不见另有丘垅，或系屡经掘发，早已湮失，亦未可知。因殇帝乃和帝少子，继和帝承皇位时仅诞生百余日，且在位八月即夭，自无营寿陵之机会，陵之规模亦自低小，其早湮没，实情理中事。
　　六、安帝恭陵及恭愍皇后墓
　　恭陵在今洛阳城东北廿五里，地名蟠龙冢村，陵高十五公尺，合汉尺六十五尺。惟陵基面积甚大，长达百廿二公尺。据《礼仪志》引《古今注》：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堤封田十四顷五十六亩。《帝王世纪》曰：高十一丈，在洛阳西北，去洛阳十五里。”
　　而《后汉书·安帝纪》注：“恭陵在今洛阳东北二十七里”，是恭陵之实际所在，与记载颇为符合。其面积之大，疑系陵山原高，经历代掘发及自然之毁蚀而低向扩展而成者。
　　在恭陵之北，约半里处有一巨冢，一般人通称为李氏陵，实即顺帝生母恭皇后之葬所。考《后汉书·后妃纪》：
　　“安思阎皇后……有才色，元初元年，选入掖庭，甚见宠爱，为贵人，二年立为皇后。后专房妒忌，帝幸宫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鸩杀李氏……皇子保废为济阴王。四年春，帝幸章陵道疾崩于叶县……立济阴王，是为顺帝……帝母李氏瘗在洛阳城北，帝初不知，莫敢以闻。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发哀，亲到瘗所，更以礼殡，上尊谥曰恭愍皇后，葬恭陵北。”同书谓阎皇后亦陪葬恭陵，但今日阎墓已失，独李墓尚在，亦天道好善耶。
　　七、桓帝宣陵
　　恭陵北五里，更有大陵一。据《洛阳县志》之记载，则为桓帝之宣陵，陵山与恭陵相类，惟地势较为高敞。《汉书·礼仪志》引《古今注》：
　　“桓帝宣陵，《帝王世纪》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洛阳东南，去洛阳三十里。”
　　现此陵在洛阳故城之西北，如“东南去洛阳三十里”，则实甚符合，惟陵前无一碑碣足资佐证耳。
　　八、质帝静陵
　　在今洛阳城东三十里隋李密城故址处，有方冢一。形制甚小，据《洛阳县志》载称系汉质帝静陵。《礼仪志》引《古今注》：
　　“质帝静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堤封田十二顷五十四亩，因寝为庙，《帝王世纪》曰在洛阳东，去洛阳三十二里。”而《汉书·桓帝纪》注称“静陵在洛阳东南三十里”。如此则此墓是否质帝墓地，殊不可信。且冢形与其他汉陵颇不相类，且其地与汉故城不远，决不致舍北邙而葬此。考质帝为章帝玄孙，由顺帝皇后梁氏与其兄冀定策迎立，在位仅一年，即为大将军梁冀鸩弑。而继质帝之桓帝，仍为梁氏所议立。如此则对质帝之葬，必极简陋而易于湮没。故今日静陵究在何处，实已失考。
　　九、灵帝文陵
　　在今洛阳城之西北约十五里处，有地名冢头村，村附近有巨冢十余。据龚松林之考证，其中之三为三汉陵，而其中最大者为灵帝文陵，陵在村北约五里，距今洛阳城廿里。《礼仪志》引《古今注》：
　　“灵帝文陵，《帝王世纪》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洛阳西北，去洛阳二十里。”
　　此所记之里程方位，与今之洛阳城颇相符合，惟《帝王世纪》为晋人所撰，其时尚无今城，是其记载又有疑问。此文陵陵丘，位于原之高处，远望之殊觉高峻，陵高二十二公尺，合汉尺九丈六尺，则与高十二丈之记载，又有出入。
　　考灵帝为东汉末年之帝王，无善可述。惟于熹平中诏刻五经文字，即世所称之熹平石经，为汉中郎蔡邕所书，乃汉隶体之标准书法，为世所珍重，对中国文化上颇有贡献。
　　十、顺帝宪陵
　　宪陵在文陵南约五里，陵前有龚松林所立“汉顺帝宪陵”碑，今犹屹立无恙。但就宪陵所在地与《古今注》所记亦有出入。《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
　　“顺帝宪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堤封田十八顷十九亩三十步。《帝王世纪》曰：在洛阳西北，去洛阳十五里。”
　　如以今日洛阳城之方位计之，则相符合。否则宪陵应在今洛阳城之东北，而非西北。今此宪陵陵山颇小，高仅十三公尺，考之《后汉书·顺帝本纪》：
　　“建康元年……八月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时年三十。遗诏毋起寝庙，殓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是顺帝亦为崇尚俭德之君主，其陵山营筑特小，非无故也。
　　十一、冲帝怀陵
　　怀陵在宪陵之东南约半里，其陵山之形制，更小于宪陵。据《洛阳县志》载：“怀陵在宪陵茔内，如康陵故事。”考冲帝乃顺帝幼子，年二岁即继顺帝即帝位，在位仅四月即夭折，其情形同殇帝，其葬于顺帝茔域之内，实意中事。
　　以上为洛阳北邙山上之东汉十一帝陵大致情形，其中除殇帝康陵已湮没，明帝显节陵与质帝静陵因所在地及大小不相符合外，其他九陵均与《帝王世纪》所载之方位大致相同。惟所可遗憾者乃缺少任何金石方面之佐证。即清代龚松林氏所立之墓碑，亦十九倒仆，故今日吾人做东汉帝陵之探访工作，亦仅能一方面参照各种册籍，以作此假定耳。
　　十二、献帝禅陵
　　“献帝为东汉最末之君主，初被劫于董卓，继被逼于曹操，终致逊位于魏，受封为山阳公，徙居于山阳之浊城。地在今河南修武县东北，逝于魏青龙二年，据《后汉书·本纪》注引《帝王世纪》：
　　“禅陵在浊城西北十里，在今怀州修武县北二十五里，陵高二丈，周回二百步，刘澄之地纪云：以汉禅魏，故以名焉。”又《汉书·礼仪志》引《帝王世纪》：
　　“献帝禅陵不起坟，深五丈，前堂方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角广六尺，在河南山阳之浊城。
　　西北去浊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怀陵一百十里，去山阳五十里，南去洛阳三百一十里。”
　　是禅陵乃东汉帝陵之惟一不在洛阳者。著者以故未克亲赴其地踏查，亦因两汉四百余年之历史，至献帝已告结束。自高祖长陵起，直至桓灵各墓前，帝室盛衰，前朝兴亡，实为感慨至深，余此亡国末君主墓，遥为凭吊，亦志其余哀云耳。
　　

汉代陵墓图考/王子云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