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东汉定都洛阳，故东汉帝王陵墓均在洛阳之北邙。其功臣后妃自亦随葬该地。北邙自东周以来以迄唐，均为贵人等归骨之所，致北邙山上，古冢罗列如繁星。其盛况与咸阳之北邙(咸阳原古亦称北邙，见《西京杂记》)遥相媲美。前人诗：“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云淡嵩邙高冢在”，“邙山隐见汉诸陵”，均为题咏北邙山者。
　　北邙山上各代陵墓虽多，然代有破坏，周汉陵毁于董卓吕布。魏晋之陵毁于永嘉之乱。后魏北周隋唐之墓，毁于安史黄巢。宋陵毁于辽金元之兵祸。降至明末，李自成陷洛阳，凡明以上之各代古墓均遭掘焚。仅有清三百年中，多所修葺，严禁续发。但至清末民初，又遭破坏，及民国十七八年，曾由地方官吏准许人民自由掘墓而课以苛税。此风既开，洛阳北邙自东周以降各代陵墓均蒙浩劫，而一无所存矣。
　　近年以来，洛阳古董业中有一种专以盗墓为职之人，累世父子相传，秘其法不示人。其法以特制长柄圆形铁铲一杖，钻地可及丈许，就挖出之土色及土质之松紧，可以验知其下是否为古墓，并是否有殉葬古物。据此等专业者对古墓外形之分辨，则谓汉唐以上古墓，多为圆锥形，宋墓多方锥形。曾有“宋方唐圆汉铺塌”之歌诀。所谓铺塌者，以年代久远，墓形已成钝锥形。四周平阔，墓之面积加大而高度低减。惟以理度之，西汉帝陵在关中者，犹早于洛阳汉陵，而迄今仍为极整齐修伟之方山，东汉建陵亦必遵行西汉旧制，何乃变成方圆不定之铺塌?此当因汉末变乱以后，西汉陵盗掘之次数较少，且土质坚固，民间又从未加以盗发，故能仍保持其原状，而东汉则屡遭毁掘，代无宁日，致形成今日之所谓铺塌矣。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洛阳汉墓，仅帝陵因规模较大而尚可辨识外，其余将相后妃陪冢，则一概湮没殆尽。即偶有二三，在未能以科学方法发掘保存以前，亦不能断定为某人之墓室。且即帝陵虽有辨识，亦仅凭清乾隆初年洛阳知事龚松林氏个人之考访，少有其他金石碑碣以为旁证。因各陵现在之方位距离，与《汉书·世纪》之记载颇有出入，今在未能详研考证之前，对东汉各陵仅能做一假定。兹依照各陵方位，由东至西，略记其现状如下：
　　一、光武原陵
　　陵在今洛阳东北四十五里，地处北邙山之东段，属孟津县境。陵前有庙，古柏参天。庙为明清二代所修整者，惟陵山形制甚小。《后汉书·光武本纪》：
　　“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复，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波池裁令流水而已。”
　　如此，故其陵山远不及西汉帝陵之高耸宏伟，惟陵园规模甚大。据《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载：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虡皆在周垣内。堤封田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帝王世纪》曰在临平亭之南，西望平阴，东南去洛阳十五里。”
　　现实测陵高约十四公尺，合汉建初尺约六丈三尺。是虽经后人修筑，而高度并未增加，惟陵基之面积则加大甚多，此乃因筑陵土属沙质，经千余年来人为及天然之摧损所致。至原陵方位，依《帝王世纪》所载，当指汉洛阳城而言，其故城在今洛阳东卅五里，而原陵在城西北十五里，则与今日距洛阳之方位里数，颇相符合。再据《后汉书·明帝纪》：
　　“中元二年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注：原陵在临平亭东南，去洛阳十五里)。”
　　则原陵位于洛阳故城之北或西北，故离今洛阳计四十五里。
　　二、明帝显节陵
　　陵在今洛阳县城之东北三十五里平乐村之北，陵山较原陵为大，惟据《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
　　“明帝显节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虡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堤封田七十四顷五亩。《帝王世纪》曰：故富寿亭也，西北去洛阳三十七里。”
　　如此则显节陵应在洛阳故城之东南方，又据《后汉书·王符传·浮侈篇》：
　　“文帝葬芷阳，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玉，不起山陵。”
　　是明言明帝葬于洛水之南，即洛阳故城东南，清龚松林氏认为显节陵在西北，不知何故。且此陵大于一切东汉帝陵，亦与明帝俭约之志不合，《后汉书·明帝本纪》：
　　“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万年之后扫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过百日惟四时设奠，置吏卒数人，供洒扫，勿开修道，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
　　“永平十二年……诏曰，昔曾闵奉亲尽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志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
　　以明帝如此贤明之禁令厚葬，其自营寿陵，必极尽俭陋。乃今之显节陵陵山之高达十六公尺，反大于诸陵，于理殊有不合。颇疑今所指之显节陵并非明帝葬地，而为东汉另一帝陵。但在今日洛水之南，细察亦未发现类似帝陵者，岂明帝果心仪文帝山陵俭约之美，而亦自营寿陵于伊水岸崖，仅依山水而封其石椁耶。
　　三、章帝敬陵
　　敬陵位于今显节陵之东北一里，陵较显节陵为小，高十五公尺，合汉尺六十七尺，此与《礼仪志》注所引《古今注》之记载，颇相符合。《古今注》：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锤虡在行马内……堤封田二十五顷五十五亩，《帝王世纪》曰：在洛阳东南去洛阳三十九里。”
　　今日敬陵之方位，居洛阳故城之西北，而非东南，如谓东南去洛阳三十九里则适相符合，按之事实，当确系如此。因在洛阳故城东南，为洛伊二水并流处，不宜起陵。而北邙山则为历代佳城所在，除非系不起山陵，效显节陵之就水岸藏椁者外，则决无舍北邙而葬于伊水之理。
　　四、和帝慎陵
　　慎陵又在敬陵之东北约二里，距今洛阳城四十里，距汉洛阳故城亦为四十里。《后汉书·礼仪志》引《古今注》：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锺虡在行马内……堤封田三十一顷二十亩二百步，《帝王世纪》曰：在洛阳东南，去洛阳四十一里。”
　　此方向之解释，与敬陵有同样情形。慎陵陵山实测高十四公尺，合汉尺约六十一尺，此与《古今注》之记载高十丈者不甚相符，不敢确信其真为和帝葬地。惟据乡民呼显节陵为大汉冢，称敬陵为二汉冢，而称此慎陵为三汉冢，则又似可信。据云三陵陵前均有清乾隆初年洛阳知事龚松林所立碑，惟今已早毁失无有矣。
　　五、殇帝康陵
　　《后汉书·礼仪志》引《古今注》：
　　“殇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马四出……堤封田十三顷十九亩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纪》曰：高五丈四尺，去洛阳四十八里。”而《后汉书·安帝纪》注：“康陵坟在慎陵茔中，庚地高五丈五尺周二百八步。”
　　如此则康陵应在慎陵旁，惟今日在慎陵茔域内并不见另有丘垅，或系屡经掘发，早已湮失，亦未可知。因殇帝乃和帝少子，继和帝承皇位时仅诞生百余日，且在位八月即夭，自无营寿陵之机会，陵之规模亦自低小，其早湮没，实情理中事。
　　六、安帝恭陵及恭愍皇后墓
　　恭陵在今洛阳城东北廿五里，地名蟠龙冢村，陵高十五公尺，合汉尺六十五尺。惟陵基面积甚大，长达百廿二公尺。据《礼仪志》引《古今注》：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堤封田十四顷五十六亩。《帝王世纪》曰：高十一丈，在洛阳西北，去洛阳十五里。”
　　而《后汉书·安帝纪》注：“恭陵在今洛阳东北二十七里”，是恭陵之实际所在，与记载颇为符合。其面积之大，疑系陵山原高，经历代掘发及自然之毁蚀而低向扩展而成者。
　　在恭陵之北，约半里处有一巨冢，一般人通称为李氏陵，实即顺帝生母恭皇后之葬所。考《后汉书·后妃纪》：
　　“安思阎皇后……有才色，元初元年，选入掖庭，甚见宠爱，为贵人，二年立为皇后。后专房妒忌，帝幸宫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鸩杀李氏……皇子保废为济阴王。四年春，帝幸章陵道疾崩于叶县……立济阴王，是为顺帝……帝母李氏瘗在洛阳城北，帝初不知，莫敢以闻。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发哀，亲到瘗所，更以礼殡，上尊谥曰恭愍皇后，葬恭陵北。”同书谓阎皇后亦陪葬恭陵，但今日阎墓已失，独李墓尚在，亦天道好善耶。
　　七、桓帝宣陵
　　恭陵北五里，更有大陵一。据《洛阳县志》之记载，则为桓帝之宣陵，陵山与恭陵相类，惟地势较为高敞。《汉书·礼仪志》引《古今注》：
　　“桓帝宣陵，《帝王世纪》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洛阳东南，去洛阳三十里。”
　　现此陵在洛阳故城之西北，如“东南去洛阳三十里”，则实甚符合，惟陵前无一碑碣足资佐证耳。
　　八、质帝静陵
　　在今洛阳城东三十里隋李密城故址处，有方冢一。形制甚小，据《洛阳县志》载称系汉质帝静陵。《礼仪志》引《古今注》：
　　“质帝静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堤封田十二顷五十四亩，因寝为庙，《帝王世纪》曰在洛阳东，去洛阳三十二里。”而《汉书·桓帝纪》注称“静陵在洛阳东南三十里”。如此则此墓是否质帝墓地，殊不可信。且冢形与其他汉陵颇不相类，且其地与汉故城不远，决不致舍北邙而葬此。考质帝为章帝玄孙，由顺帝皇后梁氏与其兄冀定策迎立，在位仅一年，即为大将军梁冀鸩弑。而继质帝之桓帝，仍为梁氏所议立。如此则对质帝之葬，必极简陋而易于湮没。故今日静陵究在何处，实已失考。
　　九、灵帝文陵
　　在今洛阳城之西北约十五里处，有地名冢头村，村附近有巨冢十余。据龚松林之考证，其中之三为三汉陵，而其中最大者为灵帝文陵，陵在村北约五里，距今洛阳城廿里。《礼仪志》引《古今注》：
　　“灵帝文陵，《帝王世纪》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洛阳西北，去洛阳二十里。”
　　此所记之里程方位，与今之洛阳城颇相符合，惟《帝王世纪》为晋人所撰，其时尚无今城，是其记载又有疑问。此文陵陵丘，位于原之高处，远望之殊觉高峻，陵高二十二公尺，合汉尺九丈六尺，则与高十二丈之记载，又有出入。
　　考灵帝为东汉末年之帝王，无善可述。惟于熹平中诏刻五经文字，即世所称之熹平石经，为汉中郎蔡邕所书，乃汉隶体之标准书法，为世所珍重，对中国文化上颇有贡献。
　　十、顺帝宪陵
　　宪陵在文陵南约五里，陵前有龚松林所立“汉顺帝宪陵”碑，今犹屹立无恙。但就宪陵所在地与《古今注》所记亦有出入。《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
　　“顺帝宪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堤封田十八顷十九亩三十步。《帝王世纪》曰：在洛阳西北，去洛阳十五里。”
　　如以今日洛阳城之方位计之，则相符合。否则宪陵应在今洛阳城之东北，而非西北。今此宪陵陵山颇小，高仅十三公尺，考之《后汉书·顺帝本纪》：
　　“建康元年……八月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时年三十。遗诏毋起寝庙，殓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是顺帝亦为崇尚俭德之君主，其陵山营筑特小，非无故也。
　　十一、冲帝怀陵
　　怀陵在宪陵之东南约半里，其陵山之形制，更小于宪陵。据《洛阳县志》载：“怀陵在宪陵茔内，如康陵故事。”考冲帝乃顺帝幼子，年二岁即继顺帝即帝位，在位仅四月即夭折，其情形同殇帝，其葬于顺帝茔域之内，实意中事。
　　以上为洛阳北邙山上之东汉十一帝陵大致情形，其中除殇帝康陵已湮没，明帝显节陵与质帝静陵因所在地及大小不相符合外，其他九陵均与《帝王世纪》所载之方位大致相同。惟所可遗憾者乃缺少任何金石方面之佐证。即清代龚松林氏所立之墓碑，亦十九倒仆，故今日吾人做东汉帝陵之探访工作，亦仅能一方面参照各种册籍，以作此假定耳。
　　十二、献帝禅陵
　　“献帝为东汉最末之君主，初被劫于董卓，继被逼于曹操，终致逊位于魏，受封为山阳公，徙居于山阳之浊城。地在今河南修武县东北，逝于魏青龙二年，据《后汉书·本纪》注引《帝王世纪》：
　　“禅陵在浊城西北十里，在今怀州修武县北二十五里，陵高二丈，周回二百步，刘澄之地纪云：以汉禅魏，故以名焉。”又《汉书·礼仪志》引《帝王世纪》：
　　“献帝禅陵不起坟，深五丈，前堂方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角广六尺，在河南山阳之浊城。
　　西北去浊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怀陵一百十里，去山阳五十里，南去洛阳三百一十里。”
　　是禅陵乃东汉帝陵之惟一不在洛阳者。著者以故未克亲赴其地踏查，亦因两汉四百余年之历史，至献帝已告结束。自高祖长陵起，直至桓灵各墓前，帝室盛衰，前朝兴亡，实为感慨至深，余此亡国末君主墓，遥为凭吊，亦志其余哀云耳。

汉代陵墓图考/王子云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