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纬书春秋》云：“天子之坟三仞，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庶人无坟。”是中国古代陵墓之营造自三代即有定制。惟此仅为其外形制度之记载，至墓内之建造规模则自秦以后始见诸载籍，如《水经注》记始皇陵：
　　“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丽戎之山，斩山凿石，下涸三泉，以铜为椁，旁行周回五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势，宫观百官，奇器珍宝，充满其中。令匠作机弩，有所穿近，辄射之……坟高五十丈，周回五里余，作者七十万人，积年方成。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运物三十日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
　　此虽近似无稽，但以始皇生前营建阿房宫及万里长城之规模例之，则自营寿陵之失于奢侈，实极可能。
　　自秦汉以来，天子即位之次年始即营陵，名曰寿陵。《史记·赵世家》记：“肃侯十五年起寿陵”。此当为中国营建寿陵最早之记载。至秦汉则此风益盛，《后汉书·光武本纪》：“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寿陵。”(注：初作陵，未有名，故号寿陵，盖取久长之义也。汉帝自文以后，皆预作陵)。汉以营天子寿陵视为要务，其建造用费辄以天下赋税之三分之一充之。人力物力消耗至巨。故其外体内藏均极宏伟豪侈，史籍记此较详者如：
　　1、《后汉书·礼仪志》注：
　　“汉旧仪略载前汉诸帝寿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已营陵，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婕妤以下，次赐亲属功臣’。”
　　2、宋敏求《长安志》引《关中记》：
　　“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惟茂陵十四丈，方百四十步。”
　　3、《前汉书·霍光传》如淳注：
　　“《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棺，次楩梓，柏黄肠题凑。”
　　4、《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帝王世纪》：
　　“献帝禅陵不起坟，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角度六尺。”
　　5、《后汉书·明帝本纪》：
　　“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注：《东观记》曰，陵东北作庑，长三丈五尺，外为小厨，财足祠祀)。”
　　6、《后汉书·礼仪志》注引《皇览》：
　　“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然后错浑杂物，杄漆，缯绮，金宝，米谷及埋车马虎豹禽兽，发近郡卒徒，置将军尉侯，以后宫贵幸者皆守园陵。”
　　7、《前汉书·贡禹传》：
　　“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藏金银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陵园，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
　　8、《后汉书·顺帝纪》：
　　“建康元年……帝崩于玉堂前殿，时年三十，遗诏勿起寝庙，敛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
　　9、《三辅黄图》：
　　“长陵周七里，百八十步，因为殿垣，门四出，及便殿掖庭诸官寺皆在垣中。”
　　“惠帝安陵去长陵十里，有果园鹿苑。”
　　10、《三辅旧事》：
　　“武帝于槐里茂乡，徙户一万六千，置茂陵。高十四丈，一百步，茂陵园有鹤观。”
　　11、《后汉书》引《古今注》：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虡，皆在垣内。堤封田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明帝显节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虡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堤封田七十四顷五亩。”
　　12、《后汉书·祭祀志》：
　　“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
　　13、《文献通考》：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兼并之家于诸陵，长陵邑万户。”
　　“奉常属官有诸庙寝园令长丞东园匠令丞主作陵内器物，又有园郎寝郎故事，近臣皆随陵为园郎，园中各有寝便殿。”
　　14、《关中记》：
　　“汉帝诸陵徙民置县者凡七，长陵茂陵各万户，余五陵各五千户，陵县属太常下隶郡也。守陵溉树扫除，凡五千人，陵令属官各一人，寝庙令一人，园长一人，门吏三十三人，侯四人。”
　　“汉帝诸陵，各自立庙，或在城内，或在城外，或在陵旁，又陵下园有寝室有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
　　由于以上所举各书之记载，吾人可归纳汉代帝陵营造之规模与制度如下：
　　1、陵园方七顷，陵山方中(陵基)一顷，或方百步至百四十步。
　　2、陵高十二丈以至二十丈。
　　3、玄宫深十三丈，明中高丈七尺，周二丈，堂坛高三丈。
　　4、明中置梓棺，四围固以柏心，由此通东西南北四门，称四羡，门内藏大车六马，金宝米谷，鸟兽及祭器明器等。
　　5、棺椁皆以石制，生前所有珠玉玩好，皆得殉葬。
　　6、玄宫深五丈，前堂方丈八尺，后堂方丈五尺，角广六尺。
　　7、四羡门皆置剑户，设伏弩伏火，以防盗掘。
　　8、陵之四周，筑垣四出，为司马门。垣内建石室寝殿，置钟虡，垣外堤封田若干顷。
　　9、便殿掖诸官寺，皆在陵垣内，更间有果园鹿苑鹤苑之设置。
　　10、坟丘之外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后宫嫔妃。
　　11、于陵侧另起陵邑，徙天下高赀富人及豪杰兼并之家以实之，其户口有多至二十七万人者。
　　12、徙将车尉侯及诸功臣之家于陵园，以资保卫。
　　13、设奉常太常官以管理陵园，以宫女及后宫贵幸者守陵。
　　14、陵丘之上，设置寝殿，供帝起居衣服，以象生人之具。
　　吾人对汉陵建造之制度在未能发掘证实以前，仅能就今日所见之外形及各记载以为考证，关于册籍所记已详述于上。兹仅述其实际之外形所见。汉陵陵山多为极整齐之四角锥台形，基部有显明之台座，中部间有阶段一二处，如前之附图所示者。陵周陵垣四门之门址，仍有高阜可见，附近残砖瓦片堆积极厚，由于门址之距离，足以实测其茔地之大小及陵山陵基之长短高下，则与汉书之记载相近。仅陵域面积较大，而陵山之高度反较小者，此乃由于：
　　一、汉初之营陵固有定制，但实际自武帝以后即流于奢侈，故汉制天子坟高十二丈，而武帝茂陵竟高达二十丈。如此则陵域之面积亦比例加大。
　　二、汉陵最早者迄今已历两千余年，经两千余年来之风雨剥蚀，其坟丘之高度自当逐渐减少，且汉末黄巾赤眉起义，及唐代安史黄巢之乱，对各陵发掘至惨，此亦当为高度减少之一大原因。
　　今试将两汉帝陵就其现有面积及体积从事实测，以一公尺合汉建初尺四·三五尺计算，列如下表：
　　以上为各陵之外形，其陵内构造及蕴藏，因帝陵尚未能做发掘工作，故不能与记载互证。惟近年来各地发掘汉墓甚多，虽为当时臣民之冢，但亦可窥见汉代营墓制度之一斑，一方面亦可概见汉陵之内容。
　　汉墓之营造，约可分为砖墓与石墓两种，此盖由地理环境取材之便利而选用者，如：
　　一、陕西关中及河南洛阳出土之汉墓，因无崖壁以资利用，且石料亦少，故几完全为砖基。其砖有大小之分，大砖有长至一公尺以上者，砖面雕饰几何图案之花纹。墓室之顶，亦多为穹窿形，系用特制之拱砖砌成。砖之两端有凸凹接榫，制作颇具匠心。
　　二、河南之叶县南阳一带，近来发现石建汉墓甚多。此等墓室之构造，其应用石材，一如房屋之木架，有门柱角柱横额横梁等，门扇亦多为石制，石上满雕狩猎及乐舞等人物故事，古朴遒美，远在武梁祠石室壁刻之上。此种石墓乃适应环境者，因南阳附近有良好之石料，足以利用，但在此—区内，砖墓亦间有之。
　　三、四川出土汉墓除通常之砖墓外，更多就山崖天然崖石凿造之墓室，一般人称之为蛮洞，实则为汉代之崖墓。墓内之构造变化甚多，大半入口处有隧道，进而为墓室，为圹穴，间有一墓中分为数圹者数室者。其大小亦不一致，有大至十余丈者，室内置各种明器，室壁雕饰有种种花纹与鸟兽故事等。
　　四、四川出土砖墓各地皆有，其构造规模多较崖墓为小且以仅有一穹窿形之圹室者为多。其四壁之砖多带有几何花纹或吉羊文字及年号题识。墓内之棺更多有石制瓦制两种，棺之四周亦多雕饰花纹图案。
　　兹为更求明了各地汉墓营建之制度，特就陕西砖墓、河南石墓、四川崖墓之构造内容各举一例如下：
　　一、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前约五里处，于三十一年秋，曾发现汉代砖墓一处，墓在地面下约三公尺，系用长一·三、厚〇·二、宽〇·五公尺之大型花砖砌成。墓壁高二公尺，顶为穹窿形，亦由巨砖镶成。墓室宽二·二公尺，长三·一公尺，内棺木已化为泥土，仅有明器陶制圆壶二、铜盂一、瓦灶二、瓮四，其一内置五铢钱十余枚。
　　又三十六年春，西安东关北郭门外窑厂，曾取土掘出汉墓一，作者曾往清查，该墓仅有圹室一，离地面约一·五公尺，系一普通砖墓，惟就殉葬明器之种类推之，当为一富家葬所。圹室作长方形，顶为穹窿式，室宽一·六公尺，长三·六四公尺，壁高一·九五公尺。室之一端有门，门宽一公尺。墓砖大小不同，至大者长〇·三七、宽〇·一九、厚〇·〇九公尺，而拱门用砖，则为长〇·二八公尺之小砖，两端厚度不一，盖专为砌拱用者。墓内满积黑褐色之土，经发掘后，计得明器：瓦瓮二，瓦钵一，蓝釉陶质圆壶一(腹饰有狩猎纹)，绿釉陶质博山炉二(环腹饰狩猎纹)，蓝釉陶质鼎一，绿釉陶质小壶五，绿釉陶质仓廪四，铜镜二(均饰蟠虬纹)，剑一(已断为数段)，大小五铢钱十余枚(多残破)，陶制圆形糕点十(疑为祭品)，残碎铁钉数十(疑为棺木之钉环用)。
　　二、洛阳自清末民初以来掘墓之风盛行，有专以盗墓为职者。父子相传密不以法示人，据彼辈经验谈，谓汉墓之构造与三代之墓迥不相同。三代墓多仅墓穴一处，棺由穴上下放，上铺石板，再堆土起坟。而汉墓则多有墓室一处，形方而小，由此墓室再向北方掘一圹室，形如窑洞，以石灰涂洞门，棺则由墓室推入圹室，再封闭其门。墓室中杂置明器，室前向南则掘墓道一处，墓室之顶多砌砖，间亦有以石铺者。
　　至于南阳一带，近年来出土之汉墓则多为石墓，以石为间架，墙壁则砌以花纹砖，其墓室之构造，据孙文青氏之记载：“墓中石室多二三楹，室在棺前，两端有耳室，以贮明器。贵者左右各有一室，稍次者仅有其一。贫者即石室亦无之，偶有简单之明器，置于墓道已足，故无需石室耳室矣。至石室之构造，栋梁门楣皆以石制，满刻画像，壁则以砖为常，非至贵鲜有用石壁者……又殉葬明器最简者，仅陶觯一具；稍富则有钟釜仓灶等；奢者加殉陶俑；至贵者始殉铜器，凡殉铜器者，皆有石室”。
　　三、四川乐山之汉代崖墓，据近人杨枝高氏之调查报告：“崖墓之外部，为一照壁形之墓章，高十九尺，宽四十六尺，其有门三道，由此进入冥堂，堂高十尺，宽四十四尺，深十五丈。其后壁有墓穴二，由穴口至穴底，长九十二尺，第二穴门后左侧，有棺室二所，右侧有壁厨灶案及石柜等”。
　　关于陵墓前列置石刻，如翁仲华表石兽石马等，虽在两汉以前即已见诸册籍，如春秋晋灵公及吴王阖闾墓前均有石人马，但两汉时代除极少数之功臣将相及地方显宦，墓前偶有石人兽或墓阙外，两汉之帝王陵前绝无石刻遗迹可见，当为汉陵陵园之制度如此。就吾人数年踏查采访所得，西汉仅张骞及霍去病墓前建有石兽。东汉则在四川者墓前多为石阙，在南阳者间有石兽。此等石刻之种类，容另章详述之。

汉代陵墓图考/王子云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