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初试身手
林剑鸣
在窦太后未死之前，汉武帝虽不得独断朝政，但也不能终日嬉戏。他必须亲自处理摆到面前的一些军国大事。当他开始处理朝政之初，就表现出其特有的才干和作风。
最先碰到的是如何对付匈奴这个恼人的问题。对于几十年忍辱退让的“和亲政策”，汉武帝早就厌烦了。他一登上皇帝宝座，就要寻找机会对匈奴进行反击。不久，就传来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北方的匈奴奴隶主贵族在侵扰中原汉王朝的同时，还横暴地欺压、凌辱周围的其它少数民族。居住在祁连、敦煌间的月氏(zhi音支)人，就是被匈奴欺辱的一个民族。匈奴单于曾把被打败的月氏王的头割下作成酒杯用。这种野蛮、残忍的行为激起月氏人的极大仇恨，但因无力反抗，只好忍辱含恨向西方远逃。这个消息传到西汉朝廷后，群臣们都很震惊。武帝当即决定：把仇恨匈奴的月氏人联络起来，共同对付匈奴，以断其右臂。这是西汉统治者透过四周各族包围的浓雾，第一次把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而这一决策的深远影响，则是武帝所预料不到的。
当时，月氏已远遁，必须派出一名勇敢坚强的使者去寻找那远在匈奴占领区以西的月氏，才能谈得到实现这一“断匈奴右臂的计划。于是，武帝就向全国发出召募公文，征求自愿出使匈奴的有志之士。公文发出不久，就有汉中(今陕西城固)人张骞应募。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命张骞持节代表西汉政府前往西域，出使大月氏。张骞接受了这一使命，率领一支百余人的使团，从繁华的首都长安向着茫茫的沙漠、无边的草原和未卜的前程进发了。
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是汉武帝反攻匈奴的第一个战略部署。这一部署在短期内虽未表现出其任何积极成果，但十余年后，当张骞历尽千辛万苦，带回有关西域的许多前所来闻的消息时，就使历史发生较反击匈奴意义更深远的变化——开辟了由中原通往西域的一条国际通道“丝绸之路”。
汉武帝即位初期处理的另一件大事，是“东瓯”和“闽越”两支少数民族纠纷问题。
在今天风景秀丽的浙江南部瓯江、灵江流域，西汉时居住着一个少数民族，当时称为“东瓯”。在“东瓯”的南面，即今福建境内，居住着另一个少数民族，称为“闽越”。这两个民族经常发生冲突。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出兵攻击东瓯，东瓯无力抵抗，立即派人至首都长安向武帝告急，要求援助。19岁的武帝拿不定主意，便召集大臣讨论，让各抒己见。掌握着全国军权的太尉田蚡首先反对援助东瓯。他说：“东瓯、闽越都是越人，他们之间相互攻击是常事。自秦代以来都把他们弃之不管，我们何必去救他们!”很显然，田蚡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只是墨守陈规，坐视两个少数民族相互争斗。而新擢升的中大夫严助不同意田蚡的看法，对武帝说：“小国有危难，向天子求助，说明他们对汉王朝仰慕。我们为什么弃置他们而不顾呢?秦在当时不仅顾不上越人相互攻击之事，甚至后来连自己的首都咸阳都没有守住，怎么能以秦朝为榜样呢?现在，一个小国来告急，若汉朝不管，又如何使更多的小国归服呢?”严助的分析是符合当时的形势的，武帝立刻表示太尉的说法不妥，明确支持严助的积极主张，并派严助持节代表西汉政府至会稽(今浙江绍兴)调兵援助东瓯。
严助受命后欣然奔赴会稽，不料会稽守竟对这位新擢升的朝廷命臣极为藐视，而拒绝发兵。严助毫不动摇，果断地将直接抗命的一个司马斩首，其他官员见状皆震服，表示惟命是从。于是，严助顺利地率兵向东瓯进发。当严助的援军尚在途中时，闽越早已闻讯撤兵。东瓯得救后，对汉王朝极为感激；又怕闽越再次来犯，便主动请求向内地迁徙。武帝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下令将其迁到江、淮间。此后，东瓯人便在这里与当地汉人共同生活。这不仅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有利于各民族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汉王朝的威望，巩固了中国的统一。武帝对此事件的处理，否定了重臣、贵戚田蚡的守旧观点，依靠和相信能审时度势、精明果敢的后起之秀严助，充分表现了这位年轻皇帝的才干。
这次，闽越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居住在今广东一带的南越又受到好斗的闽越王的攻击。南越王赵胡遵照藩臣之制不敢擅自发兵，先派人向汉天子请示处置办法。汉武帝对南越王这种尊重汉朝廷的表现十分满意，立即派大行王恢、大农令韩安国各率一路大军，向闽越进攻，以支持南越。
征伐闽越的大军，开赴前线之际，在朝廷内部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淮南王刘安立即奏书，劝皇帝不要发兵，理由是越人落后，“断发文身”，处于荒蛮之地，不必为他们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只要用“德”感化就够了。
刘安鼓吹这种放弃统一、听任分裂的错误主张，除了他顽固地死守已过时的“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以外，还有实际的政治目的，就是企图谋反。
原来，在汉文帝时代，刘安的生父淮南王刘长就因谋反被朝廷发觉，畏罪绝食而死。当时的刘安虽只有七八岁，但他是不会忘记这件事情的。后来，刘安又被袭封为淮南王，他不仅不感恩，反而时刻不忘前仇，对朝廷始终有异心，一遇风吹草动，就激起他的反叛情绪，跃跃欲试。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当吴楚七国举行叛乱时，淮南王刘安本想出兵响应，只因掌握兵权的国相不愿叛汉而拒绝听其指挥，使淮南未及发兵，而吴楚等七国即相继兵败，这样，刘安才幸免获罪。汉武帝即位以后，对刘安以长辈之礼尊之。尤其刘安善鼓琴，喜读书，又能作文章，汉武帝更加欣赏，常同他一起宴饮，谈诗论赋直至深夜。然而，这一切并未稍减刘安的野心。对汉武帝心怀不满的武安侯田蚡也趁机煽动刘安说：当今皇帝无太子，你乃汉高祖皇孙，一旦皇帝去世，继位的，除了您还有谁呢?当时的汉武帝才二十余岁，距去世又为期尚远，还谈不到继承人的问题，但利令智昏的刘安竟沾沾自喜，多方笼络朝野人士，为登帝位积极准备。正巧，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天空出现一颗彗星，有人又趁机对刘安说：“今彗星当天，天下当起兵。”刘安大喜，加紧备战，企图以武力夺取帝位。武帝要发兵讨闽越，他因谋反准备尚未完成，极力阻止出兵，惟恐闽越平定后，中央的力量更加强大，对他的谋反不利。
但是，刘安的阴谋并未得逞。汉武帝没有被他的花言巧语所动摇，征闽越的大军按原计划开赴前线，汉军的声威早使闽越内部瓦解。当王恢、韩安国所率领的军队尚未达到闽越边境时，闽越王的弟弟余善已将其兄郢的首级割下送给汉军谢罪，率部投降。闽越对汉王朝友好的繇君丑被立为粤繇王，另立有功的余善为东越王。从此，他们都归属西汉朝廷管辖，民族纠纷得到妥善解决，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又粉碎了刘安分裂国家的阴谋。汉武帝当政后，在初试身手中，就表现出他多谋善断，并有远见卓识。
最先碰到的是如何对付匈奴这个恼人的问题。对于几十年忍辱退让的“和亲政策”，汉武帝早就厌烦了。他一登上皇帝宝座，就要寻找机会对匈奴进行反击。不久，就传来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北方的匈奴奴隶主贵族在侵扰中原汉王朝的同时，还横暴地欺压、凌辱周围的其它少数民族。居住在祁连、敦煌间的月氏(zhi音支)人，就是被匈奴欺辱的一个民族。匈奴单于曾把被打败的月氏王的头割下作成酒杯用。这种野蛮、残忍的行为激起月氏人的极大仇恨，但因无力反抗，只好忍辱含恨向西方远逃。这个消息传到西汉朝廷后，群臣们都很震惊。武帝当即决定：把仇恨匈奴的月氏人联络起来，共同对付匈奴，以断其右臂。这是西汉统治者透过四周各族包围的浓雾，第一次把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而这一决策的深远影响，则是武帝所预料不到的。
当时，月氏已远遁，必须派出一名勇敢坚强的使者去寻找那远在匈奴占领区以西的月氏，才能谈得到实现这一“断匈奴右臂的计划。于是，武帝就向全国发出召募公文，征求自愿出使匈奴的有志之士。公文发出不久，就有汉中(今陕西城固)人张骞应募。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命张骞持节代表西汉政府前往西域，出使大月氏。张骞接受了这一使命，率领一支百余人的使团，从繁华的首都长安向着茫茫的沙漠、无边的草原和未卜的前程进发了。
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是汉武帝反攻匈奴的第一个战略部署。这一部署在短期内虽未表现出其任何积极成果，但十余年后，当张骞历尽千辛万苦，带回有关西域的许多前所来闻的消息时，就使历史发生较反击匈奴意义更深远的变化——开辟了由中原通往西域的一条国际通道“丝绸之路”。
汉武帝即位初期处理的另一件大事，是“东瓯”和“闽越”两支少数民族纠纷问题。
在今天风景秀丽的浙江南部瓯江、灵江流域，西汉时居住着一个少数民族，当时称为“东瓯”。在“东瓯”的南面，即今福建境内，居住着另一个少数民族，称为“闽越”。这两个民族经常发生冲突。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出兵攻击东瓯，东瓯无力抵抗，立即派人至首都长安向武帝告急，要求援助。19岁的武帝拿不定主意，便召集大臣讨论，让各抒己见。掌握着全国军权的太尉田蚡首先反对援助东瓯。他说：“东瓯、闽越都是越人，他们之间相互攻击是常事。自秦代以来都把他们弃之不管，我们何必去救他们!”很显然，田蚡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只是墨守陈规，坐视两个少数民族相互争斗。而新擢升的中大夫严助不同意田蚡的看法，对武帝说：“小国有危难，向天子求助，说明他们对汉王朝仰慕。我们为什么弃置他们而不顾呢?秦在当时不仅顾不上越人相互攻击之事，甚至后来连自己的首都咸阳都没有守住，怎么能以秦朝为榜样呢?现在，一个小国来告急，若汉朝不管，又如何使更多的小国归服呢?”严助的分析是符合当时的形势的，武帝立刻表示太尉的说法不妥，明确支持严助的积极主张，并派严助持节代表西汉政府至会稽(今浙江绍兴)调兵援助东瓯。
严助受命后欣然奔赴会稽，不料会稽守竟对这位新擢升的朝廷命臣极为藐视，而拒绝发兵。严助毫不动摇，果断地将直接抗命的一个司马斩首，其他官员见状皆震服，表示惟命是从。于是，严助顺利地率兵向东瓯进发。当严助的援军尚在途中时，闽越早已闻讯撤兵。东瓯得救后，对汉王朝极为感激；又怕闽越再次来犯，便主动请求向内地迁徙。武帝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下令将其迁到江、淮间。此后，东瓯人便在这里与当地汉人共同生活。这不仅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有利于各民族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汉王朝的威望，巩固了中国的统一。武帝对此事件的处理，否定了重臣、贵戚田蚡的守旧观点，依靠和相信能审时度势、精明果敢的后起之秀严助，充分表现了这位年轻皇帝的才干。
这次，闽越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居住在今广东一带的南越又受到好斗的闽越王的攻击。南越王赵胡遵照藩臣之制不敢擅自发兵，先派人向汉天子请示处置办法。汉武帝对南越王这种尊重汉朝廷的表现十分满意，立即派大行王恢、大农令韩安国各率一路大军，向闽越进攻，以支持南越。
征伐闽越的大军，开赴前线之际，在朝廷内部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淮南王刘安立即奏书，劝皇帝不要发兵，理由是越人落后，“断发文身”，处于荒蛮之地，不必为他们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只要用“德”感化就够了。
刘安鼓吹这种放弃统一、听任分裂的错误主张，除了他顽固地死守已过时的“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以外，还有实际的政治目的，就是企图谋反。
原来，在汉文帝时代，刘安的生父淮南王刘长就因谋反被朝廷发觉，畏罪绝食而死。当时的刘安虽只有七八岁，但他是不会忘记这件事情的。后来，刘安又被袭封为淮南王，他不仅不感恩，反而时刻不忘前仇，对朝廷始终有异心，一遇风吹草动，就激起他的反叛情绪，跃跃欲试。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当吴楚七国举行叛乱时，淮南王刘安本想出兵响应，只因掌握兵权的国相不愿叛汉而拒绝听其指挥，使淮南未及发兵，而吴楚等七国即相继兵败，这样，刘安才幸免获罪。汉武帝即位以后，对刘安以长辈之礼尊之。尤其刘安善鼓琴，喜读书，又能作文章，汉武帝更加欣赏，常同他一起宴饮，谈诗论赋直至深夜。然而，这一切并未稍减刘安的野心。对汉武帝心怀不满的武安侯田蚡也趁机煽动刘安说：当今皇帝无太子，你乃汉高祖皇孙，一旦皇帝去世，继位的，除了您还有谁呢?当时的汉武帝才二十余岁，距去世又为期尚远，还谈不到继承人的问题，但利令智昏的刘安竟沾沾自喜，多方笼络朝野人士，为登帝位积极准备。正巧，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天空出现一颗彗星，有人又趁机对刘安说：“今彗星当天，天下当起兵。”刘安大喜，加紧备战，企图以武力夺取帝位。武帝要发兵讨闽越，他因谋反准备尚未完成，极力阻止出兵，惟恐闽越平定后，中央的力量更加强大，对他的谋反不利。
但是，刘安的阴谋并未得逞。汉武帝没有被他的花言巧语所动摇，征闽越的大军按原计划开赴前线，汉军的声威早使闽越内部瓦解。当王恢、韩安国所率领的军队尚未达到闽越边境时，闽越王的弟弟余善已将其兄郢的首级割下送给汉军谢罪，率部投降。闽越对汉王朝友好的繇君丑被立为粤繇王，另立有功的余善为东越王。从此，他们都归属西汉朝廷管辖，民族纠纷得到妥善解决，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又粉碎了刘安分裂国家的阴谋。汉武帝当政后，在初试身手中，就表现出他多谋善断，并有远见卓识。
汉代雄风汉武帝/林剑鸣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