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宫廷生活
林剑鸣
汉武帝刘彻自从当上皇帝后，至二十二岁以前，除了参与处理少数朝政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优游享乐之中。他同历代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皇帝一样，沉溺于声色歌舞，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
在历代帝王深宫里，无数的年轻美貌女子，供皇帝一人玩弄，汉武帝自不例外。即使如此，他仍不断在宫外拈花惹草。最初，在众多的姬妾中，他最宠爱姑母长公主的女儿阿娇，立阿娇为皇后。有一次，汉武帝在姐姐平阳公主家偶然看见歌伎卫子夫，立刻被她那姿色所动，就迫不及待地在更衣室把她占为己有，接入宫中。从此，对阿娇冷落。不久就废掉阿娇而立卫子夫为皇后。在汉武帝的一生中，得到他“宠幸”的姬妾比西汉王朝任何一个皇帝都多，从中也反映出他的荒淫程度。至于豪华的宫室，远方的珍禽异兽，以及美味佳肴，更是汉武帝一生所乐于追求的。
年轻的皇帝也有着高雅和英武的情趣。汉武帝喜欢文学艺术，酷爱骑马打猎，这反映出他的宫廷生活的另一方面。他很喜爱诗、赋，也特别爱惜诗人、文士。在他身边集聚了一批很有才学的知识分子。有一次，汉武帝读到《子虚赋》，十分欣赏这篇赋的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才华，感叹地说：“朕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流露出极想结识这位作者的心情。恰好这时负责给他养狗的杨得意在旁，就上前说：“《子虚赋》的作者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武帝听后大喜，立刻要召见这位才子。原来，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都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小名“犬子”(小狗)，因崇拜古代的蔺相如而改名为司马相如。他从小好读书，擅长诗赋。汉景帝时曾任武骑常侍，随同皇帝左右。后因景帝对词赋不感兴趣，司马相如也被免官，离开长安到梁国，随梁孝王。《子虚赋》就是司马相如在梁国时的作品。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就回到故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临邛(今四川邛崃县)富人卓王孙。宴会上，司马相如弹奏的幽扬悦耳的琴声，感动了卓王孙的新寡的女儿卓文君，这一对知音不久就由相爱而私奔。文君随相如回到家徒四壁的成都，相如和文君只好自谋生计，在成都闹市区开了一个酒馆，文君当炉，相如穿着酒保的服装招待客人。当汉武帝要召见他的时候，虽然卓王孙已经无可奈何地给了他不少的钱财、田产，成了富人，但也还是一个远离首都的、默默无闻的小地主，他那突出的文学才华还没有机会充分发挥出来。汉武帝将司马相如召至朝廷后，授予官职，赐给笔札，令其为文作赋。从此随从在皇帝左右，创作了大量的诗赋。这些文学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学遗产中的精华，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流传至今的有《子虚》和《上林》二赋，其内容是以浓绘重彩描写帝王、贵族田猎之盛和苑囿的华美，在极力铺陈渲染中，反映了一些宫廷生活的奢侈。赋是战国的荀卿和宋玉等创作的文学体裁，在司马相如的笔下发展到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顶端。这颗文学史上的璀璨明星的出现，与汉武帝对他的赏识是有很大关系的。
司马相如的文学才能及其作品，无疑对汉武帝也有极大影响。如《子虚》、《上林》二赋中都有一些反对奢侈淫靡的话，寓一点规谏之意。所谓“曲终奏雅”，多少能起到一点“讽一而劝百”的作用。据传说：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失宠后，深居在长门宫，不得见皇帝，愁闷悲思之际，就用“黄金百斤”请司马相如替她写了一篇《长门赋》，将失宠后的心情写得委宛曲折，使武帝看过之后也大受感动。可见司马相如对汉武帝的影响之大。
除司马相如外，在汉武帝身边还有枚皋、刘安、朱买臣、严助等文人、学士。他们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诗人。汉武帝不仅欣赏他们的才华和作品，而且还同他们一起吟诗作赋，常常同他们以诗赋唱和。在他的影响下，不少文臣、武将也喜欢吟咏。君臣们时常聚会在柏梁台饮酒赋诗。据说古诗中的“柏梁体”就是由汉武帝与群臣赋诗而开始风行起来的。汉武帝的诗赋也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流传至今的有《瓠子歌》、《秋风辞》和《李夫人歌》等，虽是晚年的作品，但也可看出汉武帝年轻的时候就具有很深的文学修养。
年轻的汉武帝还招选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政论家和机敏聪慧、足智多谋之士，善于以诙谐辞令进谏的东方朔就是其中的一个。东方朔虽然当时仅是个地位不高的侍郎(后升为给事中)，但常常巧妙地阻止汉武帝的一些不合理的行动。有一次，汉武帝突然想把阿城(今陕西省咸阳附近)以南、周至以东、宜春以西的大片良田都划为上林苑，供自己游猎之用。东方朔就用“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汉书·东方朔传》)的故事劝阻，终于改变了汉武帝的主意。汉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年老寡居，五十多岁还不甘寂寞，竟找了一个十几岁的董偃为男宠。汉武帝因她是自己的姑姑，又是岳母，还帮助过自己谋取帝位，所以不仅不干涉她的放荡行为，反而尊称面董偃为“主人翁”，并要在皇帝接见大臣的宫殿——宣室内设宴款待董偃。当时在殿下执戟守卫的东方朔就向汉武帝指出：董偃伤风败俗，实为“淫首”，乃“国之大贼”，不能让这样的人进入宣室。汉武帝听他说得有理，也只好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在同这些有识之士往来中，逐渐增长了年轻的汉武帝的才干和见识，也培养了他求贤纳谏的作风和开阔的胸襟。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一贯注意发现和招揽人才。西汉时期，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都出在汉武帝统治时代，并为西汉王朝作出了重要贡献，绝不是偶然的。
汉武帝刘彻的兴趣和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爱好音乐、歌舞，精通音律。善歌舞的李延年就是汉武帝宫中众多的艺术家中的一个。他还喜欢读书，刚一即位就慨叹“书缺简脱”《汉书·艺文志序》)，常常把各地藏书和博学之士接到首都来，让他们精研文献，或与之尽日长谈。这种重视文化和爱惜文人的作风，对西汉文化事业的发展起着直接地推动作用。
汉武帝青年时代就喜欢文学、艺术，谙熟典籍，时常与文人、学士交往，但他绝不是一个纤弱的文人，更不是拘谨的书生。他性格的主要方面乃是雄武豪放，勇敢奋发。这种气质表现在汉武帝对打猎的浓厚兴趣上。他不仅在白王宫的苑囿内常纵马猎兽，而且不时脱下皇帝的御衣，轻装戎服，同身边的卫士溜出宫外，到田野里击鹰追兔。他热衷于同巨熊、野猪等猛兽搏击，不怕冒险。他的勇敢行为连臣下也为之担心。司马相如就曾上书劝谏，希望他改变“陵险阻、射猛兽”(《汉书·司马相如传》)的十分危险的爱好，但他并未因此而稍示怯弱。当然，汉武帝酷爱狩猎也给人民带来了一些灾难。他率领着一批如狼似虎的卫士在农民的田地里追逐野兽，糟蹋庄稼，破坏生产，以至遭到农民的咒骂。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汉武帝年轻时所表现出的多方面才能和爱好，追求享受和好大喜功的作风，高雅的情趣及尚武的精神，这一切统一而和谐地糅和在一个人身上。形成了他所特有的雄武好胜的气质。这种气质正是西汉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反映，也是当时客观形势所需的，无疑会给宫内外的风尚带来一定的影响。
在历代帝王深宫里，无数的年轻美貌女子，供皇帝一人玩弄，汉武帝自不例外。即使如此，他仍不断在宫外拈花惹草。最初，在众多的姬妾中，他最宠爱姑母长公主的女儿阿娇，立阿娇为皇后。有一次，汉武帝在姐姐平阳公主家偶然看见歌伎卫子夫，立刻被她那姿色所动，就迫不及待地在更衣室把她占为己有，接入宫中。从此，对阿娇冷落。不久就废掉阿娇而立卫子夫为皇后。在汉武帝的一生中，得到他“宠幸”的姬妾比西汉王朝任何一个皇帝都多，从中也反映出他的荒淫程度。至于豪华的宫室，远方的珍禽异兽，以及美味佳肴，更是汉武帝一生所乐于追求的。
年轻的皇帝也有着高雅和英武的情趣。汉武帝喜欢文学艺术，酷爱骑马打猎，这反映出他的宫廷生活的另一方面。他很喜爱诗、赋，也特别爱惜诗人、文士。在他身边集聚了一批很有才学的知识分子。有一次，汉武帝读到《子虚赋》，十分欣赏这篇赋的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才华，感叹地说：“朕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流露出极想结识这位作者的心情。恰好这时负责给他养狗的杨得意在旁，就上前说：“《子虚赋》的作者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武帝听后大喜，立刻要召见这位才子。原来，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都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小名“犬子”(小狗)，因崇拜古代的蔺相如而改名为司马相如。他从小好读书，擅长诗赋。汉景帝时曾任武骑常侍，随同皇帝左右。后因景帝对词赋不感兴趣，司马相如也被免官，离开长安到梁国，随梁孝王。《子虚赋》就是司马相如在梁国时的作品。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就回到故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临邛(今四川邛崃县)富人卓王孙。宴会上，司马相如弹奏的幽扬悦耳的琴声，感动了卓王孙的新寡的女儿卓文君，这一对知音不久就由相爱而私奔。文君随相如回到家徒四壁的成都，相如和文君只好自谋生计，在成都闹市区开了一个酒馆，文君当炉，相如穿着酒保的服装招待客人。当汉武帝要召见他的时候，虽然卓王孙已经无可奈何地给了他不少的钱财、田产，成了富人，但也还是一个远离首都的、默默无闻的小地主，他那突出的文学才华还没有机会充分发挥出来。汉武帝将司马相如召至朝廷后，授予官职，赐给笔札，令其为文作赋。从此随从在皇帝左右，创作了大量的诗赋。这些文学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学遗产中的精华，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流传至今的有《子虚》和《上林》二赋，其内容是以浓绘重彩描写帝王、贵族田猎之盛和苑囿的华美，在极力铺陈渲染中，反映了一些宫廷生活的奢侈。赋是战国的荀卿和宋玉等创作的文学体裁，在司马相如的笔下发展到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顶端。这颗文学史上的璀璨明星的出现，与汉武帝对他的赏识是有很大关系的。
司马相如的文学才能及其作品，无疑对汉武帝也有极大影响。如《子虚》、《上林》二赋中都有一些反对奢侈淫靡的话，寓一点规谏之意。所谓“曲终奏雅”，多少能起到一点“讽一而劝百”的作用。据传说：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失宠后，深居在长门宫，不得见皇帝，愁闷悲思之际，就用“黄金百斤”请司马相如替她写了一篇《长门赋》，将失宠后的心情写得委宛曲折，使武帝看过之后也大受感动。可见司马相如对汉武帝的影响之大。
除司马相如外，在汉武帝身边还有枚皋、刘安、朱买臣、严助等文人、学士。他们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诗人。汉武帝不仅欣赏他们的才华和作品，而且还同他们一起吟诗作赋，常常同他们以诗赋唱和。在他的影响下，不少文臣、武将也喜欢吟咏。君臣们时常聚会在柏梁台饮酒赋诗。据说古诗中的“柏梁体”就是由汉武帝与群臣赋诗而开始风行起来的。汉武帝的诗赋也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流传至今的有《瓠子歌》、《秋风辞》和《李夫人歌》等，虽是晚年的作品，但也可看出汉武帝年轻的时候就具有很深的文学修养。
年轻的汉武帝还招选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政论家和机敏聪慧、足智多谋之士，善于以诙谐辞令进谏的东方朔就是其中的一个。东方朔虽然当时仅是个地位不高的侍郎(后升为给事中)，但常常巧妙地阻止汉武帝的一些不合理的行动。有一次，汉武帝突然想把阿城(今陕西省咸阳附近)以南、周至以东、宜春以西的大片良田都划为上林苑，供自己游猎之用。东方朔就用“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汉书·东方朔传》)的故事劝阻，终于改变了汉武帝的主意。汉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年老寡居，五十多岁还不甘寂寞，竟找了一个十几岁的董偃为男宠。汉武帝因她是自己的姑姑，又是岳母，还帮助过自己谋取帝位，所以不仅不干涉她的放荡行为，反而尊称面董偃为“主人翁”，并要在皇帝接见大臣的宫殿——宣室内设宴款待董偃。当时在殿下执戟守卫的东方朔就向汉武帝指出：董偃伤风败俗，实为“淫首”，乃“国之大贼”，不能让这样的人进入宣室。汉武帝听他说得有理，也只好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在同这些有识之士往来中，逐渐增长了年轻的汉武帝的才干和见识，也培养了他求贤纳谏的作风和开阔的胸襟。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一贯注意发现和招揽人才。西汉时期，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都出在汉武帝统治时代，并为西汉王朝作出了重要贡献，绝不是偶然的。
汉武帝刘彻的兴趣和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爱好音乐、歌舞，精通音律。善歌舞的李延年就是汉武帝宫中众多的艺术家中的一个。他还喜欢读书，刚一即位就慨叹“书缺简脱”《汉书·艺文志序》)，常常把各地藏书和博学之士接到首都来，让他们精研文献，或与之尽日长谈。这种重视文化和爱惜文人的作风，对西汉文化事业的发展起着直接地推动作用。
汉武帝青年时代就喜欢文学、艺术，谙熟典籍，时常与文人、学士交往，但他绝不是一个纤弱的文人，更不是拘谨的书生。他性格的主要方面乃是雄武豪放，勇敢奋发。这种气质表现在汉武帝对打猎的浓厚兴趣上。他不仅在白王宫的苑囿内常纵马猎兽，而且不时脱下皇帝的御衣，轻装戎服，同身边的卫士溜出宫外，到田野里击鹰追兔。他热衷于同巨熊、野猪等猛兽搏击，不怕冒险。他的勇敢行为连臣下也为之担心。司马相如就曾上书劝谏，希望他改变“陵险阻、射猛兽”(《汉书·司马相如传》)的十分危险的爱好，但他并未因此而稍示怯弱。当然，汉武帝酷爱狩猎也给人民带来了一些灾难。他率领着一批如狼似虎的卫士在农民的田地里追逐野兽，糟蹋庄稼，破坏生产，以至遭到农民的咒骂。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汉武帝年轻时所表现出的多方面才能和爱好，追求享受和好大喜功的作风，高雅的情趣及尚武的精神，这一切统一而和谐地糅和在一个人身上。形成了他所特有的雄武好胜的气质。这种气质正是西汉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反映，也是当时客观形势所需的，无疑会给宫内外的风尚带来一定的影响。
汉代雄风汉武帝/林剑鸣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