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加强中央集权的几项措施
林剑鸣
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在打击皇室、贵族内部的敌对势力取得胜利后，又从根本上用制度和法令来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
广开选拔官吏的途径，健全统治机构，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根本措施之一。封建官僚机构是依靠一定数量的干练的官吏来发挥作用的。如何选择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所需要的官吏，乃是保障封建政权稳固的关键。汉初，在文、景时期，选拔官吏的方式除因功、爵和门第世袭者外，主要是“察举“(即由地方官吏推荐)和“征召”(即由中央征召德才兼备的人到首都，经过考察授给一定官职)。不过那时尚未形成制度。武帝即位之初，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召到董仲舒、公孙宏等文学之士。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令郡国举孝廉一人”。这是第一次以“孝”和“廉”的标准选拔人才。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武帝嫌各地举荐的“孝廉”太少，下诏督促各地郡守，要按时推举，否则，郡守等地方官就以“不敬”论罪，以“不胜任”而免职。于是，察举就形成为固定的制度。后来又规定各郡国每年举孝、廉各一人。人口在20万人以上者推举1个，40万人以上者2人。所举的人选也逐步明确，共分四类：一是德行高洁，志节清白，即品德符合封建统治要求，足以为楷模者；二是学通行修，经中博士，即精通儒家经典者；三是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吏，即懂得法律，可以当法官者；四是刚毅多略，遇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即有治理地方的能力，可以担任地方官者。这样，在武帝统治时代，察举逐步形成了一套健全的制度。
在实行察举制度的同时，汉武帝又实行普通的“征召”。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他下诏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即懂得治理国家或精通某一种学术的人，由地方负责食、宿和交通工具，送至朝廷，经考核后，即可授官。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还专门派博士6人到各地征召。被征召之士，对国内大事可各抒己见；如果所言之内容可取，就可以授予一定官职，或给以“待诏”之名等待任用。上述这些选官的办法虽在汉初就已实行，但到武帝时代逐步地形成完整制度，基本上代替了过去那种因世袭或军功而任官的旧制，使大批来自贵族、皇室以外的地主阶级有识之士，甚至来自下层人才，也被网罗到地主阶级的统治机构中，为巩固封建政权而效力。这无疑对加强中央集权是有利的。
与选官制度逐步完善的同时，汉武帝把全国的军政大权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削弱了丞相的权力。这就改变了自秦以来丞相独揽大权的局面。而在皇帝身边，由宦者担任的中书谒者令，则成为武帝的办事助手。由于其地位较低，无法与丞相分庭抗礼，因此，只能听命于武帝。这样，武帝就指挥自如了。
加强封建法制建设，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第二个措施。汉初的法制是比较宽简的，随着社会经济繁荣，在武帝即位后，征发的徭役日重，贫富愈来愈悬殊，违法越制的人愈来愈多。为保障封建政权的稳固，必须加强封建法制建设。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任命张汤为御史大夫，与赵禹共同修订、补充制定各种律令。他任命的修订法律的张汤和赵禹这两个官吏，都被传统的史学著作称为“酷吏”。其实他们都是封建社会难得的法学家。张汤是长安杜(今西安市东南)人，生在一个官吏的世家，自幼年时曾因家中老鼠偷吃肉而挖开鼠洞，把老鼠抓来“开堂审问”，并写了法律文书，其文辞之老练，使他的父亲见到都大吃一惊。这正是当时社会统治阶级重视法制的环境中形成的。约在景帝时期，年轻的张汤即为长安吏，秉公执法，致使当地宗室豪强皆嫉恨。武帝即位后，对这位正直、清廉的官吏倍加重视，张汤由小吏升为侍御史，陈皇后巫祝之狱，就是汉武帝命张汤办理的。汉武帝对张汤处理此案十分满意的，所以，不久令张汤同赵禹共同制定律令。赵禹也是有名的廉洁官吏，他执法时，有意同公卿、贵族甚至宾客、亲友断绝往来，从来不请客吃饭，也拒绝别人的邀请，“据法守正”，不徇情枉法。张、赵二人正是由于共同的品质、作风而成为莫逆之交。汉武帝任命这样两个秉公执法的“酷吏”制定、补充律令，可见其加强法制的决心。张汤和赵禹所制定的法令，今可考者有《见知故纵监部主之法》、《越宫律》、《朝会正律》等等。这些法律无疑都是镇压劳动人民，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一部分则是针对地主阶级内部违法越制的。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是有积极的作用，至于以后西汉的法网日密，达到“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的程度，成为严刑酷法，那是以后的事情。
以上几项制度的完善，是建设封建政权的根本措施，它们不仅加强了当时的中央集权，而且对此后的封建制度也有深远的影响。
广开选拔官吏的途径，健全统治机构，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根本措施之一。封建官僚机构是依靠一定数量的干练的官吏来发挥作用的。如何选择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所需要的官吏，乃是保障封建政权稳固的关键。汉初，在文、景时期，选拔官吏的方式除因功、爵和门第世袭者外，主要是“察举“(即由地方官吏推荐)和“征召”(即由中央征召德才兼备的人到首都，经过考察授给一定官职)。不过那时尚未形成制度。武帝即位之初，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召到董仲舒、公孙宏等文学之士。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令郡国举孝廉一人”。这是第一次以“孝”和“廉”的标准选拔人才。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武帝嫌各地举荐的“孝廉”太少，下诏督促各地郡守，要按时推举，否则，郡守等地方官就以“不敬”论罪，以“不胜任”而免职。于是，察举就形成为固定的制度。后来又规定各郡国每年举孝、廉各一人。人口在20万人以上者推举1个，40万人以上者2人。所举的人选也逐步明确，共分四类：一是德行高洁，志节清白，即品德符合封建统治要求，足以为楷模者；二是学通行修，经中博士，即精通儒家经典者；三是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吏，即懂得法律，可以当法官者；四是刚毅多略，遇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即有治理地方的能力，可以担任地方官者。这样，在武帝统治时代，察举逐步形成了一套健全的制度。
在实行察举制度的同时，汉武帝又实行普通的“征召”。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他下诏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即懂得治理国家或精通某一种学术的人，由地方负责食、宿和交通工具，送至朝廷，经考核后，即可授官。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还专门派博士6人到各地征召。被征召之士，对国内大事可各抒己见；如果所言之内容可取，就可以授予一定官职，或给以“待诏”之名等待任用。上述这些选官的办法虽在汉初就已实行，但到武帝时代逐步地形成完整制度，基本上代替了过去那种因世袭或军功而任官的旧制，使大批来自贵族、皇室以外的地主阶级有识之士，甚至来自下层人才，也被网罗到地主阶级的统治机构中，为巩固封建政权而效力。这无疑对加强中央集权是有利的。
与选官制度逐步完善的同时，汉武帝把全国的军政大权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削弱了丞相的权力。这就改变了自秦以来丞相独揽大权的局面。而在皇帝身边，由宦者担任的中书谒者令，则成为武帝的办事助手。由于其地位较低，无法与丞相分庭抗礼，因此，只能听命于武帝。这样，武帝就指挥自如了。
加强封建法制建设，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第二个措施。汉初的法制是比较宽简的，随着社会经济繁荣，在武帝即位后，征发的徭役日重，贫富愈来愈悬殊，违法越制的人愈来愈多。为保障封建政权的稳固，必须加强封建法制建设。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任命张汤为御史大夫，与赵禹共同修订、补充制定各种律令。他任命的修订法律的张汤和赵禹这两个官吏，都被传统的史学著作称为“酷吏”。其实他们都是封建社会难得的法学家。张汤是长安杜(今西安市东南)人，生在一个官吏的世家，自幼年时曾因家中老鼠偷吃肉而挖开鼠洞，把老鼠抓来“开堂审问”，并写了法律文书，其文辞之老练，使他的父亲见到都大吃一惊。这正是当时社会统治阶级重视法制的环境中形成的。约在景帝时期，年轻的张汤即为长安吏，秉公执法，致使当地宗室豪强皆嫉恨。武帝即位后，对这位正直、清廉的官吏倍加重视，张汤由小吏升为侍御史，陈皇后巫祝之狱，就是汉武帝命张汤办理的。汉武帝对张汤处理此案十分满意的，所以，不久令张汤同赵禹共同制定律令。赵禹也是有名的廉洁官吏，他执法时，有意同公卿、贵族甚至宾客、亲友断绝往来，从来不请客吃饭，也拒绝别人的邀请，“据法守正”，不徇情枉法。张、赵二人正是由于共同的品质、作风而成为莫逆之交。汉武帝任命这样两个秉公执法的“酷吏”制定、补充律令，可见其加强法制的决心。张汤和赵禹所制定的法令，今可考者有《见知故纵监部主之法》、《越宫律》、《朝会正律》等等。这些法律无疑都是镇压劳动人民，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一部分则是针对地主阶级内部违法越制的。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是有积极的作用，至于以后西汉的法网日密，达到“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的程度，成为严刑酷法，那是以后的事情。
以上几项制度的完善，是建设封建政权的根本措施，它们不仅加强了当时的中央集权，而且对此后的封建制度也有深远的影响。
汉代雄风汉武帝/林剑鸣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