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割据势力的斗争
林剑鸣
在茫茫的大沙漠南北战场上，金甲铁戈，战马长鸣，战斗十分激烈。首都长安也进行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就是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与割据势力企图夺权进行的斗争。自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历史的发展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只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才能促进封建经济发展，巩固国家的统一。而皇帝直接控制的朝廷则是中央集权的象征。这一斗争，就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围绕着皇帝和中央政权进行的。
在豪华富丽、金碧辉煌的皇宫里，有一座寂静冷清的后宫。那深深的院落虽然也有宫女、太监不时进进出出，但那云鬓和脂粉以及盏盏宫灯，怎么也掩盖不住这里的凄凉气氛。这里的主人陈皇后度日如年地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寂寞的昼夜，孤零零地倚在床头听着远远传来的汉武帝陪着宠幸的卫夫人寻欢作乐的笙歌管弦的悠扬乐曲。这位出身高贵的陈阿娇，凭着母亲是武帝的姑姑，曾经“擅宠娇贵”十余年之久。不料，自卫子夫进宫以后，汉武帝竟把她抛在一边，皇后的宫殿成了冷宫。想到这里，陈皇后的一腔怨恨都倾在卫夫人和汉武帝身上。当时有一种迷信的做法，就是利用女巫对所仇恨的人进行诅咒，或埋一个木头人做为仇人的替身，希望使仇人遭殃。这虽然是迷信，却是当时人们相信不疑的。陈皇后就用这种方法“祠祭祝诅”，想以此泄忿。谁知此事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被汉武帝发现，立即令当时有名的“酷吏”张汤追查。结果，在张汤的“穷治”之下，不仅直接帮助陈皇后的女巫楚服被处死，而且株连及三百多人被杀，陈皇后也被打入长门宫，过上了囚禁的生活。这一场“巫祝之狱”，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宫廷内部后妃争宠的矛盾，其实背后隐藏着政治斗争。原来，在宫内坚持主张黄老政治的总代表窦太后死后，这一派势力并没有彻底被消灭。陈阿娇是窦太后的外孙女，守旧势力必然把她推到代理人的位置上，来影响武帝。而武帝对她由“宠幸”到厌恶，表面看是由于“无子”，但不生子并非根本原因。从武帝的思想倾向看，他不再墨守那一套过时的政治主张，所以必然反对身边皇室出身的陈皇后，而宁愿从宫外的下层歌伎中选择皇后。这就是陈皇后被弃后仇恨武帝的主要原因，也是巫祝的阴谋败露后被处死者达三百多人的根本原因。这场坚持守旧和主张进步的斗争，也是削弱中央集权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斗争。还有更严重的斗争，这就是淮南王、衡山王的谋反。淮南王刘安阴谋叛乱已久，随着形势的发展，叛乱的准备在加紧进行。刘安有一个能说会道的女儿，名刘陵。为准备叛乱，刘安派她到长安，与武帝左右的皇室贵族和大臣结交，以窥视朝廷的动向。刘安还逼得儿媳妇自己提出回娘家，离开淮南国，因为儿媳妇是皇后外孙修成君的女儿，怕她暴露谋反的内幕。从此，淮南王刘安和太后荼、儿子刘迁及女儿刘陵为所欲为，强掠民财，大肆抓人，弄得淮南民不聊生。
汉武帝对刘安始终抱宽容的态度，甚至在刘安要刺杀朝廷派来的大臣时，他还不同意公卿欲依法处死刘安，而仅仅批准削夺了两县的食邑。但这并没有消除刘安谋反的企图，他反而变本加厉与谋士左吴等查看地图，部署兵力。元狩六年(公元前122年)，刘安另一个儿子不害之子刘建，因仇恨其伯父太子刘迁，暗中遣人揭发刘迁谋反之事。汉武帝得知刘迁蓄意谋反，下令逮捕。淮南王刘安见事已败露，即准备发兵公开反叛。正犹豫间，其子刘迁畏罪自杀未遂，参与密谋的淮南王的中郎伍被向朝廷自首，将刘安谋反事实彻底告发。武帝下令围淮南王宫，捕太子、王后及参与谋反者，并派宗正持节处理刘安。刘安闻讯即自杀，王后荼、太子迁及参与谋反者皆被处以极刑。不久又发现衡山王刘赐有参与谋反的迹象，武帝也派宗正前往处理。衡山王闻讯后自杀，王后、太子及有牵连者皆被处死。
在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中，被处死的列侯、豪强地主、大官僚等计数万人。
这一场政治风暴，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加强中央集权和反对中央集权的两股势力长期较量的结果。原来，汉初所封的诸侯王，经过景帝的“削藩”，虽有很大削弱，但在武帝即位之时，仍有几国尚存。这些诸侯王国妨碍汉王朝统一，是中央集权的障碍，而其中淮南、衡山又时刻图谋叛乱，与朝廷分庭抗礼，这显然是不利于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的。要加强中央集权，必须彻底解决这些诸侯王的问题。早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曾献策汉武帝，用“推恩分子弟”的办法进一步削弱各诸侯国。这个办法是允许各诸侯国王将本国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子弟，这些子弟也可以向下再分。表面上看，这是使诸侯王及子弟都可以得到分封的土地，使“人人喜得所愿”，皆大欢喜。实际上，这样层层下分，最后必然分得国土愈来愈小，其势力自然削弱。武帝对主父偃这一建议很欣赏，就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正月即下令实行。此后，王公无不封其子弟为侯，而诸侯的数目愈来愈多，但其势力则愈来愈小。“推恩令”的实行是西汉诸侯王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从此，汉武帝对诸侯王的约束一步步严格，对那些横行不法、破坏封建法制的加以镇压。那些势力尚大的诸侯王如刘安，自然不甘心被年轻的汉武帝挟制，其谋反乃是必然的。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更不能坐视不理，所以，对淮南、衡山的镇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不可缺少的一步。
在豪华富丽、金碧辉煌的皇宫里，有一座寂静冷清的后宫。那深深的院落虽然也有宫女、太监不时进进出出，但那云鬓和脂粉以及盏盏宫灯，怎么也掩盖不住这里的凄凉气氛。这里的主人陈皇后度日如年地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寂寞的昼夜，孤零零地倚在床头听着远远传来的汉武帝陪着宠幸的卫夫人寻欢作乐的笙歌管弦的悠扬乐曲。这位出身高贵的陈阿娇，凭着母亲是武帝的姑姑，曾经“擅宠娇贵”十余年之久。不料，自卫子夫进宫以后，汉武帝竟把她抛在一边，皇后的宫殿成了冷宫。想到这里，陈皇后的一腔怨恨都倾在卫夫人和汉武帝身上。当时有一种迷信的做法，就是利用女巫对所仇恨的人进行诅咒，或埋一个木头人做为仇人的替身，希望使仇人遭殃。这虽然是迷信，却是当时人们相信不疑的。陈皇后就用这种方法“祠祭祝诅”，想以此泄忿。谁知此事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被汉武帝发现，立即令当时有名的“酷吏”张汤追查。结果，在张汤的“穷治”之下，不仅直接帮助陈皇后的女巫楚服被处死，而且株连及三百多人被杀，陈皇后也被打入长门宫，过上了囚禁的生活。这一场“巫祝之狱”，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宫廷内部后妃争宠的矛盾，其实背后隐藏着政治斗争。原来，在宫内坚持主张黄老政治的总代表窦太后死后，这一派势力并没有彻底被消灭。陈阿娇是窦太后的外孙女，守旧势力必然把她推到代理人的位置上，来影响武帝。而武帝对她由“宠幸”到厌恶，表面看是由于“无子”，但不生子并非根本原因。从武帝的思想倾向看，他不再墨守那一套过时的政治主张，所以必然反对身边皇室出身的陈皇后，而宁愿从宫外的下层歌伎中选择皇后。这就是陈皇后被弃后仇恨武帝的主要原因，也是巫祝的阴谋败露后被处死者达三百多人的根本原因。这场坚持守旧和主张进步的斗争，也是削弱中央集权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斗争。还有更严重的斗争，这就是淮南王、衡山王的谋反。淮南王刘安阴谋叛乱已久，随着形势的发展，叛乱的准备在加紧进行。刘安有一个能说会道的女儿，名刘陵。为准备叛乱，刘安派她到长安，与武帝左右的皇室贵族和大臣结交，以窥视朝廷的动向。刘安还逼得儿媳妇自己提出回娘家，离开淮南国，因为儿媳妇是皇后外孙修成君的女儿，怕她暴露谋反的内幕。从此，淮南王刘安和太后荼、儿子刘迁及女儿刘陵为所欲为，强掠民财，大肆抓人，弄得淮南民不聊生。
汉武帝对刘安始终抱宽容的态度，甚至在刘安要刺杀朝廷派来的大臣时，他还不同意公卿欲依法处死刘安，而仅仅批准削夺了两县的食邑。但这并没有消除刘安谋反的企图，他反而变本加厉与谋士左吴等查看地图，部署兵力。元狩六年(公元前122年)，刘安另一个儿子不害之子刘建，因仇恨其伯父太子刘迁，暗中遣人揭发刘迁谋反之事。汉武帝得知刘迁蓄意谋反，下令逮捕。淮南王刘安见事已败露，即准备发兵公开反叛。正犹豫间，其子刘迁畏罪自杀未遂，参与密谋的淮南王的中郎伍被向朝廷自首，将刘安谋反事实彻底告发。武帝下令围淮南王宫，捕太子、王后及参与谋反者，并派宗正持节处理刘安。刘安闻讯即自杀，王后荼、太子迁及参与谋反者皆被处以极刑。不久又发现衡山王刘赐有参与谋反的迹象，武帝也派宗正前往处理。衡山王闻讯后自杀，王后、太子及有牵连者皆被处死。
在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中，被处死的列侯、豪强地主、大官僚等计数万人。
这一场政治风暴，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加强中央集权和反对中央集权的两股势力长期较量的结果。原来，汉初所封的诸侯王，经过景帝的“削藩”，虽有很大削弱，但在武帝即位之时，仍有几国尚存。这些诸侯王国妨碍汉王朝统一，是中央集权的障碍，而其中淮南、衡山又时刻图谋叛乱，与朝廷分庭抗礼，这显然是不利于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的。要加强中央集权，必须彻底解决这些诸侯王的问题。早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曾献策汉武帝，用“推恩分子弟”的办法进一步削弱各诸侯国。这个办法是允许各诸侯国王将本国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子弟，这些子弟也可以向下再分。表面上看，这是使诸侯王及子弟都可以得到分封的土地，使“人人喜得所愿”，皆大欢喜。实际上，这样层层下分，最后必然分得国土愈来愈小，其势力自然削弱。武帝对主父偃这一建议很欣赏，就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正月即下令实行。此后，王公无不封其子弟为侯，而诸侯的数目愈来愈多，但其势力则愈来愈小。“推恩令”的实行是西汉诸侯王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从此，汉武帝对诸侯王的约束一步步严格，对那些横行不法、破坏封建法制的加以镇压。那些势力尚大的诸侯王如刘安，自然不甘心被年轻的汉武帝挟制，其谋反乃是必然的。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更不能坐视不理，所以，对淮南、衡山的镇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不可缺少的一步。
汉代雄风汉武帝/林剑鸣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