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由西汉高、惠、文、景四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的，在汉初占据主导地位的黄老刑名之学是怎样一种学说呢?
　　黄老之学是托名黄帝之言，崇尚《老子》之术的一种学术流派。
　　它的特点是：强调君权和统一，主张文武并用，刑德兼施，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用镇压与拉拢相结合的手段巩固封建统治；用天地自然之道来附会人间世事、社会关系，把封建等级制度永恒化，以此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认为统治者只要顺从自然之道，简明法度，以静制动，就可以“无为而治”。其代表著作有《老子》、《经法》、《十六经》等。黄老思想的出现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汉初社会现实，因此受到了朝廷百官和广大百姓的拥护和认可。尽管如此，黄老之学并没有独尊，汉代前期是以黄老之学为核心内容，吸取儒、墨，糅合阴阳、名、法，王霸杂用，构成了新的封建思想体系。
　　汉代前期的统治者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打破了秦代定法家为一尊的局面，只要有利于汉王朝统治的思想学术，都可以兼容并蓄。儒、墨等诸子百家在不同程度上相继复活，思想领域也活跃起来。一些文人学士参加政治活动，探寻“文武并用，长治久安”之策。文帝时贾谊倡导太学，虽未能实现，但朝廷礼聘秦博士，集诸子传说，置诗、书、礼、易博士。文帝多次下诏举士，亲自问策，授予要职，开汉代选士之端。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陈政事疏》，晁错的《论积存贮疏》、《募民实塞书》、《言兵事书》等都是千古名作。贾谊在一年之内连续升迁，官至中大夫；晁错也是当朝名士。《汉书·晁错传》载：“错数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孝文虽不用，然奇其才。”
　　景帝即位后，选士、养士之权逐渐集中到皇帝手中，纳人为中央集权服务的轨道。朝廷中的博士在皇帝制定诏令和商议国事时，可以发表意见讨论时政得失，参与朝廷各种法令、政策、措施的制定和修改。儒学已经蔚然复兴，董仲舒、胡毋生以治《公羊春秋传》被景帝立为博士；伏生仍然以硕儒大师的身份讲授尚书；治学申(不害)、商(鞅)，尤攻尚书的晁错在景帝即位后任御史大夫，深得景帝信任；以苏秦的游说辞和书信为主要内容的“纵横之学”，继续作为一种“热门”的显学而广为流传。文景时期，长安城中广立学馆，博士官在京讲学授课，全国各地郡县都派学生从师受业。这时，文化思想空前活跃，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如司马相如、扬雄、邹阳、枚乘等都是当时的散文、辞赋大家。 
　　当此之时，儒家代表人物袁固与道家代表人物黄生在汉景帝面前进行关于“汤武革命”的学术争论的事被司马迁载入史册。
　　当时汉景帝端坐在正中，袁、黄两人立在景帝面前，文武大臣有旁听者立于左右。
　　黄生滔滔不绝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总结说：冠再破都必须戴在头上，鞋再新也只能蹬在足下，桀纣虽然不道也是人君，汤武即是圣贤也属臣下，“所以汤武非受命也，乃弑也!”
　　袁固则反驳说：当时天下人心皆归汤武，所以汤武是受命而立。并反问道：按照黄生的理论，汉高祖取代暴秦即天子位也是不对的吗?袁、黄二人争论不休，最后两人都将目光转向景帝，希望皇帝能支持自己的观点。
　　景帝面对这场争论也无法判定谁是谁非。景帝暗自思索：如果承认黄生正确，就等于承认汉高祖代秦而立是大逆；如果承认袁固正确，就等于说将来汉天子不道就可以取而代之。支持两人中的哪一位，都不利于汉朝的统治。看到群臣都等待着他的裁决，景帝沉吟了片刻只好说：
　　“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其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模棱两可地制止了这件事。
　　有好事者将这件事告诉了窦太后。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认为儒生的气焰比较嚣张。为贬低儒家，太后令宣袁固入见，要问《老子》书。此举本来就有刁难找事的成分，不料袁固不识好歹，回答说：“此乃妇人言耳。”窦太后大怒，当即罚他下圈与野猪决斗，想让野猪咬死他，为自己出了这口恶气。迂腐的袁固这才知道自己得罪了皇太后，后悔已经是来不及了。袁固本是一介书生，被押到野猪圈里看见两只野猪呲着獠牙，红着小眼，弓着后腿支撑着庞大的身躯就要向他扑来，吓得腿抖如筛糠。幸亏景帝闻讯，一路小跑来到猪圈栅栏外，迅速将自己随身携带的一把利剑暗中递给他。事关生死之际，袁固这才鼓起勇气连滚带爬，奋力杀死野猪，得以死里逃生。
　　窦太后自己喜好黄老之术，还下令皇太子和外戚都得读黄老之书。直到汉武帝统治初期，窦婴、田蚡、赵绾都推行儒术，窦太后十分不悦，竟下令把丞相窦婴、太尉田蚡罢官，把御史大夫赵绾逮捕入狱，给尊儒学派以严厉打击。害得汉武帝只好把雄心暂时按捺下去，直到4年以后窦太后死，武帝才得以施展雄心，顺应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做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休养生息，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政治措施初见成效。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挟书律”，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又“除三族罪，妖言令”。汉朝廷多次派人“求亡书于天下”，许多散失于民间的书籍陆续收入朝廷。汉惠帝时广开民间献书之路，一些隐匿在民间的学者，开始从秦末战火的灰烬中寻求断简残编，致力于文化经典的辑佚工作。文、景两代也都特别重视收集图书典籍，景帝之子河间王刘德以金帛收购古籍，很多百姓都被重金吸引前来献书，河间王因此收集了许多难得的好书。早在刘邦入关之时，有远见卓识的汉丞相萧何首先将秦朝廷的国家图书档案保存下来。未央宫北边的天禄阁和石渠阁，是汉朝廷储藏图书典籍的地方，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档案图书馆。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恢复，文化教育提上日程。国盛而文兴，汉代地方官办学校制度创始于景帝时期。当时蜀郡文化落后，蜀地太守文翁每年都派学生前往长安从博士受业，司马相如就是其中之一。文翁还在市里设立官学，名为“成都学馆”，招募民间子弟学习并可免除其徭役。学成后依学生的成绩分派官职，优秀学生可被派做郡县吏。“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间，争欲为学馆弟子，富人出钱而求之，于是蜀中学馆林立。鲁人申公在家授徒，独重诗孝，门下弟子约数千人。 

汉景帝阳陵探秘/胡芳．—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