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前 言
　　“事死者如事生”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观念、孝文化意识和灵魂不灭的观念，形成了中国人浓厚的祖先崇拜意识，决定了其丧葬习俗的独特性。在古人眼中，祖先是子孙后代的保护神，那么，祖先的长眠之所——坟墓，就需要人们做出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投入，厚葬，便是其表现之一：即按“墓为真宅”②的原则，身份尊贵者在精心选择的墓地修建不同规格的墓穴，墓中陪葬以死者生前的喜好之物，仿照其生前居所“大门—院落—天井—两厢—内庭”，修建了“墓道—天井—过洞—壁龛—甬道一墓室”，并如同其住宅一样，在墙壁上绘制了壁画③。
　　壁画，从古代起就是中国绘画的主要组成部分。墨子曾谈到过殷商时的“宫墙文画”④；《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看了周明堂的壁画赞叹不已⑤；汉代鲁灵光殿“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讬之丹青”⑥；汉宣帝画功臣图像于麒麟阁⑦，由此可见，壁画之应用非常广泛。冯贯一在《中国艺术史各论》中将汉代壁画的内容分为奖勉、劝诫、自肃、震嚇、启迪五种⑧，综合历代古籍中的简述，壁画除了装饰之外，主要起了“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⑨。壁画出现在墓葬之中，是现实生活在另一世界的一种折射，体现了古人的生死观念和等级观念。
　　墓室装饰以壁画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陕西扶风县杨家堡的西周墓墓壁就绘有二方连续菱格纹图案⑩。据《史记》记载：“……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11)”，从已发现的历代墓葬(陕西、河南、山西的汉代、北周、隋唐、五代的墓葬)情况推测，秦始皇墓中“上具天文”可能指在墓室顶部绘有天文图像。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12)”，汉承秦制，并有发展，如：1976年洛阳邙山南麓发掘的西汉卜千秋墓(13)、1991年洛阳朱村东汉——曹魏墓(14)等等，皆有壁画的发现。
　　南北朝时期，1978—1979年在河北磁县大冢营村发掘的东魏茹茹公主(闾叱地连)墓中可见青龙、白虎、仪卫、列戟等壁画(15)，1979—1981年发掘的山西太原王郭村北齐娄叡墓壁画可见出行、骆驼、乐队、天象等题材(16)。北周时期的壁画墓，50年代在咸阳底张湾已有发现(17)，1983年发掘的宁夏固原深沟村李贤墓较具代表性(18)。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认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19)由此可见，隋唐时期，葬俗方面基本上继承了北朝的制度。
　　唐代(618—907)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空前繁荣的时期，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猛发展，对绘画创作及丧葬习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伴随着厚葬之风的盛行，墓室壁画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壁画在唐代绘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时艺术家们的壁画创作主要包括宫殿官邸壁画、寺观壁画、石窟壁画和墓室壁画几种。在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唐·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寺塔记》等书中记载的唐代206位画家之中，绘制过壁画的就有110人。仅“画圣”吴道子就于两京“寺观之中，图画墙壁，凡三百余间。变相人物，奇踪异状，无有同者。”(20)可惜由于战乱和时代变迁，除了地处偏隅的石窟壁画，宫殿官邸壁画大多都已泯灭无迹，寺观壁画也存之寥寥，只有封于地下的墓室壁画，许多还能保存至今。墓室壁画虽然不像宫殿壁画、寺观壁画那样多出于名家的手笔，但其娴熟的技艺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艺术特征，加之流传于今的唐代绘画作品极为罕见，又多是后人的摹本，唐墓壁画就更成为不可多得的珍品了。唐代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均有墓葬壁画的发现(21)，只是其等级、规格均无法与唐墓壁画相比。
　　目前，唐墓壁画主要发现于陕西，集中于西安市及其郊区，即唐长安城及其周围。究其原因，陕西位于整个中国版图的中部，北为陕北黄土高原，南为秦岭、大巴山及汉水谷地组成的陕南山地，南北之间是由渭河及其支流冲击而成的渭河平原，这个平均海拔500米左右、全长300多公里的狭长低洼盆地，素有“八百里秦川”之称。因处于中国东南湿润区到西北干旱区的过渡地带，全省由北到南分别为中温带、南温带和北亚热带。渭河平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区，这一地带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在古代的战争中，进可攻，退可守，是理想的战略要地，而西安正处于这个险要地带的中心。因此，中国历史上13朝在西安建都，历时一千余年。公元618—907年，唐帝国以长安为都统治了289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唐长安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决定了长安城内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会将墓地建于其周围。作为帝王及上层贵族，比较讲究墓址的选择，因其身份的尊贵、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及唐初太宗创立的“依山为陵”制度，墓葬一般都位于距长安城区较远、地势不凡、山水奇特的“风水宝地”。仅在渭河以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和蒲城6个县境内，就分布18座唐代帝王陵墓。在这些皇陵周围，由于赐葬、陪葬、申请陪葬及子孙祔葬陪陵等原因，又有大量的皇室成员、功臣、贵族等的陪葬墓。如：太宗昭陵陪葬墓达189座。至于长安城周围郊区，中下阶层的墓葬更是密集，唐人赵微明曾在诗中描写了有关的景象：“寒日蒿上明，凄凄郭东路。素车谁家子，丹旐引将去。原下荆棘丛，丛边有新墓。人间痛离别，此是长别处。旷野何萧条，青松白杨树。”(23)此外，由于陕西地区塬高土厚，地下水位深，黄土土质特殊，酸度小，含水量低，不易坍塌，故墓葬及壁画能较好地保存下来。
　　唐墓虽然遍及关中，但20世纪50年代之前陕西唐墓壁画一直未为世人所知，据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之研究》(1933年)、史岩的《东洋美术史》(1935年)、冯贯一的《中国艺术史各论》(1941年)及岑家梧的《中国艺术论集》(1949年)可知，20世纪30年代的学者论及唐代美术史时，谈到了唐代的石窟壁画、寺观壁画，但未提及墓葬壁画，由此推断当时还未曾发现唐墓壁画。自古至今，除了战争、自然灾害、生产开发对墓葬的破坏，在中国，盗墓行为就未停止过(23)，这在史书中屡有记载，但并未见到有关墓葬壁画的记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点：其一，源于厚葬风习的盗墓活动最主要的目的在于掠取随葬品。《晋书·皇浦谧传》记“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24)壁画在盗墓者眼中并无价值，而且也无法揭取、搬走、保存。加之他们在封闭多年的墓中以火烛照亮，阴暗中艳丽的壁画突现眼前，有可能在心理上对相信鬼神之说的中国人产生压力，很难相信他们事后会渲染夸耀墓壁之所见，因而没有关于盗窃壁画的记载。其二，近代以前，虽有颇有建树的金石学，但其重点在于古董，即金石书画玉器等，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因此无法像今天这样由考古工作者科学地去发掘、保护墓葬及其壁画。其三，壁画本身是一种主要使用矿物质颜料绘饰在墙上的艺术品，其独特的材质使之较难保存。近代以前的中国城乡地区，人们不具备丰富的现代科学知识，即使发现墓葬被挖开或盗开，壁画也会因人为破坏、氧化、潮湿、光照等原因迅速毁掉，而且，无法想象对墓葬颇有禁忌的普通中国人会将其所见到壁画精心保存、临摹、记载。其四，唐末长安城遭受浩劫，被朱温拆毁迁往洛阳，一代名都，化为丘墟。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其城市范围逐渐缩小，周围渐渐变为农田或荒野。此后，历经宋、元、明、清，西安地区城郊格局变化不大，对古代遗迹尤其是重要陵墓罕有地层扰动，墓葬壁画也就无缘于官方的正史记载。
　　20世纪50年代起，新中国处于经济建设的高潮期，按照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配合基建工程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中，唐墓壁画陆续出土。陕西境外地区，虽也有唐墓壁画的出土，如：广东韶关张九龄墓、山西太原新董菇村赵澄墓、山西太原金胜村唐墓、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等，但其面积、价值都无法同关中的壁画相媲美(25)。迄今为止，陕西地区已发掘、清理的唐墓达3000座以上(26)，其中正式发掘的壁画墓达一百余座，仅陕西历史博物馆就收藏唐墓壁画约1200余平方米，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因此，我们在这里对陕西地区唐墓壁画的发现和保护的情况作以概述，内容分为以下几部分：一、陕西地区唐墓的分布；二、陕西地区唐墓壁画发现的几个阶段；三、陕西地区唐墓壁画发现的几种情况；四、唐墓壁画的保护。
　　一、陕西地区唐墓的分布
　　结合考古发掘报告，纵观已知的陕西地区的唐墓，其分布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帝王陵、达官贵族墓、平民墓。
　　(1)帝王陵及其陪葬墓
　　民谚说“江南才子山东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这是因为陕西地区古代帝王陵墓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时间跨度之大，为全国首屈一指。在陕西几十座历代帝王陵墓中，唐代帝陵就多达18座，此外，唐代还把陪葬帝陵明显地制度化，并将其推向极盛。
　　唐代19位皇帝的18座陵(其中，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合葬乾陵)都分布在渭河以北，分布在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6个县内，若以南部的长安城为基点，则形成一个东西140余公里、102°的扇面，其南北高低落差约400—800米，总面积近3000平方公里，体现了其背倚山原、面临平川、囊括京都的设计思想(27)。
　　(见表04 陕西地区唐墓的分布)
　　(2)达官贵族墓
　　作为一代帝都，唐长安城这个面积达84平方公里的大都会中(28)，士庶住宅的分布有明显的地区差别，张永禄《唐都长安》中描述“缘西北诸坊，便于朝谒，百官第宅，布列其中……”，指城东北地区，因靠近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大宫殿区，官僚第宅密集。城西地区，多为百姓住宅，其墓地亦然。据已发掘的唐墓状况看，中上阶层(包括达官贵族及豪门大族)的墓，除陪葬帝陵外，主要分布在东郊及南郊，东郊主要为官吏墓葬，如：姚存古墓、薛莫夫妇墓、冯君衡墓、高元珪墓、高克从墓、罗观照墓、苏思勖墓、史思礼墓、梁元翰墓、李则政墓、韦仁约夫妇墓、金乡县主夫妇墓、李过折墓、清源县主等。南郊主要有执失奉节墓、李爽夫妇墓、韦氏家族墓、杜氏家族墓(47)等。
　　(3)平民墓：主要分布在东、南、西部，由于北有大明宫，再北为皇家禁苑，故很少有墓地，城西地区多为百姓住宅，故亦多墓地。如：1948年长安县神禾原发掘的裴氏小娘子墓(48)、1981年在西安西郊枣园发掘的曹家堡唐墓(49)及1987年在长安县南里王村206所发掘的唐墓(50)等。 
　　二、陕西地区唐墓壁画发现的几个阶段
　　建国后至今的半个世纪里，伴随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中国的考古和文保事业也历经了不同的时期，陕西地区唐墓壁画的发现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1949年—1966年
　　即建国初至“文革”以前。配合国家的基本建设，以“随工清理”为主。这一时期的唐代壁画墓包括：
　　(见表04-1至04-4)
　　(2)1966年—1979年
　　受“文革”影响，1966年-1970年未有发掘。1971年对乾陵陪葬墓中的章怀太子和懿德太子等墓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为“文革”期间唐代墓室壁画最为集中的一次发现，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艺术水平最高的唐墓壁画之一。这一时期发现的壁画墓包括：
　　(见表04-5至04-7)
　　(3)1980年—2001年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时期新一轮的基本建设、重新猖獗的盗墓活动、少数有计划的开挖研究，使一大批唐墓壁画呈现世间。其发现的墓葬有：
　　(见表04-8至04-13)
　　注：本表中所收入的墓葬包括在发掘、调查中发现有壁画、壁画残片及白灰面上绘红色宽带的唐墓。此外，据有关人士介绍，城阳公主墓、金仙公主墓、韦妃墓及陕北一唐墓亦有壁画，因资料沿未发表，未将其列入此表。
　　三、唐墓壁画发现的几种情况
　　迄今所知的唐代壁画墓的发现大致分为以下3种情况：
　　(1)随工清理
　　这种发掘占相当大的比例。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处于经济建设高潮，配合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西安西郊、东郊分别开始建设两大工业区，俗称“纺织城”、“电工城”。在进行大规模基建的过程中，在这两个地区陆续发现了大量唐墓。如：1956—1958年，中国科学院在西安发掘了5座唐墓，其中东南郊的杨思勖墓砖室“四壁均抹白灰墙皮一层，厚1厘米”，“仅在四壁的转角处和近墓底一周画有紫红色边线，线宽1.5厘米”(51)。1955-196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在西安郊区发掘了175座隋、唐墓葬，其中，吴韩氏墓(M304)中甬道及墓室绘有壁画，包括牵马、流云、持杖男侍、捧物女侍等，后多脱落不显(52)。
　　1972年12月-1973年1月，昭陵文管所配合公路修筑和农田水利建设，清理了昭陵陵园的一座无名陪葬墓，从出土墓志得知即安元寿夫妇墓，发现壁画画10幅(53)。
　　1971年，文物部门配合当时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掘了李勣墓，乐舞图等壁画现于人世(54)。
　　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新一轮的经济建设推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基建工程的兴起，更多的壁画也随之出土，如：1990年西安西郊热电厂基建工地发现的李升荣墓(55)。
　　(2)主动发掘
　　这种情况占极少的比例。文物部门进行的正式、严格、科学的发掘，对有关的研究、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如：1960年8月—1962年4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永泰公主墓进行了正式发掘，出土了侍女图等唐墓壁画的经典之作(56)；1975年富平县一农民搜肥时发现了房陵公主墓墓室，省上及当地文物部门对该墓进行了清理，出土的27幅侍女图为研究唐代妇女服饰及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57)；1994年，陕西省考古所、陕西历史博物馆和昭陵博物馆联合发掘了新城公主墓，发现了“担子图”等大面积的壁画(58)；2000年陕西文物部门对让皇帝惠陵进行了正式发掘(59)。
　　(3)抢救性发掘
　　这种情况占很大的比例，主要是源于自然及人为等方面的原因，例如雨水灌入墓中、盗墓活动破坏墓葬等等。其中，盗墓引起的抢救性发掘占多数。如：1973年，因雨水冲进墓室，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李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侍女、胡人牵驼、花草等壁画16幅(60)；1985年，长乐公主墓被盗，昭陵博物馆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云中车马图”、“仪卫图”等壁画(61)；1995年，唐僖宗靖陵被盗墓贼用炸药炸开了一个大口子，陕西省考古所遂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侍臣、门吏、仪仗、十二生肖等壁画(62)；1995年—1996年，惠庄太子墓由于多次被盗，文物部门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文吏进谒图、列戟图、车骑出行图等壁画(63)。
　　四、陕西地区唐墓壁画的保护
　　墓葬壁画的绘制一般经过以下的过程：将墓壁表面处理平整后，施麦草泥，并涂一层厚度约0.2—1.5cm的石灰层。然后在其上起画稿、定画稿。施色所用的颜料基本上都是矿物质，有石青、铁红、白垩、石绿、朱砂、铅丹、密陀僧、银、墨、花青、紫铁矿等(64)。唐墓壁画多绘于墓室、甬道和墓道，墓道由于入葬时打夯、填土，挤压两侧墙壁，使壁画不易保存下来，多残缺不全；墓室及甬道的壁画相比之下一般保存比较完整(65)。由于千百年来一直被埋藏于地下数米或数十米的深处，周围是具有一定温度的黄土层，在封闭的状态下，墓葬中的温度、湿度、酸碱度、震动度、气体的成分及含量、微生物种类及含量等等都相对比较稳定，故能够长期保持艳丽的色泽和清晰、完整的画面。一旦失去了这一独特的环境，在地面上的各种物理、化学因素的影响下，壁画由于其材质、潮湿、氧化、光照等原因及人为的破坏，极易受损。一般面临的问题有以下几种：
　　——壁画地仗层大面积脱落或崩塌
　　——壁画发生空鼓、剥落和酥碱
　　——壁画起甲、变色、褪色
　　——壁画画面污染，如泥土附着、霉菌等
　　——壁画断裂、变形
　　如何能让出土壁画长期地保持原貌呢?我们需要在认真调查古代墓葬的内部构造和环境、壁画的原有保存状态的前提下，研究壁画的制作技艺，掌握墓壁的土质，准确地分析壁画颜料的成份，了解壁画的褪色机理，并借鉴敦煌、日本、意大利等的经验和研究成果，采用高科技的技术手段来完成这一难题。在唐墓壁画的保护方面，我们从两个方面作以概述：保护的方法和所取得的成就。
　　(1)唐墓壁画的保护方法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就开始了对墓葬壁画的保护工作，陕西地区壁画自50年代起就开始了对唐墓壁画保护的探索，80年代以后逐渐进入发展和提高阶段。目前，我们的保护工作主要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有效开发，合理利用”的方针，其保护方法主要分就地保护和揭取保护两种(66)。
　　——就地保护：目前主要采用的办法是回填，即对土遗址在发掘、测量、照相记录后进行回填，以使其环境不再发生较大的变化，各种因素相对稳定，以便日后重新研究。
　　——揭取保护：指用涂有胶质的棉布和木板将壁画固定后，剥离墙面，然后再用木板加固送往修复室，进行加固、修复、处理，最后送往库房收藏或展厅陈列。
　　目前，陕西出土的唐墓壁画主要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等处。揭取保护，是在其他办法都无法挽救壁画的情况下被迫采用的措施。作为一项工艺技术极为复杂的举措，只有在对壁画进行了科学、详尽、周密的调查、研究后，确定其他方法皆无效用时方能使用。
　　壁画的揭取保护方法分为：揭取颜料层、揭取颜料所依附的地仗层、无地仗壁画的揭取。目前，陕西的壁画大多采用“地仗揭取法”，例如：乾陵陪葬的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的壁画。已知揭取年代最早的是1952年西安东郊出土的苏思勖墓壁画。迄今为止，单幅揭取面积最大的是懿德太子墓墓道东壁的仪卫图，为9.702平方米。
　　不同时期揭取的壁画其加固方法也不同。50、60年代揭取的壁画大多采用石膏做背衬加固，例如：1961年乾陵永泰公主墓壁画等。70年代大多采用环氧树脂和木龙骨或无缝钢管对壁画进行背衬加固。如：富平县吕村乡房陵长公主墓壁画。80、90年代则开始采用环氧树脂、铝合金进行背衬加固，如：1995年揭取的昭陵新城公主墓壁画。
　　(2)唐墓壁画的保护成就
　　1991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建成开放，它所拥有的国内独一无二的现代化壁画库，标志着唐墓壁画的保护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壁画库总面积近1500平方米，分大库房、小库房、壁画修复工作室三部分。库房温度一般保持在20℃(±2℃)，湿度保持在45%—50%之间；照明采用无紫外线、高现色性荧光灯，库架上的壁画平时处于基本无可见光的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害光辐射和可见光的照明时间；库房采用防震动金属框架固定壁画，悬挂于双面隔断，壁画移出、返入时，减速装置和防震动装置都会发挥功效。
　　近年来，陕西文物保护工作者十分重视国外同行的先进经验，就唐墓壁画的保护工作与日本、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家在壁画颜料、材质研究、加固保护、壁画运输等方面展开了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陕西取得的壁画保护成就：
　　——壁画构成研究(载体材质、颜料成分)
　　——壁画颜料、材质蜕变机理研究
　　——壁画加固(材质加固、颜料封护)
　　——壁画修复(清洗画面，修补缺损，原则是“修旧如旧”，保持其风格统一，但不在原画面上做任何改动，采用相同材质修补，但又要与原作有区分，以免真假不分，给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干扰)。
　　目前，陕西唐墓壁画的保护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壁画色彩的保护、地仗层的加固等等，而且，有关的壁画专业保护人员缺乏，拥有文物修复技术资格证的高级技师就更加匮缺。文物保存科学的发展还十分缓慢，文物系统在研究方面侧重于考古，文保系列较少。壁画保护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于考古、历史、艺术等方面的研究。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做出更大的投入。
　　白丽莎 陕西历史博物馆 壁画研究中心 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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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呻L记·祭义第二十四》，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
　　②《全唐文》卷二十一《玄宗·禁厚葬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o
　　③傅熹年；《唐代隧道型墓的形制构造和所反映的地上宫室》，《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
　　④清·孙诒让：《墨子闲诂》之《墨子后语上·墨子弟子》，“…”，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诸子集成》第4册，上海书店(影印奉)，1986年7月。
　　⑤潘絮兹：《漫谈壁画》，《文物》1979年第10期。
　　⑥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文选》卷第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o
　　⑦《汉书·李广苏建传》：“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
　　貌，署其官爵姓名。”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⑧冯贯一；《中国艺术史个论》第十八章“壁画”，上海书店据汇中印书馆i941年版影印。
　　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5月第1版。
　　⑩罗西章：《陕西扶风杨家堡西周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11)《史记·秦始皇本记》，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1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5月新1版。
　　(13)陈少丰等：《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艺术》，《文物》1977年第6期。
　　(14)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黄明兰、郭引强：《洛阳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96年。
　　(15)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
　　(1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17)见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中“北朝美术考古壁画篇”，文物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18)宁夏回族自治区竺：《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人物》1985年第11期。
　　(19)潘絮兹：《漫谈壁画》，《文物》1979年第10期。
　　(20)陈高华：《隋唐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21)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9月；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4期；朱伯谦：《浙江嘉善县发现宋墓及带壁画的明墓》，《文物》1954年第10期；中国文物信息网；《山东淄博市淄川发掘一清代灰土发券壁画墓》，2002年1月31日。  
　　(2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6月第1版。
　　(23)王子今：《中国盗墓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24)《晋书·皇浦谧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1月第1版。
　　(25)权奎山：《试析南方发现的唐代壁画墓》《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考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6)此数字承蒙陕西省文物局陈安利先生告知。
　　(27)《古代帝王陵墓》(陕西省文物普查专号)，《文博》1997年第3期。
　　(28)巩启明：《唐献陵踏查记》，《文博》1999年第1期。
　　(29)姜捷：《陕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
　　(30)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31)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32)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33)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34)沈睿文《桥陵陪葬墓地研究》，《文博》2000年第5期。
　　(35)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1987年第5期。
　　(36)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37)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38)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39)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1987年第5期。
　　(40)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1987年第5期。
　　(41)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1987年第5期。
　　(42)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43)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44)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45)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1987年第5期。
　　(46)张永禄：《唐都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
　　(47)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48)李秀兰、卢桂兰：《唐裴氏小娘子墓出土文物》，《文博》1993年第1期。
　　(49)张海云等：《西安市西郊曹家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50)赵力光、王九刚：《长安县南里王村唐壁画墓》，《文博》1989年第4期。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
　　(5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6月第1版。
　　(53)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54)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李勋(徐懋公)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
　　(55)西安市文管处：《西安西郊热电厂基建工地隋唐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4期。
　　(56)陕西省文管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
　　(57)安峥地：《唐房陵大长公主墓清理简报》，《文博》1990年第1期。
　　(5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新城长公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
　　(59)王仲谋、陶仲云：《唐让皇帝惠陵》，《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60)富平县文化馆、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凤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5期。
　　(61)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文博》1988年第3期。
　　(6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出版社。1998年。
　　(63)陕西省考古所、蒲城县文体广电局：《唐惠庄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64)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壁画保护研究》，1992年12月。
　　(65)雒长安：《唐墓壁画的发掘与保护》，《文博》1997年第2期。
　　(66)康忠镕：《文物保护学基础》，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
　　

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0

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