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代壁画墓至今经考古发掘报告的已近百余座，主要分布于西安地区，约70余座。此外，山西太原、宁夏固原、新疆、河南、北京、湖北、四川、广东也有少量发现。西安及其附近诸县是唐代皇室、贵戚、京畿大族的墓葬集中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壁画墓不仅数量多，而且保存较好。就这一地区已发现的唐代壁画墓来看，壁画的主要题材大体可分为二大部分，一是表现墓主政治地位、身份的出行仪仗图；二是再现墓主生前奴婢侍奉、仆从相随、管乐丝竹等享乐场面的家内生活图。从初唐至中唐，高品贵族墓中尤其重视绘制仪仗出行图以突出墓主的身份地位，这些图像形象地反映了唐朝社会生活中的仪卫制度，也为我们了解唐代的仪仗用具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一、唐墓壁画中所见仪仗用具的种类
　　从西安地区考古发掘的唐代壁画墓来看，仪仗出行图流行于太宗至玄宗时期。其绘制的位置：太宗时期墓道、甬道、墓室的壁面皆有；高宗武则天时期集中于墓道以及与之相连的过洞、天井的壁面；中宗至玄宗开元年间，除乾陵三座陪葬墓仍在墓道、过洞和天井处满绘仪仗出行图外，一般品官及贵族的墓葬只在过洞、天井的壁面绘制简单的出行图像①。将这些位置的壁面上所绘仪仗出行图中的仪仗用具按照使用场合及用途，可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 交通工具类
　　依据壁画中仪仗出行所用交通工具的不同，这一类又可分为：
　　1．乘舆类，包括牛车、马车和擔子
　　(1) 牛车
　　李震②、新城长公主③、郑仁泰④、阿史那忠⑤四座墓绘制的牛车图位于仪仗出行的队列当中，明显表现出这一交通工具的仪仗性质，应属仪仗用具。
　　李震墓的牛车出行图(图1)位于墓道西壁。描绘一虬发御者(其形象与陶俑中之昆仑奴特征一致)驾驭一高轮牛车缓慢前行。牛车后跟从侍女三人，中间一女着男装手举一宽幅红条帐幔。此图中牛车装饰比较复杂，车厢前有木质栏杆，栏杆之上半圆形横额彩画，车厢后吊帘曳地，拱形车篷两檐微起上翘，车厢旁插四杆。新城长公主、阿史那忠墓所绘牛车与此相类，惟御者为两人，皆为胡人形象。新城长公主墓之牛车图后有侍从二人，手执高柄团扇；阿史那忠墓牛车图后随从残脱；郑仁桊墓之牛车出行图虽残，但仍可辨出车后有随从二人。
　　另外韦君⑥墓亦有牛车图，绘于第二天井，与第一过洞之鞍马和控者连为一幅。该牛车车轮仍较大，但车体不高，车篷为平拱形，车厢基本呈方形，前似垂挂短帘。车前御者为赤裸上身，头发卷曲蓬乱的昆仑奴，牛车一侧，一骑马女侍跟从行进。牛车前有鞍马和控者，一侧有侍从，也应是外出的仪仗用具。
　　(2) 辂车
　　唐墓壁画所表现的车舆行列中，以马驾车出行的情况，比较少见，西安地区目前仅发现有懿德太子⑦、惠庄太子墓⑧所绘辂车出行图，其它地区的唐墓壁画中不见。
　　懿德太子墓中绘画三架马车，车赤色，上有红色华盖，车厢左插九旒旂，右插棨戟，棨戟上画出黻纹，如两己相背之状。按《旧唐书·舆服志》：“皇太子车辂，有金辂、轺车、四望车。”其中的金辂车“赤质，金饰诸末，重较，箱画簴文鸟兽，黄屋，伏鹿轼，龙譔，金凤一在轼，前设鄣尘，朱盖黄里，轮画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载*戟，旂首金龙头衔结绶及铃绥，驾赤缕四，八銮在衡，二铃在轼，金鑁方釳，插翟尾五焦，镂锡，縏缨九就，从祀享、正冬大朝、纳妃则供之。”⑨关于金辂的驾驭，《通典·开元礼纂类二·序例中》记“金辂，赤质金饰，驾四马，……仆一人驭，左右率一人执仪刀陪乘，驾士二十二人。”⑩画中辂车已大大简化，三车驾三马，马前有马夫三人，但具备了赤质、左建旂九旒；右载*戟，戟画黻纹的特点，应是辂车无疑。
　　惠庄太子墓壁画之辂车与懿德墓的辂车形制基本相同，唯驾四马，旂有十二旒，旂旒较长，旗杆顶部贴金。旂十有二旒是天子车辂的特征之一，《新唐书·车服志》记皇帝之五辂：“皆重舆，……左建旂十有二旒，画升龙，其长曳地，青绣绸杠。右载*戟，长四尺，广三尺，黻纹。”并言五辂之金辂“赤质，金饰末”。(11)画中辂车绘制大大简化，但赤质与十二旒旂非常明确，从这一点来看应为天子之金辂。然而若不考虑旂之十二旒，此车颇与太子金辂驾四马相合。天子五辂驾马数，两唐书舆服志中均未载。《宋史·舆服志》言宋五辂多依唐旧，五辂之玉辂“自唐显庆中传之，……驾青马六”，其它四辂亦驾六马(12)。《新唐书·仪卫志》所记皇帝五辂，皆驾六马(13)。如以驾马数而言，惠庄太子墓所绘辂车应还是太子金辂”(14)
　　(3) 擔子
　　擔子，即轿子，属步舆类，以人舁，与辇无异，因以肩担负，又可称为肩舆。擔子初为妇人乘坐，曾遭禁止(15)，但由于禁令没有发生作用(16)，乘擔遂成习俗(17)，以至品官也开始乘坐擔子(18)。唐墓中新城长公主和永泰公主墓(19)有擔子出行的画面。永泰墓的擔子图绘于第五天井下，新城长公主墓的位于墓道东壁，皆为仿建筑式样，惜永泰墓的擔子图残缺严重，具体形式无法得知。新城长公主墓的擔子作方形房屋样，庑殿式顶，方形椽头，双层阑额，有5组斗拱，面宽3间，抬擔者为4名轿夫。
　　2．乘骑类，包括鞍马、明驼(20)
　　用于仪仗出行队列之中，一般前后均有戎装仪卫。按照鞍马和骆驼的组合不同，又可分为二式：
　　Ⅰ式 有马无驼
　　此式中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一种是骑马卫队，墓例有李寿(21)、懿德太子和章怀太子(22)墓。李寿墓墓道东西两壁下栏绘有42名骑士组成的骑马仪仗队，其队列分为三组。第一组三骑为前导，二、三组各由19骑组成，骑士手举五旒或四旒红旗。懿德太子墓壁画骑马卫队(参图4)位于墓道东西两壁。城墙后形象清晰的近30人，分成5队，每队约5—6人，骑士手持七旒旗，正向城门行进。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绘有外出狩猎的骑从马队(23)。该图以远山近树为衬景，描绘了由近50个骑马人物、2匹骆驼组成的出行狩猎队伍。
　　另一种是鞍马，马上无骑士，马前有牵马人，墓例有李寿、新城长公主、苏定方(24)、永泰公主。李寿墓墓道骑马出行队列中的第四组之首为一高头大马，鞍镫俱全，牵马者为深目高鼻之胡人。此马应为墓主之坐骑，马后有6人，一人持伞盖，二人持雉尾扇，另三人持物不明。新城长公主墓墓道东西壁各有鞍马两匹，一红一白，马的形体高大，鞍鞯、辔饰、鞅*(左立右足)齐全，鞯施彩画，装饰豪华，马旁各立一牵马人。苏定方墓墓道两壁和第7天井下都绘有鞍马，墓道两壁各绘鞍马两匹，一红一白，马上有鞍镫、*(左立右足)带，并杏叶装饰，与其它墓鞍马不同的是苏定方墓鞍马马头朝向墓室方向，而不是墓道口；第7天井下的鞍马图有牵马人、鞍马还有侍者1人跟从。永泰公主墓鞍马图绘于东西墓道戟架前，各有马具齐备的骏马两匹和2名胡人控者。
　　Ⅱ式 有马有驼
　　墓例有三。郑仁泰墓墓道东壁有一驼一马，驼与马背上俱搭鞍鞯，各由一控者牵拉，惜控者只余足部；阿史那忠墓与郑仁泰墓驼马图相同，控者亦残缺：韦君墓第一过洞与天井并成连贯的画面，有鞍马与胡控两幅、单峰驼与胡控一幅。
　　第二类 手持仪仗类
　　唐墓壁画仪仗出行图中仪卫手持的仪仗主要有伞扇、旗帜和武器类仗具即兵仗如仪刀、长戟、仪踈等。兹将壁画中出现的此类仗具作一统计，列为表一：
　　由表一可见，伞仅见于懿德太子墓和李寿墓。李寿墓墓道西壁出行图中鞍马后有一名仪卫手持伞盖，其形状与初唐阎立本所绘《步辇图》中的伞盖基本相同。而懿德太子墓东西墓道中出现的伞与李寿墓中的不同，似为合起的样子。扇在壁画中比较常见，从形状看有圆形和长形两种，从材质看有帛扇和雉尾扇。旗帜亦多见，旗帜为红色竖长方形或横长方形，有的旗上有动物图纹如羊、狮、豹、虎、鼠、鸟等。旗后的旒(25)分别用帛或雉尾作成。仪刀为仪卫执掌，《唐六典·卫尉寺·武库令》记载：“刀之制有四：一日仪刀，二日鄣刀，三日横刀，四日陌刀。……今仪刀盖古班剑之类，……至隋，谓之仪刀，装以金银，羽仪所执。……横刀，佩刀也，兵士所佩，名亦起于隋。陌刀，长刀也，步兵所持，盖古之断马剑。”(26)据此推定壁画中仪卫腰际斜佩的为横刀，直立拄于胸下的为仪刀。
　　兵仗中，长戟、仪踈、弓比较罕见。节愍太子墓(28)墓道东西壁各有持戟仪卫9人，仪卫手中之戟柄较长，戟头下飘着红缨。皇太子卤簿中有左右厢仪仗各六色，皆执弓箭、刀鋋、仪蹄、五色幡、油戟，相间(29)。此墓仪卫共持18戟，恰与太子列戟数合，或许以仪卫持戟是列戟图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僖宗靖陵之甬道东西壁各绘有一名执仪踈的武士，其位置在墓门前(30)，表现的应是皇帝的衙仗。《新唐书·仪卫志》日“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日‘驾’，皆有卫有严。”天子衙仗中的黄麾仗共有十二行，第二行为仪踈， 五色幡，赤地云花袄、冒。壁画中仪踈形制为中长柄斧钺状。李寿墓壁画中有三处仪卫手持弓，第一处，墓道东西两壁骑马仪卫中各有二名骑士手持弓；第二处在第四天井东西壁列戟图中戟架后，各有四名仪卫手持长弓(图13)；第三处位于前甬道东西壁下方，在飞天图下各有二名着白色圆
　　领袍的仪卫。手持长弓。此墓中弓的形制与长乐公主墓(31)墓道所绘仪卫腰间所佩之弓基本相同。《中华古今注·马前弓箭》条日：“两汉京兆及河南尹执金吾司隶校尉皆使人导引传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弓矢，走者则射之。有乘高窥视者亦射之。魏晋已来，则用角弓，设而不用焉。”(32)《新唐书·仪卫志下》所记亲王卤簿“第二行厢，执弓矢。戎服”。唐代弓有四种，用于仪仗的应为格弓。《唐六典·两京武库》：“格弓，彩饰之弓，羽仪所执。”(33)壁画中的弓虽不见彩饰，但也未装弦，应为仪仗所用，而非战具(34)。
　　第三类 列戟
　　“唐制三品已上，门列棨戟”(35)，棨戟可列于公府、私第(36)及陵墓门前(37)。棨戟作为重要的门前仪仗受到唐人的高度重视，列戟图也自然成为唐墓壁画着重表现的内容之一。从目前发掘的唐壁画墓来看，三品以上墓主的壁画中多绘有戟架，有的戟架前还有侍卫。戟架图形象地反映了唐代门列棨戟制度(38)，就已发现的此类图象作如下统计，详见表二。
　　第四类 仪卫装备类
　　仪卫装备包括服饰和佩器。仪卫一般著袍服黑靴，袍有圆领袍和翻领袍，服色红、绿、青、白。长乐公主墓出行图中的仪卫在袍服上还加长披风，此墓和太宗贵妃韦硅墓(39)壁画中还有身穿铠甲的仪卫。有的仪卫著裲裆蜛褶。首 服绝大多数为幞头，章怀太子墓道壁画中有的仪卫韬发以帕首(44)，仪卫最主要的佩器有三，即弓箭、胡禄(45)和横刀(46)(图16)。壁画中表现的多是装弓的弓袋，有虎皮或豹皮纹路，表明弓袋为虎皮或豹皮制成，即所谓虎张豹韬。懿德太子、章怀太子、长乐公主、郑仁泰墓的仪卫都佩有虎韔豹韬，而长乐公主墓墓道所绘仪卫则直接佩长弓。
　　二、唐墓壁画中的仪仗用具所表现的等级差别
　　仪仗最重要的功用当为正威仪别尊卑，因而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唐代文献中对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所使用的仪仗有比较严格的规定，结合墓室壁画描绘的以上四类仪仗用具，可以看到不同墓主因为地位高低不同，所使用的仪仗用具也明显地存在着差异，其最主要的差别表现在以下三类仗具上：
　　第一，交通工具类。辂车是唐代天子、太子以及王公、四品以上官员所乘车舆。《旧唐书·舆服志》载：“天子车舆有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是为五辂”；“皇太子车辂：有金辂、轺车、四望车”；“王公以下车辂：亲王及武职一品，象辂。自余及二品、三品，革辂。四品，木辂。”辂车的形制大体相仿，但车体的颜色、其上的设施、装饰却大大不同。皇帝的五辂分别用青、赤、黄、白、黑五种色彩；太子的金辂和王公以下诸辂皆赤色。装饰上，玉辂，以玉饰诸末；金辂，以金饰诸末；象辂，以象饰诸末；革辂，以革饰诸末；木辂，以漆饰之。此外辂车的一大特点是“左建旂，右载*戟”，旂旒数的不同，也是等级身份的标志之一。天子十二旒，皇太子九旒，一品九旒，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壁画中懿德太子、惠庄太子绘有辂车图，代表了较高等级的外出乘舆。而牛车一般为命妇乘坐。《旧唐书·舆服志》载命妇车舆：“内命妇夫人乘厌翟车，嫔乘翟车，婕妤已下乘安车，各驾二马。外命妇、公主、王妃乘厌翟车，驾二马。自余一品乘白铜饰犊车，青通幰，朱里油纁，朱丝络网，驾以牛。二品已下去油纁、络网。四品青偏幰。”唐墓壁画中牛车出行图除绘于女性墓、合葬墓外还绘于李震、郑仁泰等男性墓中，可见犊车适用于命妇及品官。壁画中，公主外出也有乘擔子的，如新城长公主、永泰公主。公主属外命妇，对于外命妇乘坐擔子，唐政府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外命妇一品、二品、三品乘金铜饰犊车，擔舁以八人，三品舁以六人；四品、五品乘白铜饰犊车，擔舁以四人；胥吏、商贾之妻老者乘苇濩车，兜笼，舁以二人。”(47)由此可知，擔子应为朝廷命妇的乘舆，以轿夫人数区分等级。新城长公主为正一品，应有8人抬轿，但图中仅有4人，可能是因为永徽中始“坐擔以代乘车”，初行坐擔，尚无定制而致。也可能是一般外出使用了较低品级的擔舆(48)。
　　综上所述在唐代外出乘舆存在二个级别：太子乘辂车；命妇、品官一般乘犊车或擔子。
　　第二，手持仪仗类。旗帜是仪仗队列的一个显著标志，旗帜的色彩在壁画中皆为红色，应与等级无关。《封氏闻见记》载：“唐承隋代火运，故为土德，衣服尚黄，旗帜尚赤。”《旧唐书》之《职官志》与《舆服志》皆言仪卫执旗为红色(49)。但壁画中明显表现出旗旒数的不同，似与身份等级有关。《一切经音义》：“旒憧，谓旌旗之垂者也，天子玉藻十二旒，诸侯九旒是也。”(50)唐代文献中没有仪仗旗旒的具体规定，但依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的辂车车旂不同旒数代表不同品级，可知身份不同其使用旗帜的旒数也有差别。懿德墓七旒，是目前发现旒数最多的，其次为五旒、四旒。另从懿德墓辂车上所插旂旒数为九来看，车舆与仪仗用旗似属于两种不同的制度。仪仗用旗旒端还有作翟尾装饰的，目前仅见于懿德太子、章怀太子、长乐公主三座墓，应比帛旒代表的地位为高。
　　壁画中有的旗上还绣绘动物图纹，这些动物图纹应代表了旗帜的名称。唐代“旗之制三十有二”(51)天子大朝会用旗几乎囊括了旗制的全部。《唐六典》载大朝会仪仗用旗帜有麒麟旗、角端旗、赤熊旗(以上左有卫执掌)、凤旗、飞黄旗、吉利旗、兕旗、太平旗(以上左右骁卫执掌)、五牛旗、飞麟旗、*(左马右夬)*(左马右是)旗、鸾旗、犀牛旗、*(左鳥右夋)*(左鸟右義旗、*(左马右鹿)□旗(以上左右武卫执掌)、黄龙负图旗、黄鹿旗、驺牙旗、苍鸟旗(以上左右威卫执掌)应龙旗、玉马旗、三角兽旗、白狼旗、龙马旗、金牛旗(以上左右领军卫执掌)白泽旗、朱雀旗、玄武旗(以上左右金吾卫执掌)。(51)壁画中绘有动物纹的旗帜，包含了大朝会用旗的少数品种。懿德太子、李寿、章怀太子、长乐公主墓出现了绣绘动物图纹的旗帜很可能比没有图纹的旗帜等级为高。
　　其它手持的仪仗用具，依据《通典·开元礼纂类二·序例中》和《新唐书·仪卫志》的记载也存在等级差别，见表三：
　　由表三可知，伞和团扇是四品以上贵族官僚通行的仗具。雉尾扇为皇帝、皇太后和太后、太子和太子妃、亲王及一品命妇使用；只有雉尾障扇是天子一人的仪仗用具，规格最高。所谓障扇，《古今注》曰：“长扇也。汉世多豪侠，象雉尾扇而制长扇也。”③可知雉尾障扇即以雉尾制作的长型的扇。初唐阎立本所绘《步辇图》，在太宗身后有两位执扇的宫官，所执之扇长型，雉尾制成，交叉立于皇帝身后，无疑是雉尾障扇。李寿墓和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长型雉尾扇，形状、材质与《步辇图》中的扇非常相似，也应视为雉尾障扇。另外，只有懿德墓和李寿墓伞扇具全，新城长公主、郑仁泰、阿史那忠墓只有团扇，章怀太子和长乐公主伞扇全无。懿德墓伞二、雉尾扇二、雉尾障扇二，在伞扇使用上规格最高。
　　仪刀和仪踩亦是高规格的仗具。仪刀为皇帝、太子、亲王、四品以上品官所使用。在壁画中长乐公主和新城长公主的仪卫也有手拄仪刀者，推测在实际使用中仪刀也施用于一品命妇。仪踈的使用范围仅局限于天子、皇太后太后、太子和亲王，可以说是典型的皇室仗具。《新唐书·仪卫志》载天子、皇太后太后的黄麾仗内有执踈仪卫；太子左右厢仪仗队中第五是仪踈，有仪踈六、亲王仪踈在信幡、告止幡等幡队后，亦有六人。
　　总体来说，懿德墓中所绘仪仗用具种类最多，其次为章怀太子、长乐公主、李寿墓。值得注意的是永泰公主、苏定方墓的仪仗队中无旗、伞、扇之类的仪仗用具，仪卫手中多执笏板。    
　　第三，列戟。由表二可见至今发现的壁画列戟图所示戟数有24、18、14、12、10四个等级，分别代表了天子、太子、嗣王、公主、品官的地位高下。懿德太子墓因采取“号墓为陵”的特制，故其戟数不合东宫列戟十八的规定，而与天子列戟二十四相合，而且在相当于宫门、殿门的门前立有两套戟，《新唐书·百官志三》载“凡戟，庙、社、宫、殿之门二十有四，东宫之门一十八”，可见只有天子可在宫门与殿门并列棨戟，其他人只能在一门列戟。节愍太子、惠庄太子墓列戟图戟皆十八，与东宫之制相合。李寿和章怀太子墓均绘14戟，李寿以郡王身份埋葬，章怀墓列戟数与李寿墓同，其列戟图应是以雍王礼而非太子礼绘制的。这与《唐六典·礼部尚书》规定的“开府仪同三司、嗣王、郡王、若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二品已上……十四戟”(54)相合。列戟12杆的是阿史那忠，按阿史那忠墓是合葬墓，其妻为定襄县主，根据万泉县主薛氏墓壁画列戟10可推知定襄县主的列戟也应是10杆。据阿史那忠墓志铭，他生前官右骁卫大将军，职事官虽为正三品，但封为薛国公(从一品)，死后赠官“镇军大将军、荆州大都督、上柱国”，恰与《唐六典·礼部尚书》“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二品已上……十二戟”的规定契合，所以12戟代表了阿史那忠的身份。戟数最少的是苏定方，为10杆，是唐代列戟制度中最低的一等，据宿白之考证，苏定方的列戟数与《唐六典》记载相合(55)。
　　关于命妇的列戟数，唐代仪礼制度中虽无明确记载，但壁画中也反映出不同身份的等级差异。从表二可知，公主、国夫人列戟12杆，低一等的县主则为10杆。虽然永泰公主墓在名义上“号墓为陵”，新城公主以皇后礼葬，薜氏因其母太平公主的权势，采用双室墓，在墓葬形制上已逾制，但在列戟数上并未僭越，由此可见，唐墓中所绘列戟图壁画，严格遵循了唐代有关列戟制度的等级规定(56)。
　　三、结 语
　　以上分析了唐墓壁画所绘仪仗用具的种类和等级，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只是归纳了唐墓壁画中出现的仪仗用具反映的等级身份的一般规律，因为在显示等级身份的具体内容的刻划上，壁画中的许多细节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如懿德太子墓辂车图为太子等级，而列戟、使用雉尾障扇又依照天子礼；惠庄太子墓辂车用旂十有二旒，与天子车辂旂旒相合，而列戟图却为太子级；新城长公主依后礼埋葬，其擔子图舁夫却只有四人；李寿为郡王，却使用了天子的仪仗用具雉尾障扇，这些细节的差异，出现在不同时期的几座墓里当不是画工疏漏所致。这种矛盾的现象增加了我们认识唐代仪仗用具使用制度的难度。
　　另外敦煌壁画等一些石窟壁画中也有类似唐墓壁画这样的仪仗出行图，图中出现的仪仗用具的种类和等级以及两处壁画此类图像之间的关系，有待于今后更深入的研究。
　　范淑英 西安美术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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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于唐墓壁画仪仗出行图的内容及分期参见范淑英：《唐墓壁画中的仪卫图及相关问题研究》(待刊)
　　②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38—42页之李震墓壁画，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新城长公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3期。 
　　④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7期。
　　⑤陕西省文管会：《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2期。据该墓出土墓志定襄县主先葬昭陵，阿史那忠系后迁葬入墓，相隔22年。此墓壁画与郑仁泰墓壁画基本相同。郑仁泰墓的时间，正处于二人薨亡时间的中间。郑仁泰墓非合葬墓，其壁画应与之身份相合，鉴于阿史那忠墓壁画与郑墓壁画内容几乎相同的事实，推测其墓壁画是在阿史那忠迁葬时绘制的。
　　⑥王育龙：《西安南郊唐韦君夫人等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5期。据该墓出上的胡夫人墓志可知此墓为夫妇合葬墓。韦君先于开元十三年(725)葬，胡夫人于天宝元年(742)陪祔于夫之旧茔。另据该墓墓道壁画中有偑刀侍从，这与西安地区开元末至天宝年间壁画墓墓道不再绘有仪卫图象明显不同，且此墓绘有中宗以前高品墓中流行的鞍马、牛车出行图，应与韦君为韦氏家族成员，享有特权有关，故推测此墓壁画为韦君下葬时所绘。
　　⑦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教育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7期。
　　⑧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之惠庄太子墓图版一三二，文字说明19—20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  
　　⑨《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1934页。 
　　⑩《通典》卷一百七礼六十七《开元礼纂类二·序例中》，27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11)《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511页。
　　(12)《宋史》。卷一百四十九《舆服志》，3479—3480页。
　　(13)《新唐书》卷二十三上《仪卫志上》，493—494页。
　　(14)此墓壁画列戟图为十八杆，也合东宫列戟之制。虽同为太子，懿德太子墓和惠庄太子却画有不同旂旒数的辂车，原因难考。
　　(15)《大唐新语》卷十《厘革》载“武德、贞观之代，宫人骑马者，依《周礼》旧仪多着幂罗，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施裙，到颈为浅露。显庆中，诏日；‘百家家口，咸厕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羃罗；曾不乘车，只坐擔子。过于轻率，深失礼容。自今已后，勿使如此。”’(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51页。)
　　(16)《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载：永徽中“坐擔以代乘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531页)
　　(17)《唐会要》卷三十一《舆服上》载太和六年敕：“妇人本合乘车，近来率用擔子，事已成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670页。
　　(18)文宗开成年间准宰相坐擔子。《唐语林校证》卷一：“开成中，李石作相兼度支。一日早朝中箭，遂出镇江陵。自此诏宰相坐擔子，出入令金晋以三千人宿直。”(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75页)李石早朝中箭事载《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一《李石传》：“三年正月，将朝，骑至亲仁里，狙盗发，射石伤，马逸，盗邀斫之坊门，绝马尾，乃得脱。”(4516页)可见，坐擔子比骑马要安全，这可能是后来官吏喜乘轿的原因之一。唐开成末年，还准许有病的高官乘擔，《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开成末定制：宰相、三公、师保、尚书令、仆射、诸司长官及致壮官，疾病许乘
　　搪，如汉、魏载舆、步舆之制，三品以上官及刺史，有病暂乘，不得舍驿。”(532页)
　　(19)陕西省文管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1期《永泰公主墓壁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20)明驼，仪仗中能行千里的骆驼。《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六《广动植之一·毛篇》：“驼，性羞。《木兰篇》：明驼千里脚，多误作鸣字。驼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60页)《朝野佥载》记：“后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太姓，恐不入，星夜乘鸣驼，倍程至洛。”(见《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之《朝野佥载》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6页。)
　　(21)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又参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壁画试探》，《文物》1974年第9期。
　　(22)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教育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唐李贤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
　　(23)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图应与外出仪仗有关。它的绘制位置虽与李寿墓的狩猎图相同，表现出一定的渊源关系，但图像内容已不是具体狩猎场面的描绘，而是外出的执旌旗的骑马队列。其野外景色的描绘与同时期的节愍太子墓出行图一致，当是这一时期出行图的特点之一。另外《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言韦浩墓墓道绘有狩猎出行图，但未有图版及文字说明，见该书图版说明9页。
　　(24)富平县文化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唐苏君墓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9期。对于此墓墓主的推定见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141页注1)。
　　(25)《和名类聚抄》卷五《调度部·征战具·旒》条云：“旒，旌旗之末尾者也。”(清光绪丁酉宜都杨氏刊本)
　　(26)《唐六典》卷十六，4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27)郑仁泰墓、阿史那忠墓执扇侍从在牛车出行图后，残脱。郑仁泰墓可辨出牛车后有随从二人，一人只余裙部；一人余袍及团扇一角。按唐制，二品至四品皆有团扇二枚，《新唐书》卷二十三下《仪卫志下》“自二品至四品，皆有清道二人，朱漆团扇二，曲盖一，幰弩一骑，……”(506页)，据此知郑仁泰墓中牛车图后残缺的侍女也应执扇。又，阿史那忠墓壁画与郑仁泰墓壁画内容设计几乎相同，推测其墓牛车图后应有执扇侍从二人。
　　较为特殊的是，在四品李震墓中牛车图后侍从没有执扇，却执有一宽幔帐式的用具，这一物不见于其它诸墓仪仗，但在安元寿墓(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第五过洞至前甬道东壁一侍女肩扛一物，与此物基本相同，应是同一用具，推测应为信幡。《新唐书·仪卫志下》记四品官卤簿中有信幡二，幡竿长丈。《古今注》“信幡，古之征号也。所以题表官号，以为符信，故谓为信幡也。”(《古今注》卷上，2页，《丛书集成初编》0274册)唐代卤簿中幡有告止幡、传教幡、信幡。“凡幡皆绛为之，署官号，篆以黄，饰以鸟翅，取其疾也。” (《新唐书》卷二十三下《仪卫志下》，505页)
　　(28)《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之节愍太子墓图版八二、八三；文字说明12页。
　　(29)《通典》卷一百七礼六十七《开元礼纂类二·序例中》，2787页。
　　(30)《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之靖陵图版一五○一一、二，文字说明22页。该图录中认为武士所执是戟。笔者以为此兵仗形似斧钺，与戟形相去甚远，而与孙机先生所述仪踈的形制相同，故应为仪踈。关于仪踈的形制及沿革参见孙机：《仪棘》，《中国文物报》2001年4月29日，第6版。
　　(31)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文博)1988年第3期。
　　(32)《中华古今注》卷上，8页，《丛书集成初编》0279册。
　　(33)《唐六典》卷十六(两京武库}之武库令条，461页。
　　(34)关于李寿墓壁画中的弓学者有不同看法。齐东方先生认为是布袋所裹之棒状物(见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一卷，4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孙机先生认为是弓(见孙机： 《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中国圣火)20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35)《旧唐书·张俭传》，《旧唐书》卷八十三，2776页。
　　(36)《唐会要·舆服下》云：“按《礼·祭法》，上古祭名，不闻有戟神、节神。近代受节。置于一室，朔望必祭之拜之，非也。凡戟，天子二十四，诸侯十。今之藩镇，古之诸侯也。在其地则施于公府门，爵位崇显者，亦许列之私第。”(《唐会要》卷三十二《舆服下》，688页)。但《刊误》卷下《祭节拜戟)与《唐会要》此段记载不同：“《札记·祭法》累代祭名，不闻有戟神、节神，是知无拜祭之礼也。近代受节，置于一室，朔望必祭之，非也。凡戟：天子二十四，诸侯十；今之藩镇，即古之诸侯也。在其地，则于衙门；及罢守藩阃，虽爵位崇高，亦不许列于私第。”《说郛》(陶 刊本)十三《李氏刊误》题作《祭节拜戟》，转引自《唐语林校正》卷五《补遗》，493页。而明刻百川学海本又与此说不同，明刻百川学海本《李涪刊误》卷下《祭节拜戟》云：“虽罢守藩阃，有爵位崇高，亦许列于私笫。”又与《唐会要》记载一致。
　　， (37)陵园门前有列戟，如《旧唐书·宪宗本纪下》记载元和十一年春正月，“盗断建陵门戟四十七竿。”(《旧唐书》卷十五，455页)    
　　(38)关于列戟制度的研究参见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9期78页“门前列戟”；王仁波《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题材的分析》，《考古》1973年第6期392页“棨戟器架”；李求是《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文物》1972年第7期46页“门列棨戟”；申秦雁《唐代列戟制探析》，《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一辑；夏晓臻《唐代棨戟制度考述》，《东南文化》1996年第6期。
　　(39)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段茼璧墓清理简报》，《文博》1989年第6期。
　　(40)《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之李晦墓图版50，文字说明8页。
　　(41)贺梓城：《唐墓壁画》，《文物》1959年8期；又参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下)》，《文博》1984年第2期。
　　(42)贺梓城：《唐墓壁画》，《文物》1959年8期；又参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下)》，《文博》1984年第2期。
　　(43)据昭陵韦贵妃墓参观笔记。
　　(44)帕首、幞头，均为军人标记。帕首或称袜额、抹额，用巾帻韬发于额前，作为军中标记或一种装饰，马缟《中华古今注》：“昔禹王集诸侯于涂山之夕，忽大风雷震，云中甲马及九个一千余人。中有服金甲铁甲不被甲者，以红绢袜其首额。禹王问之，对曰：‘此袜额，盖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为卫从，乃是海神来朝也。一云：风伯雨师，自此为用。后至秦始皇巡狩至海滨，亦有海神来朝，皆戴袜额绯衫大口袴，以为军容礼。至今不易其制。”(《中华古今注》卷上，9页)《新唐书》卷一百八《娄师德传》记载唐招募猛士；娄师德“乃自奋，戴红抹额来应诏。”(4092页)幞头，《唐会要》卷三十一《舆服上》“武德四年七月敕：折上巾，军旅所服，即今幞头是也。”(674页)
　　(45)胡禄，《和名类聚抄》．卷五《调度部·征战具·菔》条：“箙《周礼》注云：箙，音服，和名夜奈久比，唐令用胡禄二字，盛矢器也。”《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言：“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氈帽、氈装、行*皆一。”(1325页)仪卫之佩器中也有胡禄，《新唐书》卷二十三上《仪卫志上》：“诸队仗佩弓箭、胡禄。”(482页)
　　(46)关于唐代侍卫的佩器，参见钟少异、王援朝《唐杨思勖墓石刻俑复原商榷——兼说唐基壁画中的虎辗豹韬》，《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473—481页。   
　　(47)《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532页。
　　(48)《新唐书》卷二十四《车服志》：“武德四年，始著车舆、衣服之令。上得兼下，下不得拟上。”(5ll页)
　　(49)《封氏闻见记》卷四《运次》，431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景印本，子部一六八，杂家类，862册。《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凡服饰尚黄，旗帜尚赤。”(1830页)《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天宝十载五月，改诸卫旗幡队仗，先用绯色，并用赤黄色，以符土德。”(1954页)
　　(50)《一切经音义》卷十七《旒憧》，博桑洛东白莲社藏版。   
　　(51)《唐六典》卷十六《两京武库》之武库令条，461页。
　　(52)《唐六典》卷二十六，615—624页；卷二十七《左右金吾卫》，638页。
　　(53)《古今注》卷上，4页。
　　(54)《唐六典》卷四《礼部尚书》，116页。
　　(55)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141页注1。
　　(56)天宝六年四月唐政府对列戟又作了新规定。《通典·职官七》卷二十五《卫尉卿·武库令》：“天宝六年四月，敕改《仪制令》，庙、社、宫门每门各十八戟；一品门十六戟；嗣王、郡王若上柱国带职事二品、散官光禄大夫以上、镇国大将军以上各同职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大都护，门十四戟；上柱国带职事三品、上护军带职事二品若中都督、上都护，门十二戟；国公及上护军带职事三品若下都督诸州，门各十戟，并官给。”葬于同一年的张去奢，据《少府监范阳县伯张去奢墓志》载，曾任右金吾卫大将军、少府监，职事官为三品，银青光禄大夫，文散官为从三品，封爵为范阳县伯(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下册1608页)，不符合列戟的规定，但其墓盛画中绘有列戟图，或许因为张去奢是唐玄宗的姨表兄弟的缘故，得到图绘戟架的特殊礼遇。但这一现象并不能说明中宗朝以后列戟制度的遵守就不严格。宪宗时还专门为责罚立戟违式下过诏敕，《全唐文》卷六十一《宪宗皇帝·罚卢坦、元义方立戟违式俸料敕》即是一例。敕文中对于违制之戟予以没收，并罚一切与此有关的责任人的俸料；又严肃申明：“其所立戟，须有明文。宜令所司准旧制。待宫阶勋至三品，然后申请，仍编于格令；永为常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655页上)说明唐政府对列戟制一直是严格执行的。立戟一再有违制现象，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唐人对列戟的向往和重视。   
　　

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0

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