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2000年10月26日，我们在榆林市靖边县文管办库房作馆藏文物定级鉴定时见到了一座石椁的部分构件，有屋形椁顶、有插镶椁板的石柱，还有画着精美仕女画和线刻仕女图像的椁板，数了一下，只有四块椁板，明显的不够一套石椁，因为保存如此好的石椁彩绘仕女图，在陕西并不曾发现过，我们自然很重视，寻问当地同志，方知在县剧团的库房中还存放一些。第二天，县上的同志很快组织人力和运输工具将剧团那里的余下部分转运进新建成的库房中，经核对辩认，终于将这个石椁的所有构件完整的归放在一起。
　　这套石椁是1991年6月24日由一批盗墓者在靖边县红墩界乡杨家村东陈梁山上的一座纪年唐墓(开元二十四年七月)中发现的。其它文物已不存，后经当地的农民报案，文物部门做工作，才使余下的石椁和墓志没有被运走，保存了下来。只是时间长了，转手保管，对石椁构件的数字稍有出入。原以为整套石椁由28块石组成，即顶盖4块，立柱10根、椁板10块、底座4块。经过本次核对，整套石椁应由30块构成，底座是6块石构成，以前少计算了2块。
　　经过计算和复原，最终这套石椁应是歇山式屋顶，面阔三间、进深二间，规模宏大，装饰华丽的石雕彩绘建筑。郭延龄先生①对杨会墓志考证得比较详细，发表了绝大部分椁室壁画的照片，给人们了解和认识这个石椁的内涵及当时画技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次有机会观察这套石椁，并测量核对各个部位，深觉有些细节及相关问题仍有发掘之必要，故尔草写此文，意在引起学者注意，并能更深入研究它。
　　一
　　杨会墓出土的这套大型彩绘线刻石椁，当初应是在异地制作的，并依次编号，写明次序与位置，将部件运入墓室，然后依次组装成完整石椁，尤如建造了一个石屋，在观察中发现有的石柱上写有“上”、“下”、“东第×”，在石椁的侧面也有书写痕迹，这样做有利于安葬时能有序的组装石椁，并不会产生混乱。这一发现很有助于研究隋唐时期石椁的建造与使用。
　　石椁顶部中间的两面坡石长173厘米，宽62厘米，带脊处最厚33厘米，两端有垂脊部分的石长173厘米，宽75厘米。椁板中间石柱高120厘米，宽24厘米、厚18.3厘米，两侧中间做出可插石板的槽子，槽子宽10厘米，下端有凸出的圆形榫头，直径7厘米。转角处的石柱呈直角尺形。高度与前一种石柱相同，宽度25厘米，厚23.5厘注，直角内也作成内凹的小直角，供安装椁板时使用。石椁板一般高120厘米，宽48厘米左右，厚9厘米。底座石厚24厘米，测量的一个转角部分的座石长135厘米、宽60厘米，侧面外露部分减地刻花卉及奔虎、狮、豹等动物。底座上面一周圈刻有槽子和圆形凹卯，以利安装石椁构件。安装时先将底座运入墓室指定位置拼对支垫使其平稳，然后依次装上石柱及部分石椁板，再放入棺，接着装完石椁板，最后安放屋顶石，在安装过程中要夹衬，支垫是少不了的程序，因为石椁的各构件之间总是有少许尺寸的差异，如果没有差异也无法安装。当屋顶放置于椁顶时，由于它的自重促使石椁整体平稳。
　　石椁正面外部的三块椁板上内外均有纹饰，一般外刻内画人物图像，现介绍于后。第一块：外侧雕刻出立体的窗户。窗框浅减地刻缠枝花卉，这面的里面(即面向椁室一侧)墨线勾勒填彩双髻仕女立像，圆脸、大眼、小口、脸颊施红晕，着男式圆领长袍衫，腰束带，右手屈肘于胸前，左手下垂，满脸稚气，活泼可爱，立像脚前绘几块大小石块，立像的左肩附近竖行墨书“玉支”二字。
　　第二块：外侧正面上部为直接雕刻的立体直棱窗，周边雕饰缠枝花卉，下边空处为白色粉底。它的里面是一墨线勾描施彩仕女立像，仕女身体稍向右侧，头发中分向后披，鹅蛋形脸，面容娴静，脸施彩、朱唇微启。身着圆领广袖长衫，肩披长巾，腰束带，薄衣透体，体态雍容，脚前有错落有致的大小石块4个。
　　第三块：外面细阴线刻一幅男装仕女立像，戴幞头、着圆领衫、腰束带、足登软底鞋，手持如意，线条流利舒畅。里面则为一墨线勾描施彩仕女像，此仕女抬头挺胸侧身而立，背对观者，似乎在凝神远望，表现了一种不俗的气
　　质。仕女长发披肩，长衫绕身，广袖下垂，长裙曳地，红色披肩轻轻飘起，质感极强。整幅画静中有动，似有微风习习透出画外。仕女脚下又绘三石块，二大一小状如小山。这是一幅极生动的画作，形神兼备，构图意境和笔法均为上乘。
　　第四块：外面为细阴线刻戏鹦仕女图，仕女头发由两侧上梳后在额前做成垂髻，浓眉大眼，方脸盘，交领广袖长衫，大披肩，左肘上举手驾一只鹦鹉，右手上举伸出食指和中指做戏弄驯导之状，用笔简练，刻画正确，人物丰满，很有生气，极富意趣。整个画面人物稍向右侧。它的里面则是一幅墨线勾描施彩仕女立像，仕女头部稍向左侧，秀发垂髻，腰姿稍曲，极有韵味，仕女小襦长裙白色披肩缠住上身，右手曲举于胸前，左手自然下垂，裙褶习习，裙摆落地，整个人物婷婷玉立，仪态万千。脚前也绘大小四块石头。在仕女的左肩附近竖行墨题“金花”二字。
　　第五块：外面光素无纹饰，也没有施白粉色，为原石面。里面墨线勾描施彩拱手捧物仕女立像，人物向左，长发及肩，额前束小垂髻，面部丰满，五官端正，脸颊施红晕，交领广袖，长裙曳地，绿色轻纱披肩，由右肩经胸前搭于左肩垂于身侧，两手抬举于胸前，手中持一物。一双红色的如意鞋尖翅伸出裙外，非常独特。在画中人物的左肩附近上方墨题“阿三”二字。
　　第六、七块：外侧均无纹饰。里面是两幅头戴幞头，身着圆领小袖衫，腰束带、足蹬软底鞋的男装仕女像，一个幞头无脚，拱手侧身而立，一个幞头有脚垂肩，做右手捧圆盒，左手指划状。两幅人物均面容娇好，有谦卑之态。人物脚旁也以大小山石点缀。
　　第八块：外侧顶部用雕刻和绘画相互结合，描绘出屋梁下的斗和人字形拱，再下为门上的枋梁和插板，在两块插板上各绘了一只展翅飞翔的燕子，两两相对，白色的腹部、黑色的羽毛，情趣盎然，似乎这对燕子正好要落到主人的屋檐下了。再下部一多半的篇幅描绘了一座大门的两扉。门上的泡钉，铺首一应俱全，门扉上用墨线勾绘出两个男内侍像，均面部消瘦，无胡须，有谦卑之态，头戴幞头，身着圆领广袖长衫及膝，腰束带，右一人拱手持笏，左一人右手握剑，右肘内曲胸前。两人均足蹬尖头鞋。整个画面做于白色粉底之上，而周圈其它框边则为减地雕刻的折枝花卉，空间也填涂白色粉底，所以整个画面以黑白色调为主调，特别分明，素雅大方。在这块石板的背面墨线勾描施彩持镜施妆仕女立像，画中仕女左向侧身而立，只是头稍向右侧，使观者能一睹真容。仕女浓发垂肩，面如圆月，身着小襦，曳地长裙，肩披帛，长袖自然下于肘间，身段丰满而匀称。只见她左手持圆镜，手指间夹拿着一个小脂粉盒子，盒内盛着红色的唇膏，右手似正在着妆，拇指头上涂有红色，也许她正在用右手拇指涂上红色，对着镜子在涂抹唇红。仕女左前方竖行墨书“思力”二字。整幅画动静、虚实相宜，浓淡恰到好处，勾勒洗练，施色不繁，对生活的观察极其到位，生活气息浓厚，不失为一佳作。
　　第九、十块的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这次没有打开原来包装，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想让这些精美的画面受到些许的擦伤，争取更多的保护好画面。但是，那两幅画面并不是一点不知，在文前提及的郭延龄先生对那篇文章所附的照片中，其中图一之三和图二之二应该就是我们没有打开看的那两块了。前者是一幅侧身供手持物仕女像，也是披肩长裙曳地，婀娜娴淑之态。后者则为上部绘直棱窗，下部中间的石雕缠枝花分开成两个等分，各绘一仕女右侧拱手形像，右边为一圆领束带长衫人物。左边为一长发披肩，红色长裙曳地，长披肩飘带于身后的仕女，身姿丰满，体态雍容华贵。
　　石椁内壁顶部经观察无绘画痕迹，底面则为磨光原石。从现有迹象观察，这座石椁当初制作时正面应是以阴线刻仕女和彩绘门吏展现出来，而相对的另一侧面椁板外侧不加雕刻和描绘。椁的两端外侧似乎也不曾雕刻和描绘。就目前所见当初这座石椁内侧应是极为华美的，一幅幅姿态各异、亮丽照人的仕女图装饰其间。每幅画在描绘前均施细腻的白粉底，然后再墨线勾描施彩晕染成像。整个石椁内外，除过两个门吏为男性外，余皆女性。68岁的杨会就这样在他的“阿三”、“玉支”、“思力”们的簇拥下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二
　　从考古发现的资料看，隋唐时期能使用石椁葬具的并不很多。五十年代在西安西郊玉祥门隋大兴城休祥坊万善尼寺内发掘的隋大业四年(608)的李静训墓出土有石棺椁，青石质，雕刻精美②。50年代发掘的韦皇后之弟韦泂墓，葬于中宗景龙二年(708)，墓内有石椁，石椁内外全是线刻人物画和窗门等，椁内面全是侍女，外面男像③。西安南郊发掘的唐杨思勗墓有石椁，杨为唐骠骑大将军兼左骁卫大将军知内侍事上柱虢国公，开元二十八年(704)葬。石椁平面为长方形，面阔三间的殿堂式，由18块石板和8根柱子构成。外侧雕刻浮雕，内壁东侧两次间正中，各刻一男侍者像。④七十年代初，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三原县发掘了陪葬唐献陵的李寿墓。发现了一座巨大的石椁，石椁外部彩绘贴金四神、武士、仙人等画面。里面为阴刻的乐舞侍女等。⑤乾陵陪葬的懿德太子⑥、章怀太子⑦、永泰公主墓⑧也发现了石椁。房陵大长公主、新城公主、燕妃、汝南郡王韦洵以及新近发掘的唐让皇帝李宪墓也有石椁出土。从上述已知公布有石椁葬具的资料可以看出，陕西境内发现用石椁葬具者的身份重要的有帝妃、太子、公主、王及著名将领等，他(她)们或品阶高，或功绩显赫，或是墓为陵，或身份特殊。这说明使用石椁葬具者并不是一般官员和平民百姓所能为之。这与《唐六典》司仪署司仪令条注：“凡葬，禁以石为棺椁者，其棺椁禁雕镂彩画，施户槦栏槛者。”以及《通典·礼》凶礼七棺椁制：“大唐制：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户槦栏槛”相符。由此可知，凡使用石椁、石棺者皆出自殊礼。实际上是没有禁住，仍在使用。
　　这次发现的石椁的主人杨会的情况却不同上述特点，他仅仅是“左羽林飞骑、上柱国。”史书无载。志文中对他在神功元年九月授羽林飞骑、上柱国时的功勋并没有书写，而且此后也并无功勋记载。羽林飞骑实际仅是羽林军中的士兵，并非将军或大将军。而上柱国，是勋官，正二品，一个小小的羽林飞骑实职，怎么会授上柱国这样的正二品勋职，这实质上反映了盛唐以后，特别是中、晚唐时期，不仅实职低微可获高勋位，就是个别无职事的也有上柱国、柱国之类的勋职。原因是因国初勋职与散官名同，年月既久渐相错乱所致。对此《旧唐书·职官志》在高宗永徽、咸亨时的相关记载中已有明言。那些葬在关中京畿附近的同类人物或比他实职还高的人都不曾使用石椁，而杨会却使用了石椁，这一方面可能是身处夏州的杨会以高勋职位，而另一方面应是他确具备了一定的物力，财力等经济基础，或其家庭在当地具有相当的地位和实力，更重要的则是夏州地处北疆，中央政府的有关制度在这里相对比较松驰，这也为我们研究唐代区域性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尤其是在分析和考虑隋唐石椁制度时更应注意变化。
　　尽管杨会以低微实职使用了石椁这样高规格的葬具，但就其石椁与前述已发现的其它石椁相比，其间的区别仍然是很明显的，比如椁顶仅具瓦棱，屋脊形状而无细部的瓦当等图案刻画。石椁的两侧和右侧既无线刻也无彩绘，完全光素，这与关中隋唐石椁的装饰手法不同，目的可能是减少人力，物力的消耗，节省经费。也就是说杨会虽然使用了石椁，但他的石椁的雕饰华丽程度逊于王公大臣和太子、公主及帝妃。
　　杨会石椁在正面仅有两幅线刻人物，而且是采用浅阴线刻的办法，没有大量使用阴线刻布满石椁内外，更没有大量使用减地浅浮雕的装饰手法来装饰石椁外壁，这一方面是等级及经济实力上的差距，而另一方面则可能与陕北地区没有关中那样的青石材料有关，前者不太适宜大面积的减地浅浮雕的精雕细刻工艺，而后者则具备这样的条件。陕北汉代画像石多采用大块面结构构图，同时加以彩绘勾描等手法，而不太流行细刻手法，当然这与石材的质地有密切的关系。唐杨会石椁的做法也就比较符合材料的自然条件了。
　　正因为我们前段提到的石料条件原因，杨会墓石椁内壁装饰则以墨线勾描施彩晕染的方法来装饰，既省时、省力又适宜当地的石材条件。况且这种石材条件也适宜对色彩的保存，因为石面上的小砂孔反而起到了对色彩颜料的强力粘着作用，因此，这批绘画作品才得以更好保存下来，当然原因还有干燥，地下水位低，出土后翻动少等因素。
　　杨会石椁内的绘画人物均为一幅幅单体构图，各图为一完整的人物画面，完整的表达着一个独立的侍女个人，她们或拱手而立，或举手转身，或眺盼，或妆饰。这和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中石椁线刻的人物动作、所做之事内容几乎完全不同，不是宫廷生活的缩写，而是一个妻妾成群的“土老财”的生活缩写。所以既无丝竹之雅，也无诗舞绘画之意趣，更无气度不俗的皇家气魄。
　　但杨会石椁上的绘画和线刻画就其艺术表现手法而言，仍不失为上乘之作，单独的每一个侍女画，均做到了形神兼备，协调统一，不论是服饰、仪态、色彩、线条等各方面都美观大方，典雅明快、简洁洗练，韵律感强。他既有关中唐代墓室壁画的线描勾勒取胜，又有绢本绘画的细腻色彩，轻重、浓淡及缓急明暗都有很好的表达，有一种清新的感觉。
　　唐杨会墓石椁内壁彩绘女像侧的墨书题记，为我们探寻她们的属性提供了可能。《酉阳杂俎》卷12《语资》中提到一女名周皓，“时靖恭坊姬，字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论，贵公子破产还之。”唐人笔记《昆仑奴》中记崔生相恋一妓名为红绡。《北里志》中记有住于长安南曲中的“杨妙儿”、“莱儿”等。李贺《申胡子歌》序：歌成，左右人合噪相唱。朔客大喜，擎觞起立，命花娘出幕，绯徊拜客。杜牧《张好好诗》中写到的张好好，十三岁时成为歌女，“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后一岁，公(沈传师)移镇宣城，复置好于宣城籍中。后二岁，为沈著作述师(传师之弟)以双髻纳之。《杜秋娘诗》的主人公杜秋，金陵人，她年十五，为李钶妾。前述各种资料说明唐时女子年岁很小即成歌舞妓。其中一部分后为人妾，或为人私妓。她们的名称如“妙儿”、“夜来”、“菜儿”、“红绡”、“花娘”等等的习惯与杨会墓石椁人像旁题记中的“思力”、“玉支”、“阿三”等名称极为相似，属同一类型。
　　程蔷、董乃斌先生⑨将唐代妓女(与现代意义上妓女不同)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宫妓，包括原属太常寺统辖，后由宦官为使的内教坊全部歌妓舞女乐师。第二种是官妓，即身列各级官府薄籍的歌妓舞女乐师，她们由“乐营使”管理，所以又称营妓。第三种为家妓，她们属于达官贵人或豪商巨富的私有财产，名不入官府薄籍，可以成为主人的侍妾，也可以被当作物件随意的赠送别人。第四种为私妓，也就是散娼，即由一个鸨母蓄养着几个妓女，以靠接客的收入为生。她们的谋生手段主要是出卖色相肉体和歌舞技艺等。若以上述的划分，唐杨会墓石椁中的侍女人物如：“思力”、“玉支”、“阿三”等应归属于家妓范围之中，她们是杨会的私有财产。
　　杨会石椁内侧人物即是杨会“家妓”的反映，她们与永泰公主，章怀太子等壁画墓中所描绘的人物对象之间存在的差异也就比较好理解了，因为属性不同所致，这也是等级不同的反映，是宫廷生活秩序与家庭生活的不同写照。
　　呼林贵 陕西省文物局 研究员
　　尹夏清 陕西省文物局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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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延龄：《靖边出土唐杨会石棺和墓志》，《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4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③陕西省文管会：《长安县南里王村唐韦泂墓发掘记》，《文物》1959年第8期。
　　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墓工作组：《西安东郊唐杨思勗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⑤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
　　⑥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⑦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⑧陕西省文管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
　　⑨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科学出版社，2000年。
　　

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