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自从1972年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①发表之后，中外学术界围绕墓中出土的“东客使图”壁画和“西客使图”壁画以及壁画的性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取得了一些重大研究成果和共识。根据我本人的初步研究，我认为“东客使图”壁画北边的前三人为“唐代鸿胪寺官员卿和少卿”，第四人为“东罗马使者的可能性较大”，第五人“若是朝鲜使节的话，那么应是新罗使者无疑”，第六人“看来很有可能是一位(左革右末，音mo)鞨褐族酋长或包括李多祚在内的族使者。这一推测估计没多大问题，但我也并不完全排除该使者是室韦族使者的可能性”；“西客使图”壁画北边的前三人为“唐代鸿胪寺官员。……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那么这三个人很有可能就是鸿胪寺卿掌管之下的典客署官员从七品下的典客令和从八品下的典客丞”，第四人“推测可能是高昌使节”，第五人“应为吐蕃使者的可能性最大”，第六人“推测可能是大食使节”②。值得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东客使图”北数第五人的所谓“新罗使者”以及“东、西客使图”壁画的性质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本文拟想在拙文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一下目前中外学术界的研究动态以及发表一下本人对上述两个争议较大问题的一孔之见。
　　一、再论“新罗使者”
　　关于“东客使图”中的北数第五位使者，归纳起来，中外学术界先后主要存在着以下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以王仁波等先生的“日本使者说”③为代表；第二种观点是韩国学者金元龙先生的“新罗使者说”④为代表；第三种观点是日本学者西谷正先生的“渤海使者说”⑤为代表；第四种观点是韩国学者金理那先生的“高句丽使者说”⑥为代表。
　　毋庸讳言，现在有关“东客使图”中的北数第五位使者的国籍问题虽然观点不少，但正确的答案只能是一个。那么，究竟哪一种观点能够站得住脚呢？在此，我想逐一剖析一下各自观点是否能够立论的依据和证据材料。其中，第一种观点最早是中国学者王仁波等先生提出来的，首当其冲的支持者则是日本学者冈崎敬先生。1974年11月，为纪念北九州市立美术馆开馆而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汉唐壁画展》，“东客使图”摹本以《外国使节图》为题，在日本进行了首次公开展出。当时，冈崎敬先生在解说词中曾这样写道：“使节图各壁都可以看到三位外国使节，其中有被认为是日本使节的人物，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此人也很有可能就是按照天宝年间遣唐使粟田真人等人的形象临摹的。”⑦这种解说，实际上是对古代文献记载的生搬硬套，其目的是为了附会“日本使者说”的学说。据《旧唐书·东夷列传》记载：“长安三年(703年)，其大臣朝臣(粟田)真人来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贤冠，其顶为花，分为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则天宴之于麟德殿，授司膳卿。”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三点不同；其一这位使者头上所戴的冠是“骨苏冠”，并不是“进贤冠”；其二，“旁插鸟羽”与“其顶为花，分为四散”大不相同；其三，身上穿的“大红领长白袍”也与“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也相去甚远。另外，假使说是“日本使者”，那么人物的长相和衣着打扮至少也府该同粱萧绎{职贡图》(相传为宋摹本，绢本设色，纵25公分，横198公分，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⑧上“倭国使”的长相较为接近，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说，要将这位使者说成是“日本使者”的确是有点过于牵强附会。
　　第二种观点的“新罗使者说”，应该说首先是由韩国学者金元龙先生在1974年提出来的。其实，他在最初发表自己的看法时，心中一直是忐忑不安的，所以在发表论文的题目后面曾打有一个问号⑨。到了1984年，中国学者白云翔先生撰文认为：“客使图第二人(即指北数第五位使者)的服饰不仅符合古代文献中关于朝鲜人服饰的记载，而且与考古所见古代朝鲜人的服饰雷同。很明显，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壁画客使图第二人并非日本使节，而是古代朝鲜人。⑩值得一提的是，据西谷正先生介绍：“1989年进行实地考察的东国大学佛教文化遗迹学术调查团团长(文明大学博物馆馆长)也指出了新罗人和渤海人的可能性，并进一步认为，由于渤海建国于698年，所以应视为是新罗人(《统一日报》1989年8月3日)。”(11)1996年，我对“东客使图”也进行了初步研究。从706年迁葬雍王的历史背景上来分析，我认为此人“显然不可能是早已亡国的百济使者和高句丽使者。若是朝鲜使节的话，那么应是新罗使者无疑’(12)。近年来，王世平先生也撰文首先否定了“日本使者说”和“高丽使者说”，认为该使者应为“新罗人”。并强调指出：“据《新唐书·新罗传》记载，‘其风俗、刑法、衣服，与高丽、百济略同，而朝服尚白’。新罗既与高丽服饰略同，那从服饰角度而言，说该使节是新罗人也就可以成立，凡主高丽说的研究者也许是把《新唐书·新罗传》这一句关键性记载忽视了。实际上。当时的新罗不仅是朝鲜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与唐朝的关系密切，经常排在唐朝所有外宾中的第一位。公元753年，曾经发生日本使节不满新罗第一的安排，向唐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改排位次的事，但这也正好说明新罗在唐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12)”在这一点上，就连一向持“渤海使者说”的西谷正先生，“根据新罗遣唐使公元703年频繁入境一事来考虑，也持新罗人说”(13)。除此之外，我觉得如果再从6世纪末唐代皇帝“遣使吊祭”新罗王上来分析，壁画上的朝鲜人物形象非“新罗使者”莫属(14)。
　　第三种观点的“渤海使者说”，这是日本学者西谷正先生早在1991年就提出来了。他“在考察中国史书中有关鸟羽冠的记载、渤海国的形成、唐和日本对渤海的习惯称呼、日本正史中关于渤海国的记载和唐与渤海的外交关系的基础上，考虑到李贤于神龙二年迁回乾陵陪葬，景云二年追封为章怀太子与妃房氏合葬的过程，对唐王朝来说是一重要仪式，应有外国使臣参加，所以，这幅壁画中戴鸟羽冠的人物应是渤海国使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据说渤海是由高句丽人及(mo )鞨人发展而来的，所以上述所看到的高句丽习俗被渤海继承的可能性极高。另外，在中国虽然正式作为国家而称为渤海，但是普通人好象常常称之高(句)丽，更有甚者的是，也有明确自称为“高丽王”。附带说一下在日本也是把渤海称之高丽，把从渤海来的使节同样称之商丽客。在《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二年(758)十二月十四日条中所看到的渤海使杨承庆，在同年正月三日条中则出现为高丽使。像这样的史料例子，在平城宫遗址出土的木简中也得到了证实。即在用墨书书写的“依遗高丽使迴来天平宝字二年十月甘八日进二阶叙”木简上可看到遣高丽使，是指遣渤海使小野团守等人，这与天平宝字二年(758年)十月丁卯(廿八日)条的记载和《万叶集》中大伴家持所咏唱的“题渤海大使小野朝臣”之歌来考虑也是完全吻合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认为在这里“高丽国很有可能就是指渤海国而言”(15)。进而言之，即使说渤海国与高(句)丽以及唐朝的关系密切，但这并不能说渤海使就有机会和资格作为外国使臣来参加706年的雍王李贤迁葬葬礼。众所周知，渤海国是唐时以(左革右末)鞨*(上疒下反)粟末部为主体，结合其他(左革右末)鞨诸部和部分高句所建政权。武周圣历元年(698年)由粟末部首领大祚荣建立，初称震国。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唐派崔忻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设置忽汗州，加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改称渤海。渤海按唐制建立政治、经济制度。使用汉字。唐玄宗以后，渤海经常派人到长安朝贡、请封号，多次派学生来京师太学学习，文化发达(16)。另据《旧唐书·北狄列传》记载：“渤海(左革右末)鞨……风俗与高丽及契丹同，颇有文字及书记。……开元七年(719年)，祚荣死，玄宗遣使吊祭，乃册立其嫡子桂娄郡王大武艺袭父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现在看来，“则天为之举哀，遣使吊祭”(《旧唐书·东夷列传》)新罗王在前，即天授三年(692年)和长安二年(702年)，而“玄宗遣使吊祭(祚荣)”在后，即开元七年(719年)。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认为新罗王“遣使吊祭”雍王要比渤海郡王“遣使吊祭”雍王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另外，从唐朝与新罗、日本以及渤海的密切关系来说，7世纪初的唐日关系是在渤海之上，而唐与新罗的交往则远在唐日关系之上。所以说，我认为壁画上的人物断定为“新罗使者”是最为合适不过了。
　　第四种观点是“高句丽使者说”，应该说最早是1984年我国学者王仁波等先生提出来的。据《旧唐书·高丽传》记载：“(高丽)官之贵者，则青罗为冠，次以绯罗，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衫筒袖，裤大口，白韦带，黄韦履。”他们据此“推测可能是日本或高丽的使节”(17)。1994年韩国学者金理那先生也发表了同样的见解(18)。时至今日，韩国汉城国立大学国史学科教授卢泰敦先生仍然坚持认为“惟一比较合适的理解只要‘高句丽人说’了”。这是他对敦煌莫高窟220号洞和335号洞壁画、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出土的“都管七国六瓣银盒”、陕西省蓝田县法池寺出土的舍利函以及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中的鸟羽冠使者考证之后得出的结论。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自南北朝以来，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中国东南主要邻国就是高句丽。加之隋唐时期，中国与高句丽之间连年征战，使得唐人对高句丽的印象尤其深刻……唐人对高句丽的深刻印象甚至在高句丽灭亡多年之后仍没有减弱……另外，高句丽遗民以及唐政府有关政策也对这种认识的加深产生了一定影响。7世纪末以后，大批高句丽遗民来到辽东一带定居，唐政府封高句丽王孙为“高丽朝鲜王”并留住长安，从而使“高句丽”成为中国的内蕃。公元725年唐玄宗泰山封掸，新罗和日本作为“朝献之国”派遣参与，而“高丽朝鲜王”则以“内臣之蕃”的身份随行(《旧唐书·礼仪志》)。如果留意唐朝的礼仪制度，也不难发现公元668年高句丽灭亡以后，唐朝已经或试图将高句丽归为大唐天下的一部分。源于这种历史背景，虽然在公元668年以后，高句丽作为政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唐人仍将其视为唐朝组成部分。综上所述，不论是公元686年的敦煌莫高窟335号洞壁画，还是李贤墓礼宾图，仍有高句丽人形象出现，就顺理成章了(19)。在这里，我觉得应该指出的是，《旧唐书·礼仪志》中有这样一条明文记载：开元十三年(725年)十一月“壬辰，玄宗御朝觐之帐殿，大备陈布。文武百僚，二王后，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岳牧举贤良及儒生、文士上赋颂者，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契丹、奚等王，大食、谢*(左风右日)(据《康熙字典》记载：‘谢*(左风右日)，外国名，本名漕矩吒，武后改今名。’)、五天十姓，昆仑、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蕃，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天竺、凿齿、雕题、*柯、乌浒之酋长，咸在位”在《唐会要·郊议》条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记载。不过，668年以前的“高丽王”与725年属于“内臣之蕃”的“高丽朝鲜王”是不可同日而语。像参加包括雍王李贤葬礼在内的大唐的婚祭丧葬大礼，出席的客使们代表的是各目的国家，而不是客使本人。所以说，要说在706—711年唐章怀太子墓客使图中有668年亡国的高丽使者的确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此外，1979年，在唐长安城道政坊(今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出上了1件唐代的都管七国六瓣银盒，也是研究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的很重要的资料。该银盒盖面上是由7组周边纹饰和1组中心纹饰所组成，其中有1组为“一尊者居左盘坐，四人站立于左右，冠上皆插二鸟羽，长衣宽袖，着韦履。题榜为‘高丽’、‘国”’。从都管七国六瓣银盒的造型上来分析，张达宏和王长启先生考证，此盒具有典型的晚唐风格，应为“晚唐时的作品”(20)。齐东方先生也认为都管七国六瓣银盆的时代应为9世纪(21)。我认为银盒上的“高丽国”并不是指668年灭亡的“高丽国”，而很有可能是指“王氏高丽国”。据《辞海》解释：“王氏高丽，通称高丽。朝鲜封建王朝(918—1392)。王建创立，国号高丽，都开京(今开城)。公元936年统一朝鲜半岛。早期仿中国唐制实行集权统治，尊佛教为国教。后期武臣跋扈，倭寇为患，国势日衰。1392年为李氏朝鲜所取代。”(22)否则的话，6世纪中叶就灭亡了的高丽国，怎么还会制造出9世纪的作品来?当然，银盒的制造年代可以向后推到9世纪的“王氏高丽国”统治时期，但是，雍王李贤墓壁画的制作年代则不然，最早为706年由四川巴州以雍王身份迁回陪葬乾陵(大唐故雍王墓志之铭)，最晚为711年追赠章怀太子，其妃房氏与之合葬(大唐故章怀太子并妃清河房氏墓志铭)(23)，另外，再从新罗“其风俗、刑法、衣服，与高丽、百济略同，而朝服尚白”(《新唐书·新罗传》)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我认为该壁画头插二鸟羽的客使图人物只能是“新罗使者”，而不会是早已亡国的“高丽使者”。其实，卢泰敦先生坚持强调李贤墓礼宾图中的使者不
　　是“新罗使者”，而应为“高句丽人”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否定中外学术界的所谓“日本使者说”、“新罗使者说”以及“渤海使者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否定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市阿弗拉西阿勃都城出土的宫廷壁画中出现的鸟羽冠使者并不是新罗使者，而应该是“当时正值对唐战争时期，高句丽为寻求侧面牵制唐朝的政治盟友，派遣使者经由北方蒙古草原的‘草原之路’远赴中亚地区的高句丽使者”(24)。总之，卢泰敦先生的这一观点是否可以立论，我们暂且不论。但是，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如上所述，我认为银盒上的“高丽国”并不是指668年灭亡的“高丽国”，而很有可能是指“王氏高丽国”而言。
　　二、再论“客使图”壁画的性质
　　1972年，李求是先生在分析唐章怀太子墓“客使图”壁画题材性质时，首次提出了该图使者“为谒陵吊唁客使”(25)。这也可以说成是《昭陵十四尊宾王像》和《乾陵六十一尊宾王像》所谓“刻石记功”的翻版。据有人考证：“唐高宗时，他们都来参加葬礼，武后为了纪念这件大事，予以刻石记功。”(26)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为壁画，而后者为石刻，我估计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出于等级礼仪上的考虑。所以说，我始终坚持认为唐章怀太子墓壁面“东、西客使图”实际上就是一幅完整的“吊唁图”。近年，王世平先生也发表了自已的看法，他并“不取使者是来吊唁之说”。认为“这两幅《迎宾图》中的六位使节，就其身份而言应为实指，即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国家和地区，但将他们集中在一起则是虚数，并不一定真有这样一次外交活动。所谓虚指，是按照李贤的身份地位，他应该有资格会见这么多外宾，或者理应有这么多的贵宾前来吊唁，所以这是一种曾经监国的皇太子应当享有和可能享有的礼仪规格的象征。比照前文所述打马球和射猎出行都不一定是实写的考虑，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只是墓葬设计者或画师心目中感到应该出现的情景，是他们对章怀生前政治生活的一种美化、理想化的处理”(27)。与此同时，还有的学者认为东、西客使图是表现了“唐朝鸿胪寺官员正要引领宾客，谒见太子”(28)的场面。那么，“客使图”究竟是属于“吊唁图”呢?还是属于“谒见太子图“呢？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我认为“客使图”属于“吊唁图”的可能性为最大。除了以上所讲的证据之外，在这里我想再列举一些旁证资料。
　　其一，从“客使图”壁画所处位置上来说，它并不是在其它位置，而是位于墓道的东、西两侧。这不仅与所谓的“神道”遥相呼应，而且也与“皇帝谒陵”的礼仪不谋而合。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皇帝谒陵，……百官、行从、宗室、客使位神道左右。……其日，未明五刻，陈黄麾大仗于陵寝。三刻，行事官及宗室亲五等、诸亲三等以上并客使之当陪者就位。”如果推测不错的话，那么我觉得章怀太子墓壁画“东、西客使图”实际上就是表现了“皇帝谒陵”时的客使“吊唁图”。
　　其二，“东、西客使图”上的前三位人物，我认为应是唐鸿胪寺“掌宾客及凶仪之事”的“卿”和“少卿”。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鸿胪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丞二人，从六品上。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凡四夷君长，以蕃望高下为簿，朝见辨其等位，第三等居武官三品之下，第四等居五品之下，第五等居六品之下，有官者居本班。……皇帝、皇太子为五服亲及大臣发哀临吊，则卿赞相。大臣一品葬，以卿护；二品以少卿；三品，以丞。皆司仪示以礼制。”从这一点上来分机析，我认为李贤在706年看来是以雍王的身份从四川巴州迁回陪葬乾陵的。如果上述人物是“掌宾客及凶仪之事”的“卿”和“少卿”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客使图”自然表现的就是客使随同皇帝谒陵的“吊唁图”，而不是“唐朝鸿胪寺官员正要引领宾客，谒见太子”的所谓“谒见太子图”。
　　其三，唐代不仅重视自己的丧葬礼仪，而且也非常重视蕃国君长之丧。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若为蕃国君长之丧，则设次于城外，向其国而哭，五举音止。”更有甚者的是，还专门“遣使吊祭”。如《旧唐书·东夷传》记载：“天授三年(692年)，政明卒，则天为之举哀，遣使吊祭，册立其子理洪为新罗王，仍令袭父辅国大将军、行豹韬卫大将军、鸡林州都督。……”，类似这样的事例还很多，不胜枚举。总之，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唐朝与包括新罗在内的的周边国家和地区，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和文化上的交融，同时也有力地说明了唐章怀太子墓“吊唁图”就是唐朝“遣使吊祭”的必然结果。
　　其四，为什么706年安葬的章怀太子墓壁画中有“吊唁图”，而同年安葬的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和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却看不到呢?究其原因，估计多少与他(她)们的埋葬身份是有一定的关系。众所周知，懿德太子李重润墓是“号墓为陵”的建制，永泰公主李仙蕙墓也是如此。不过，从雍王墓志和章怀太子墓志可知，前者无撰写人姓名，后者的书写人为歧王李范，而撰写人却是刚正不阿的邠王师卢粲。据《新唐书·卢粲列传》记载：“雍墓不称陵。”其实，在安乐公主夫婿武崇训的埋葬问题上，当时在上层内部就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意见。也就是说，武崇训死，中宗竟“诏墓视陵制”。对此，卢粲感到忿忿不平，义正词严地说：“凡王、公主墓，无称陵者，唯永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后人所援比。崇训茔兆，请视诸王。”诏日：“安乐公主与永泰不异，崇训于主当同穴，为陵不疑。”卢粲最后并以“陵之称，本施尊极，虽崇训之亲，不及雍王，雍墓不称陵，崇训缘主而得假是名哉?”由此看来，尽管卢粲对武崇训的“诏墓视陵制”极为不满，但对“雍墓不称陵”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可见，706年李贤在迁葬时是以雍王的身份陪葬于乾陵的。另外，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号墓为陵”是有明文记载的。据《新唐书·三宗诸子·懿德太子李重润列传》记载：“神龙(705年)初，追赠皇太子及谥，陪葬乾陵，号墓为陵。”而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的“号墓为陵”，在卢粲看来，“唯永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后人所援比”。如果说“客使图”是代表“雍墓不称陵”的丧葬礼仪之一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从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的三出阙楼图、玉质哀册、贴金彩绘甲马俑以及列戟24竿等随葬品制度都可以看成是“号墓为陵”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李求是先生认为：“同时兴建于神龙年间的章怀、懿德二墓在形制上的区别，就反映出唐代陪葬陵、墓制度的差异(29)。”至于在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墓在墓中没有“客使图”壁画，在陵园也没有出土类似《昭陵十四尊宾王像》和《乾陵六十一尊宾王像》，这是否是“号墓为陵”的太子墓、公主墓与真正的帝王陵墓之间的微妙区别就尚存质疑了。
　　王维坤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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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②王维坤：《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考古》1996年第1期。另载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天游主编：《唐墓壁画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
　　③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代壁画之研究(上)》，《文博》1984年创刊号；王仁波：《章怀太子李贤墓“礼宾图”和日本使者》，(人民中国》1982年第10月号；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中日古代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
　　④金云龙：《唐李贤壁墓画のO新罗使(?)に付ぃて》《考古美术》123号、124号，1974年。
　　⑤西谷正；《唐·章怀太子李贤墓の礼をめぐって》，《隆人先生喜寿纪念论集，古文化论丛》1991年；西谷正著、马振智译：《唐章怀太子李贤墓《礼宾图》的有关问题》，周天游主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此文还载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天游主编：《唐墓壁画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
　　⑥金理那：《唐代美术所表现的鸟羽冠饰高句丽人——以敦煌壁画和西安出土的银盒为中心》，《李基白先生古稀纪念·韩国史学论丛(上》》，1994年。
　　⑦罔崎敬：《汉唐古坟壁画のながれ》《北九州市立美术馆开馆纪念·华人民共和国汉唐壁画展》(附录)，1974年。 
　　⑧郑工、欧阳启名主编：《中国画鉴赏》(远古—隋唐)，九洲图书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
　　⑨金云龙：《唐李贤壁墓画のO新罗使(?)に付ぃて》《考古美术》123号、124号，1974年。
　　⑩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代壁画之研究(上)》，《文博》1984年创刊号；王仁波：《章怀太子李贤墓“礼宾图”和日本使者》，(人民中国》1982年第10月号；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中日古代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
　　(11)王维坤：《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考古》1996年第1期。另载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天游主编：《唐墓壁画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
　　(12)王世平：《唐墓壁画的社会意义》，周天游主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1年。此文还载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天游主编：《唐墓壁画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
　　(13)西谷正；《唐·章怀太子李贤墓の礼をめぐって》，《隆人先生喜寿纪念论集，古文化论丛》1991年；西谷正著、马振智译：《唐章怀太子李贤墓《礼宾图》的有关问题》，周天游主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此文还载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天游主编：《唐墓壁画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
　　(14)王维坤：《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考古》1996年第1期。另载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天游主编：《唐墓壁画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
　　(15)西谷正；《唐·章怀太子李贤墓の礼をめぐって》，《隆人先生喜寿纪念论集，古文化论丛》1991年；西谷正著、马振智译：《唐章怀太子李贤墓《礼宾图》的有关问题》，周天游主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此文还载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天游主编：《唐墓壁画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
　　(16)辞书编辑委员会：《辞海》中册，第2728页，1999年版普及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17)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代壁画之研究(上)》，《文博》1984年创刊号；王仁波：《章怀太子李贤墓“礼宾图”和日本使者》，(人民中国》1982年第10月号；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中日古代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
　　(18)金理那：《唐代美术所表现的鸟羽冠饰高句丽人——以敦煌壁画和西安出土的银盒为中心》，《李基白先生古稀纪念·韩国史学论丛(上)》，1994年。
　　(19)卢泰敦：《关于唐李贤墓道壁画“礼宾图”中的“鸟羽冠”使者》，《亚洲史学会第10次研究大会讲演稿集——东亚古代史·考古学研究的诸问题》(中文本)，2001年3月7---8日北京。
　　(20)张达宏、王长启：《西安市文管会收藏的几件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21)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4--86页。
　　(22)辞书编辑委员会：《辞海》中册，第3407页，1999年版普及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23)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24)卢泰敦：《关于高句丽·渤海人和中亚地区居民间往来的研究》，《大东文化研究》23，1989年；另载《高句丽史研究》，1999年。
　　(25)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教育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女物》1972年7期；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唐李贤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
　　(26)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名胜古迹》上册，1981年，第103页。
　　(27)王世平：《唐墓壁画的社会意义》《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1年。此文还载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天游主编：《唐墓壁画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
　　(28)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95页。
　　(29)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