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王朝，它热情积极地欢迎并接纳世界各地的文化以及反映其文化品味的器物，使得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达到最盛期。据史书记载，大唐王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点已被多年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作为唐代墓葬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墓室壁画较为全面而详细地反映了唐代贵族生活的全貌，其中就有大量描写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场景和器物，胡瓶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那些造型不同的胡瓶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外国器物在唐代中国的流传过程即初入阶段、被模仿阶段和完全中国化阶段。在传入中国的外来器物中，胡瓶虽然不是数量最多的，但却是被模仿最多的，故对胡瓶尤其是壁画上的胡瓶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在结合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壁画上的胡瓶进行分期分类研究，以期探明其演变过程和所包涵的历史信息。文章共分为四部分：壁画上的胡瓶、考古发现的胡瓶、胡瓶的陶瓷仿制品和结语。笔者见识浅陋，不免挂一漏万，请方家指正。
　　胡瓶是指一种外国宴饮容器，英文作ewer，汉语译为大口罐、带把长颈瓶、环柄长颈鸡头壶、长颈大口瓶壶、带把壶或执壶等。“胡”有很多种解释，笼统地说是指外国或异族。美国著名汉学家和语言学家谢弗认为：“胡”在中国古代专门指称中原王朝北方边境地区的邻人，但是在中世纪时，包括在唐代，“胡”主要指称西方人，特别是用于称呼波斯人、天竺人、大食人以及罗马人等，因此，这一时期从以上地区传入的壶瓶泛称胡瓶。①其造型特征为大口、鸭嘴式流、细长颈、椭圆形腹、长曲柄、圈足或无足。中国鉴赏家所说的天鸡壶即属此类型。它最早出现在希腊或罗马时代，以史前时期的敞口带把陶瓶为原型，后来随着罗马帝国的东征及与东方人的贸易而向东传入中亚和埃及等地区。到了中亚希腊化时期，胡瓶成为广大的希腊化国家和地区一种广泛使用的生活器皿，在同一时期的南俄罗斯草原一带也到处可见。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外贸易日渐繁荣，大量的外国器物进入中国，胡瓶也在其中。汉唐时期，长安及周围地区成为外国器物的汇聚地和中转站，包括胡瓶在内的外国器物经由长安向东流传一直到日本和朝鲜等国。从年代上看，胡瓶的流行时间很长，从罗马时代一直持续到伊斯兰时代。从地域上看，罗马、希腊、埃及、伊朗、俄罗斯草原、中亚地区、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均有发现。孙机先生认为西方金银器传入我国的时间不晚于西汉初，②至于胡瓶何时传入中国，既无稽可查又无定论，但至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实物发现，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和河北宽城出土的银胡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外来的带柄长颈壶在唐代时才称“胡瓶”，但罗丰对此并不认同，他说这一名称其实在西晋(265—317)时就已经出现。据《太平御览》卷七五八引《前凉录》载：“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林作，奇状，并人高，二枚。”《太平御览》卷七五八引《西域记》亦载：“疏勒王致魏文帝胡瓶二枚，银胡瓶二枚。”崔鸿《十六国春秋》卷七十二也有类似的记载。张轨在河西执政时间大约开始于晋惠帝永宁元年(301)。故他认为胡瓶最早是于公元四世纪从罗马帝国传入的，它的名称也在这一时期出现。③至唐时，随着胡瓶数量的不断增多，而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唐书中有关胡瓶的记载很多，主要有《隋书·杨素传》载：“拜素子玄奖为仪同，赐黄金四十斤，加银瓶，实以金钱。”《旧唐书·秦叔宝传》载：“(秦叔宝)破尉迟敬德，功最居多，高祖遣使赐以金瓶。”《旧唐书·李大亮传》载：“帝诏曰：‘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旧唐书·吐蕃传》载，开元十七年(729)，吐蕃赞普曾向李唐王朝进献金胡瓶——金城公主又别进金鹅盘盏杂器物等。十八年十月，名悉猎等至京师，上御宣政殿。…赐紫袍金带及鱼袋，并时服、僧彩、银盘、胡瓶，仍与别馆供拟甚厚。张鸷《朝野佥载》卷三载：“初兵部尚书任郇，赐宫女二人，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宫斋金胡饼(瓶)酒赐之。”《册府元龟》卷九七四外臣部褒异一载：“开元五年(717)，突厥遣使献马，授其使郎将，放还蕃。降书喻之曰：‘今附银胡瓶、盘及杂彩七十匹，至可领取。’”《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和亲二载：“开元二十一年(733)，今奉皇帝金铨玛瑙胡瓶、羚羊、衫段、金银瓶盘器等，以充国信。”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记载：安禄山于天宝九年入朝自献金银器物，其中“金窑细胡瓶二。”唐玄宗曾“赐禄山金靴花大银胡饼(瓶)四”等等。可见，胡瓶已经成为唐代贵族阶层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一般的平民百姓无钱无权享用金银制品，纷纷使用陶瓷和三彩模仿品以赶时髦。在唐朝学习的日本人将胡瓶及其名称一并带回本国，并一直沿用至今。
　　关于胡瓶的源地，学者们说法不一，主要有希腊罗马说、萨珊波斯说和粟特说(索格地亚)等。最早注意并系统研究胡瓶的东方学者是日本的原田淑人，他将日本正仓院收藏的漆胡瓶与波斯萨珊时代器物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胡瓶最早出自波斯。另一位日本学者深井晋斯则深入研究出了胡瓶在萨珊朝不同时期的造型变化。他们二人共同构造了胡瓶波斯源说，影响颇大。④阿沙杜拉·苏衡·麦里几显—希尔瓦尼在《伊朗银器及对唐代中国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对中国金银器影响最大的不是萨珊时期的金银器，而是萨珊灭亡后的伊朗东部和中亚地区的金银器。过去被人们当作萨珊金银器的材料中，相当一部分是发现于前苏联境内伏尔加流域及其支流地区，例如大口罐(胡瓶)、小口(大口)带把圈足杯、多瓣形带足盘和带把八棱圈足杯，它们的形制和纹饰与波斯的器物差别较大，而在中亚和更东边的新疆西部地区的壁画和陶瓷器中，则能找到其形制或纹饰的同类，反映出某种东方的属性，其产地很可能是中亚粟特地区或南俄罗斯的草原地带，属于伊朗一粟特系统。⑤而中国学者罗丰明确指出“鎏金银瓶虽然从外观上看具有萨珊王朝金属器风格，但准确的说，这种高圈足、带流线型把手的容器其实是典型的希腊、罗马风格的制品。罗马式样的这种梨式壶身、高圈足、拱形手柄的壶产生于公元1世纪，有陶质和玻璃制品。容器流口称为‘流顿’，是从希腊语‘流出’派生出来的，注水口的造型据认为是模仿动物的上半身形象。罗马帝国时代，陶器、玻璃器较多地采用了这种形式。公元4世纪以后，巴卡特里亚地区出现带把高圈足银瓶。”⑥中国研究胡瓶的其他学者还有齐东方、孙机和台湾的吴焯等人，他们的观点也各不相同，笔者在下文将作详细论述。
　　胡瓶的实物主要见于考古发掘，图象则集中在唐墓壁画上。壁画是唐代墓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事死如生”理念的表达方法之一，它通过绘画的形式来描绘死者在阴间的生活场景，是其生前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复制。陕西是发现唐墓壁画最集中的地区，已发现的60余座有壁画的唐墓中年代最早的为武德四年(621)的贺若氏墓，最晚为文德元年(888)唐僖宗李儇靖陵。其中描绘胡瓶者10余座，年代最早的是李震墓(660)，最晚的为节愍太子墓(710年)。唐墓壁画是贵族生前生活全景的如实反映，内容丰富翔实，描写的器物种类繁多。齐东方认为有些可定为金银器。壁画虽难以难确表现出器物的质料，却能如实反映其形制。唐代前期的金银器大多带有中亚、西亚风格，有些径直模仿西方的器形，在纹饰方面也有取法西方的痕迹，与中国传统的陶瓷器有较大的区别。西安地区发掘的3000多座唐墓，加上遗址、窖藏等，出土的文物不计其数，器皿类大多为陶瓷器，但与壁画上描绘的器物形制相同的并不多。参照金银器的器形，不难发现两者有很多的相似。壁画上金银器的特殊形制为考定其质地提供了可能。⑦他还认为出现各种日常生活器皿的壁画墓很多，能清楚断定绘有金银器皿的壁画墓有房陵公主墓、李震墓、李凤墓、李贤墓、李爽墓、新城公主墓、永泰公主墓等，下文将作一一介绍。由于金银器属于珍贵财物，多数被盗或被重造，留存下来的实物为数不多。据孙机先生统计，五十年来共出土20件以上，⑧故壁画中的胡瓶图象对于研究唐代金银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笔者发现，除了唐墓室壁画上的胡瓶图象外，敦煌洞窟壁画上也绘有胡瓶。此外，本世纪三十年代沈阳县城北辽代东京府废址出土的四方岫玉雕，上面浮雕一胡服男子手中所持的也是一件萨珊朝当时流行的鸟头胡瓶，1981年甘肃固原城东北魏墓出土的彩绘漆棺四周亦绘有细颈胡瓶一类的宴饮器物，2000年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出土的祆教围屏石榻上也雕刻有10余枚涂彩胡瓶，1999年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出土的石椁上绘有彩绘的西域舞蹈场景，有舞者怀抱胡瓶而舞，另有几枚胡瓶或放置于地或立于台几之上。
　　一般来说，胡瓶的质地包括金、银、铜、玻璃、漆、三彩和瓷等。金、银、玻璃胡瓶大多来自外域或为中国工匠的模仿品，而漆、三彩和瓷胡瓶则是地道的仿造品，主要用作水器、酒器、礼器或祭器等。从造型和纹饰上看，壁画上胡瓶的年代可判定为7、8世纪。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必有其原型，无论是外国舶来品，或是本地仿造品，对于唐代金银器及贵族生活的研究十分重要，同时也反映了外国胡瓶对中国器物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拿来、模仿和消化过程。除了作为生活用品外，胡瓶还被用作宗教仪式的圣具，例如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出土的袄教围屏石榻上所绘的祆教祭坛周围即摆放着作为祭器的数枚胡瓶。本文的主旨是在分析比较壁画上的胡瓶图象和考古发现的胡瓶实例的基础上，找出那些外国原型以及它们与当地仿制品之间的有机联系，尤其是金银胡瓶与陶瓷模仿品的承袭关系。
　　根据已发表的考古资料，绘有胡瓶的壁画墓按年代排列如下：
　　1) 李震墓(660年)，礼泉县昭陵陪葬墓。1974年发掘，因地下潮湿，墙皮剥落，壁画仅存甬道两壁的牛车出行图和几幅人物图。胡瓶出现在第三过洞东壁北侧，为一单髻枣红巾侍女左手所提。胡瓶为鸭嘴式小尖流，粗短颈，直立状小圈足，腹部上刻两道弦纹，把手位于腹中部和口沿之间。
　　2) 新城长公主墓(663年)，礼泉县昭陵陪葬墓，位于礼泉县烟霞乡东坪村昭陵陪葬区。1993年1—7月发掘。墓室东壁开间绘侍女四人，皆穿白襦，套白色或桔红色半臂，胸束竖条长裙，其中一披桔红色披帛侍女，一手执胡瓶．一手举起。胡瓶为细长颈，鸭嘴式长尖流，喇叭形高圈足，足部有节状饰，颈腹部间刻有两道弦纹，腹部绘有花状图案，拟为模仿金银器上的浮雕纹饰。
　　3) 李爽墓(668年)，位于西安市南郊羊头镇。1956年发掘。墓内残存壁画25幅，皆绘单个侍男侍女。墓室北壁绘双髻少年侍女，两手捧瓶造型为短颈，厚唇，无把，圆鼓腹，平底。
　　4) 房陵长公主墓(673年)，献陵陪葬墓，位于富平县吕乡双宝村北。1976年发掘。共出土壁画27幅，全系侍女图，其中三幅绘有胡瓶。前室东南两壁男装侍女着翻领黄衣袍，白色条纹裤，左手齐肩举莲叶白色盘，右手提环柄白色鸡头壶。后室北壁西侧绘白衫侍女，左手捏高足杯，右手提长颈大口瓶壶，趋前作斟酒状。前室两壁第二图中侍女两手捧短颈瓶于胸前，正面侍立作聆听状。两瓶样式相同，均为细长颈，鸭嘴式小尖流，胆形腹，高圈足向外微撇，无节状饰，把手自口沿下至肩部。
　　5) 李凤墓(675年)，献陵陪葬墓，位于富平县吕乡双宝村北。墓室壁画几乎全部脱落。唯有甬道两壁的侍女图比较完整。东壁上绘执花携瓶侍女，瓶口扁长，流部椭圆，稍长颈，胆形腹，小圈足呈直立状，稍向外撇，把手位于口沿下与颈腹交接处。该壶造型与其它胡瓶相差较大，口沿微小，颈部较短，且无尖状流。由此推测它的制作时间较晚一些，可能是银壶的仿制品，还有可能是玻璃制品。
　　6) 安元寿墓(684年)，礼泉县昭陵陪葬墓。墓内第五过洞东壁上男侍童左手提长颈壶，壶口为马蹄莲形，凤首流，细长颈，梨形腹，小圈足把手位于口沿下方和腹上部。
　　7) 永泰公主墓(706年)，乾陵陪葬墓，位于乾县城北。1960年发掘。前室西壁北侧绘有宫女七人，左起第七人为男装宫女，双手持凤头壶。该壶为典型的胡瓶造型，器口与延伸出的流部形成凤头形，且刻出凤的眼睛和喙部，细长颈上下端均饰横向或竖向弦纹，腹上部饰散点团花，腹中部为两道或数道弦纹相隔的席纹，把手两端各有蜷曲状的饰物，看似一条爬虫，圈足低矮。与装饰母题颇为相似。
　　8) 懿德太子墓(706年)，乾陵陪葬墓，位于乾县城北。西壁北边绘宫女七人，第一排和第二排各有一双手捧瓶侍女，两瓶皆无把，平底，均涂成褐色，但颜色轻重不一。与其他胡瓶样式差别较大，应属玻璃器皿。
　　9) 韦不泂墓(692年)，位于长安县韦曲南里王村。1959年发掘。墓内壁画大部分残毁，墓室北壁残留的绿袍黑帽男侍怀抱酒壶，侧身回首，作侍奉状。底部残缺，把手位于肩和口沿之间。
　　10) 章怀太子墓(706年)，乾陵陪葬墓，位于乾县城北。1971年发掘。共出土壁画54幅，两幅为抱壶侍女，前甬道西壁侍女两臂抱壶。小凤首流，细长颈，圆形腹，颈腹之间有一道弦纹，小圈足。把手的位置与其他图例有所不同，其上端位于颈上部，而不是口沿下，下端在腹部上部，而不是肩上部。
　　11) 节愍太子墓(710年)，富平县定陵陪葬墓。第二过洞东壁绘二名男装侍女，其中一位戴幞头，着翻领红袍、黄色条纹裤，手托持凤头流小壶，流呈扁长的鸭嘴状，喇叭形小圈底，细长颈，胆形腹，把手自口沿下至肩上部，颜色呈金黄色。
　　此外，1986年发掘的长乐公主墓(643年)壁画中也有捧胆瓶的侍女图象。
　　日本学者深井晋司认为，胡瓶的演变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史前时期的陶胡瓶上部几乎没有口部；而在萨珊时期，注口顶端前半部变为折角，颈部稍微加长，把手顶端的位置由原来的从腹上部沿着颈部上伸再作曲线下垂，改作从颈部的中央开始，即把的上端在壶的位置向上提高了，高足中部的节状装饰更加形式化。将把手上端安在口部则属于萨珊时代的典型做法。⑨目前所知的萨珊胡瓶，绝大多数带有较纽的高圈足，而粗矮圈足则属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到了伊斯兰时代，颈部变得更短，器身造型接近三角形或水滴形，例如1988年辽宁朝阳北塔发现的鸟首金盖胡瓶、日本天理参考馆收藏的伊斯兰鸟首铜胡瓶以及正仓院收藏的伊斯兰玻璃瓶等。依照上述方法分析：首先，从造型上看，差别很大，应属两种完全不同的器物系统或质地不同。属于直短颈、圆鼓腹、平底、无足，但两者也有区别，两个瓶为椭圆形口沿、无唇，但扁长形口沿、厚唇。其它图例造型也不尽相同，其中带鸭嘴流的、长颈者、椭圆腹者、较圆腹者、颈部稍短者、但为直短颈。喇叭形圈足者，喇叭形大小排列为圈足中间带有节状饰；把手的位置各不相同，壶把的下端都安在腹的中下部位，而上端位置略有不同，把手直接安在口沿下方，则位于口沿中部；把手位置均在口沿下和肩上部之间，把手直接从口沿下延伸至腹部与颈部交接处，而把手位置则在颈上部与腹上部，把手上端距口沿还有一段距离，按距离长短可排列。从纹饰上看，装饰得最多，仅有弦纹，腹部上饰两道弦纹，颈腹部饰一道弦纹。从口沿部分不难看出，典型的凤首壶，最标准，其余的已经从凤头演变为椭圆形。从腹部的高浮雕装饰花纹可以看，为典型的外国凤首壶，比其它时代应该更早一些。尽管以上的造型与纹饰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变化过程与深井晋司的分析基本吻合、大致反映了初唐时期中亚金银胡瓶的形制、纹饰以及其演变过程。虽然壁画描绘的胡瓶形制与史实略有出入，但并不影响其整体的变化顺序。单凭其形制，虽然不能判断哪些是外来品，哪些是外国工匠在中国制造的，哪些是中国工匠的模仿品，但至少能看出它们的外型面貌以及与其外国原型的或多或少的联系。
　　从年代上看，上述墓葬均在公元8世纪以前，这一时期被史学家认为是外来器物和外来文化流行的年代。故上述胡瓶的流行年代也大致在8世纪中叶以前。它们中既有来自外域的舶来品，也有受外来影响的本地仿制品。由于壁画反映的多是贵族日常生活场景，风格近于写实，胡瓶的样式无疑取材于当时社会上已有的造型，应该说是比较真实地描绘了胡瓶的形状和装饰，故齐东方认为“壁画中使女身高多在1.5米左右，与真人的高度相近，手中端持的器物大致是实际生活使用的器皿的尺寸。因此，这些器皿便可与考古发现的实物进行比较。”⑩但单从壁画上来判断其源处和质地未免论据不足，还应结合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这一点齐东方也注意到了，他说“房陵长公主墓、李贤墓、李震墓、李凤墓壁画中所描绘的带把长颈壶，中国曾在河北宽城、内蒙古李家营子出土中亚粟特的输入品，也是萨珊、粟特银器中流行的器类。”(11)从而说明了壁画上胡瓶与考古发现实物的内在联系。
　　考古发现的胡瓶
　　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目前已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仅容器已多达千余件，但源自西方的仅有20余件，且制作地相当分散，而壶类更不多见。胡瓶的藏地主要在国外，收录外国胡瓶最多的著作主要有：波普(Pope)主编的《波斯艺术综述》和马尔沙克所著《粟特银器》，前者第七卷图录中著录的五件胡瓶，其中三件可以定为萨珊时代的器物，均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另两件为萨珊后制品。后者书后附表著录了五件胡瓶，最早的属公元7世纪，最晚的属9世纪。中国考古发现的胡瓶实物较少，主要见于甘肃固原北周李贤墓、内蒙李家营子辽墓和河北宽城等。波普书中只有第七卷图版226和图版234银壶形制与李贤墓银壶比较接近，其余皆有较大差别，且多在浮雕凸起的部位上遍施细碎均阴纹，纹饰非常繁复，与李贤墓银壶以及中国出土的其他几件带有西方艺术特点的银器完全不同。
　　建国以来，考古发现的金银胡瓶主要有以下六例：
　　1)带把银壶，青海省孙家寨晋墓出土。通高15.8厘米，腹径12厘米，底径5.4厘米。直口，长颈，鼓腹．平底。腹侧置一环形把，口沿、腹部和底边有三组鎏金纹带，口沿饰勾连纹，腹部纹带由六朵不同形状的花朵组成，底边饰三角纹。特别是腹部的忍冬和阔叶植物与中亚地区时代较晚的粟特银器装饰相似。而圆点饰则被认为是粟特银器最具特色的工艺手法，故该壶属于粟特产品。其造型与下述胡瓶完全不同。应属两种系统的器物。
　　2)鎏金银壶，1983年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通高37.5厘米，颈高6、最次腹颈12.8、足座高8厘米。长颈，鸭嘴状短流，鼓腹，最大直径稍偏下，高圈足座，足部带有节状饰。颈腹处、壶腹与圈足处均焊连珠一圈，弧形把手，两端铸两个兽头与壶身相接，把上方面向壶口铸一深目高鼻戴帽胡人头像。吴焯认为作器者是(左口右厌)哒占领区内的土著工匠或者客籍于这一地区的罗马手艺人。(12)齐东方认定是萨珊银器，其制作地点可能在中亚。(13)罗丰起初认为是完全沿袭了萨珊王朝金银器的风格，但后来他改变了看法，称该壶为罗马器物的模仿品。(14)日本学者桑山正进认为带节的高圈足银器，最初出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时期。(15)马尔萨特教授也把该壶看作是希腊或罗马银瓶的复制品。斯特朗《希腊和罗马金银器》(伦敦1966)中收录的罗马银器与李贤墓银壶形制十分接近。(16)这种器型在李家营子也出土过，那里出土的银壶与罗马底缘饰连珠纹的高圈足银器十分接近。另外，日本美穗博物馆和冈山东方美术馆也分别藏有一件鎏金铜胡瓶和一件萨珊白铜长颈瓶。
　　3)素面银执壶，1984年河北宽城县大野峪村出土。高36.5厘米。小口，短流，细颈，弧肩，圆鼓腹，喇叭形粗圈足。口与腹之间原有把手，现佚失。其整体风格与李家营子的带把壶一致，是典型的中亚风格胡瓶，时代大约为公元7世纪。齐东方认为该壶与图1都为粟特银器。
　　4)萱草禽兽纹漆胡瓶，日本正仓院藏。高41.3厘米。小口，细颈，鸡头，圆腹，喇叭形高圈足，足部带有节状饰，细柄与盖以麦穗链相连。通身錾萱草、飞禽、卧羊、奔鹿等。其造型比较接近，带节状饰的高圈足相似。虽然有些纹饰带有外来风格，但表现方法为中国传统的手法。实属中国工匠将外国器型和中国纹饰有机地相结合起来的佳品。
　　5)金银壶，1975年内蒙赤峰市敖汉旗李家营子辽荷叶忽苏墓出土。通高28厘米，最大足径11.3厘米，重800克。小口，短流，颈部粗短，鼓腹，喇叭形圈足矮胖，没有节状饰。弧形把上端起自口部，下端止于中腹。把上端与口缘相接处焊一半身胡人像，深目高鼻，有八字胡须，短发后理。夏鼐先生认为其造型属波斯萨珊样式，时代应在8世纪前半叶。“器腹较李贤墓同类器物更加丰肥，把手上端不是起于肩部，而是连接在口沿上，连接处装一鎏金胡人头像，圈足下缘饰凸粒联珠纹饰。俞博《唐代金银器》中几件典型的萨珊银器例图中所举扁执壶即胡瓶图则正和李家营子银胡瓶造型相一致。”(17)孙机则认为俞图只画出器物的轮廓，未表现出细节。“其实原器非常华丽，器腹在大圆光中饰翼驼纹，颈、足部饰忍冬纹，衬以鱼子纹地。翼驼代表粟特的胜利之神韦雷特拉格那，它不会出现在萨珊器物上。该壶1978年出土于俄罗斯彼尔姆州，现藏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此瓶器腹亦呈卵圆形，但较李贤墓所出者更加丰肥，把手上端不是起于肩部而是连接在口沿上。”应为突厥银器。(17)齐东方先生认为更接近粟特的产品。
　　6)人面纹铜壶，1985年陕西临潼庆山寺地宫出。高29.5厘米。凤首龙柄，喇叭形圈足，细颈中有三周凸弦纹，把手直接安在口沿与腹颈交接处。腹作六个高浮雕人头，高鼻大眼，头发中分。若取掉六个浮雕人头，不难看出，该壶造型与李家营子银壶颇为相似。孙机认为这种造型的胡瓶是中亚产品。而报告则称人物形象极象天竺人，证明该壶来自天竺(20)。笔者认为不论属于哪—种风格，它们都有相同的源处即希腊或罗马银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地方工匠所模仿所改造，从而演变为原型相同的不同系统。
　　以上胡瓶中，比较典型的要算2)、3)、4)和5)，尽管源处说法不一，但它们独特的外形表现出多种文化元素，说明它们在流传过程中受当地文化影响而不断地被模仿、被加以本地因素而成为新的复合体。当然，它们也对本地文化产生影响。前苏联学者马尔沙克在《粟特银器》一书中认为中国金银器深受粟特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了粟特的金银器。
　　无庸置疑，外国金银器不仅极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金银制造业的发民，而且对其它行业也有较大的影响，最典型的是陶瓷业，其中胡瓶对瓷器产生影响最大。这是因为胡瓶“与中国传统器物中的罐类造型相似，差别是带把，能帮助持重，流口作成扁状，液体流出时不易洒落。有的还把器体制成扁形，便于旅行携带，使用方便。对胡瓶的模仿只需在以往的罐类器皿上加上把，圆形器口改进成扁状的流口就可以，造型也更为美观，故容易在实用中被接受。胡瓶的实用优势及其与中国生活习俗相吻合，使之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因此，不仅 影响了金银器的制造，还使得唐代陶瓷胡瓶数量大增，成为新崛起的器类。”(21)
　　胡瓶的陶瓷仿制品
　　关于中亚银器与中国陶瓷业的关系，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中亚银器对中国陶瓷器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学者海瑞·霍金斯认为中国的贵金属工艺从一开始就与陶瓷工艺结下了不解之缘，例如器物的铸造就与黏土制模相联系。(22)谢弗认为“在唐朝不仅有依照波斯风格制作的器皿(甚至有些是仿造金属罐的彩陶制品)，也有从西域输入的盆和罐等器物。在现存的收藏品中，仍然可以见到一些银壶和其它那些体现了金属制作工匠高超技艺的精美实物。据我们推测，这些器物实际上是为了发展对唐朝的出口贸易而在波斯制作的，例如辽宁朝阳出土的鸟头盖广口罐、日本正仓院和列宁格勒埃米尔塔什博物馆也收藏有类似的器物。”(23)宿白先生称“中国手工艺人不仅在金银制造的容器模仿萨珊朝式的器物，而且在瓷器、漆器和青铜器中，也有模仿。”(24)齐东方也说“唐代陶瓷、三彩器也有许多‘胡瓶’，一般认为是仿金银器的造型。”(25)事实上，陶瓷器不仅模仿金银器的造型，而且也比较有选择地仿制其纹饰，例如瓷器和三彩器物上的圆点装饰、联珠纹、莲瓣纹、乐舞纹、忍冬植物、宝珠、新月和太阳等，都是西域特别是萨珊波斯工艺上常见的。罗森夫人认为魏晋南北朝至唐墓葬中出土的陶瓷器很多都模仿了金银器的造型和纹饰，例如釉陶器和三彩器上的圆点装饰是模仿金银器上的鱼子纹，联珠纹和浮雕图案则直接仿制金银器上的同类纹饰。但是，银器的其它精细花纹却因为线条太繁密而无法在厚重的釉陶表面上仿照，只有那些轮廓清晰、形状明显的纹饰才有可能被改造到陶瓷上。可恰恰是由于这个缺憾，与银器上的狩猎纹和卷叶蔓草纹相比较，三彩陶器上轮廓清晰的图案与外国银器上的浮雕图案有着更多的异曲同工的装饰效果。(26)
　　南北朝时期，南北各窑已经出现了制作带有贴花装饰的大型青瓷器的工艺，宿白先生认为“贴花装饰是模仿金银器上的捶揲花纹，而具有捶揲花纹装饰的金银器当时流行于葱岭以西。”尤其是“北齐上层重视西域商胡和伎乐武成、后主时，粟特诸胡尤为亲要。于是，西方器玩风靡关东，库狄回洛墓的舞蹈胡俑、宝珠形玻璃饰件和雕狮玛瑙带饰，娄睿墓的一批贴花黄釉陶器，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27)相同的器物还包括1975年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出土的青黄釉龙柄鸡首壶，1971年河南安阳洪河屯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瓷舞乐纹扁壶，以及1956年山西太原市西郊玉门沟东站工地唐墓出土的黄釉人物狮子纹扁壶。器型比较接近的有浙江黄岩秀水岭水库49号墓、南京蔡家塘1号墓出土的鸡首壶等。典型的实例如下：
　　1)青釉龙柄凤首壶，河北蓟县出土。高41.2厘米。年代约6—7世纪。盘口，细颈，溜肩，圆腹，喇叭形圈足，凤头盖，壶口至底部附有直体蟠龙柄，龙口衔于壶口，前肢抚于壶肩，后肢抓住底座。壶身浮雕两组纹饰，上部为袒胸露腹的六个力士，手舞足蹈；下部堆贴六个宝相花，花心为一颗大宝石，与大力士相对称。颈、胫部刻莲花瓣纹，每一莲瓣上各堆贴一花朵。纹饰和造型与李贤墓银壶相象，二者均为细长颈，鸟嘴流，圆鼓腹，高圈足，单柄，颈与足饰联珠纹一周以及相同的装饰母题，如舞蹈力士和卷叶等。造型和纹饰相似的三彩壶也见于W·沃尔特的《唐代和辽代金银器》。
　　2)三彩凤首壶，陕西西安三桥兰村出土。高31.5厘米。小口，细颈，圆形扁腹，喇叭形圈足。口为凤首状，腹两侧为倒心形开光，内贴饰模印宝相花，圈足贴模印菱花纹。凤首壶是唐代流行的三彩器，集中发现于西安和洛阳的唐代墓葬和遗址中，例如河南邙山葛家岭出土的绿釉兽首壶、洛阳关林出土的凤首壶和鸡首壶等。同类器物在大英博物馆和意大利法扎安陶瓷博物馆也有收藏。西安地区出土的类似三彩执壶也应看作是凤首壶的变形。
　　3)三彩凤首壶，1971年辽宁北票水泉一号墓出土。高41.5厘米，长颈，宽肩，平底，花式口。颈上塑贴凤首，张目，曲喙衔珠。颈肩部印仰莲和两道弦纹，造型生动、优美。不同的是，该壶没有把手，腹部更象中国式梅瓶。它属于西方胡瓶的完全中国化形式。
　　用凤头装饰陶器，唐以前及唐初很少见，集中出现在中晚唐时期，一直延续到辽宋时期。这是因为唐初基本上是外国器物传入时期，而到了唐中期，聪明的中国陶瓷工匠们开始吸收以波斯风格为主的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地创造出很多造型优美的陶瓷器，凤头壶就是其中的一种。西安和洛阳唐墓中出土的大量三彩和白釉凤首壶即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南方的一些窑口也生产陶瓷或三彩凤头壶，例如英国人白兰士敦曾于解放前在吉州窑址发现过凤头壶残片。另外，在当时国际贸易中心的广州和福建泉州，也都发现过凤头壶。近两年广东省潮州韩山及广州西村窑在众多的器物中，为什么陶瓷器大量模仿金银胡瓶?齐东方在《唐代金银器研究》中解释道：作为生活用具，中国传统的、使用最为广泛的壶类造型与胡瓶差别不大，很容易改造成为胡瓶的样式，而且壶类器型较大，便于模仿金银器的纹饰。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在唐代，金银器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只有富人和达官显贵们才有权享用，普通老百姓为了追求时髦且不必花费太多，便使用起了经济实惠的陶瓷模仿品。而作为陪葬品来说，因需求量较大，由三彩胡瓶代替金银胡瓶既能显示其身份和地位，又可以表现进代新潮流。
　　陶瓷胡瓶是来自中亚的金银胡瓶与本地审美传统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的器型，在中国唐宋时期流行一时，这种中西璧的新器型后来随着外销品不断地返回西方，并对西方产生重要影响。在辽代，中国的瓷器大量出口到了伊撕兰世界，对当地陶瓷业特别是伊斯兰彩色陶瓷影响较大，这种影响是互动的，伊斯兰瓷器在造型、装饰技法和纹饰等方面反过来又对辽瓷产生影响，如长串细叶纹、竖条纹和碎叶纹组成的菱形图案等。1986—1989年辽宁朝阳北塔出土的早期伊斯兰淡茶色玻璃执壶，就是凤头形流，腹部呈胆形，把手始于口沿上。
　　结 语
　　据外国专家研究，长颈瓶大多为6至7世纪盛行中亚广大地区的日常生活用具。唐代以前就已经传入中国，作为新的外国器型，它丰富并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器物类型。从形制、纹样和制作技术的分析上看，胡瓶(带柄长颈壶)的流行时间应在8世纪中叶以前。这一观点得到夏鼐先生的肯定，他说“安史之乱(756)后，中国制造的金银容器中，有些萨珊器型(如八楞带柄杯、高足杯、带柄壶、多瓣椭圆盘等)，已放弃不用或很少用了。”(28)这一时期外国器物大量传入且流行一时，后来便为中国工匠所摹仿，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糅合了中外文化因素的新的器型。
　　中国的陶瓷匠在模仿金银胡瓶器型和纹饰的过程中，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抄袭，而是选择适合在陶瓷器上表现的图案，例如轮廓鲜明的阔叶类纹饰、怪兽头像和具有石雕般质感的莲瓣。最典型的要数河北蓟县出土的绿釉陶壶，可以看作是固原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最直接的摹本。另外一个例子为大英博物馆的三彩凤首壶高圈足上的高浮雕莲瓣纹。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到唐宋的漫长时段中，陶瓷作为陪葬品和生活用品均不再模仿青铜器和漆器，而是直接模仿金银器，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悠久的金属制造业和陶瓷产业的传统，为这两大类传统器物系统增添了新的器型。不仅如此，外国银器在造型和纹饰上也改变了中国陶瓷器的传统，使陶瓷的装饰花纹由纯中国式的花鸟山水类转变为外国式的动物、人物浮雕和花卉类题材，这种改变也是因为中国传统的装饰题材在陶器尤其是铅釉陶器上难以清晰准确地表现出来。比起传统的线条类纹饰，这类轮廓清晰的纹饰更容易表现在陶器尤其是铅陶器上，更持久地沿用着，这一点在本文所论述的壁画上的胡瓶、考古发现的胡瓶和陶瓷胡瓶之间的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才使得唐代的三彩陶器成为唐代器物中最艳丽的一朵奇葩。
　　杨瑾 陕西历史博物馆 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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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②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
　　③罗丰《北周李贤墓出土的中亚风格鎏金银瓶》，《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唐墓壁画上的金银器》，《文博》1998年第6期。吴焯《北周李贤墓出土鎏金银壶考》，《文物》1987年第5期。
　　④原田淑人《古代东亚文化研究》，座右宝刊行会，1941年。深井晋司《ベルシァ古美术研究》，(かぅス器·金属器)，吉川弘文馆，1967年。
　　⑤陈英英、贾梅仙《国外学者研究唐代金银器情况介绍》，《文物》1985年第 期；夏鼐《近年来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期。
　　⑥罗丰《北周李贤墓出土的中亚风格鎏金银瓶》，《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唐墓壁画上的金银器》，《文博》1998年第6期。吴焯《北周李贤墓出土鎏金银壶考》《文物》1987年第5期。
　　⑦齐东方《唐墓壁画上的金银器》，《文博》1998年第6期。
　　⑧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
　　⑨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⑩齐东方《唐墓壁画上的金银器》，《文博》1998年第6期。
　　(11)齐东方《唐墓壁画上的金银器》，《文博》1998年第6期。
　　(12)吴焯：《北周李贤墓出土鎏金银壶考》，《文物》1987年第5期。
　　(13)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14)罗丰：《北周李贤墓出土的中亚风格鎏金银瓶》《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唐墓壁画上的金银器》，《文博》1998年第6期。吴焯《北周李贤墓出土鎏金银壶考》，《文物》1987年第5期。
　　(15)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
　　(16)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
　　(17)夏鼐:《近年来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期。
　　(18)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
　　(19)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20)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
　　(21)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2)Henry Hodges,Interaction between metalworking and ceramic techniques in the dynasty.1971。
　　(23)(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4)宿白：《太原北齐娄睿墓参观记》，《文物》1983年第10期。
　　(25)齐东方：《唐墓壁画上的金银器》，《文博》1998年第6期。
　　(26)罗森夫人著，杨瑾译：《中亚银器及对中国陶瓷器的影响》，《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三辑，1996年。
　　(27) (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8)夏鼐：《近年来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期。
　　

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