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墓壁画是唐代贵族对现世无限怀恋的挽歌，是他们企图带入地下的珍宝与荣耀，所以壁画的作者们无不对生活细节的描绘倾注极大的热情，描绘出唐代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比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鞍马更引起考古学者们注意的是写实性极强的各种唐代文物，城阙、屋宇、车帐旗帜、日常用具乃至珍奇动、植物，这些形象资料与史籍的印证对于复原唐代的社会生活和唐人的精神世界无疑是大有助益的。本文通过对靖陵壁画中的“戟”的考证，引出有关唐代帝王斧钺仪仗的有关话题。
　　唐靖陵甬道西壁的一个卫士像被称做“持戟武士”，他手中的“十”字形武器也被称做“长戟”。事实上，戟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到唐代早已退出战争舞台，即使是仪仗中少量使用的戟也已经改为木质，形状上也与古代的“十”字戟有了很大区别。这名卫士手中所持兵器应该是代表皇帝权威的“黄钺”。钺自古以来就是军权的象征，而涂金的“黄钺”则是帝王的代表。对于仪仗用钺的限制魏晋以来日益严格，到唐代钺只能出现在帝王卤薄中。唐墓壁画中黄钺的形象在靖陵应属首次发现。
　　靖陵为唐代第十九位皇帝僖宗李儇的陵墓，位于陕西省乾县铁佛乡南陵村东，文德元年(888年)葬。1995年陕西省考古所对靖陵进行了发掘，虽然该墓早年被盗，出土品不多，但残存的壁画还是很有特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该墓的部分壁画资料发表于《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①一书中，该书第188页，称甬道西壁的一名武士为“持戟武士”，文字说明中说他“手持长戟”。笔者以为这件兵器的定名很有讨论的必要，故略陈管见，就教于编者及各位方家。
　　戟最早出现于商代，是勾兵戈与刺兵矛的合体。考古发现的河北台西商墓中出土的青铜戟，矛与戈成直角分别安装于柄上，是戟最原始的状态②，西周时期戟逐渐增多，春秋至汉，戟在战斗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至魏晋时代达到它的鼎盛期。戟的形状《考工记》记载甚详：“戟广有寸半。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据句中规，与刺重三锵。”商、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戟都是这种“十”字形。其援部略作向下弯曲的钩形，使用的方式主要是钩砍，配合车战，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范氏与栾氏的战斗中，栾氏车覆，“或以戟钩之，断肘而死。”正是描写了当时戟的用法。因为此时的戟以钩砍为主，所以援比刺长而且坚固，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三果(戈) 戟”装有三枚戈。可以说是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战国晚期开始，由于步、骑兵在战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以钩杀为主的戈、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戟变成“卜”字形，刺与援垂直，内部消失，而且刺的部分已明显比援部长而粗壮，河北易县燕下部、河北满城汉墓、汉长安武库遗址出土的铁戟都是这种形态。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披甲持戟”的武将形象，其中包括“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想必他们在马上挥动的都是这种“卜”字形铁戟，其主要用法当是直刺。三国魏晋时期，戟应用得更为广泛，据《三国志》所记，吕布、张辽、典韦都是用戟的名将，而且曹操、曹丕、孙权、太史慈等也都曾使用戟。最著名的典故当属“辕门射戟”。《三国志·魏书·吕布传》：“布令门侯于营门中举一支戟，布言：‘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斗。’布举弓射戟，正中小支，诸将皆惊，言将军天威也。”支即枝，指戟上矛刺旁的横枝，这里称其为“小支”，而且吕布故意射之以炫耀武艺，看来横枝此时已变得很小，退居次要地位。而且从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的“营垒图”等材料看，当时戟的旁枝向上弯曲，在战斗中的作用当是格挡对方兵器而无法用于钩杀了③。魏末晋初，西部、北部的少数民族相继进入中原，他们带来了重装骑兵的战斗方式，由于甲胄日益坚固，使得传统的格斗兵器戟、剑逐渐退出战争舞台，而代之以杀伤力更强的矛、刀。到隋唐时代，戟已经很少用于实战，隋末唐初名将辈出，基本上都善于使矛而没有一人以使戟成名，甚至唐代法律限制私人拥有的武器中都未将戟列入④。当然，戟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在一些艺术作品中还是能见到它的踪影。现藏大英博物馆、出土于敦煌17窟的唐代绢画《行道天王图》中天王所持兵器即为戟，其矛刺部分明显得到加强，长而锐利；其旁枝则变成了近似月牙的弯刀，具备砍杀功能。现藏苏州博物馆的五代木函上描绘的戟也与此类似，表明了这种发展趋势。在礼仪用品中戟则变为木制，列于宫殿、贵族宅邸门前作为权力和威仪的象征了，称做“棨戟”，饰以衣幡。唐墓壁画中架戟的资料非常多，李寿、章怀、懿德诸墓中描绘的棨戟都很清晰，其侧枝刃部与矛刺平行，端部略有错落，与后世叉有些类似。到《三礼图》中，所画的戟已完全是三股叉的样子了，即所谓“三叉戟” 。
　　这一演变过程告诉我们，戟发展的趋势是矛刺部分日益发达，最终演变为矛、枪一类刺兵；而戈的部分逐渐退化，由用于钩砍的主要使用部件变成矛刺的辅助性部件，其形态也由向下弯曲变为与矛刺垂直，再变而为向上弯曲，在隋唐时代定型为与矛刺平行的形状。现在我们再来看靖陵甬道中描绘的“戟”，其中部为一中空的环状物，一侧为梯形的斧形刃，一侧为牙状刃，两刃与柄垂直。它没有戟的最重要部件——柄端部的矛刺，与懿德诸墓壁画中戟的形象完全不一样，而按照前述戟的演变轨迹也绝不至于到了晚唐会出现矛刺消失而加强旁枝的情况，所以它不可能是戟。
　　实际上，靖陵甬道西壁这名武士所持的兵器是古代仪仗兵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黄钺。钺即斧，其梯形的一侧为斧刃，与刃相对一的端为斧背，做成牙形是“斧”，斧背相当于戈“内”的部分即是这种牙形。传为吴道子画的《送子天王图》，虽有可能是宋人的仿作，但也必有唐代的蓝本，图中的夜叉四只手持四件不同的宝物，其一手持戟，长柄，小枝上系幡，正是唐墓壁画中常见的棨戟。另一手中持钺，短柄，与靖陵壁画中的“戟”极为相似。这足以证明靖陵壁画中的这件兵器是钺而非戟。
　　斧是人类最早使用的工具，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有将斧作为男子和权力象征的习俗。河南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瓮”，就表明了中原地区远古居民对斧的象征意义的认同。进入阶级社会，斧就成为王权和军权的标志物，文献记载中商汤伐夏桀，就是“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⑤《尚书·牧誓》载周武王伐商时“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蔡注：“钺，斧也，以黄金为饰，王无自用钺之理，左杖以为仪耳。”说明了黄钺的礼仪用途。《淮南子》：“昔武王渡孟津，而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武王举黄钺瞋目麾之曰：‘予在天下，谁敢害吾意者!’于是风去而波平。”这显然是对上述武王伐纣故事的一种演义，神化了黄钺的力量。《尚书·顾命》中有武士持钺侍立以为仪仗的记录：“一人冕，持刘，立于东堂；一人冕，持钺，立于西堂。’孔传：“刘，钺属也。”靖陵中持钺武士绘于西壁，与东壁上另一名武士相对而立，应是这种古制的反映。二人手中兵器长度相当，但柄的颜色不同，依古制西侧为钺，东侧为刘，可惜东壁兵器残缺，无法得知“刘”为何物了。
　　钺既为王权的象征，那么一般人就不得随便使用，否则就是僭越了。只有在将军出征时，才有可能被赐予钺，以象征杀伐之权受之于帝王，称之为“假黄钺”。假者，持物以为凭证也，同时假在古代官职名称中也有暂时代理之义，所以黄钺并不是作为某种特殊的荣誉奖赏给受赐者的，而只是皇帝授予的一种临时性权柄，应该是不能作为个人仪仗的。西周虢季子白盘铭文即有：“赐用钺，用征蛮方”之语。《六韬·立将》中描述的赐钺之礼异常隆重：“将既受命，乃命太史上斋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授斧钺。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将入庙门，北面而立。君亲操钺首授将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柄，授将其刃，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尉缭子》等书也有类似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将军持钺无异于后世的尚方宝剑，与其说象征军权，不如说是代表皇帝，有“如朕亲临”的象征意义。正因为如此，历代帝王对于斧钺仪仗的控制越来越严格。汉代的时候，食禄一千石、县令以上的官吏即可加导斧车(是斧而非黄钺)⑥。而到晋·崔豹《古今注》中已明确地说：“金斧，黄钺也；铁斧，玄钺也，三代通用之以断斩，今以金斧黄钺为乘舆之饰，玄钺诸王公得建之……大将出征特加黄钺者，以铜为之，黄金涂刃及柄，不得纯金也，得赐黄钺者斩持节将也。”钺使用的范围已相当小。《世说新语》中讲述了一个将军使用黄钺的故事：“诸葛亮之次渭滨也，魏明帝遣辛毗为军司，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阵，亮设诱谲万方，宣王果大怒，愤将应以重兵。亮遣间谍视之，还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钺当军门立，军不得出。’亮曰：‘此辛毗也。’”看来即使是皇子也不敢冲撞黄钺，这充分说明了黄钺在当时代表皇帝之命的权威性。
　　唐代，黄钺只出现在皇帝的大驾卤簿中，《新唐书·仪卫志》：“大驾卤簿……符宝郎奉六宝与殿中后部从，在黄钺内。”这大概指的是持黄钺的仪仗队。在金路、象路……羊车、牛车等一系列车队仪仗之后，“次黄钺车，上建黄钺，驾二马，左武卫队正一人在车，驾士十二人。”车上黄钺当比手持的大，以左武卫队押黄钺车，与钺在左的古制一脉相承。玄宗时改黄钺为金钺，《唐会要·乘车杂记》：“天宝元年正月敕：‘黄钺古来以金为饰。金者，应五行之数，其黄钺宜改为金钺，副威武之仪也。”而其他人的仪仗中则绝对不得用钺，即使是到皇帝的恩宠，所赐者也是金节、班剑、仪刀之类，最高规格就是赐棨戟，正如《周礼》订义所说：王昭禹曰：“……后世以戟赐臣下之有勋者，……谓之棨戟，以代斧钺。”唐代对于官员用架戟的数量、形制、更换周期等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已完全制度化⑦，钺彻底从皇帝以下各级皇亲、官员的仪仗中消失了。
　　靖陵虽然其规模气势远逊于乾陵、桥陵等唐全盛期的帝陵，但它毕竟反映了唐代帝王的葬制。象仪仗中的钺这种帝王的专用品，在其它非帝陵唐墓中就从来没发现过，所以才会出现被误认为戟的情况。随着今后更多唐代帝王级别陵墓的发掘，应该能够证明本文对靖陵壁画中这件仪仗兵器的推测。
　　王昱东 中华世纪坛艺术馆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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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重庆出版社，1998年。
　　②陆敬严：《中国古代兵器》，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中国美术全集》卷12，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④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
　　⑤《史记·殷本纪》。
　　⑥《后汉书·舆服志》：“县令以上，加导斧车。”
　　⑦《新唐书·百官志》：“……桀戟，凡戟庙、社、宫、殿之门二十有四；东宫之门一十八；一品之门十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护之门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中都督、上都护、上州之门十二；下都督、下都护、中州、下州之门各十。衣幡坏者，五岁一易之。薨卒者既葬，追还。”
　　

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