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1972年4月，在乾陵陪葬墓之一的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内，出土了两幅称为《驯豹图》的壁画，引起了考古工作者及美术界人士的极大兴趣。
　　这两幅图分别绘于该墓第一过洞东西壁上，尺寸及面积大致相同，上下高2米，左右宽4米。以东壁壁画为例，此图保存较为完整，未有脱落、掉色现象。整幅壁画色彩艳丽，线条清晰。图中绘有四名驯豹男侍，各男侍手中牵一豹，其间以五棵古树相间。南起第一，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窄袖缺胯长袍，腰系革带，带上挂一*（上般下革）囊，脚穿黑靴，左手牵豹，豹位于身之左侧，右手持驯豹器械并扛于肩上，第二人亦戴幞头，深目高鼻，身穿翻领紧袖长袍，腰系革带，足着黑靴，双手牵一豹；第三人俯首牵豹，驯豹工具插在腰间，其服饰为黄色圆领紧袖缺胯长袍，腰佩*（上般下革）囊；第四人左手牵豹，男侍侧身回首，右手持驯械并扛于右肩，服饰及颜色同第三人。
　　画面上的四只豹，头小而圆，四肢较长，体形长，尾巴长，全身毛色浓黄，并有很多黑色圆斑。结合文献记载，经考证可知，这种豹名叫猎豹，确切地说是印度猎豹。
　　这两幅壁画的发现，其价值在于第一，它为我们重新认识唐代封建贵族狩猎常用的动物——猎豹提供了比较形象的实物资料。
　　古代封建贵族狩猎时，除了狩猎工具之外，还配有猎豹。画面上的猎豹便是当时狩猎动物的见证，它是从印度、波斯输入的一种动物，学名叫“齐塔”，这种动物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见不到了。在非洲等地仍然存在，但数量已经很少。猎豹属哺乳纲、食肉目、猫科，被列为凶猛动物之列，世界上的猎豹种类较多，而犹以印度猎豹最为出色，其特点是，体形长，达1.3米左右，但比其它豹类稍瘦小，善长疾速快跑，时速可达100千米左右，短距离内秒速为30米，但不能长跑，在400米范围内，几乎任何四足动物逃不出它的追击，以鹿和羚羊为食。正因为是食肉动物，异常凶猛，加之身体灵巧、快速奔跑等特点，封建贵族把它放入禁苑，经过专门的人工驯养，从而用来进行狩猎，或者进行驯兽表演。史书记载，元代皇帝曾将驯养了的猎豹赏赐贵族，“使得纵猎禁地”。南北朝到唐代的贵族，也都养有“齐塔”和波斯狗以为时髦及豪华身份的夸示。
　　我国古代何时用猎豹进行狩猎，不见于文献记载，但国外进贡猎豹这一稀有动物的历史事实在史书中记载颇多，如《册府元龟971》记载：“(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二月，安国遣使献豹，雄雌各一。”据统计，贡豹的国家有康国、安国、史国、米国、大食国、波斯国和宁远国等多达十余个。从时间上考查，始于开元初年。其后近40年从未间断。李重润墓壁画《驯豹图》作于公元706年前后，比文献记载早二十余年。它的发现为今后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第二，形象地反映了唐代驯养虎豹这一历史事实，唐代把驯兽与竿技、绳技和顶碗作为当时杂技艺术的主要项目，这些杂技大多在宫廷中表演，多是供皇帝和达官贵人观看，而驯兽表演在唐代十分风行，其技术极为高超，在兽类中，虎豹等属于凶残的食肉类动物，驯养起来，极为不易。《朝野佥载·卷二》记载：“天后中，成王千里将一虎子来宫中养，损一宫人，遂令生饿，数日而死。”由此可想而知，当时驯养虎豹之类动物，确实不易成功。因此，文献中未有驯养虎豹的记载。壁画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1300余年前宫中驯养猎豹的场面。画面上，四名男侍，每人手中各牵一豹，豹的颈部套有绳子，驯顺地同人行进在树林之间，说明这四只猎豹是经过人工驯养了的。否则，不可能与人同行。壁画的场面，还为我们提供了驯兽的器械及器械的颜色和形状。这些历史事实虽未见于文献，但在壁画中却得到了体现。事实上，墓中的壁画一般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犹其是上层封建贵族的宫廷生活，从壁画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已有驯豹这类杂技，从而填补了文献的空白。
　　第三，壁画艺术特色突出，比如，表现男侍形象却不尽相同。四位男侍，有的侧身回首，有的正视前方，有的俯首，有的抬头，表情各异，自然协调，驯兽器械，有的插在腰间，有的扛于肩上，虽为小小的不起眼的工具，但放在男侍不同的位置上，人物表现效果就迥然不同，四只猎豹也是如此，有的抬头竖耳，作慢跑状，有的昂首挺胸，很似机警，有的弓腰蹬腿，作欲扑势；形象地表现了凶残猎豹经过人工驯养之后或是又去作专门驯养时的表情。又比如，画面布局合理，比例协调，虽画四名男侍和四只猎豹，但在他们之间以古树相隔，从而又可成为单独的一幅绘画，它们之间的尺寸距离基本相等，使人看后，有一种舒服和协之感。线条的运用，也很成功，关健处，则浓笔重彩，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力集中，衣纹的线条，则显得柔软淡色，使人感到画面上的人物在款款而行，给人一种静中有动之感。
　　

乾陵文物史迹述丛/樊英峰，刘向阳.—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