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人生一世，不可不去，去的归宿，便是墓葬。墓葬内的构筑除了墓室及众多的随葬品外，还有一套放置尸体的设施，这种设施便是葬具。
　　据文献记载，早期的葬具多为陶棺，那是因为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发明了陶器的缘故。后来出现了木棺，有了木棺，便出现了保护棺的槨。从字面解释，“棺”即棺材，是装敛死人的器具。《说文·木部》：“棺，关也，所以掩尸”。是关闭的意思，意指把尸体掩闭其中，“槨”即“廓”的意思，在外表，最靠外谓之“廓”，是棺外的套棺，用来保护棺材。由此可见，藏尸之器叫棺，围棺之器叫槨，棺在内，槨在外，即内棺外槨也。也就是说，一副葬具是由棺槨两层组成。《孟子·梁惠王·下》：“谓棺槨衣衾之美也。”既然葬具是人死后所藏尸之器，那么，为了长期保存尸体，就需要用一种坚固耐磨的材料作外槨，而石料是最理想的选择了。
　　在汉以前，大多用木材作棺槨。《韩非子·内储上》云：“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槨”。而作棺槨的都是上等的材料。比如，生长在东北南部至长江流域的梓木，就是一种轻软耐朽的建筑材料。古代人用此做成的棺材，人们称其为“梓官”。难怪有一位学者说，英国人用最好的木材作船，日本人用最好的木材作建筑，美国人、法国人用最好的木材作家具、作艺术品，中国人却用最好的木材作棺槨。但是，既是再好的木材亦会腐朽。我国传统的建筑材料之一的砖，较之木材坚固，但种类较少，品种规格单一，体积小，压力有限，因而使用起来，亦有不尽人意地方，再说在一座墓内，用砖数量亦是有限的。而矿藏丰富的石料的强度很高，压力大，其长度、宽度、薄厚度等规格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从而建造宽阔的墓室和外槨。这就是用石材建造外槨的主要原因之一。
　　考古资料表明，石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于西北地区黄河上游氐羌系统民族的墓葬中。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石棺是位于西安附近即今陕西三原县北塬双盛村的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的李和墓①。而年代最早的石槨则是位于西安西郊的隋大业四年(公元609年)的李静训墓②和位于陕西三原北塬的唐贞观三年(公元630年)的李寿墓③。
　　1960年至1972年，在陕西乾县发掘了唐代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与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合葬陵——乾陵的五座陪葬墓。这就是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章怀太子李贤墓、懿德太子李重润墓、文臣薛元超墓和武将李谨行墓。这五座墓的主人生前地位十分高，死后均实行厚葬。因而，墓内出土文物内涵极为丰富，种类繁多，时代集中。其中三座墓使用的葬具为石槨，两座使用了石槨床。三座石槨墓中，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和章怀太子三墓主人均为皇室成员④。其中，永泰公主和懿德太子同为唐代第四位皇帝中宗李显的子女、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嫡孙子孙女，章怀太子则是李治与武则天的第二子，中宗李显之胞兄。三座墓是截至目前已发掘的所有唐代墓葬中规模最大的。又据文献记载，永泰公主与懿德太子两墓称“号墓为陵”⑤，即把陪葬墓称为陵，而不称墓，陵园部署及内部结构仿照帝王陵的等级来修筑，规模宏大，随葬品的种类和摆设按皇陵较高等级而行用。那么，它们在已发掘的唐代墓葬中等级最高、规模之大，其使用的石槨自然就被誉为唐代石槨之最了。
　　懿德太子墓，位于乾陵东南2公里处。懿德太子名重润，生於高宗永淳元年(682年)，死於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时年19岁。先葬于河南洛阳，其父李显复位后，于神龙元年(705年)将灵柩由洛阳迁回长安，陪葬乾陵，此墓于1971年4月发掘。
　　永泰公主墓位于懿德太子墓东北约1公里处(现为乾陵博物馆所在地)。永泰公主，名仙蕙，字秾辉，生于武则天光宅元年(681年)，死于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时年17岁。为懿德太子之胞妹，并与其同葬河南洛阳，又同时迁来陪葬乾陵，该墓于1960年8月发掘。
　　以上两墓出土的石槨，其具体位置在后墓宝西侧，均由槨顶、槨身和基座三部分构成。
　　现以懿德太子墓石槨为例，对此作以叙述。
　　该石槨槨顶呈庑殿式，系5块大小不同规格石板组成，东西顺放，高浮雕刻出南北走向的正脊及四条斜坡形斜脊。同时将屋顶自然划分为四坡式流水，屋面上又浮雕出形象真实的筒瓦。在屋檐上线刻出滴水与勾头，屋顶样式堪称唐代最流行也为等级最尊贵的建筑形式。槨身由10块高低、宽窄、薄厚相同的石板和10块规格一样的带凹槽的长方形依柱镶嵌而成，其中槨东西面均为三块石板，南北各为两块；石板上下高1.39米，左右宽0.8米，厚0.15米，依柱宽度为0.36米，高度同石板。石槨基座为一层，高0.37米，由9块大小不同的石块组成。整座石槨共需各种规格的青石34块。它上下通高2米；南北通长3.75米；东西宽3米。依据北宋李诫编的《营造法式》中石工计功办法平均数推算，这座石槨共需石料约15立方米；其中基座3立方米，依柱5立方米，槨身石板、依柱2.8立方米，槨顶4.2立方米。这是依成形后的石槨计算，而当时修建时，还有毛坯料，毛坯料按最低限度1／5计算，那么，实际用料约20立方米。按现有1立方米石料重约2.6吨计算，15立方米重约39吨。
　　那么，如此巨大的石槨，仅仅是一位19岁的皇太子死后所享有。而帝王陵幕内所使用的葬具就可想而知了。
　　做成这样大的石柱子槨，由采石到加工成形，先后需3道工序：第一道是开荒，即砍凿掉荒料，显出大形，可分为开大荒、开中荒和开小荒；第二道是打细，即从局部到整体将形体的每部分完成，第三道是修整、研磨。而《营造法式·石作制度》中则规定了六道工序：①打剥——用錾揭剥高处，即凿掉石面上突起的部分；②粗搏——稀布錾凿，令深浅齐均；③细漉——密布錾凿，渐令就平。这三道工序即整平石面。④褊棱——有褊錾镌棱角，令四边周正；⑤斫砟——用斧刀斫砟，令面平正；这两道工序专指修整边框和四角；⑥磨砻——用沙石水磨，去其斫文，指用沙加水磨平石面，使其石面平滑光泽。这座石槨从采石、搬运、粗加工、作毛坯到雕镌、磨面、刻花纹、安砌，估计用工量是巨大的。参照《营造法式》计工办法计算，每立方米所需工日大约是：采石20个、搬运56个、粗加工9个，造成丕形9个。合计94个工日，15立方米共需1400个工日。然后是雕镌120个工、磨面9个工、刻花纹120个工、安砌20个工、合计269个工，两项相加为1679个工日。这还需有一定技术熟练的人和很高水平的画家匠师的配合，方能完成。
　　在石槨东壁外侧三块石板上，雕刻有两幅宽窄高低相同的直棂窗和一幅二扉门扇图案。这样，从石槨整体观察，它的造型恰似一座庑殿式的房屋建筑模具，其造形比例准确、坚固厚重，给人一种既秀美又稳固的感觉。上有屋顶，中有立柱门窗，下有基座，虽是一付古代高级葬具，但其形制象征着死者生前的寝宫。是仿照地面建筑形式建造起来的富有时代特色的建筑模型。根据实际测量的尺寸和线刻直棂窗及门扉看，该石槨放置方向为座西面东，南北长，东西窄。既然是房屋建筑，那么，依据中国北方人计算房屋间数的习惯，它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室内空间是相当大的。从已发掘的唐代墓葬看，不论是放置石槨，还是石槨床，其位置均在墓室西，与唐代讲究的座北面南的墓葬口方向不相一致，这似乎有一定礼仪制度，有待进一步研究。
　　这套葬具以青石为材料制作而成，经化验分析，结果表明，这种材料是从乾陵东约百公里以外的富平县桥山运来，名叫富平墨玉石，其表面光滑，颜色乌黑，具有型大质细、质坚、耐酸碱、耐风化等特点，是雕刻大型石刻的极好材料。据说，位于陕西关中渭河以北的唐代18座帝王陵园里的几百件露天大型石刻如李世民陵前的昭陵“六骏”和陕西碑林里的绝大多数碑石均以此石料雕琢而成⑥。除此之外，位於陕西咸阳塬上的武则天之母杨氏的顺陵陵园，有一走狮，此狮被称为中华石狮中的精品，享有“天下第一石狮”的桂冠，此狮亦是由富平墨玉石刻制而成的。
　　在三座墓出土的每座石槨的槨身内外壁上，用阴刻和减地刻相结合的手法镌刻40幅线刻画。其中，槨身石板内外均是反映宫廷生活的仕女画，依柱内外刻花卉、草木及珍禽鸟兽。石槨基座上雕刻十二生肖图案。这些画因其镌刻在石槨上，称石槨线刻画。
　　在上述众多的石槨线刻画中，有一幅雕刻得极为精美，这就是《李重润墓石槨线刻着装宫女图》。
　　这幅图绘于石槨槨身东壁外侧中间一块石板上，高约135厘米，宽约79厘米。画面上有宫女、门框、门坎、门楣和门额等建筑材料。
　　宫女共两位，作相向站立状，双手拱于胸前，分别位于门扇之前，其着装比较特殊。以右边的一位为例，头戴高冠，冠高出头部约一半，顶部插五树花钿钗，前部正中有一圈珠子，内镶五颗宝石。左右两侧绘两层贺珠，前后插凤头金簪，凤嘴衔长缨，长缨之下有步摇，步摇由玉珩、玉琚、玉璜、冲牙、组绶组成。上身穿双桃式袒胸宽袖窄衣短衫。在特别宽大、口欲垂是的袖口端绣有一对鸾鸟及蔓草。腰束宽带，带宽约3.5厘米，上绣宝相花团，下著曳地长裙，外罩一笼裙，笼裙比长裙稍短。左侧腰部垂一绶带，绶带连接一组玉佩，玉佩由玉珩、玉琚、冲牙和组绶组成。左边宫女的装饰同右边，只是冠部插六树花钿钗，估计她的身份较右边高。
　　两位宫女面目丰满圆润，形态端庄闲雅，加上线刻的柳眉凤眼、樱桃小嘴，更使其媚丽异常，不同凡响，身穿唐代宽大的礼服，给人一种雍容华贵，不落俗套印象，可算得上当时宫中最漂亮的宫女了。宫女身后刻铺首一对，喻为门扉两扇，上下左右空白处填以云纹和花卉草木。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宫女头上的首饰——步摇与花钿，为我们研究唐代皇室的舆服制度与判别该两位宫女的身份品位提供了实物依据。
　　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内外命妇服花钿，翟衣青质，第一品，花钿九树，翟九等。第二品，花钿八树，翟八等。第三品，花钿七树，翟七等。第四品，花钿六树，翟六等。第五品，花钿五树，翟五等。”对照文献记载，结合宫女图分析，上述两位宫女，右边插五树花钿，应为五品，左边插六树花钿应为四品。根据《旧唐书·职官志》、《大唐六典·宫官》记载，上述宫女的身份应是“掌宫闱管钥之事”的“习闱”官员。
　　步摇是古代妇女头上一种既非常贵重又十分华美的重要首饰，在唐五代最为流行，步摇的制作与组成十分讲究，首先是系步摇的金钗，大多由金、银、玉等贵重金属制作，亦有鎏金、贴金或金镶玉制作成的。《释名·释首饰》记载：“钗，叉也，钗，即叉意，形似叉，象叉之形因名之也。”但钗与另一种首饰——簪又有区别，钗是一种双股长针，百簪则是一股长针。通常，在钗或簪的一端多以凤、雀、花、蝶等雕饰，另一端别入头部发饰两侧，雕饰的一端贯以珠玉、琉璃、珊瑚、翡翠、琥珀及绿松石等，从而组成步摇。王先谦集解；“《释名》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也’。陈详道云；‘汉之步摇，以金为凤，下有邸，前有笄，缀五采玉以垂下，行则动摇’。”人在走路时，随步节而动，步则摇之，故名。但行动要从容不迫，不慌不忙，以使垂珠伴以玉佩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到目前为止，最形象最真实的步摇可见于1956年于安微合肥西郊南唐保大年间出土的“金镶玉步摇”和“四蝶银步摇”⑦。有的还将步摇别于冠的两侧，称为“步摇冠”。观察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的这幅《宫女图》，发现是一股针，且在冠的两侧，那么，它就是由簪与珠子组成的步摇，是步摇冠。步摇冠的实物亦有出土。1965年9月在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贵族冯素弗墓中就有步摇金冠饰出土⑧。总之，无论是步摇，还是步摇冠，属于绘画艺术品中的步摇形象，就要数这幅画了。
　　这幅画中宫女穿的服饰，在唐代画塑中未曾见到，当为此墓独有。李重润为武周后期追谥，号墓为陵。因此，这种服饰当在武则天至中宗时期的宫中流行，尤其是双桃式袒胸大袖窄衣，已近盛唐。又据《事物纪原》云：“唐则裙襦大袖为礼衣，……。”观查此图，宫女冠饰较盛，有组绶玉佩，大袖连裳，当为礼服无疑，与吴道之所作《送子天王图》中女像比较，应属次一等的礼服。
　　在左右两边的门框和门坎、门楣内、由二方连续的蔓草连结而成的海石榴，缠枝卷叶图案，给人一种华贵的感觉。而在最上方门额内，绘有一对展翅欲飞的鸾鸟，空白处同样以海石榴纹和波浪纹卷草填补，使人感到赏心悦目。
　　这幅画除了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以外，在绘画工艺、绘画布局、雕刻手法上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
　　从绘画方面看，人物造型丰腴端庄，清秀娟美，神态雍容安详，植物纹、瑞鸟纹、云纹，华丽富贵，气态不凡，这些特点都是通过“春蚕吐丝”般的线条来实现的。因此，“线”是塑造这幅图中成功的一笔。通过线的波折起伏来表现面的转折，以抑扬顿挫和圆转的笔势雕出衣服飘举的形态，具有音乐般的节奏韵律。以线的粗细勾画出人物的眉、发、眼、鼻和嘴，给人一种柔静典雅之美感。
　　在绘画布局上，采用了对称、呼应的手法，使整个画面有庄重、严肃、安静、舒适、柔和之美感。图案精细，造型优美，由于花纹的华丽使整个画面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感觉。画面四周采用二方连续的对称法，它们由“S”形蔓草纹组成，横看象是大海中翻卷的波涛，纵观则是天空中烟云腾起。整个画面安排的很紧凑，无空白之处，无零散之感。亦不显得呆板拥挤，反而给人一种富丽堂皇、华贵可爱的感觉。
　　在雕刻手法上采用减地平雕、阴线雕刻两种，人物与瑞鸟以阴线雕出，其线细如游丝，婉曲潇洒，流畅自如，其余则以减地平雕，给人一种黑白分明、效果强烈的感觉。这些艺术效果，反映了无名艺术家们很高的艺术造诣和水平。
　　这幅画刚劲、优美，装饰性强，与它的载体——石槨都具有很高的艺术、科学和历史价值，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三座石槨现存乾陵博物馆和懿德太子墓博物馆，并对外公开展出。
　　注释：
　　①《陕西三原县双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简报》，陕西省文管会。载《文物》1966年第1期。
　　②《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唐金裕。载《考古》1959年第9期。
　　③《唐李寿墓发掘简报》，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载《文物》1974年第9期。
　　④《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陕西省文管会，载《文物》1964年第1期，《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载《文物》1972年第7期；《懿德太子墓所表现的唐代皇室埋葬制度》，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80年。
　　⑤《旧唐书》(卷86)：“懿德太子重润，中宗长子也，本名重照，以避则天讳，故改焉。开耀二年，中宗为皇太子，生重润于东宫内殿，高宗甚悦。及月满大赦天下，改元为永淳。是岁，立为皇太孙，开府置官属。及中宗迁于房州，其府坐废。圣历初，中宗为皇太子，封为邵王。大足元年为人所构，与其妹永泰郡主、婿魏王武延基等窃议：‘张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宫中，则天令杖杀，时年十九。……中宗即位，追赠皇太子，谥曰懿德，陪葬乾陵。仍为聘国子监承裴粹亡女为冥婚，与之合葬。又赠永泰郡主为公主，令备礼改葬，仍号其墓为陵焉。”
　　⑥何本善：《富平墨玉与石刻文物》，载《文博》1990年第2期。
　　⑦《古代首饰》：张道一、保彬。
　　⑧《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3年第3期。
　　

乾陵文物史迹述丛/樊英峰，刘向阳.—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