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高宗是否设立皇太孙府署问题，现存《旧唐书》、《新唐书》纪、传记载存在差异，《资治通鉴》也没有提供更好的见解。迄今为止，学界对该问题缺乏详细的考论[1]。鉴于此，本稿拟在已有零星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出土的唐人墓志资料，对此试作考论，以就教于诸师友方家!
　　一 设置皇太孙府的原因
　　关于唐高宗立皇太孙之前历朝所见“皇太孙”，前蜀冯鉴《续事始》载云：“晋永康元年(300)立愍怀太子第二子临淮王为皇太孙；齐永明十一年(493)立文惠太子长子南郡王昭业为皇太孙”[2]，当然，也提到唐高宗立太子李哲嫡子李重照为皇太孙之事件。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此前帝王立“皇太孙”，直接原因在于太子去世，储位空缺，为使帝位延嗣不乱，而确立太子之子为新的储君。进一步说，根本原因还在于“嫡长子继承制”传统起着作用。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但只要有确定的皇太子健在，一般不会有立皇太孙的动作出现。然而，唐高宗却想打破这一传统，要在太子活着的时候，立一个皇太孙出来。除过皇太孙之外，唐代还有“皇太弟”、“皇太叔”等说法，有研究者在肯定唐前期皇位传承“嫡长子”传统的同时，探讨皇位不稳定的原因，认为其与“统治者之关陇军事贵族出身和沾染胡化”有关[3]。
　　皇太子健在而立皇太孙，当时的臣僚们认识到此举不合古礼，只是迫于唐高宗若有所思的坚持，才附和赞成。那么，唐高宗为什么要急于立一个刚刚满月，年幼无知的皇太孙呢?其中是否还有什么隐情?笔者认为，这与高宗在位期间皇位继承之不固定性有关。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云：“太宗盖世英雄，……当日皇位继承终是动摇不固定之事。……至于高宗本庸懦之主，受制于武后，其皇储之不固定，夫何足怪?”高宗一朝共四次立皇太子：永徽三年(652)秋七月丁巳，立陈王忠为皇太子(10岁)；永徽七年春正月(按：是年正月壬申改元显庆)辛未，废皇太子忠为梁王，立代王弘为皇太子(5岁)；上元二年(675)夏四月己亥，皇太子弘薨于合璧宫之绮云殿，六月戊寅，以雍王贤为皇太子(23岁)；调露二年(680)秋八月甲子，废皇太子贤为庶人，幽于别所，乙丑，立英王哲为皇太子(25岁)[4]。就是说，由于各种人为或者自然的原因，此一时期大唐王朝皇储变换频繁。
　　众所周知，唐高宗朝被立为皇太子者不但惶惶然不知所措，而且往往有生命危险，缺乏应有的安全感。高宗长子李忠，因其生母出身卑贱，后来过继给王皇后，但由于王皇后地位不保，李忠终被废为庶人。高宗与武则天所生长子李弘“生知诞质，惟几毓性”，“慈惠爱亲”，“死不忘君”[5]，然而因其母后武则天“旷世怪杰”、权欲旺盛，加之李弘本人体弱多病，最后在身体和来自母亲方面的双重挤压下，年仅二十余岁就别离人世[6]。只是李弘死后被尊为孝敬皇帝，极尽哀荣。次子李贤因传说是“后姊韩国夫人所生”，性格又与武则天格格不入，母子间的误解频现，因而注定了被废、被杀的命运。此后，万般无奈的高宗将第三子英王李哲扶上皇太子宝座。如此二十余年间国本飘摇、四易皇储，皇权不稳由此可见。同时，因为皇太子的废立，并不是皇子间尔虞我诈的争夺所致，而是最高决策者一手造成的，就更无法向天下交待[7]。很显然，高高在上的君主必须负一定的责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巩固一位令他相对比较满意太子的地位。所以，唐高宗去世的前一年，皇朝就大张旗鼓地树立一位幼龄皇太孙来。这样，对年老的高宗皇帝来说，一来可以给天下苍生一个交待，二来确立皇位继承的既定轨道，避免再出现什么反复”[8]。胡戟先生在《唐代储君》一文指出：“唯唐中叶不到半个世纪，代、德、顺、宪四帝顺序按嫡长子原则传承皇位，前一个半世纪中竟无一位皇帝是嫡长子。原因很清楚，从太宗到肃宗的七位皇帝，全是藉宫廷事变登上储位或大位的。”[9]唐高宗末年，由于皇位继承的飘摇无定，新的皇太孙制的出现，或许正是这一现象的反面表现。
　　二 史料记载差异
　　然而，有关唐高宗立皇太孙，并组建太孙府署设立从官问题，现存史料记载存在差异。
　　其一，《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载：
　　二月癸未，以太子诞皇孙满月，大赦。改开耀二年为永淳元年，大酺三日。戊午，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欲开府置僚属。吏部郎中王方庆曰：“按《周礼》，有嫡子无嫡孙。汉、魏已来，皇太子在，不立太孙，但封王耳。晋立愍怀太子子彧为太孙，齐立文惠太子子昭业为太孙，便居东宫；而皇太子在而立太孙，未有前例。”上曰：“自我作古，可乎?”“亦可”。然竟不立府僚。
　　《唐会要》卷4“皇太孙”条载曰：“永淳元年(682)三月十五日，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在“将置府寮”之时，高宗诏吏部侍郎裴敬寻、郎中王方庆询问：“今立太孙，前代故事如何?”方庆进曰：“臣按《周礼》有嫡孙；汉魏以来，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孙，但封王耳。晋太康元年(按，应为永康元年)，立愍怀太子第二子临淮王臧为皇太子。永宁元年，立愍怀太子第三子襄阳王尚为皇太孙。官属即转为太孙官属。齐永明十年(按，应为十一年)立文惠太子长子南郡王昭业为皇太孙，使居东宫。今皇太子(李哲)在而立太孙，旁求载籍，未有前例。”高宗又问：“自我作古可乎?”回答说：“可。……今陛下肇建皇孙，创斯盛典，所以彰子孙千载之盛，福祚灵长之应也。”唐高宗对此十分高兴，“使方庆详求典故，官属员品，乃奏太孙府置师傅及文学、祭酒，及左右长史、东西曹掾，主簿、管记、司录以下六曹从事等官，各加王府一级。上后颇以为疑，竟不补授而止”。
　　《新唐书》卷81《懿德太子传》载：是岁，立为皇太孙，开府置官属，帝问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庆，对曰：“礼有嫡子，无嫡孙。汉、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晋立愍怀太子为皇太孙，齐立文惠子为皇太孙，皆居东宫。今有太子，又立太孙，于古无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对曰：“礼，君子抱孙不抱子，孙可以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孙，本支千亿之庆。”帝悦，诏议官属。敬彝等奏置师傅、友、文学、祭酒、左右长史、东西曹掾、主簿、管记、司录、六曹等官，加王府一级，然卒不补。
　　《资治通鉴》卷203，高宗永淳元年条载：“乃奏置师傅等官，继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补授。”
　　其二，《旧唐书》卷86《懿德太子重润传》则说：“是岁(按，永淳元年)立为皇太孙，开府置官属。及中宗迁于房州，其府坐废。”
　　可以看出，上述史料对于设立皇太孙府署记载大同小异，可以说成也高宗败也高宗。具体来说，鉴于上述原因，唐高宗在皇太孙满月之后，首先提出设立皇太孙府，臣僚们因此提出许多问题，唐高宗起先坚持自己的看法，并要开风气之先，设立皇太孙府署，只是过了一段时间，竟然对自己此前的想法产生疑问，故而在组建皇太孙府署问题上改变此前的想法。也就是说，唐高宗虽然封年幼的李重润为皇太孙，但在组建皇太孙府署问题上，唐高宗没有实现初衷，最终放弃了设立皇太孙府署的设想。史料二则明确记载唐高宗确实设立组建了皇太孙府署，配置僚属从官，只是因皇太孙父亲唐中宗被流贬，其府署建置才被废黜。
　　三 唐高宗确曾设立皇太孙府署
　　因为史料记载存在差异，学者各有所据，导致学界对此问题看法也不尽相同。
　　如申秦雁、周柏龄《对懿德太子墓“宫女图”的一点看法》认为：“三月戊午日，又立李重照为皇太孙。并为其开府设置官属”[10]；上引谢元鲁论文中也确认唐高宗为皇太孙“开府置官属”，认同史料中设立皇太孙府署的记载。也有对此持否定看法者。如雷家骥《武则天传》认为唐高宗“在征得有司赞成之后，乃于三月十五日正式册立重照为皇太孙，欲开皇太孙府，并令府官各加王府一级。虽然天皇稍后没有正式付诸实行，但是从此事实看来，起码天皇与太子哲父子的关系极为良好”[11]。即认为皇太孙府并未正式出现。作为读者喜闻乐见的通俗著作，马东玉《出轨的历史：真实的武则天》一书则是用调侃的笔触，说出皇太孙府署最终未能组建的事实[12]。
　　那么，到底如何看待上述史料的不同记载，唐高宗是否真的设立皇太孙府署，设置府署后是否配置僚属从官?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按：中宗迁于房州在嗣圣元年(683)，距永淳元年已两年，当初高宗让王方庆“详求典故，官属员品”，可见要立太孙府僚，也是有典可循的。
　　为了解决此问题，我们不妨另辟蹊径，从现存石刻墓志史料入手，看能否对此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笔者遍查现存《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全唐文补遗》(1～9)，《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专辑)，《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邙洛碑志三百种》，《河洛墓刻拾零》、《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等有关唐代金石墓志总集书籍，竟从中发现有两方墓志，而西安市长安区博物馆藏石中(未见上述书籍收录)亦有一方墓志，这些似可证明唐高宗确实设立了皇太孙府署，并配置了府署僚属从官。
　　《唐故蒲州猗氏县令陇西李府君(景由)墓志铭并序》载：李景由“由是起家，拜太子通事舍人，褒异也。加□□在储副，诞育皇孙，莫府特开，官属皆选。拜君太孙府从事，故愍怀左右称得正。武氏燕啄，府诛官贬，出贬泾州司兵参军，从例也。”[13]李景由其人《旧唐书》、《新唐书》中未见记载，其人事迹也无从了解。但从上述墓志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李景由其人因向高宗上奏时务策，并当场咏诵诗歌，受到高宗的赞扬，进而担任太子通事舍人；皇孙出生满月后，唐高宗特开皇太孙府，李景由被选为太孙府从事，虽然时间短，但颇受好评；更由于武则天废黜唐中宗，皇太孙府被罢，李景由被贬为泾州司兵参军。此后，李氏补任越州都督府功曹参军，又迁任益州大都督府士曹参军。任满后担当猗氏县令，开元五年病终于洛阳。大概武周万岁通天二年(697)，信奉佛陀的李景由妻卢氏在龙门为其父卢诩敬造石像并菩萨一铺[14]，时李景由正在益州大都督府士曹参军(正七品下)的任上。
　　独孤思敬墓志也可提供佐证。《大唐故朝散大夫行定王府掾独孤府君(思敬)墓志铭并序》载云：“秩满，授皇孙府主簿。帝子开藩，式隆于盘石；府僚推择，必伫于盛才。瞻言茂器，允符英选。寻授宋州楚丘县令。”[15]就是说，虽然时间很短，但独孤思敬在永淳初确曾担当过皇太孙府主簿。唐初官员任期为四年，根据墓志记载，独孤思敬任溧水县丞及迁蜀州司仓参军事是在永隆元年(680)，又过四年，于永淳二年(683)任皇孙府主簿。这里的“皇孙府”即是唐高宗为李重照所立的皇太孙府。独孤思敬与李景由一同供职于皇太孙府，充当主簿之职，“加王府一级”。但他上任未几，便被外调，其原因就是第二年二月中宗李显被贬为庐陵王，李重照随父播迁，于是皇太孙府作罢。这样一来，那些与独孤思敬一起供职于府里面的官员也就被遣散了。所以《旧唐书·懿德太子重润传》说：“中宗迁于房州，其府坐废。”
　　一般来说，墓志铭多记载墓主生前最值得夸耀的，或者可以表现死者高风亮节之事迹，对于墓主的过失或者“走麦城”多一笔带过，有的滴水不露或绝对不提。独孤思敬景龙三年(709)死于京师长安，终官朝散大夫(从五品下)。李景由开元五年(716)死于东都洛阳，享年五十四岁。此时正处于唐政权复辟平反昭雪余音袅袅之时，独孤思敬其人姑且不提，而像长期担任地方下层官员的李景由，其短时间任职京师，曾经担当皇太孙李重润僚属之事，显然是其子孙或墓志撰写者不可放过的大事件，写入墓志之中是完全可以意想得到的事情。当然，更重要的是事情发生仅仅三十余年，一些当事人仍健在，存在造假或者言过其实之处的可能性不大。
　　除此之外，现收藏于西安市长安区博物馆的韦洵墓志亦可提供佐证。该墓志的主人是唐中宗皇后韦氏的第一个弟弟韦洵，志文撰者是当时的中书令、修文馆大学士李峤。志文载云：“永隆二载(即开耀元年，681)，天衢大亨，画堂开帝子之宫，朱邸列皇孙之府，妙择英俊，以为寮属。有敕命王为皇孙府从事，晨瞻青琐，暮奉绿车[16]，陪楚馆之朝云，扈梁台之夜月，披丹获赏，方侍从于西园，变白生灾，忽流涟于南徼。文明之始(684)，随酆王(其父韦玄贞)从居钦州(今广西钦州、灵山等地)。……春秋廿，以如意元年(692)三月十三日，薨于钦州之旅馆。”[17]李峤误把唐高宗立皇太孙的时间说成开耀元年，可能是因为时过境迁，在景龙二年(708)撰写墓志时，将时间给弄错了。由墓志来看，韦洵出生于咸亨四年(673)，永淳元年立皇太孙时他年仅十岁。他被选中充当皇太孙府的从事，此职正是王方庆所奏府僚系统中的一员，可见唐高宗确实曾为皇太孙李重照置过府僚。不过像韦洵这样年纪的“寮属”，大概只能起到陪伴皇太孙玩耍的作用罢了。
　　如此看来，虽然文献资料记载存在差异，但有墓志史料佐证，唐高宗设立皇太孙府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如何解释上述文献史料记载出现的差异?笔者认为，唐高宗末年乃至整个武周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急剧转变，特别是酷吏政治的血雨腥风，国家史馆处于极度混乱状态。当时出现的史书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记载要么缺失，要么似是而非，对此后史书的编纂造成极大的困惑[18]。《唐会要》关联记载可能参照了当时可以看到的不实记载，而深埋地下的墓志史料当然看不到。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作者亦没有机会看到唐人碑志墓铭资料，其原因是上述数人并非重要人物，其墓前碑志历经数百年可能湮灭不存，也可能不为时人重视；深埋坟茔的墓志铭当然也不可能看到，而对于当时可以看到的文献史料，编撰者也没有采纳上述《旧唐书》“懿德太子传”的记载，只是笼统依据《旧唐书》“本纪”中的一面之词得出结论，即所谓“乃奏置师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补授”云云[19]。这是应当特别指出的问题。
　　四 余论
　　弘道元年(683)八月，皇太子李显奉命赴东都洛阳朝见高宗，年仅一岁半的李重照以皇太孙的身份留守京师。
　　对此，现存史书记载也存在差异。《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载云：永淳二年(即弘道元年，十二月改)秋八月己丑，“令唐昌郡王重福为京留守，刘仁轨副之。召皇太子至东都”。就是说，当皇太子李哲到东都时，留守京师的是其第二子李重福。而《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则载云：“(永淳)二年，太子赴东都，有令太孙重照京师留守，仍令仁轨为副。”即否认了前一说法。同书卷86《懿德太子重润、重福传》均失载留守京师事。《资治通鉴》卷203高宗永淳二年条，则采用前一种说法，载云“八月己丑，以将封嵩山，召太子赴东都，留唐昌郡王重福留守京师，以刘仁轨为之副。”笔者以为，唐昌郡王、皇太孙此时均不到两岁，带着他们谁去封禅，可能性都不大，因而都有留守的可能。但是，有高宗皇帝亲自出马设置皇太孙府署，而且专门配置僚属供奉，显然，皇太孙理应得到重视，如此，哪有唐昌郡王李重福留守之事。上述《资治通鉴》的记载值得怀疑。
　　注释
　　[1]有关武则天传记著作，如林语堂《武则天正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胡戟《武则天本传》(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赵文润、王双怀合著《武则天评传》(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等均未见提及。
　　[2]按：《资治通鉴》卷83，永康元年条载：“三月，黄门侍郎孙虑用药杵椎死太子”，“五月己巳，诏立临海王(《唐会要》卷4作‘临淮王’)臧为皇太孙，还妃王氏以母之。太子官属即转为太孙官属。相同伦行太孙太傅。己卯，谥故太子曰愍怀。六月壬寅，葬于显平陵。”《资治通鉴》卷84，永宁元年(301)条载：“五月，立襄阳王尚为皇太孙。”(《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作：“晋立愍怀太子子彧为皇太孙。”)《资治通鉴》卷138，永明十一年条载：正月“丙子，文惠太子长懋卒。……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业为皇太孙。东宫文武，悉改为太孙官属。以太子妃琅邪王氏为皇太子太妃，南郡王妃何氏为皇太孙妃。”
　　[3]宁永娟：《唐前期皇位传承观念及皇位继承不稳定原因再探讨》，《晋阳学刊》2009年第2期。
　　[4]《旧唐书》卷4、卷5《高宗纪》。
　　[5]《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孝敬皇帝弘传》。
　　[6]关于太子李弘之死，欧阳修主张武则天杀子说，当今学者持否定看法者多，参梁恒唐《太子弘死于肺结核，欧阳修冤枉武则天》，《武则天与乾陵》第89～95页，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也有学者利用新出土的阎立德之子阎庄墓志，证明李弘死前确与其母武则天关系紧张。参臧振《西安新出阎立德之子阎庄墓志铭》，《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谢元鲁认为：“从武则天到唐中宗时期，出现了贬低皇太子地位和限制皇权权力的趋势。”确切地说，从武则天左右政权的高宗时期，这一趋势就已经开始了。参谢元鲁《隋唐的太子亲王与皇位继承制度》，《天府新论》1996年第2期。
　　[8]曾现江有相类似的看法。认为“立皇太孙并要为其开馆置官属，实质是为稳固太子地位，使李显避免像前两位太子那样被武则天清除，从而保证李唐社稷的长久”。见曾现江《唐高宗新论》，《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
　　[9]胡戟：《唐代的储君》，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0]申秦雁、周柏龄：《对懿德太子墓“宫女图”的一点看法》，《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6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
　　[11]雷家骥：《武则天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12]马东玉：《出轨的历史：真实的武则天》，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
　　[13]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16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4]刘景龙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册，第601～602页，窟龛号1917，编号273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15]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景龙0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6]《太平御览》卷773《车部二·叙车下》引蔡邕《独断》说：“绿车名皇孙车，天子有孙，乘以从。”
　　[17]长安博物馆藏唐李峤撰《大唐赠吏部尚书益州大都督汝南郡王韦府君墓志铭并序》，不知何故，这篇墓志铭未见当今墓志汇编文献著录。此处引文是笔者根据原石抄录的。
　　[18]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7～100页。
　　[19]《资治通鉴》卷205，唐高宗永淳元年(682)。
　　(拜根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侯振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博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