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西汉初，高祖刘邦为了酬赏开国功臣，大封异姓王，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1]，“受山河之誓”[2]。自西汉铁券始肇，便被后世统治者视为维护和巩固统治的有力法宝。有唐一代，在不同时期颁赐了大量的铁券。李渊建国之初，不久便颁《褒勋臣诏》，将免死特权褒奖给开国功臣。唐高祖只是颁免死诏，并没有见铁券实物出现，概因建国之初仓促而未建制实物之故。李渊此举在唐初统一大业中起着积极促进作用，这种“褒贤昭德，昔王令典；旌善念功，有国彝训”[3]的非常之法在唐代得到充分运用。至唐高宗、武周时期，因统治需要，采取了颁赐铁券之制，这个阶段颁赐铁券很少，仅有几例，但这个时期颁赐的铁券在整个唐朝历史都显得与众不同，甚至在整个铁券制度历史中来说也是独具特色的。目前学术界虽对铁券做了不少研究，但对这个阶段铁券颁赐的具体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希望通过此文对此作一有益探讨。
　　一 高宗时期
　　唐高宗时期有关铁券的记载只有一例，而且这次用铁券盟誓在唐代颁赐铁券制度史中是不寻常的一次。这次铁券不是用来赏赐勋功之臣，而是外族百济与新罗之间盟约。
　　1．唐初与半岛之间关系
　　高句丽国土乃是汉代玄菟、辽东、乐浪三郡故地，自汉朝以来历代中原政权都以之为固有的国土。高句丽在东北拓展对隋唐统一王朝具有威胁性，隋裴矩曾说：“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世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4]大业年间，隋炀帝先后三次征伐高句丽，但都以失败告终。随着唐王朝统一大业的完成，唐王朝势力不断强大，因此，对辽东及朝鲜半岛的控制逐渐加强，征讨高句丽是唐初统一战争和国家政治中重要的一个部分。
　　唐政权刚刚建立之初，主要精力集中在清剿各地割据势力以及打击西北的突厥政权上，因此，唐高祖李渊无暇应对东北边疆，主要采取维持现状和防御的策略。唐朝建立后第二年(619)，高句丽率先遣使来唐朝贡，随后，新罗、百济亦入唐朝贡。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加封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5]；高句丽荣留王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6]；册封新罗真平王为柱国、乐浪郡王、新罗王[7]。唐朝册封半岛三国之国王，保持当地的战略平衡，防止高句丽势力的进一步膨胀。三政权间的相互制约，有利于唐朝集中精力经营西北。朝鲜半岛三国之间的矛盾重重，积怨很深。新罗曾杀死百济国王，所以两者为世仇，两者武装冲突不断。唐朝采取的“以夷制夷”策略，只能在短时期内取得一定的效果，并不能解决三国之间的矛盾。据《新唐书·东夷·新罗传》载；“高祖既闻海东三国旧结怨隙，递相攻伐，以其俱为藩附，务在和睦，乃问其使为怨所由，对曰：‘先是百济在伐高丽，诣新罗请救，新罗发兵大破百济国，因此为怨，每相攻伐。新罗得百济王，杀之，怨由此始。’”武德九年(626)，新罗、百济都派使节赴唐讼高句丽阻隔贡道，“又相与有隙，屡相侵掠”。唐朝此时因国内形势，因此，高祖派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前往“持节谕和，建武谢罪，乃请与二国平”[8]。贞观元年(627)，百济“遣使奉表陈谢，虽外称顺命，内实相仇如故”[9]，百济与高句丽联盟，共同侵犯新罗。贞观十六年(642)，百济义慈王率兵夺取新罗猕猴等40余城。随后“与高丽和亲通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10]。同年，高句丽发生政变，“苏文弑逆其主，酷害其臣，窃据边隅，肆其蜂虿”[11]。盖苏文政变后，很快与日本建立了联系，这是高句丽东北亚政策中的一个重大转变，东北亚形势变得严峻，于是，唐王朝对高句丽政策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怀柔与安抚转变为连续不断的征讨。高句丽虽然表面臣服于唐朝，但其扩张的野心并未收敛，屡屡寇扰唐朝边郡或边疆民族政权的辖区，暗地里继续推行扩张政策[12]。贞观十七年(643)9月，高句丽、百济又侵新罗数十城。太宗遣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往说谕高丽，令勿攻新罗，苏文不从。大臣温彦博认为：“辽东本周箕子国，汉玄菟郡，不使北面，则四夷何所瞻仰。”[13]贞观十八年(644)七月，唐太宗决定对高句丽政权进行武力征讨。贞观十九年(645)三月，开始进攻高句丽，此后，唐军不断用兵，直至其灭亡。
　　高宗继位后，三国间的斗争进一步加剧。高句丽联合百济加紧对新罗的侵略，新罗不断向唐朝求援。唐朝诏令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攻打高句丽。王小甫在《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新罗的兴起和发展正好与高句丽在半岛上的扩张形成对立，因而双方是不共戴天的世仇。新罗兼并伽耶，又和邻近的日本产生了利害冲突。新罗当然不愿也不能承受在同百济的斗争中南北腹背两面受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动半岛的统一，在东亚地区唯有引起中原王朝一起行动才行。……新罗拉拢唐朝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时时处处让唐朝感到只有新罗是自己在东亚事务中唯一忠实可靠的盟友，而且凡事只依靠唐朝。”[14]百济王见高宗倾向于支持新罗，便与高句丽联盟共同对付新罗。多次趁机掠夺新罗领土，唐朝忙于同高句丽作战，对百济尚未形成明确的反对策略。唐高宗“万国之主”的身份曾谕百济义慈王，“王所兼新罗之城，并宜还其本国；新罗所获百济俘虏，亦遣还王。然后解患释纷，韬戈偃革，百姓获息肩之愿，三蕃无战争之劳。……王若不从进止，朕已依法敏所请，任其与王决战；亦令约束高丽，不许远相救恤。高丽若不承命，即令契丹诸蕃渡辽泽入抄掠。王可深思朕言，自求多福，审图良策，无贻后悔。”[15]攻打高句丽，必须在朝鲜半岛有据点，而百济与高句丽相比，百济更易于被攻破，“若由海道以取高丽，则其邻国百济、新罗为形势所关之地。于不擅长海战之华夏民族尤非先得百济以为根据，难以经略高丽”[16]。因此，消灭百济便成为消灭高句丽必然之先势。
　　2．灭百济、高句丽
　　显庆五年(660)三月，唐高宗派神丘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率水陆军十万，出征百济。同时，诏命新罗王金春秋为隅夷道行军总管，将率新罗部众，与苏定方夹击百济。六月，唐军从莱州(今山东掖县)浮海而过，登陆朝鲜半岛。唐军与新罗军胜利会师后，乘胜追击，围攻百济都城，最后，百济王义慈率众降服，百济5部37郡共76万人户完全纳入唐王朝直接统治下，并在百济设立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等五都督府。任右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统兵镇抚全境，刘仁愿镇守百济城。这是中国“继汉魏之后又一次在半岛南部设置府、州、县，与汉魏相比，是将新罗之外的半岛南部之地纳入了唐王朝的版图”[17]。
　　唐灭掉百济后，解除了新罗南部的威胁，消灭了高句丽政权的战略联盟，进一步密切了唐王朝与新罗之间的合作，更有利于高句丽问题的解决以及整个辽东及朝鲜半岛地区的稳定，且高丽内部“失其政，人心不附。男生兄弟，相为攻击”[18]。龙朔元年(661)，唐高宗下令展开对高句丽的总攻，同时诏令新罗出兵配合。总章元年(668)九月，攻陷平壤，高句丽王高藏被俘，高句丽最终灭亡。唐朝“剖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19]。从此，高句丽被纳入唐王朝安东都护府直接管辖下。高句丽的灭亡，标志着唐朝在东北的统治得以确定。
　　3．新罗、百济铁券会盟
　　百济、新罗两国为世仇，对抗不断。百济被灭后，百济僧道琛、将军福信起兵，再次占据了周留城，并迎立了在日本做质子的百济王子扶余丰为王，展开复国运动，百济遗民纷纷响应，其势力一度收回百济大部分领土。唐高宗遂派刘仁轨率军增援新罗。同时，为了能够安抚百济民众，也可以牵制新罗，唐高宗以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在龙朔三年(663)，百济扶余引日军抗击唐罗联军，在白江口恰遇刘仁轨所部，双方激战，日军大败。“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20]，百济彻底灭亡。
　　为了全面对付高句丽势力，化解新罗、百济之间的矛盾，在唐朝斡旋下，诏令新罗、百济双方举行会盟。麟德二年(665)八月，唐军攻破熊津后，唐高宗让熊津都督扶余隆与新罗王金法敏在熊津就利山以铁券盟约。唐朝的目的希望通过两国用铁券盟誓后，减少对抗。在唐朝的建议下，两人刑白马而盟。盟誓前先祀神祇及川谷之神，而后歃血。这次会盟，刘仁愿作为皇帝的敕使，主持双方的会盟事宜，盟文则由刘仁轨撰写。《全唐文》卷158《盟新罗百济文》云：
　　往者百济先王，迷於顺逆，不敦邻好，不睦亲姻，结托高丽交通倭国，共为残暴，侵削新罗，剽邑屠城，略无宁岁。……故立前百济太子司稼正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罗，长为与国，各除宿憾，结好和亲，恭承诏命，永为藩服。仍遣使人右威卫将军鲁城县公刘仁愿亲临劝谕，具宣成旨，约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终始，分灾恤患，恩若兄弟，……既盟之后，共保岁寒。若有背盟，二三其德，兴兵动众，侵犯边陲，明神鉴之，百殃是降，子孙不育，社稷无守，……故作金书铁券，藏之宗庙，子孙万代，无敢违犯。神之听之，是享是福。
　　《新唐书》卷220《东夷·百济传》也有记载：
　　麟德二年，与新罗工会熊津城，刑白马以盟。仁轨为盟辞曰：“往百济先王，罔顾逆顺，不敦邻，不睦亲，与高丽、倭共侵削新罗，破邑屠城。天子怜百姓无辜，命行人修好，先王负险恃遐，侮慢弗恭，皇赫斯怒，是伐是夷。但兴亡继绝，王者通制，故立前太子隆为熊津都督，守其祭祀，附杖新罗，长为与国，结好除怨，恭天子命，永为藩服。右威卫将军鲁城县公仁愿，亲临厥盟，有贰其德，兴兵动众，明神鉴之，百殃是降，子孙不育，社稷无守，世世毋敢犯。”乃作金书铁契，藏新罗庙中。
　　百济、新罗双方盟誓过程由唐王朝派人主持，唐朝作为两者的重要中间人和见证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唐王朝在盟约中起到一定制约性作用。用铁券让新罗和百济盟誓，有利于维护唐的统治秩序，对巩固边疆统一、稳定的局面起着重要作用。
　　经过太宗、高宗父子两代人的经营，朝鲜半岛三国鼎立的局面被打破。“自是新罗渐有高丽、百济之地，其界益大，西至于海”[21]，奠定了后来统一半岛的基础。朝鲜半岛的统一，为整个东北亚地区营造了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从而促进了各国间的友好交流，特别是唐与朝鲜半岛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繁荣。
　　二 武周时期
　　武周时期，武则天也曾颁赐铁券，但铁券并非颁赐给朝臣，而是令李武两氏家族用铁券盟誓，或是将铁券赏赐给归附的外蕃首领。
　　1．李武家族铁券盟誓明堂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病死，诏令“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22]，自此政事归太后处决，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独揽大权。载初元年(690)九月九日，武则天改唐代周，改元天授，开始谱写大周的辉煌篇章。但随着时间流逝，武则天日渐衰老，皇位继承问题关系到皇朝的前途和命运的重要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朝臣对悬空的皇嗣问题更是密切关注。武则天禅唐建周，又是一位女皇帝，所以，立太子之事让武则天着实左右为难，举棋不定。魏王武承嗣一直谋求皇太子之位，曾使人“上书请立己为皇太子，以观后意”[23]。圣历元年(698)春，武承嗣、武三思又多次派人上书。宰相李昭德谏言说：“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24]在全国各阶层拥李形势的推动之下，武则天经过几年反复思想斗争，下定决心传位于李显。圣历元年三月九日，武则天借口庐陵王李显身体有病，遣职方员外郎徐彦伯赶赴房州，诏李显回东都洛阳。皇嗣李旦深知武则天此举用意，便“数称疾不朝”[25]，坚决请求逊位于庐陵王。武则天便答应了李旦请求，降为相王，立李显为皇太子。至此，皇位继承问题得到解决。不久魏王武承嗣便抑郁而死。
　　武则天在改朝换代时期，朝廷一直存在反武势力，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曾对李氏及其拥护李氏的朝臣大肆打击，尤其李氏皇族宗室遭受严重损失，元气大伤。此时，已立李显为太子，武则天考虑自己死后，武氏家族定会受到很大打击，煞费苦心，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消弭李氏宗室与诸武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为了从感情上改善李武关系，武则天让李氏和武氏通婚。如太平公主尚武攸暨，后又嫁武延晖：永泰公主嫁武承嗣之子武延基；武三思之子武崇训娶李显女儿安乐公主；武延晖娶李显的女儿新都公主[26]。武则天此举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从制度上确保武氏家族的安宁，武则天还让其子和侄子用铁券盟誓，永言和好。史载圣历二年(699)四月，“太后春秋高，虑身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27]。《新唐书》卷76《则天皇后传》也云：“太后自见诸武王非天下意，前此中宗自房州还，复为皇太子，恐百岁后为唐宗室躏藉无死所，即引诸武及相王、太平公主誓明堂，告天地，为铁券使藏史馆。”[28]可知参加铁券盟誓的有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千乘王武攸暨，其中梁王武三思应该也参加了。宣誓的地点在明堂，《辞海》对“明堂”的解释：明堂是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及祭祀、庆赏、选士、养老等大典，均于其中举行[29]。明堂竣工于垂拱四年(688)正月五日，号万象神宫[30]，它是武则天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由此可见，武则天用心良苦，对这次铁券盟誓十分重视。用铁券盟誓无疑也是对矛盾双方的一种约束，希望李武家族日后能和睦共处，双方盟誓的誓文铸于铁券，藏在史馆保存，可惜的是，此铁券未能保存下来。
　　中宗李显复位后，诸武势力以武三思、武攸暨为代表，与韦后勾结，继续把持朝政。神龙元年(705)五月，中宗为缓解张柬之、桓彦范等人与诸韦武势力集团的矛盾，“以张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皆为立功之人，赐以铁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31]。随着双方在政治与权力斗争中逐渐加剧，诸武势力最终受到沉重地打击。景龙四年(710)六月二日，中宗被韦后毒死于神龙殿，韦后临朝摄政。六月十二日，李隆基率人于夜间发动兵变。时武延秀(武承嗣子)与安乐公主居禁中，被斩杀。武攸望(武士让之子)“以太府卿贬死春州”，而“诸武属坐延秀诛徙者略尽”[32]。武三思在景龙元年(707)七月被节愍太子起兵诛杀，史载李重俊“发羽林兵围三思第，并崇训斩之，杀其党十余人”。睿宗即位后，“以父子皆逆节，斫棺暴尸，夷其墓”[33]。武攸暨受牵延秀之诛，降为楚国公。景龙中卒，赠太尉、并州大都督，还定王，谥曰忠简。后“坐公主大逆，夷其墓”[34]。诸武在武则天死后的结局是悲惨的，由此可知，铁券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问题和矛盾。
　　2．吐蕃外蕃首领归附获赐铁券
　　7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的羌族诸部，建立吐蕃奴隶制政权。随后吐蕃向周围地区扩展。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后，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与吐蕃松赞干布，与吐蕃建立了友好关系。至公元7世纪中期，吐蕃力量开始不断壮大，咸亨年间吞并了吐谷浑，中间隔离带的消失使唐王朝直接面对了吐蕃的势力。吐蕃势力开始炽盛，西北危机重重。《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载：
　　吐蕃怨怒，遂率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大败，河源王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脱身走投凉州，遣使告急。咸亨元年四月，诏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右卫将军郭待封为副，率众十余万以讨之。军至大非川，为吐蕃大将论钦陵所败，仁贵等并坐除名。吐谷浑全国尽没，唯慕容诺曷钵及其亲信数十帐来内属，仍徙于灵州。自是吐蕃连岁寇边，当、悉等州诸羌尽降之。
　　……时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雋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吐蕃军事势力已经进入到西域地区，并开始与唐朝展开长期、激烈的争夺。高宗上元年间，曾派新克高丽胜将薛仁贵以讨吐蕃，却遭大败。
　　武周时期，武则天也颁赐铁券给归附的吐蕃首领。仪凤四年(679)，赞普死后，其子器弩悉弄立，钦陵擅政日久。诸弟皆领兵，赞婆专东境几三十年，为唐朝边患。“器弩悉弄既长，欲自得国，渐不平，乃与大臣论岩等图去之。钦陵方提兵居外，赞普托言猎，即勒兵执其亲党二千余人杀之，发使者召钦陵、赞婆，钦陵不受命，赞普自讨之。未战，钦陵兵溃，乃自杀，左右殉而死者百余人”。由于吐蕃内部政变，证圣元年(695)，赞婆不得已率所部及兄子莽布支等人内降，武则天“遣羽林飞骑迎劳，擢赞婆特进、辅国大将军、归德郡王，莽布支左羽林大将军、安国公，皆赐铁券，礼尉良厚”，并以“赞婆即领部兵戍河源”[35]。赞婆后死于唐，赠安西大都护。赞婆等人率部众来降，使唐朝与吐蕃边境边事大为缓解，因此，武则天用赏赐铁券的非常之法来褒奖赞婆和莽布支的归附。
　　三 小结
　　唐代初期，统治者颁赐铁券甚少，态度谨慎。而安史之乱爆发后，颁赐了大量的铁券，甚至有些泛滥。唐高宗、武周时期，也继承旧典，颁赐铁券。高宗为了缓和新罗、百济的矛盾，诏令百济熊津都督扶余隆与新罗王金法敏在熊津就利山用铁券盟约。用铁券诏令少数民族之间盟誓，这不仅在唐代铁券史上，乃至整个铁券制度史上是唯一的特例。圣历二年，武则天用铁券让李武两个家族重要人员盟誓，以此来保证日后李武两个家族和睦共处，维系武氏的安全。在唐代铁券颁赐历史中，这两次铁券的颁赐是最具有特色的。前者是调节外部民族之间的矛盾，后者是用来调节统治阶级家族内部矛盾。显然，这两则铁券主要体现的是铁券盟约政治性质，而非个人荣耀。
　　从高宗敕令新罗、百济用铁券盟约，武则天用铁券赏赐吐蕃归附首领赞婆和莽布支的实事中，都体现了铁券被运用到处理民族关系的策略中，并在唐朝羁縻政策中具有特别的、有效的政治功能。用铁券与少数民族来盟约，早在汉高祖刘邦时就曾出现。《太平御览》卷779引《三辅故事》记载，汉初，匈奴势力强大，经常南下入侵。这时刘邦政权尚未稳固，为了解决内外交困的处境，公元前198年(高祖9年)，汉高祖命刘敬出使匈奴，与匈奴划地为界，并作丹书铁券曰：“自海(今贝加尔湖)以南，冠盖之士处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处焉。”刘邦与匈奴之间用铁券割土盟誓，为西汉初期政权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铁券具有羁縻的政治功能，在唐朝初期至玄宗时期得到充分的体现。随着大唐帝国的兴盛和繁荣，疆域地不断拓展，吸引了不少周边少数民族首领归附唐朝，如石国怀化王那俱车鼻施、护密王子颉里匐、登里伊罗密施突骑施可汗和三姓叶护都摩度阙颉斤等人，他们都曾获得唐玄宗赏赐的铁券。用铁券与外蕃首领盟誓换来边疆的安宁，从而达到靖边安邦、维护和巩固唐朝统治的目的，起着积极的作用。但铁券免死特权并非万能的，如武三思、武攸暨等诸武在政变中悲惨的结局。总之，唐高宗、武周时期，铁券颁赐在唐代铁券颁赐历史中是与众不同的，研究这个时期铁券颁赐情况对于唐代历史不无裨益。
　　注释
　　[1]《汉书》卷1《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81页。
　　[2]《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页。
　　[3]《唐会要》卷45“功臣”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36页。
　　[4]《隋书》卷67《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81页。
　　[5][9][10][15]《旧唐书》卷199上《东夷·百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9页、第5329页、第5330页、第5330-5331页。
　　[6]《旧唐书》卷199上《东夷·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1页。
　　[7][21]《旧唐书》卷199上《东夷·新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35页、第5336页。
　　[8][19]《新唐书》卷220《东夷·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187页、第6197页。
　　[11]《册府元龟》卷117《帝王部·亲征第二》。
　　[12]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61页。
　　[13]《新唐书》卷91《温大雅附彦博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782页。
　　[14]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见《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28页。
　　[16]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5页。
　　[17]都兴智：《唐政权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述论》，《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
　　[18]《唐会要》卷95“高句丽”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24页。
　　[20][22][25][30]《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792页；卷5《高宗本纪下》，第112页；卷7《睿宗纪》，第152页；卷22《礼仪志二》，第849页。
　　[23][32][33][34]《新唐书》卷206《外戚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838页、第5839页、第5841-5842页、第5843页。
　　[24]《资治通鉴》卷204，天授二年十月条，中华书局，1976年，第6476页。
　　[26]见《唐会要》卷6《公主》、《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
　　[27]《资治通鉴》卷206，圣历二年二月条，中华书局，1976年，第6540页。
　　[28]《新唐书》卷76《后妃传上·则天武皇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484页。
　　[29]《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3934页。
　　[31]《资治通鉴》卷208，中宗神龙元年五月条，中华书局，1976年，第6590页。
　　[35]《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
　　(洪海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