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谶谣《武媚娘》
刘冬梅 王永平
女皇武则天从一个贵族少女到入宫做了才人，再到皇后，最终荣登皇位，建立武周政权，除付出了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各种艰辛与努力之外，她的每一步成功之路还与谶言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武则天的一生曾利用过许多种谶言，其中有一首谶谣《武媚娘》，却向来不为学者们所重视。其实，关于这首谶谣的来历、流传的时间与背景，以及对武则天政治生涯的影响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研究必要。
一 《武媚娘》的来历及流传过程
《武媚娘》，原作《舞媚娘》，又作《妩媚娘》，是一首非常古老的歌舞曲，它最早见于南北朝后期。陈后主曾作有三首《舞媚娘》歌：
楼上多娇艳，当窗并三五。争弄游春陌，相邀开绣户。转态结红裙，含娇拾翠羽，留宾乍拂弦，托意时移柱。
淇水变新台，春炉当夏开。玉面含羞出，金鞍排夜(一作暗)来。
春日多(一作好)风光，寻观向(一作戏)市傍。转身移佩响，牵袖起衣香。[1]
这是三首五言歌辞，歌辞的格式还不太一致，第一首为八句，第二、三首为四句。内容描写的大概是歌伎舞女游春嬉戏的场景。
北周庾信也填有一首《舞媚娘》词：
朝来户前照镜，含笑盈盈自看。眉心浓黛直点，额角轻黄细安。只疑落花谩去，复道春风不还。少年唯有欢乐，饮酒那得留残。[2]
这首歌词为六言八句式，虽与陈后主辞有所不同，但其内容却又属于同一类型风格的题材，描写的也是有关歌伎舞女欢宴赏春的情景。
这四首词是现在所能见到的仅有的几首《舞媚娘》歌词，从其标题及内容来看，应该都是属于歌伎舞女们在舞蹈时的伴唱歌曲。
这首歌曲到隋朝还在继续流传。隋文帝开皇末年(600)，太子杨勇曾在过年时大宴东宫僚属，左庶子唐令则自弹琵琶，唱《妩媚娘》。引起时任太子洗马之职的李纲的不安，他劝杨勇说：“令则身为宫卿，职当调护；乃于广坐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事若上闻，令则罪在不测，岂不为殿下之累邪!臣请速治其罪!”杨勇回曰：“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3]从李纲之言可以看出，在隋代流传的这首歌曲明显承袭了南朝《舞媚娘》的风格，不过，从《舞媚娘》又被称之为《妩媚娘》来看，应该是更加突出表现了舞娘娇艳妩媚的动人情态，属于柔美华丽类型的“艳歌”，所以才被斥之为“淫声”。
总之，早期《舞媚娘》歌曲主要是在宫廷和贵族中流传，从其内容和歌名而言，实在还看不出与高宗、武后时期民间流传的谶谣《武媚娘》有什么关联。
二 《武媚娘》被赋予政治含义
《舞媚娘》歌曲在唐代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颇为引人注目的变化。其一，是由早期主要是在宫廷中流传而逐渐为民间所广为熟悉和传唱；其二，是曲名也由早期的《舞媚娘》或《妩媚娘》而逐渐为《武媚娘》所代替，同时还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含义，即成为预示武后在政治上崛起的民间谶谣。
关于《武媚娘》歌曲在唐代民间的流传状况有许多记载，如《新唐书》卷三十五《五行志二》曰：“永徽后，民歌《武媚娘曲》。”作者明确将《武媚娘曲》称之为民歌，说明这首歌曲已经由“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同时，又将这首歌归入“诗妖”类，即认为其中包含有某种深奥的政治寓义。其实，这种认识是来源于唐人。唐中宗景龙二年(708)春，右骁卫将军、知太史事迦叶志忠在《进桑条歌表》中说：
昔高祖未受命时，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时，天下歌《秦王破阵乐》；高宗未受命时，天下歌《侧堂堂》；天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武媚娘》。伏惟应天皇帝未受命时，天下歌《英王石州》；顺天皇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桑条韦也》。……伏惟皇后降帝女之精，合为国母，主蚕桑以安天下，后妃之德，于斯为盛。谨进《桑条歌》十二篇，伏请宣布中外，进入乐府，皇后先蚕之时，以享宗庙。”[4]
这是景龙年间，随着韦后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一些投机分子循其所好，附会编撰了谶谣《桑条歌》十二篇，为韦后窃权干政大造舆论。但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人是把民间传唱的《武媚娘》歌，当做武则天受命的谶谣。
类似的认识还有唐人姚汝能，他在《安禄山事迹》卷下中说：“国初盛传《武媚娘曲》，而则天僭窃之事应之，则先兆岂可测哉?”[5]这里所说的“国初盛传”，说明早在唐初民间就很流行《武媚娘曲》了。
不管是在“未受命时”，还是在“国初盛传”，总之他们两人都认为当时民间流传的《武媚娘》曲是武则天改唐为周的预兆。不过，从武则天在政治上崛起的过程中所利用的各种谶言来看，《武媚娘》曲在社会上的流行背景，应该是在她争夺皇后之位时的情形。据当时人张鷟《朝野佥载》卷一记载：
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为皇后。大帝崩，则天临朝，改号大周。二十余年，武后强盛，武三王梁、魏、定等并开府，自余郡王十余人，几迁鼎矣。[6]
显然，作者在这里是将永徽年间(650-655)，民间传唱的《武媚娘歌》当做是武氏被立为皇后的征兆，至于后边所说的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改唐为周等等事件，则都是她被立为皇后以后政治发展的结果。
为什么一首被前人视之为“淫声”“艳歌”的《舞媚娘》曲，能够成为武则天在政治上崛起的谶谣?这就不得不说一说武则天的名讳[7]。众所周知，武则天并不是她的本名，而武曌则是她在改唐为周前，根据她自己所创制的12个新字中的第一个字而命名的[8]。在此之前，她刚入宫以后不久，唐太宗曾赐其名曰“武媚”[9]。当武则天在政治上逐渐崛起并崭露头角之时，人们极有可能根据“武”与“舞”、“妩”同音的情况，而将《舞媚娘》或《妩媚娘》讹称或改称为《武媚娘》，以附会武氏。这样，《舞媚娘》就由一首前代“旧曲”，成为预示武氏在政治上崛起的《武媚娘》。
三 《武媚娘》在后代的流传情况
《武媚娘》曲从南北朝后期开始出现，到高宗、武则天时成为民间传唱的流行歌曲，在盛唐时期还被列入皇家教坊的传习名曲之中。唐人崔令钦在《教坊记》“曲名”中就记载有《武媚娘》曲[10]。直到唐末诗人罗虬的《比红儿诗》中还写道：“君看红儿学醉妆，夸裁宫襭砑裙长。谁能更把闲心力，比并当时《武媚娘》。”[11]这说明《武媚娘》歌舞终唐一代一直都很流行。但是，就是这样一首流行歌曲，唐人却没有留下一首填写《武媚娘》的曲辞，所以也使后人难以窥见作为高宗、武后时期谶谣的《武媚娘》歌，在内容上究竟与前代有何不同。
到宋代，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时，在“杂曲歌辞”中仅收录了陈后主和庾信的四首《舞媚娘》辞，并作序曰：
《乐苑》曰：“《舞媚娘》、《大舞媚娘》，并羽调曲也。”《唐书》曰：“高宗永徽末，天下歌《舞媚娘》。未几，立武氏为皇后。”按陈后主已有此歌，则永徽所歌，盖旧曲云。[12]
由此可见，除了《舞媚娘》之外，还有《大舞媚娘》，都属于古音阶羽调曲。近代发现于敦煌的古曲中即有《武媚娘》，乐曲调名已注明为大食调，即商调曲，经解译为大食调中的清乐音阶商调曲，即相当为古音阶羽调曲[13]。另外，从郭序中也可证，《武媚娘》曲作为谶谣，主要流行在永徽末，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十月王皇后被废，武则天被正式立为皇后。
《武媚娘》曲还传入日本，如朱雀天皇承平年间(931—937)源顺著，日本最初的分类形式汉和辞书《倭名类聚抄》平调曲中列有《娥媚娘》，大概就是由唐传入的《武媚娘》曲。另外，在日本所传的《五弦谱》二十二曲内，也有平调《武媚娘》之谱。日本学者林谦三认为：《武媚娘》曲，“至迟也是在天平(729—748)末期传入日本的。”[14]这说明《武媚娘》曲不但是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的一首流行歌曲，而且还随着遣唐使而远播东瀛。
四 余论
纵观武则天的一生，每当她处于人生的紧要关头时都曾利用过种种谶言。早在贞观年间，民间《秘记》中就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当时，太白金星多次出现于白昼，据太史占云：“女主昌。”[15]而这时的武则天还只不过是太宗后宫中的一个小小的才人，似乎就预示了她日后改唐为周的命运。上元初(674)，洛州郜城县民又献上了一块据称是北魏道士寇谦之留下的刻石，上面有许多铭文，其中就有“止戈龙”三字，当时人解释：“‘止戈龙’者，言太后临朝也。‘止戈’为武，武，天后氏也”[16]。据《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载：“上元元年，高宗号天皇，皇后亦号天后，天下之人谓之‘二圣’。”原来，高宗早就因为苦于风眩头重，不能理政，“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17]。显然这块谶石在这个时候的出现，是为了配合武氏临朝、“二圣”格局的形成。至于武则天利用佛教《大云经》，“盛言神皇受命之事”[18]，则发生在她即将改唐为周、登基称帝之时，这些谶语，或借民间《秘记》的形式流传于世，或托前代高道之名警示于时，或者干脆命和尚直接伪造颁示于天下，在社会上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武媚娘》歌曲在永徽年间的大流行，显然是与当时武则天与王皇后争夺皇后之位的历史背景有关。其实，这是一首从南北朝后期以来就流行于宫廷贵族之间的柔美歌曲，原名《舞媚娘》，又名《妩媚娘》，从它的词曲来看，丝毫也看不出有谶谣的内容包含在其中；但是随着武则天在永徽年间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这首“旧曲”却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其曲名也顺应时势自然而然地改称为《武媚娘》，这样就成为配合武氏在迈向皇后宝座的紧要关头，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的一首谶谣。研究这首谶谣，对理解和看待武氏在每一个阶段如何驾轻就熟地运用各种谶谣为她服务大有裨益。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项目批准号08JZD0037，合同号08JZDH037)和北京市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资助项目“游戏、竞技与娱乐——中古社会生活透视”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1]《陈诗》卷4，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2509页。
[2](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卷3，中华书局，2000年。
[3]《资治通鉴》卷179，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十月条，第5583页。
[4]《全唐文》卷276，第2805页下。
[5](唐)姚汝能撰，曾贻芬校点：《安禄山事迹》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6](唐)张鷟撰，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卷1，中华书局，1979年，第12页。
[7]参阅拙作：《武则天名讳辨识——兼与雷家骥先生商榷》，《乾陵文化研究》(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77—181页。
[8]关于武则天创制新字的字数，有多种不同说法。《新唐书》卷76《后妃上·则天武皇后传》作12字；《唐大诏令集》卷4《改元载初赦》也记作12字；又《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十一月条也作12字，但据胡注讲实为14字；又《集韵》作16字；《通志》卷35《六书五·志》作18字；《宣和书谱》卷1作19字；而《正字通》仅作“8字”；今人董作宾、王恒余考证为17字(《唐武后改字考》，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3年，34期，第471页。)今从《新唐书》、《唐大诏令集》和《资治通鉴》的说法。
[9]《新唐书》卷76《后妃上·则天武皇后》。
[10](唐)崔令钦：《教坊记》，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4页。
[11]《全唐诗》卷666。
[12](宋)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041页。
[13]叶栋：《唐代音乐与古谱译读》，人文丛刊第十辑，陕西社会科学院出版发行室，1985年，第61页。
[14]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第53页。
[15]《资治通鉴》卷199，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六月条。
[16](唐)张鷟：《朝野佥载》卷5，中华书局，1979年，第118页。
[17]《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
[18]《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
(刘冬梅，首都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历史教师；王永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