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矗立在河南省偃师市缑山之巅的《升仙太子之碑》[1]，因一代女皇武则天御制御书[2]而闻名于世。武则天(624—705)，名曌，为初唐应国公武士彟之女。天生丽质，“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3]。太宗崩，入感业寺为尼。后被高宗李治立为后。弘道元年(693)，高宗驾崩，“皇太子显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是日自临朝称制”[4]。随后，则天废中宗，并先后镇压了徐敬业及“五王政变”，且“大诛杀以威之”，“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5]。不久，朝廷百官、宗戚、百姓、各族酋长、僧道等6万余人上书劝进。武则天便于载初元年(690)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加尊号“圣神皇帝”[6]，成为中国历史唯一的女皇帝。圣历二年(699)二月，武则天又赴嵩山封禅。“封禅者，所以告示成功也。夫成功者，德无不被，人无不安，万国无不怀”[7]。武则天“幸嵩山，过缑氏，谒升仙太子庙”[8]。洋洋洒洒写成二千余字的升仙太子碑文。这通千年之碑竟成为武则天一生中遗留下来最大、最美、最为壮观的书法作品。
　　《升仙太子碑》，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缑氏山巅升仙观旧址上。《金石萃编》记：“《升仙太子碑》，碑连额高一丈七尺四寸，广六尺五寸，三十三行，每行六十六字。行书飞白额，题‘升仙太子之碑’六字。在偃师县缑山仙君庙。”[9]缑山，海拔308米，位于嵩山西延部分北麓之地，其山孤峰跃然崛起，尤显神气和秀美。古时名列中国道教崇尚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中。《列仙传》载：“周灵王太子晋在此学道成仙，跨鹤飞升。”据调查考证，升仙太子碑，螭首龟趺[10]，首身一体，碑连额高6.7米，宽1.55米，座高1.3米，全碑通高8米。碑额飞白书题“升仙太子之碑”六字，碑阳正文为行草书体，33行，满行66字，共2178字。为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武则天撰文并御书，碑阴多为当时朝臣的题名并刻有武则天的《杂言·游仙篇》等。该碑碑文的主要内容李斌成先生总结为：1．世界万物由气而生；2．世界上有无所不能的神仙、无比美好的仙境；3．升仙太子身世高贵及其修道成仙的经历；4．大周王朝受命于天，国泰民安；5．武则天于嵩山行封禅大礼；6．武则天登缑山拜谒王子晋庙，准备重修该庙，出土古代名剑；7．武则天派人祭祀升仙太子；8．武则天不惜资财，大兴土木，重建无比宏伟壮丽的升仙太子庙；9．武则天亲撰碑文，颂扬升仙太子的业绩，欲使其名与天地齐寿，永远传颂；10．武则天希望得到神仙所赐仙符仙药，长生不老，天下太平。[11]
　　首先，从该碑碑额来看，“升仙太子之碑”6个大字，刀法细致，点画间呈鸟状，且丝丝露白，似枯笔书就，这就是武则天为后人留下最为宝贵的“飞白书”。飞白书是一种点画间丝丝露白的独特书体，一笔一画若绢带迎风，舒卷自如，意趣横生。唐张怀瓘《书断》[12]记载：“案飞白者，后汉左中郎将蔡邕所作也。”又记：“案汉灵帝熹平年，诏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13]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体的字。”相传二王[14]俱爱飞白，皆有神品传世。至唐代，飞白书流传更广。欧阳询就被评为“飞白绝冠，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15]。据史料载，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和武则天都是飞白书的高手，并常常书以赐大臣。传世的有李世民的《晋祠铭》、《温泉铭》题额；李治的《纪功颂》和《孝敬皇帝睿德纪》题额；武则天的《升仙太子之碑》、《荐福寺》和《崇福寺》题额等[16]。还有颇受唐太宗器重的开国元勋尉迟敬德墓志盖上刻的“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公忠武公尉迟府君墓志之铭”[17]飞白珍品令人叹为观止。张怀瓘在其书论中曾对飞白书赞曰：“妙哉飞白，祖自八分。有美君子，润色斯文；丝萦箭激，电绕雪雾；浅如流雾，浓若屯云；举众仙之奕奕，舞群鹤之纷纷。谁覃其思，於戏蔡君。”[18]从武则天的飞白书来看，就其笔法和结体，有别于太宗、高宗，更别与蔡邕、韦诞、二王及欧阳询[19]。她学古又变古，结笔苍劲，矫如游龙，书艺高妙，别具风格。最为妙者，是在点画起笔、落笔处，或上或下、或左或右，自然形成或增加了鸟形的装饰，使字增加了趣味性和生动性。而且让人感到有一种灵动善变，春意盎然，栩栩如生，飞天神游之意境。时有大臣上表赞曰：“蒙恩作飞白书，题臣等名字垂赐，跪呈宝贶，仰戴琼文，如此七曜之图，似发五神之检。冠六文而首出，掩八体而孤骞……钟繇竭力而难比，伯英绝筋而不逮。则知乃神乃圣，包公智而同归；多才多艺，总群芳而兼善。”该飞白书体用于升仙太子碑处，形象地表现了太子晋驾鹤升仙的飘逸之态，并起到了寓意双关的艺术效果。明代赵崡在《石墨镌华》中评其碑额说：“碑首‘升仙太子之碑’六个大字飞白书，作鸟形体亦佳。飞白书久不传于世，此其仅存者耳。”武则天这种飞白用笔，被后世书家称其为“鸟篆飞白书”。
　　唐代书法以尚法著称。从书法风格上可分为天宝(742)以前和以后两个时期。前期，受魏、晋、南北朝及二王书风影响，初唐书风基本处于二王笔意下；后期，书家从多方面吸取营养，形成浑厚刚健的书风，重视结构的完美和法度的严谨。唐初，太宗李世民极力推崇王羲之，并亲自为之写传，曰：“详察古今，研精篆书，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李世民还广集其字，以高价购买。张怀瓘《二王书录》载：“贞观十三年，敕购求右军书，并贵价酬之。”得《兰亭集序》，视为珍宝。即令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人摹字，并赏于有功之臣。弘福寺僧人释怀仁集王字镌刻成《大唐三藏圣教序》；释大雅集王字成《兴福寺断碑》；释玄序集王字为《集王书金刚经》等。一时间，王羲之名满天下，书价倍增。在这种大的学书环境和氛围下，武则天更不例外。她侍奉太宗十二载，又承太宗宠幸有加，捧砚磨墨，耳濡目染，不但学得了治国之道，也接触了大量的典籍和书画真迹。特别是在整个国家倡导王羲之的书风及影响下，使武则天对王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武则天称帝后，更加潜心研习书法，以达博采众长，技乎进道。据史书载：“万岁通天年(696)间，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尝访求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见今在。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询、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晋中书令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乃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述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20]从史书的这段文字记载可知，武则天从凤阁侍郎王方庆那里求得其十一祖王导等以下二十八人墨迹十卷，如获至宝，专心摹写，遍临各帖，以求其法。后又将王家那些墨宝重新装饰一新，物归原主，却不据为己有。这与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自己能得到书法珍宝，而遣萧翼骗得辨才《兰亭序》，致使辩才当场吐血而亡的行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武则天作为一个极爱王字的一国之君，能有这样的做法，这在封建帝王中应算仅此一人。由此可说明，武则天不但有学书的天赋和机遇，而且具有非常美好的书德和人品，这对于当今的任何艺术流派来说，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足以让中国书法史为之骄傲。现存辽宁省博物馆的《万岁通天帖》(王氏一门书翰的摹本)，即为武则天命人所摹写的。
　　从武则天的书法来看，学习王字遵规而不守古，继承而又创新。并且善于变法，突出自我，这与武则天本人的性格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关系。对武则天的书法艺术当朝就有大臣上表说：“臣于梁王三思处，见御书杂文尺牍，凡九十卷，跪发珍藏，肃乘瑶检。天文景烁，璧和而珠连；圣理云回，鸾惊而凤集。究黄轩鸟迹之巧，殚紫府结空之势。偃波垂露，会宝意而咸新；半魄全曦，象天形而得妙。固己奇踪绝俗，美态如神，掩八体而擅规模，冠千龄而垂楷法。……实可谓天下之妙迹，域中之奇观者焉。”[21]这段话虽有奉承之嫌，却也说明了武则天书法的精妙。武则天除刻苦习字外，还大量接触和阅读了有关书法理论的著作。如太宗李世民的《笔法诀》；虞世南的《笔髓论》，欧阳询的《用笔论》等都是非常经典的书法理论著作。这些便利的条件使武则天具备了良好的书法创作心理和深厚的书法功底。通过她的作品，我们清晰地看出字里行间所表达的情怀和妍美的个人风格。
　　纵观《升仙太子碑》，碑文以行草为主，结体布局，却具章草韵味。《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评其碑曰：“此碑以行草入笔，点画圆转，粗细有度，草法规矩，结字谨严，章法疏朗，字字独立，有相连属，结体自称，犹如章草之法。”具体分析，从该碑的用笔、结体来看：字字体势，独立而成。草书含章、今之草法；行书含王字之韵。字虽独立，然有笔断意连之感，血脉相通之意，妙得书论之理，其中部分行书甚为规范，如碑文中“夫、畿、品、少、缑”等字(图2)，骨法强劲，风神潇洒，美秀姿丽，自然流畅，确有逸少之风范。说明武则天长期受王羲之书风的影响，又把所学之法融于己法之内，书写中就会自然流露出来。由于行书处于楷书和草书之间，它的结体和用笔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变化，所以，习惯上人们又把行书分为“行楷”和“行草”。含有较多的楷书成分，结体和用笔比较规矩而接近楷书的行书，就称为“行楷”。相反，带有较多的草书成份，结体和用笔比较放纵而接近草书的行书，就称其为“行草”。如碑中“水、气、文、川、丘”等字(图3)，用笔刚健有力，结体工整稳重，点画规范严谨，具备了显明的行楷特征。这些行楷出现在碑文的不同位置，说明武则天在书写整篇碑文时，为了求得字中变化和章法的平稳，同时是为了调整自身的气血平衡和情感变化的过渡，出现了行草相间，行楷穿插的创作意识。正如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劲挺不遒，刚硬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不过剽迫，孤疑者弱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赛钝，轻琐者染于俗吏，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22]孙过庭通过各人的不同性格特征，说明了之所以造成艺术上不同的原因。从碑文中的草书来看，草韵浓厚，别具一格。据《偃师县志》载：“今观其草法极工，有鸟丝方格，尚以章草及皇象也。”[23]说明该碑的布局和一些字的结体以皇象的章草为基础。皇象之章草，其结构与点画使转都很有法度和规律，笔势劲健，体态凝重含蓄，成为后人学习章草的楷模。从该碑的草书行笔来看，一部分草书笔画时见波磔，略带隶意，结体按一定的原则、法度、条理来进行，是具备常见的草书韵味，应取于章草之理。如碑文中的“干、遇、绝、迎、元”等字即是(图4)。除章草用笔之外，碑文中还有大量的今草风格。张怀瓘在《书断》中谈到今草的特点时曾说：“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其流连，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以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又说：“学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而隔行。”从碑中的今草来看，武则天能博取百家，综合众美，一切变化都出于功底和技巧的自然流露，丝毫没有故意造作之痕；又能与其书体相映成趣，微妙地表现出作品的韵律和层次，给人一种清新明快之感，如“极、命、路、饮、龙”等字(图5)。
　　唐代立国近三百年，书法又极为繁荣，名家巨匠辈出，传世精品很多。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书法理论方面推出了大量的书论著作。如对于书法创作的心态环境，古人就有“五合五乖”[24]之说。孙过庭《书谱》中说：“合则流媚，乖时凋琉。”又说：“五合交臻，神融笔畅无不适。”从武则天书写《升仙太子碑》时的心理环境与性格特征来看，她一路崇佛尚仙，封禅颂德；寻山问水，咏景纪胜；消其深宫之厌，得趣山水之间；鹜八极，游万仞，思古察今，想入非非；感神游之快，祈大周昌泰。此时此景，大大地激发了女皇的创作灵感。她集日月之辉于胸中，容天地万物于笔端，一幅千秋笔墨，一篇瑞丽华章，就流芳于后世。我们通过碑文中“之”字的变化多达88种写法上(图6)，就能充分地看出武则天书法技艺的精湛和书写时的澎湃之情，以及武则天对书法艺术的深度造诣和深厚的书法修养。从这些不同“之”字的用笔来看，深受王羲之“兰亭”之奥妙(王羲之《兰亭序》中的“之”也只有20个)。正如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张旭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愉佚、怨恨、恩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说明了书法是传情之艺，情感对书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2178字的碑文中出现了一些形状怪异的文字。据史书记载，这些字为大周女皇武则天所造。《新唐书》记12字；《资治通鉴》记14字；《千唐志斋》提供19字；《宣和书谱》记19字；《隋唐史》记20字。许兴洙先生在《关于韩国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雕印年代和地点的考察》[25]一文中，依据史料和511件实物资料说明了武周改字的字数、字形、使用时间及改历等诸多问题，总结了武则天改字为22字(见图18)。即：天、地、日、月、星、年、正、君、臣、国、人、载、初，授、证、圣、照、生、世、幼、万、戴。
　　通过以上资料和碑文对照，升仙太子碑中武则天用改字的有10字，分别为“天、地、日、月、星、年、正、国、人、圣”。这些字因武则天所改，所以她在写法和用笔上又有所不同。整篇碑文共出现改字61次，如“天”字使用15次(图7)；“地”字使用10次(图8)；“日”字使用5次(图9)；“月”字使用8次(图10)；“星”字使用5次(图11)；“年”字使用6次(图12)；“正”字使用2次(图13)；“国”字使用1次(图14)；“人”字使用4次(图15)；“圣”字使用5次(图16)。武则天一生敢于标新立异，在她执政的十五年间，改字在全国范围内都在施行，许多碑石铭文上都留有武则天新字的使用。
　　另外要说明的是，在《升仙太子碑》的碑阴，有众多朝臣的题名并书。其中有：“题御制及建辰并梁(王)三思已下名臣薛稷书”；“名左春坊录事直凤阁钟绍京书，右在上截，承议郎行左春坊录事直凤阁钟绍京春，敕勒御书”；“宣议郎直司礼寺臣李元琛勒御书”；“杂言·游仙篇御制，奉宸大臣薛曜书”；以及“直营缮监直司韩神感刻御字”；“洛州永昌县臣米罗门刻御字”；“麟台楷书令史臣□伯□刻字”和“采石官朝议郎行洛州来庭县尉臣王睃”等题名。从以上题名来看，《升仙太子碑》的完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碑文为大周皇帝武则天撰文并书；2．“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御制御书”[26]和“圣历二年岁次己亥六月甲申十九日壬寅建”等33字及朝臣的题名为薛稷正书[27]；观其字体文静典雅，巧丽开阔，清秀刚建，瘦硬有余，确有遂良之风范。如文中的“建、金、神、大、帝”等字(图17)与《雁塔圣教序记》[28]相比，在结体和用笔上如出一辙。3．升仙太子碑的整篇文字和布局为钟绍京与李元琛二人奉诏，用双钩法将其书迹描摹上石；据史书载，钟绍京“初为司农录事，以工书直凤阁，则天时明堂门额，九鼎之铭，及诸宫殿门榜，皆绍京所题”[29]。4．武则天的《杂言·游仙篇》[30]为书法家薛曜[31]奉诏而书；从文中大意来看，也是武则天向往神仙意识的体现。5．《升仙太子碑》的整个刻碑制作由韩神感、米罗门和口伯口(伯喈)三人完成；观此刀法精湛，运用自如，以刀带笔，刀笔相糅。6．《升仙太子碑》，这块巨石的采集事宜由来庭县尉王睃负责完成。
　　通过以上叙述，笔者认为，该碑具有以下特点：一、碑身高大，为碑中之巨制；该碑通高8米，宽1.55米，这样大的碑在现存的历代碑石中少有。二、仙书凤篆，飞白书碑额，为碑中之奇；飞白书碑额与碑文升仙内容有暗喻之意，是为书文并貌。三、通篇碑文，以行草入碑；全文两千余字，以行草书之，笔画刚柔相济，意态豪酣俊秀，字中透着豪迈和华美之感，横扫汉隶、唐楷写碑之陈规，对后世在写碑上有一定的影响。四、谋篇布局，存章草之章法；碑文虽以行草书之，为求其工整，字字独立，不相连属，形成规矩，平缓稳重。五、一碑多体，容真、草、行、飞白；该碑在书写过程中，由于结体和用笔的不断变化，所以文中有行书、行楷、今草、章草、飞白等多种书体，增加了该碑的特殊性。六、妇女书碑，可谓前所未有；纵观历代碑石，妇女书碑，实为罕见。武则天敢为天下书，成为中国妇女书碑的第一人。她的这种行为打破了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思想观念，为后世人们树立了典范。七、品位极高，皇帝御制、御书；该碑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撰文并书，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八、书坛高手，云集于此，集碑之大成，整个升仙太子碑除了武则天御书的碑文之外，还留有书法家钟绍京、薛稷、薛曜等人的书作，使该碑风格独特，神采飞扬。九、王侯将相，会聚一碑之上；碑阴的题名，留有武则天的名臣众多。如武三思、王及善、苏味道、魏元忠、狄仁杰、娄师德、杨再思、吉顼、钟绍京、薛稷、薛曜、豆卢钦望、丘悦、韦利器、李重翊等。还有一些被打凿或磨去的朝臣姓名，经梁恒唐、梁晋红在《说周唐变革在升仙太子碑的留痕》[32]一文中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碑中被凿的是张昌宗、张易之二人；被磨去的应是当时为武则天赐姓的武显、武旦、武重润、武重福、武重俊、武守礼、武成义、武隆基、武隆范、武隆业等十人。十、碑立千载，保存完整，为历史之奇迹；升仙太子碑不同于其他碑石，因其武则天以女性改朝换代，君临天下，打破了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这使她的一切政治标志时常处于危险之中。千余年来，时有骂名滚滚而来。然其亲笔书写的升仙太子碑，标志着一代女皇，一个朝代，一种让无数男人曾感到屈辱的印记，却能保存至今而无损，实可谓历史之奇迹。
　　综上所述，在我们充分肯定和欣赏了升仙太子碑的同时，还应该正确认识碑中存在着一些美中不足和需要我们在今后学习与鉴赏之中应该注意到的问题，笔者斗胆提出，有待方家共同探讨。一、字字独立，不相连属，字与字缺少呼应、连带关系，又作为以行草入碑，所以全篇略感贯气不足。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说：“作书贵在一气贯注。凡作一字，上下有承接，左右有呼应，打迭成一片，方能尽善尽美。即此推之数字，数行，数十行，总在精神团结不外散。”由于书法艺术的时空因素，决定着一篇字在运动规律和节奏上是否连贯。那么单字的节奏，行的节奏，整篇的节奏，动与静的映照，虚与实的对比，张与弛的过渡，妍与质的交替以及线条的骨力、筋脉，血肉的生命感与自己的思想、精神等诸多因素如何达到气韵生动、血脉贯通是书法艺术的灵魂所在。从整篇碑文来看，影响气韵贯通的原因有三：其一、武则天身为一国之君，忙于朝政，勤于治国，又加之她已是75岁高龄，要书写十余平方两千余字的碑文，难免在精力和气力上有损，缺少了一气呵成、酣畅淋漓之感；其二、通篇碑文的描摹上石和布局由钟绍京和李元琛二人共同完成，他们二人虽然精通笔法，却互有差异，难以形成一气贯通之体势。又因二人在摹字过程中不能完全体会到书写者的情感意识和内心世界，使字情流失，气韵有差；其三、刻碑者虽为当时名匠，然而韩神感与米罗门经过再次过手，距离原字又有误差。他们在刻字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注入了个人的视觉感受，使原作品的精神风貌和气韵有所降低。所以全篇碑文在气与神上有所偏离，导致贯气不足。二、鸟篆飞白，华丽秀美，虽有新奇、装饰之感，却难为书法之列。自东汉蔡邕创飞白以来，因其字体使人感觉新鲜、特别、美观、飘逸，且极富有装饰趣味，人们学及一时。飞白书在汉唐时期已较为流行，但飞白书书写的工具多为板刷、板笔之类，书写时常常带有过多的绘画技巧，往往只注重花鸟的婉丽，却不讲究用笔之妙，有异于书法的书写规则。它所显示的飞白效果与毛笔在书法中自然流露出来的飞白痕迹不能相提并论。因此，经过书法家的长期研究和探讨，最终被摒弃于书法艺术大门之外。这种书体后被民间艺人逐步吸收，流传于民间，在此基础上又加以花鸟、麟虫、山水、木石等，并配以色彩装饰。所以，这种“鸟篆飞白书”只能作为历史文化的遗存，而从书法的角度上不再加以倡导。三、武则天改字，虽善于标新立异，却以失败而告终。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武则天的改字运动，其目的不是在搞文字改革，而是在突出自己，标榜自我。更重要的是告诉世人，现在是大周武皇统治的天下。所以她改字带有一种政治目的，而不是搞文字革新。从汉字的原理和书法艺术来看，武则天改字脱离了造字的根源，违背了汉字的发展规律。使规范、简化的字变得更复杂、更难认。并且在书写上增加了难度，降低了效率，与民族文字的发展发生抵触，不易推广。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二月即下诏曰：“改郊庙、社稷、陵寝、职官、旗帜、文字皆如永淳(681)以前故事。”[33]因此，武则天的改字运动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对于《升仙太子之碑》的研究，从有关资料表明，该碑在宋赵明诚《金石录》；陈思《宝刻丛编》；明赵崡《石墨镌华》；清李光暎《观妙斋金石文字考略》；毕沅《中州金石记》；武亿《偃师金石遗文记》；王昶《金石萃编》以及《偃师县志》等著作中均有著录。清人陆继骆评论曰：“以文学，书法，著述而论，才调之高，古今罕有甚匹。”1999年该碑被编入《中国碑刻书法精品选》[34]之列。王振东，徐英贤研究该碑时在其文中赞曰：“武则天所书的《升仙太子碑》，其书法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无比完美的高度。她不惜遗力地倡导书法，是对中国书法艺术事业的重大贡献”[35]。张如苞文中称赞道：“武则天不仅是卓有建树的一代君王，又是我国历代帝王中首屈一指的书法家。”其书法“运笔婉圆流畅，结构方圆严谨；笔画刚柔融，意态豪纵俊秀”[36]。王昌焕在其文中说：“武则天不仅善诗文，好书法，而且颇通经史，这对当时诗坛的兴盛，文字的发展，史学著作和书法家的大量涌现，都起到了直接地促进作用。”[37]段正敏在文中总结了“该碑创造了中国书法碑刻史上的四个第一，即第一通由女性书写的碑刻；第一个以行草书入碑；(笔者对此有商榷，现存陕西昭陵博物馆的残碑《魏征碑》，为唐太宗李世民以行草入碑；《李勣碑》[38]为唐高宗李治仪凤二年(677)以行草书入碑，比该碑早22年。清叶昌炽《语石》中云：‘隋以前碑无行书，以行书写碑自唐太宗《晋祠铭》始。高宗之《万年宫铭》、《纪圣颂》、《英国公李勣碑》，皆行书也，可谓能绍其家学矣。’)第一个由多位书法名家共同题写；第一通兼飞白、行草书、楷书多种书体的碑”[39]。有关涉及该碑及武则天书法艺术的文章很多，在这里难以详细叙述。尽管武则天的文治武功能英明施政，禁锢的封建思想仍然给她冠以“篡唐称周，大逆不道”的罪名，始终得不到一个公允的评价，唯独其书法还得到了一点中肯。宋《宣和书谱》凡二十卷，著录宋徽宗时御府所藏书迹，共197位书家，武则天被录入卷一《历代诸帝》排列第九位。书中记载武则天“初得王导十世孙方庆者家藏其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笔力益进，其行书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40]
　　总的来说，中国书法艺术是心灵的艺术，亦是精神的艺术，与纯写实的艺术可以说完全不同。如绘画以图视、舞蹈以形体、音乐以韵律、书法以线条等。所以“若不从现实、现象中超越上去，而与现实、现象停在一个层次，便不能成为艺术”[41]。因而，武则天在写升仙太子碑时，容人生之感想，集社会之现象，超脱平凡，神游仙境。以其无目的为目的，获得心灵上的绝对自由；以天马行空之势，把自己的真、善、美带入到一个温馨、明净、愉悦的氛围，达到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42]”的思想境界。因此笔者认为，武则天书升仙太子碑，不是在写字，而是在写精神、写思想、写人生。从具象到抽象，从有形到无形，从无生命之笔到作有生命之书。使神采与形质兼得，人格与艺术共存。所以，要欣赏其书法艺术的精妙，须得了解作者作书时的思想与心境，才能更全面、更好地理解和感悟艺术的真谛。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升仙太子之碑》，笔法严谨，圆转流畅，竞态豪纵，雄茂秀润。它汇集和保留了武则天一生的文化素养、艺术修养以及政治抱负，又因其特殊而珍贵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注释
　　[1]《升仙太子碑》：武周圣历二年(699)二月初四，武则天起驾东都洛阳，赴嵩山封禅，途中路过偃师市缑山，游览了刚刚竣工的升仙太子庙，有感而发，撰写了两千余字的《升仙太子之碑》碑文。后由儿子李旦于神龙二年(706)八月刊碑刻石，矗立在升仙太子庙大殿前。升仙太子：周灵王太子，名晋，字子乔。原为姬姓，以王为氏，人称王子晋或王子乔。灵王二十二年(前550)，谷、洛两水同时暴涨，危及王宫，灵王拟壅(堵)谷水使东流以保王宫。太子晋以为堵水虽可以保护王宫而害民，因行谏阻，并谏以治国之道，灵王怒而废黜太子。人们悲其不幸，遂编造出种种传说，说他升仙去了。汉刘向所撰的《列仙传》说：“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太子晋升仙的传说故事流传的很多，对道教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2]御制御书：指皇帝所作的诗文和皇帝所书写的字。
　　[3][4][5][6]《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中华书局点校本。
　　[7]《新唐书》卷180《裴行俭传附裴光庭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8]《资治通鉴》卷206。
　　[9](清)王昶：《金石萃编》卷63(唐二十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0]螭首龟趺：螭，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古代建筑工艺品上常用螭作为装饰。古碑多由碑头(首)、碑身和碑座组成。唐代的碑头多刻成六螭盘绕，两侧各下垂三条螭首，称“六螭下垂”。趺：即碑座。碑座有方形和龟形之分，龟形较方形为贵。明代杨慎《为庵外集》云：“俗传龙生九子……一曰赑屃，形似龟，好负重，今碑下龟趺是也。”古人以龟为碑座，是取神灵与长寿之意，寓其碑石永存。
　　[11]李斌成：《升仙太子碑并序》考释，载《武则天与嵩山》，王文超、赵文润主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
　　[12]张怀瓘(生卒不详)，唐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唐开元年间的书法家、书论家。曾历任鄂州司马、升州司马、右率府兵曹参军至翰林供奉。行、小篆、八分，高自矜许。宋朱长文《续书断》引其自评语云：“真、行可比虞、褚，草欲独步于数百年间。”怀瓘著述甚多，计有《二王书录》、《书断》、《评书药石论》、《故大篆书祖》、《书估》、《书议》、《六体论》、《玉堂禁经》、《用笔十法》等篇行于世。其论述之广，资料之丰富，唐代无人比肩。
　　[13]垩帚：垩，白土，即今白灰。帚，即今板刷。垩帚，就是涂刷墙的工具。
　　[14]二王：指东晋时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王羲之(305—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曾官居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初从卫铄(卫夫人)学书，后广泛研习前代名家墨迹，博学众长，备精诸体，逸少为人耿直，高洁豪爽，善属文，尤善书法，特以书法著称于世。其《兰亭集序》遒媚劲健，妍美秀丽，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真书以《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草书以《姨母帖》、《初月帖》、《丧乱帖》等最为著名，被后世书家尊为书圣。王献之(344—386)，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世称王大令。幼学于父，嗣取法张芝，后改创新法，美俊豪迈，饶有气势，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15]《张怀瓘书论》(书断·妙品)。
　　[16]《历代名画记》卷3，《记两京外州寺观壁画》；《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俞建华编著，1981年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荐福寺天后飞白题额，崇福寺武后题额，周升仙太子碑圣历二年武后撰并书。《大荐福寺重修塔记》碑记载：“大荐福，自唐高宗时立为献福寺，至天授元年始改为荐福，并御书飞白额。”
　　[17]中共礼泉县委宣传部，昭陵博物馆编：《昭陵揽胜》，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尉迟敬德(584—658)，朔州善阳(今山西朔县)人。敬德为唐代开国元勋，颇受太宗器重，死后陪葬昭陵。1971年出土了该墓志，刻文2000余字；志盖刻有“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公忠武公尉迟府君墓志之铭”25个飞白书，字如绢帛迎风，舒卷自如。该志铭现珍藏于昭陵博物馆。
　　[18]《张怀瓘书论》书断中。
　　[19]蔡邕(132—192)，字伯喈，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官至左中郎将，世称“蔡中郎”。善文辞，通经史，解音律，明天文，工书画。工篆、隶，尤以隶书著称。见宫人以垩帚成字，悟创“飞白”书。著有《笔论》、《九势》、《篆势》等文；韦诞(179—253)，字仲将。太仆韦端之子，官至侍中、青州刺史。师事于张芝，兼有邯郸淳的笔法。其八分、隶书、章草兼好，飞白入妙，小篆入能，尤精于题署；欧阳询(557—641)，字信本，长沙汨罗人，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勃海县男。八体书体都胜任，笔力遒劲险峻，篆体尤其精妙，飞白冠绝于当时。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为唐初四大书法家。其书俗称“欧体”，对后世影响深远。
　　[20]《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王方庆(?—702)名琳，以字(方庆)显，唐雍州咸阳人。曾任凤阁侍郎、知政事。圣历元年(698)任国子祭酒，监修国史。圣历二年(699)任太子左庶子，封爵石泉公。方庆一生博学好著述，《旧唐书》记其撰“杂书凡二百余卷”。
　　[21]《全唐文》卷243《为何舍人贺御书杂文表》。
　　[22]孙过庭(约648—703)，字虔礼，陈留(今河南)人，官至率录事参军。唐代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工书，正、行、草诸体咸通，尤以草书擅名。其草书得二王法度，妙于用笔。字体清秀挺拔，刚毅决断。博学高雅，爱好奇异，有天然之质。曾写作《运笔论》，著有《书谱》一书，书中叙理详实，妙尽其趣，极富文采，千余年来一直被视为书家必读之作，对后世的书法创作影响很大。
　　[23]皇象，生卒年不详，三国吴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字休明。官至侍中，青州刺史。工于书法，尤善章草、八分，时称“书圣”。时人以其书与严武其、曹不兴的画等并称“八绝”。
　　[24]五合五乖，神怡务闲(精神安逸，心致闲静)；感惠徇知(感人恩惠，酬答知己)；时和气润(时令宜人，天气和润)；纸墨相发(佳纸良墨，相称互宜)；偶然欲书(偶蒙灵感，乘兴欲书)：此为五合。心邃体留(神不守舍，心驰笔生)；意违势屈(违反己意，迫于情势)；风燥日炎(气候干燥，烈日炎炎)；纸墨不称(纸墨低劣，两不相称)；情急手阑(精神倦怠，手笔生疏)：此为五乖。
　　[25][32]王文超、赵文润主编：《武则天与嵩山》，中华书局2003年版。
　　[26]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武则天的尊号。武则天一生称号甚多，据《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所载，武则天初为“才人”，太宗赐号“武媚”；人称“媚娘”；后被高宗拜为“昭仪”；又进号“宸妃”；永徽六年(655)称“皇后”；并逐步开始参与朝政，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出现“二圣”并尊的局面；弘道元年(683)，高宗驾崩，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垂拱四年(688)五月，加尊号为“圣母神皇”；载初元年(690)正月，神皇以“曌”为名，九月九日，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加尊号为“圣神皇帝”；长寿二年(693)九月，加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长寿三年(694)五月，改元延载，加尊号为“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证圣元年(695)元月，又加尊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二月，去“慈氏越古”尊号。九月改尊号为“天册金轮圣神皇帝”；神龙元年(705)武氏传位于太子李显，中宗李显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十一月，武则天遗制，祔庙、归陵、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27]《旧唐书》卷73《薛稷传》，中华书局点校本。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阳(今山西宝鼎)人。武后朝擢进士，睿宗时封晋国公，历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好古博雅，外祖魏征家多藏虞、褚书，故锐精临仿，结构遒丽，遂以书名天下，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薛稷除书法外，还擅鸟兽、树石、人物，状态生动，意趣横生，尤以画鹤俱佳。
　　[28]《雁塔圣教序记》，又称《慈恩寺圣教序记》。序为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六日撰，记为太子李治贞观二十二年(648)八月三日撰，永徽四年(653)由书法家褚遂良书丹。褚遂良(596—658)，河南阳翟人。官至尚书左仆射、河南公。博涉文史，尤工隶书，有创业治国之才。善书法，少学虞世南，长学钟繇之体。真书甚得右军媚趣而瘦硬有余，其书被称为“美人婵娟”，与虞世南、欧阳询、薛稷并为唐初四大书法家。显庆二年(657)，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被贬爱州刺史，直至寿终。
　　[29]《旧唐书》卷97《钟绍京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钟绍京，字可大，三国时书法家钟繇十世孙。以善书法，时称“小钟”以钟繇为“大钟”。家藏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等人的真迹至数十百卷；
　　[30]《杂言·游仙篇》，为武则天诗作。文曰：绛官珠阙敞仙家，霓裳羽旌自凌霞。碧落晨飘紫芝盖，黄庭夕转彩云车。周旋宇宙珠非远，窎望蓬壶停翠幰。千令一日未言□，亿岁婴孩谁谓晚。逶迤凤午时相向，变转鸾歌引清唱。金浆既取玉杯斟，玉酒还用金膏酿。驻迥游天域，排空聊憩息。宿志慕三元，翘心祈五色。仙储本性谅难求，圣迹奇术秘玄猷。□愿□丹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
　　[31]《新唐书》卷98《薛收传》；薛曜(684—704)，唐蒲州汾阴(今山西宝鼎)人，奉宸大夫汾阴县开国男。尝与张昌宗、李峤、崔湜、张说、沈佺期、宋之问等撰写《三教珠英》。亦工正书，登封元年(696)武三思所撰，周封祀坛碑为其所书。清康有为评其书法曰：“薛曜瘦硬若屈铁，犹有高僧矩矱。”
　　[33]《通鉴》卷207。
　　[34]《唐·武则天书升仙太子碑》(中国碑刻书法精品选之五)，周到、王景荃、汤丽萍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35]王振东，徐英贤：《武则天<升仙太子碑>的书法艺术》，见《武则天与偃师》，赵文润、刘志清主编，天津：历史教学社，1997年版。
　　[36]张如苞：《从<升仙太子碑>看武则天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见《武则天与偃师》。
　　[37]王昌焕：《武则天的文化素养浅论》，见《武则天与偃师》。
　　[38]《李勣碑》，现藏于陕西昭陵博物馆，是昭陵陵园内诸墓碑之最。碑身高6.65米，下宽1.8米，厚0.54米，螭首龟趺。碑头篆刻“大唐故司空上柱国赠太尉英贞忠武公碑”；碑题“御制御书”四字及文末年款正书。李勣(徐茂功)，历三代皇帝而荣辱不衰，武德元年(619)高祖赐以皇姓。总章二年(669)十月病亡，高宗停朝七日，亲自致哀。仪凤二年(677)为他立碑，碑文共计3231字，每行约110余字，行笔洒脱俊逸，起运自如，势若行云流水，为唐高宗李治御制御书，字体多为行草。唐人盛赞高宗书法“兼绝二王，凤翥鸾回，实为古今书圣”。
　　[39]段正敏：《武则天<升仙太子碑>书法艺术浅析》，见《武则天与嵩山》。
　　[40]《宣和书谱》卷1《历代诸帝》。
　　[41]《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第90页。
　　[42]《庄子》，成玄英疏。
　　(侯晓斌，陕西乾陵管理处 助理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