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与佛教结下了诸多不解之缘。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武则天从小随其母礼佛，随着武则天身份的一次次转变，她与佛教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作为宣传佛教的阵地寺院，与武则天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真正和武则天命运密切相关的第一座寺院应该是唐代的感业寺，武则天在这里熬过了人生中本应最美好的几年。显庆元年(656)唐高宗和武则天为爱子李弘建西明寺；显庆二年(657)太子李弘为父皇母后祈福建敬爱寺；显庆四年(659)、长安四年(704)武则天还先后两次迎奉法门寺释迦牟尼佛骨舍利；咸亨元年(670)在长安建崇福寺；上元二年(675)在洛阳建福先寺；仪凤二年(677)建光宅寺；唐睿宗文明元年(684)为高宗建献福寺；武则天垂拱三年(687)为高僧地婆诃罗建香山寺；天授元年(690)配合佛教经典《大云经》的颁布，在全国各州建大云寺；长寿元年(692)建长寿寺。武则天死后，中宗和太平公主为武则天建有兴唐寺和圣善寺等等，以及后人纪念武则天的寺院。
　　一 武则天建立或参与佛教活动的寺院
　　感业寺：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薨后，按照唐代的规定没有子女的后妃都要出家为尼为太宗祈福，武才人也不例外地来到感业寺，面对着青灯黄卷过着压抑的未亡人生活。感业寺生活对武则天的影响很大，即使在这种环境下她仍能够冲破黑暗战胜困难回到充满挑战的后宫。一般认为今天西安的感业寺小学就处在唐代感业寺遗址上。
　　西明寺：西明寺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用延康坊濮王的旧居为皇太子李弘祈福而兴建的国之大寺，始建于显庆元年(656)秋八月，位于唐长安城延康坊西南隅，今西安市白庙村一带。西明寺地理位置优越，延康坊的西北角与西市的东南角相对，永安渠自南向北从延康坊西部流过，恰好经过西明寺。寺院环境优美，唐人留下了许多赞美西明寺的诗歌。寺院建筑恢宏，据两次考古发掘，测得西明寺遗址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250米，面积约12.5万平方米，是一个多院落的宏大寺院[1]。因为西明寺遗址仅发掘了最东面的一组建筑基址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无法看见整个建筑当时的布局形态。西明寺在建立之初便被赐予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绢布两千匹，之后长期得到国家的供养。
　　西明寺是唐代重要的佛教学术中心之一；是唐代重要的译经场；唐代佛教典籍的法定藏库；唐代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心。关于西明寺的详细资料可参看罗小红《唐长安西明寺考》[2]。西明寺在长安的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中活动的高僧大德众多，他们与皇家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玄奘法师是唐代最著名的法师之一，道宣曾参与了法门寺佛骨的迎送，所以有唐一代西明寺一直处于国之大寺的地位，因此唐武宗会昌五年(845)诏天下废寺，敕曰：“其上都(长安)、下都(洛阳)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3]
　　法门寺：法门寺因供有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而具有其他寺院无法企及的地位。法门寺位于唐代岐州，唐高祖、唐太宗都与法门寺结有不解之缘。李渊在隋代曾任岐州牧，后来又于义宁二年准以“法门寺”命名无忧王寺。唐太宗一次为法门寺度僧八十人。法门寺处于丝绸之路的必经地，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周原还是唐代京都西大门，法门寺还处在从长安至九成宫的交通要道上，基于以上的政治和交通意义，唐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它。
　　高宗显庆四年(659)十月开地宫迎佛骨，武后表现得极为活跃，造金棺银椁，舍所寝衣帐以供养。这次史无前例的迎佛骨活动旷日持久，在长安各大寺院供奉之后，又被迎到东都洛阳，直到龙朔二年(662)，才由律宗大师西明寺上座道宣等人送还法门寺[4]。
　　之后很多年，高宗和武则天长期住在洛阳。长安四年(704)，垂垂老矣的武则天又一次回到长安，她再次想起了法门寺。长安四年的迎佛骨活动，规格更高，声势更大，历时更久。迎奉中，武则天特命凤阁侍郎博陵崔玄暐与法藏偕往法门寺迎之。当时法藏为大崇福寺寺主，遂与文大德纲律师等十人俱至塔所，行道七昼夜，然后启之……岁除日，至西京崇福寺。是日也，留守会稽王率官属及部众，投身道左，兢旅异供，精事幡华幛盖。仍命太常具乐奏迎，置于明堂。观灯日，则天身心护净，头面尽虔。请藏捧持，普为善祷。佛骨直到武则天去世三年后的景龙二年(708)才由崇福寺高僧文纲等奉中宗之命送还法门寺[5]。
　　崇福寺：咸亨元年(670)九月甲申，后母卫国夫人杨氏薨，(武)皇后……并请……休祥坊宅置僧寺，兼备度人追福(其母)。并从之。[6]
　　福先寺：洛阳教义坊有武后母荣国夫人宅，后立为太原寺。武后登上阳宫，远远看见太原寺，心中生起凄凉之情，于是迁寺于积德坊。
　　游艺坊：武太后母杨氏宅，上元二年(675)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687)二月，改为魏国寺，天授二年(691)改为福先寺。《大福先寺浮图碑》中记载此寺是武则天先圣的旧居，寺内：
　　崇轩四敝，邃宇千重，复道周流，危阶逦迤。霜钟月磬，声参洛浦之笙；玉女仙人，影接缑山之鹤……曾轩峻宇，犹昔日之馀基；珠阁银宫，谅今辰之新葺。……票园敷蕊，香杂天花；竹苑来风，声喧地籁。危楼复道之峻，何必醍醐之山；福地圣泉之流，岂独僧伽之水。雕甍错落，似布龙鳞；绣宇岧峣，如培羊角。飞檐画拱，迥腾云阁之前；藻井披莲，高出星河之上。璇题切汉，阴兔以之停轮；宝刹干霄，阳乌为之回翼。珠髻力士，金色善神，依宝界以资祥，对仙庭而护法。……穷壮观於周原，极雕镌於郢匠。
　　尔乃崇梵宇，选名僧，或杖锡而来臻，或乘杯而戾止，莫不情尘久谢，性月恒明。远蹈四禅，迥超三界。谈高象外，激扬金口之词，思逸幽元，敷赞琅函之典。……宏大慈而广济，为旷劫之洪津。方标六度之功，实启一乘之路，所以凭善权之妙业，广元圣之隆基。仰竭深衷，敬申宏愿，聿怀多福，式建浮图。恭记胜像，敬资先佑。[7]
　　光宅寺：位于光宅坊，仪凤二年(677)望气者言此坊有异气，敕令掘得石碗，得舍利万粒，遂于此地立为寺。
　　光宅寺内普贤堂本天后梳洗堂，葡萄垂实则幸此堂，今堂中尉迟画颇有奇处。四壁画像及脱皮白骨，匠意极崄，又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圆光均彩相错乱目成讲。东壁佛座前锦如断古标，西壁逼之摽摽然。[8]
　　香山寺：中天竺国三藏法师地婆诃罗，唐言日照，婆罗门种。以天皇时来游此国，仪凤四年五年表请翻度所赍经夹。……至天后垂拱末，于两京东西太原寺(西太原寺后改西崇福寺。东太原寺后改大福先寺)及西京广福寺。……后终于翻经小房。享年七十五，天后敕葬于洛阳龙门香山[9]。后因梁王(武三思)所奏，请置伽兰，敕内注名为“香山寺”。武则天时期修建的香山寺究竟为何样，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洛都四野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白居易重修的香山寺从《修香山寺记》中可略窥一二。上世纪80年代洛阳市龙门文物保管所对香山寺的遗址进行了勘查，香山寺遗址在龙门东山南端，今洛阳轴承厂疗养院及其北侧的山坡间。考古人员对香山寺的平面布局进行了勘探。香山寺遗址分布在三层台地上，地层中包含宋代文化层，说明此寺在宋代时还没有被废弃。遗址还出土了唐代的房屋基址及瓦当，方砖等建筑材料。根据白居易《修香山寺记》的描述来看，香山寺破败很久了寺中“楼亭骞崩，佛僧暴露”。让无论是以君子还是佛弟子自居的诗人都感到羞愧。于是重修了香山寺。重修后“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桥一所，连桥廊七间，次至石楼一所，连廊六间，次东佛龛大屋十一间，次南宾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间，凡支坏补缺，垒隤覆漏，圬墁之功必精，赭垩之饰必良，虽一日必葺，越三月而就”[10]。
　　长安荐福寺：开化坊半以东隋炀帝在藩旧宅。武德中，赐尚书右仆射萧瑀为园，后瑀子锐尚襄城公主，不欲与姑异居，遂于园后地造宅，公主卒后，官市为英王宅，文明元年(684)三月十二日，为高宗立为献福寺，至六年十一月，赐额改为荐福寺。武则天以此作为为高宗祈福的寺院表明了她对高宗的感激与怀念。是高宗把爱情投向她，高宗把她从尼寺中解救出来，她是高宗的战友，是高宗给了她无尚光荣，给了她权力，为了稳定政局，高宗死后武则天不能亲自送葬，武则天心中有太多遗憾，所以她要修建一所专为高宗祈福的寺院。《长安志》卷七记载，兴化坊半以南，大荐福寺……文明元年(684)，高宗崩。后百日立为大献福寺……天授元年(690)既为荐福寺，中宗即位，大加营饰。自神龙(705—707)以后，翻译佛经并于此寺。寺东院有放生池，周二百余步。浮图院位于安仁坊，与兴化坊的荐福寺寺门隔街相对。荐福寺占据开化、安仁两坊，位于这四列当中朱雀大街东第一纵列，与皇城仅一坊之隔，西邻长安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寺院地处交通便利，居民集中的繁华之地，便于人们礼佛游园。
　　大云寺：女皇登极的工具。武则天想要登上女皇的宝座，但是她的心愿在传统的儒家经典和道教经典中难以找到理论支持，男尊女卑的历史传统使武则天迈出这一步很艰难。天授元年(690)七月，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载初元年(689)秋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11]佛教《大云经》中讲到“佛告净光天女言，天女将化为菩萨，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大云经》中净光天女的故事，对于女皇的登基就像一根救命稻草，武则天终于找到了理论支持，为了让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明白，加强舆论宣传很重要。于是“天授元年(690)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12]。
　　长寿寺：位于东都嘉善坊，长寿元年(692)，武后称齿生发变，大赦改元，仍置长寿寺。
　　高宗大帝，闻(菩提流志)远誉挹彼高风，永淳年间遣使迎接，天后复加郑重，令住东洛福先寺，译佛境界宝雨华严等经凡十一部。……志开元十二年(724)随驾居洛京长寿寺。
　　洛阳白马寺：最早建于东汉末期，历来被认为是我国佛教的祖庭，经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佛教兴盛，尤其是武则天时期是白马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垂拱初，说则天于故洛阳城西修故白马寺，怀义自护作，寺成，自为寺主”[13]。
　　天女寺：本千金公主宅。位于敦业坊，贞观九年(635)置为景福寺，垂拱中迁徙景福寺至观德坊，武太后改为天女寺，会昌中废。
　　二 为纪念武则天而修建的寺院
　　敬爱寺：位于东都洛阳怀仁坊，显庆二年(657)，孝敬在春宫，为高宗武后立之，以敬爱寺为名，制度与西明寺同，天授二年(691)，改为佛授记寺，其后又改为敬爱寺。薛怀义于“垂拱初又于建春门内敬爱寺别造殿宇，改名佛授记寺”[14]。
　　兴唐寺：位于东都太宁坊，神龙元年(705)三月十二日，太平公主为天后立罔极寺，开元二十年(732)六月七日改为兴唐寺。《长安志》记载，罔极寺穷极华丽，为京都之名寺。玄宗时姚崇年老体弱，病痁居于罔极寺。
　　圣善寺：位于章善坊，神龙元年(705)二月，立为中兴寺，二年，中宗为武太后追福，改为圣善寺，寺内报慈阁，中宗为武后所立，景龙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制东都所造圣善寺，更开拓五十余步。据史红帅先生《唐两京“圣善寺”考辨》他认为长安的圣善寺至迟在神龙二年(706)二月改建完毕，所谓章善坊的圣善寺应是“景龙元年九月”建于东都洛阳。《唐会要》记载的为武则天追福的圣善寺应在长安，因史料缺失，具体地址无法考证[15]。
　　荷泽寺：位于宜人坊，太极元年(712)二月十七日睿宗在藩为武太后追福所立，初名慈泽寺，神龙二年(706)改为荷泽寺，其时于西京亦立荷恩寺。
　　此外，还有后人纪念武则天的寺院。这类寺院主要有四川广元的皇泽寺和山西文水的圣母庙，显而易见这些寺院庙宇都是在名人效应影响之下出现的，他们体现了武则天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
　　三 从佛寺看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
　　(一)武则天是笃信佛教的
　　武则天是信仰佛教的，她相信佛教能够给人带来长生，因此有些人为了迎合女皇长生的心愿，往往闹出笑话。
　　河内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与嵩山人韦什方等以妖妄惑众。尼自号净光如来，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吴赤乌(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岁，云见薛师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赐什方姓武氏。(延载元年)秋，七月，癸未，以什方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制云：“迈轩代之广成，逾汉朝之河上。”八月，什方乞还山，制罢遣之。[16]
　　先是，河内老尼昼食一麻一米，夜则烹宰宴乐，畜弟子百馀人，淫秽靡所不为。武什方自言能合长年药，太后遣乘驿于岭南采药。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还河内，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发其奸者，太后乃复召尼还麟趾寺，弟子毕集，敕给使掩捕，尽获之，皆没为官婢。什方还，至偃师，闻事露，自绞死。
　　庚子，以明堂火告庙，下制求直言。刘承庆上疏，以为：“火发既从麻主，后及总章，所营佛舍，恐劳无益，请罢之。又，明堂所以统和天人，一旦焚毁，臣下何心犹为酺宴!忧喜相争，伤于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访，许陈至理，而左史张鼎以为今既火流王屋，弥显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称，弥勒成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斯实谄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论。伏愿陛下乾乾翼翼，无戾天人之心而兴不急之役，则兆人蒙赖，福禄无穷。”[17]
　　可以想象这么明显的谎话她都察觉不出，只能说明晚年的武则天对佛教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
　　武则天信仰佛教还表现在她对佛教高僧的敬重。她为中天竺国三藏法师地婆诃罗建伽兰置香山寺。她对禅宗大师神秀深加敬重，并建有当阳度门寺。史载弘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荆州，居于当阳山。则天闻其名，追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赦当阳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时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万数。
　　在少林寺中收藏有武则天的《赐少林寺僧书》，其中写道“今欲续成先志，重置庄严，故遣三思赍金绢等物往彼，就师平章。幸识斯意，即务修营，望及讳辰，终此功德。所冀罄斯诚恳，以奉津梁，稍宣资助之怀，微慰茕迷之绪，略书不意，指不多云。”[18]
　　(二)佛教是武则天统治的工具
　　西明寺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显庆元年李弘被立为皇太子，高宗大赦改元。此时武则天也刚当上皇后不久，为皇太子建寺院道观，我认为原因有两点：首先，皇太子李弘是武则天和高宗的爱情结晶，李弘从小一直疾病缠身，他身上寄托着武则天的希望，父母为爱子祈福这是人之常情，西明寺的建立展示了一对父母的爱子情怀；其次，武则天以此向天下彰显自己后宫斗争的胜利。在武则天和王皇后的斗争中，王皇后无子是使王皇后陷于被动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李弘是武则天在后宫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筹码，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显庆元年李弘被立为太子，武则天借机向天下展示自己的胜利。
　　与此相应的是，显庆二年(657)李弘为答谢高宗武则天，在东都洛阳建敬爱寺，规模制度同西明寺。史书中记载太子仁孝，但毕竟年少，所以这所寺院很可能是在太子宾客的积极倡议下所建。《旧唐书》记载：“(显庆元年正月)甲子，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师、燕国公于志宁兼太子太傅、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并为太子宾客。”[19]许敬宗是武后的积极拥护者，所以这所寺院所表达的政治色彩很清楚。
　　武则天参加的高宗时期的法门寺迎佛骨，把崇信佛教推向前，同时也在宣扬国威。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国力富强、百姓安居乐业。长安四年(704)垂垂老矣的武则天又一次回到长安。一个年迈的老人，面对一个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的国家，史书记载长安二年春，突厥寇盐、夏等州，杀掠人吏；八月辛亥剑南六州地震；三年六月，宁州雨，山水暴涨，漂流二千余家，溺死者千余人；同年秋京师大雨雹，人畜有冻死者；长安四年自九月至于是，日夜阴晦，大雨雪，都中人饥冻死者，令官司开仓赈给。她又一次想起了法门寺，想起了法门寺地宫三十年一开，岁丰人和的古训，为了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唐代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迎佛骨的盛况。法门寺考古发掘了《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账碑》，碑文中写到：“重真寺将到宝物七件：袈裟三领，武后绣裙一腰，金银线披袄子一领。水晶椁子一枚，铁函一枚。”[20]根据地宫出土《随真身衣物账》记载，武则天、唐懿宗、僖宗、惠安皇太后等供养的丝绸服饰达七百余件[21]。其为我们清楚地展示了武则天对法门寺对佛教的感情。
　　为了制造社会舆论，武则天在全国兴建了众多大云寺，铺天盖地的宣传佛教《大云经》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对女皇的顺利登极具有莫大的功劳。
　　(三)许多武则天建的寺院命运和武则天的大周紧密相连
　　武则天建立的寺院的命运紧紧跟随着武则天。如武则天建于洛阳的福先寺，先称太原寺，又称魏国寺，最后改名福先寺。寺院的名称地位随着武则天先圣爵位的变动而变动。
　　洛阳龙门奉先寺是讨论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时决不能忽视的一处建筑，至于这所寺院到底表达怎样的感情的确非常神秘，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但是不容置疑的是武则天在奉先寺的建设过程中的确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武则天时期全国共有360州府，武则天一次就兴建了几百座大云寺，有些寺院是响应号召即刻兴建的，但是也有些寺院是将原有寺院改名而成，而这些应敕而建的大云寺的命运就像女皇的武周政权，一旦李唐取代武周，这些寺院也纷纷改名以合时宜。
　　东都大云寺：位于毓材坊。本后魏净土寺。隋大业四年(608)，自故城徙建阳门内。贞观三年，复徙此坊。天授二年(691)改称大云寺，会昌中废。《历代名画记》记载，大云寺门东西两壁上有鬼神佛教菩萨六躯，净土经变阁上婆叟仙的画面。
　　长安大云寺：位于怀远坊，本名光明寺。武后初幸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中有女主之符因名。
　　武威大云寺：原为前凉王张氏的宫殿。前凉王张天锡升平年间舍宫置寺建塔，本名宏藏寺。690年，遂改为大云寺，后又改名为天赐庵。
　　商洛大云寺，是几百所大云寺中典型的一座。初名“西岩院”，原来在商州市城北的金凤山上。建于唐代贞观年间，奉祀道教神玄武帝，武则天时令诸州各置大云寺，西岩院更名大云寺，商州大云寺便应运而生。公元705年，唐中宗李显登基复唐，诏毁大云寺，其时，全国各地大云寺大多尽毁。商州大云寺因被地方官改名“西岩院”得以幸存。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再次更名为“大云寺”。
　　千金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在武则天改唐为周的过程中，李唐宗室被铲除殆尽，只剩下千金公主这样对武则天称帝不构成威胁又善于逢迎之人。为了自保，这位大长公主甘愿给自己的侄儿媳妇武则天做义女，也是这位千金公主为武则天推荐了洛阳街头卖药的小混混冯小宝。所以景福寺改名为天女寺，既是宗室奉迎武则天的表现，也是武周革命时期时局的重要反映，武则天要尽力消除李唐的影响，树立武周大旗，所以她将寺院反复迁徙或改名。
　　注释
　　[1]安家瑶：《唐长安西明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唐研究》第六卷，2000年，第337—352页。
　　[2]罗小红：《唐长安西明寺考》，《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
　　[3](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4《道宣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8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5页。
　　[5](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4《文纲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6]《册府元龟》卷303《外戚部》，中华书局影印1960年版，第3572页。
　　[7](清)董诰等：《全唐文》卷98，中华书局影印1982年版，第1010—1011页。
　　[8]段成式：《寺塔记》卷下，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19—20页。
　　[9](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2《地婆诃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10](清)董诰等：《全唐文》卷676，中华书局影印1982年版，第6906—6907页。
　　[1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1页。
　　[12](宋)王溥：《唐会要》卷48，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850页。
　　[1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83，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41页。
　　[1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83，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41页。
　　[15]史红帅：《唐两京“圣善寺“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四期。
　　[1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5，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94—6495页。
　　[17]《资治通鉴》卷205，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99—6500页。
　　[18](清)董诰等：《全唐文》卷97，中华书局影印1982年版，第1001页。
　　[1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4，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5页。
　　[2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
　　[2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
　　(赵维娜，陕西乾陵管理处)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