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由李勣提出的“皇家家事论”，在唐代的皇后和太子废立中不时被提起。直至到了宋代，每当皇帝年幼，太后当政时，该论仍然每每被提起[1]，可以说影响深远。本文拟对该论的首次提出及该论的几个相关问题作一简析，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欲废王皇后而改立武则天为皇后，遭到宰相们的反对。这时，李勣提出：“此为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2]我们姑且称此论为“皇家家事论”。
　　一 “皇家家事论”的提出
　　永徽年间，高宗的皇后王氏与宠妃萧淑妃争宠，建议将原为太宗李世民才人的武则天接入宫中，以分淑妃之宠。于是，永徽四年(653)五月，武则天被接入宫中，封为昭仪。不久，她又为高宗生了一个皇子，更得李治宠爱。而王皇后和萧淑妃同时失宠。于是，她们联合起来对付武则天，在高宗面前攻击毁辱武则天。而武则天颇有心计，她在宫中拉拢势力，“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3]，“帝终不纳后言，而昭仪宠遇日厚”[4]。
　　唐高宗欲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为皇后，但废后是国家大事，最终必须征得朝廷重臣的同意。为了减少阻力，必须首先争取得到太尉，知中书、门下二省事的舅父长孙无忌的支持。于是，永徽五年(654)，唐高宗携武则天私下去长孙无忌家宅，说明自己欲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为皇后，希望得到长孙无忌支持，并带去了金宝缯绢十车，且“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5]，长孙无忌“竟不顺旨”，“对以他语”[6]，不与答理。武则天又让其母杨氏“谒无忌第，屡有祈请，无忌终不许”[7]。武则天又派自己的亲信许敬宗“数劝无忌，无忌厉色折之”[8]。此事只能暂时搁置起来。
　　永徽六年(655)六月，眼见武则天宠遇日厚，王皇后无计可施，迫不得已出了一个下下策，秘密和母亲柳氏“求巫祝厌胜”[9]，“事发，帝大怒，断柳氏不许入宫中”[10]。巫祝厌胜，即巫蛊，为流行于民间的一种巫术。施者扎草人，置仇者生辰八字于其中，扎针念咒，以求其速死。但宫中历来严厉禁止这种巫术，汉武帝时巫蛊事件的结果，令后人不寒而栗，使巫蛊成了宫廷禁忌。因而，这一事件使王皇后被废已成定论。
　　紧接着，永徽六年(655)七月，中书舍人李义府“叩阁上表，请废皇后王氏，立武昭仪”，“上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11]。这使唐高宗和武则天精神大振，皇后废立又提上了议事日程。一天，唐高宗李治退朝后，诏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及于志宁、褚遂良等入内殿，李勣“称疾不入”，长孙无忌等至内殿，高宗说：“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褚遂良说：“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屈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高宗李治只好作罢。第二天又说起此事，褚遂良看王皇后保不住了，于是就说：“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共知。”并且置笏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曰：“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12]高宗大怒，命引出。长孙无忌说：“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吓得于志宁不敢说话。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也多次上表劝谏，高宗李治均不予采纳[13]。一天，李勣进见，唐高宗对他说：“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李勣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14]至此，“皇家家事论”正式提出。我们姑且不论此论正确与否。在得不到朝廷重臣支持的情况下，此论从国事与家事的缝隙中，为唐高宗废王立武找到了理论依据，令唐高宗与武则天绝处逢生，欣喜不已。之后，武则天的亲信许敬宗又在朝廷上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15]对“皇家家事论”进行了淋漓尽致地发挥。
　　永徽六年(655)十月，唐高宗“纳李义府之策”，废王皇后和萧淑妃“为庶人，囚之别院”[16]。此时，文武百官也纷纷上表请立武则天。十一月丁卯，命司空李勣赍玺绶册武则天为皇后，百官朝皇后于洛阳肃义门[17]。
　　唐高宗和武则天以“皇家家事论”为理论依据，在李义府、许敬宗等朝臣的支持下，克服了朝中许多反对势力的阻挠，终于废掉了久已失宠的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在这一次皇权与相权的较量中，以皇权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二 “皇家家事论”在唐代曾两次被提及
　　1．武则天晚年立太子时
　　武则天晚年，立太子之事被提上议事日程，在以男性血统为标准的封建宗法制之下，身为女性帝王的她为立太子之事犯难，立同宗同姓的武氏子侄，还是立异宗异姓的儿子?确实让她很犯难。子侄虽为同宗，但血缘较远；儿子虽为异宗，但母子情深、血浓于水，这让她犹豫不决。
　　圣历元年二月，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多次使人劝武则天说：“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18]武则天犹豫不决。狄仁杰又多次对武则天说：“文皇帝(太宗)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太帝(高宗)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以母子亲情来说服她，但是武则天却说：“此朕家事，卿勿预知。”又一次抛出了“皇家家事论”，来阻止别人干预。
　　针对于此，狄仁杰说：“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19]狄仁杰说明皇家的家事也是国事，他作为宰相是可以提出意见的。其实，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起，全国空前统一，由帝王的家臣来管理国事，就变皇室的家事而为国事了。秦汉时实行三公九卿制，三公之最重要的宰相的名称也是由以前国王的家臣“宰”演变而来，太常、光禄、太府等所谓九卿以前也是帝王家臣，其主要职掌仍为皇宫服务，只是后来将国事分工而归其职掌而已；唐代废除了位高权重的宰相，而由品级较低的侍中、中书令、尚书令等官行使相权，而这些官员以前也均为宫廷内官。
　　狄仁杰又劝武则天召还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亦劝之[20]。最后，终于迎回了庐陵王李显，九月壬申，立为皇太子[21]。
　　“皇家家事论”的这次被提及，是武则天在对太子之位犹豫不决时，不想众臣干预而找的借口。最终，她还是接受了狄仁杰等人的建议。
　　2．唐玄宗开元年间欲废太子李瑛时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得宠，欲立其子寿王李瑁为太子。而当时的太子为赵丽妃所生李瑛。唐玄宗当初为临淄王时，“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皆有宠，丽妃生太子瑛，德仪生鄂王瑶，才人生光王琚”[22]。三十余年后，赵丽妃等三人皆年老色衰，很快失宠。太子李瑛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相遇于宫中，“各以母失职有怨望语”[23]。咸宜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杨洄“常伺三子过失以告惠妃”。武惠妃知道后哭着告诉唐玄宗：“太子阴结党与，将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24]唐玄宗听了大怒，和宰相商议，欲废太子及二王。宰相张九龄劝谏说：“陛下践祚垂三十年，太子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陛下奈何一旦以无根之语，喜怒之际，尽废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25]接着又引晋献公杀申生造成三世大乱、汉武帝废戾太子造成京城流血、晋惠帝废愍怀太子造成中原涂炭、隋文帝废太子杨勇遂失天下等故事予以劝谏[26]。最后说：“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27]唐玄宗听了很不高兴。李林甫最初并未说话，退朝后私下对唐玄宗宠信的宦官(高力士)说：“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28]后传到了唐玄宗耳中，使其坚定了废太子及二王的决心，三人最后都被废为庶人。
　　“皇家家事论”的这次登场，可以说是为唐玄宗找了一个台阶，太子李瑛因其母而失宠，欲想废除而又于心不忍，“皇家家事论”使他坚定了废除储君的决心。
　　三 “皇家家事论”的影响
　　唐以后，宋、明等朝，一直存在着“皇家家事论”与“皇室无家事”之争论，而后者更为大多数人所推崇。
　　在中国传统社会，帝王的“家法”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国法”。赵宋一代在指称带有根本性质的治国之法时，有所谓“祖宗家法”一说。作为帝王之家的“家法”，它自根本精神上制约着“国法”的取向与施行。在“国”与“家”有着相当程度分离的现实社会中，这一说法反映出传统意识形态对于“家国一体”的认定与强调，兼容并蓄地将赵宋的“家法”与“国法”混融为一体。赵宋的“祖宗家法”，实际上就是宋代帝王累代相承的正家治国方略与规则。“祖宗之法”的提出，与宋人在讲求义理的新形势下对李唐、五代政事的反思有关；也与唐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以及士大夫家族对于“正家之法”的重视有关。即便是有关遴选后妃等类事宜，也不被宋代的士大夫承认为单纯私秘的“陛下家事”。早在北宋中期，《唐鉴》的作者范祖禹即曾经对李唐的“人主无正家之法”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既为“人主”，则其“正家之法”自与国事有关。
　　北宋一朝，凡遇皇帝年幼、太后听政之际，朝廷中的官僚们总是紧张而小心地注视着内廷的动向。元祐年间，朝野以熙宁时期对于“祖宗法度”的冲击为鉴戒，应该说，是赵宋历史上“本朝家法”受到最为严密关注的时期。
　　元祐五年(1090)，就宋哲宗纳后事，范祖禹上疏于太皇太后高氏，其中有云：“本朝太祖皇帝以来，家道正而人伦明，历世皆有圣后内德之助。自三代以来，未有如本朝之家法也。……惟陛下远观上古，近监后世，上思天地宗庙之奉，下为万世子孙之计。”[29]在章奏的最后部分，范祖禹又驳斥所谓“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说(即“皇家家事说”)而云：“进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预。’自古误人主者，多由此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无不可预之事，亦无不可预之人。”[30]
　　由“陛下家事”而言及“本朝家法”，这本来是就“祖宗家法”的狭义出发的；但他旋即以“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的立论，将“陛下家事”推而广之，突出了赵宋家法的广泛包容性，以此提醒皇帝，既为天子，即无私事可言，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自然要处于臣僚的目光及议论之下。
　　北宋中期，二程兄弟对于《大学》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的尊信表章，实际上正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二程时时强调“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二程遗书》卷二《二先生语二上》中，有吕大临元丰年间所记如下一段话：天下国家之法，以齐家之法为其出发点，推治家之道以治国。这反映着理学家们谨守伦理纲常道德，治根本、“正君心”的迫切愿望。
　　明代，皇帝年幼、太后听政之时，或立储、立后之时，朝臣多对于此类“皇家家事”严密关注，此类事件就不一一列举。
　　四 对李勣及“皇家家事论”的评价
　　李勣，原名徐懋功，在唐代的统一战争及之后对边疆的战争中功勋卓著，为开国元老，在民间及以后的小说中为一个“智多星”式人物，他一生谨小慎微，处世老到。他虽贵为司空，位列三公，然而同当时当权的长孙无忌等人仍然有一些矛盾。当皇帝废立皇后的动议被长孙无忌等人否定以后，他表面上谁都不支持，谁都不反对，于是乎，就提出了“皇家家事论”，让皇帝自己拿主意。
　　他提出的“皇家家事论”，唐人评论甚少，甚至《旧唐书》的作者在《李勣传》中也对李勣的“皇家家事论”只字不提，对他仍然是赞美有加，说：“英公……自拔草莽，常能以义藩身，与物无忤，遂得功名始终。”[31]可能认为此不足道也。《新唐书》作者欧阳修等在《李勣传》之《赞》中说：“会房帷易夺，天子畏大臣……勣乃私己畏祸，从而导之……呜呼，不已一言而丧邦乎?惜其不通学术，昧夫临大节不可夺之谊，反与许、李同科，可不戒哉!”[32]宋代范祖禹等人认为此说为“误人主”之言[33]。而清代的大儒王夫子对其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不仅针对此事，而且对其一生的所作所为尽数否定，谓：“置父于窦建德之刃下而不恤；强其婿杜怀恭与征高丽，而欲杀之以立法；付诸子于其弟，而使怒则挝杀之”[34]等等。而对李勣提出“皇家家事论”抨击尤甚，说：“年愈老，智愈猾……党义府、敬宗，赞立武氏，人自亡其社稷，己自保其爵禄，恻隐羞恶是非之心，非不炯然内动，而力制之以护其私，安忍者自忍其心，于人何所不忍乎?故一念之仁，不足恃也，正恶其有一念之仁而矫拂之也。夫且曰吾岂不知忠孝哉?至于此而不容不置忠孝于膜外也。为鄙夫，为盗贼，为篡弑之大逆，皆此而已矣。”[35]
　　因而可以说，由李勣提出的“皇家家事论”余波未尽，影响深远。
　　注释
　　[1][29][30][3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1，中华书局，第10824—10827页。
　　[2][14][15]《资治通鉴新注》卷199永徽六年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9页；《新唐书》卷93《李勣传》对此事亦有记载，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17—3821页。而《旧唐书》卷67《李勣传》对此无载，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83—2493页。
　　[3][4][5][6][7][8]《资治通鉴新注》卷199永徽五年是岁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4页。
　　[9][10]《旧唐书》卷51《高宗废后王氏传》未记时间，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70页；《资治通鉴新注》卷199永徽六年六月条所记与之不同，记为武则天诬两人“为厌胜”，明显对武则天存有偏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6页。
　　[11]《资治通鉴新注》卷199永徽六年秋七月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6页。
　　[12][13]《资治通鉴新注》卷199永徽六年九月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7—6598页。
　　[16]《旧唐书》卷51《高宗废后王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70页。
　　[17]《资治通鉴新注》卷200永徽六年十一月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601页。
　　[18][19][20]《资治通鉴新注》卷206圣历元年春二月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79页。
　　[21]《资治通鉴新注》卷206圣历元年九月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87页。
　　[22][23][24][25][26][27][28]《资治通鉴新注》卷214开元二十四年冬十月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214页，并见《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36页)及《新唐书》卷223《奸臣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43—6348页)。
　　[31]《旧唐书》卷67《李勣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93页。
　　[32]《新唐书》卷93《李勣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21页。
　　[34][35](清)王夫子：《读通鉴论》卷21，高宗七。
　　(穆兴平，陕西乾陵管理处 助理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