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900多年前，金朝吏部尚书赵秉文途经已不再是“车粼粼，马萧萧”的咸阳桥时，看到咸阳原上“夕阳残照，汉家陵阙”的苍凉沉寂景象，发出了“渭水桥边不见人，摩挲高冢卧麒麟。千秋万古功名骨，化作咸阳原上尘”的慨叹。诗人笔下描述的卧有麒麟的摩挲高冢除了“汉家陵阙”外，应该还包括关中平原北部巍峨壮观的唐代陵墓群。
　　唐代陵墓群分布在关中平原北部高原的山梁上，大多依自然山势而建，东西连绵150多公里，其中的18座帝王陵墓中安卧着大唐王朝的19位皇帝(包括武则天)，号称“关中唐十八陵”。除此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陪葬墓以及一些“号墓为陵”的特殊墓葬，蔚为壮观，堪称世界陵墓史上的奇迹。
　　唐陵地面遗存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分布于陵前及四周不同类型的石刻。这些石刻为群体石刻，题材广泛，雕刻技艺精湛，气势恢宏，寓意深刻，主要有石虎、石狮、犀牛、蕃像、石人、仗马、鸵鸟、翼马、石碑和华表，包含纪念和祥瑞寓意。其题材、种类、组合与布局自高祖献陵开始，上承六朝而有所发展，至乾陵而形成定制。初唐时期雄浑古朴，盛唐时威武大气，中唐时精巧细腻，晚唐时狠琐简陋。它的品类、造型、工艺技法以及分布位置和组合情况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陵墓葬仪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更是唐王朝三百年间盛衰兴替的晴雨表。
　　一 纪念性主题鲜明的“昭陵六骏”
　　营建于初唐时期的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原有石刻22件，现仅存8件完整的石刻和7件立像石座，全都集中在陵山北阙门内，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昭陵六骏”。“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唐初征战群雄的统一战争中所乘的六匹战马的写真性石雕。贞观十年(636)文德皇后入葬后，唐太宗诏令将由著名画家阎立本绘画、唐太宗亲制赞语、书法家欧阳询书丹的六骏形象雕刻在六块高1.71米、宽2.05米、厚0.3米的长方形石料上，置于昭陵北司马门内(明清称为祭坛)寝殿前的白石台阶上，后世整修时移置于东、西两庑，特勤骠、青骓、什伐赤依次置于东庑，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依次置于西庑。“昭陵六骏”采用高肉浮雕的手法雕凿而成，姿态各异，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特勤骠、飒露紫、拳毛騧呈站立状，青骓、什伐赤、白蹄乌作奔驰状。李世民虽为唐王朝的第二代君主，但却是唐王朝的实际开创者之一。正是李世民无数次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才最终消灭了各地的割据政权，巩固和稳定了新生的大唐王朝。基于这种久经疆场的战争经历和情愫，使李世民为自己的陵寝遴选了这种兼有战争动感激情和醇厚人情味的独特石刻题材。唐太宗在其陵前置六骏的目的与用意：其一、如同西汉霍去病墓前以“马踏匈奴”为代表的西汉石雕群的寓意，有彰显其绝世武功之意。扫灭群雄，力夺皇位，北击突厥，政权巩固，社会发展。唐太宗回顾自己的辉煌历程，踌躇满志之情不免渐生，在自己将来归宿的地方刻石咏赞，当是最佳之举。其二、有追忆、纪念、训诫和警示之意。与李世民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长孙皇后的去世，使这位久经沙场的马上皇帝难免有追忆之情，已经久违的杀场征战的血雨腥风和“玄武门事变”的暴风骤雨又一幕幕重现眼前，那些难忘的艰难岁月使已久享太平的开明君主时刻提醒自己自省、自戒，并告诫后辈勿忘创业之艰难，守成之不易。其三、是唐太宗一种驾驭、笼络臣属的高超政治智慧和权谋手段的体现。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采取了许多笼络、抚慰臣属的办法，密切了与臣属的关系。其中较为典型的：一是凌烟阁上褒奖勋臣。贞观十七年(643)二月，唐太宗在长安城太极宫北修建了一座凌烟阁，将跟随其在开国战争和“玄武门事变”中功勋卓著的勋臣和贞观年间部分资深高级官僚等二十四位功臣绘画成像，排列其中，以彰其功。二是君臣联姻结亲。唐太宗子女中的长乐公主、新城公主分别嫁给了权臣长孙无忌的两个儿子，高阳公主嫁给了重臣房玄龄的儿子。君臣通过这种姻亲纽带结成政治联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使原有的亲密关系更近一层，政治同盟基础更加巩固。三是大肆推行勋臣陪葬帝陵制。此做法虽不是贞观年间首创，唐太宗却是积极有力的推动者，并将此做法发挥到极致，昭陵陪葬墓多达近200座，是唐代乃至世界上陪葬墓最多的帝王陵园。陪葬者都是皇族、勋臣，能陪葬帝陵被视为一种无上的荣光。陵前列置六骏的做法，特别是战将丘行恭为飒露紫拔箭的形象，生动再现了当年沙场征战时丘行恭拼死救护李世民的情景，通过对人和马的褒奖，以含蓄、婉转的手法深情的表达了唐太宗不忘旧臣，与臣属生死相依的思想感情，这与凌烟阁封勋、君臣联姻、勋臣陪葬帝陵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效，密切了君臣关系，提升了臣属效忠大唐的情感，同样体现了唐太宗高超的政治手腕和非同寻常的驾驭、笼络臣属的统治手段。整个贞观年间，唐太宗以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权谋之术，实行仁政，温和治国，善于纳谏，善待功臣，在位期间没有滥杀功臣，君臣关系较为和谐，政局相对稳定，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最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贞观之治”，为后来大唐盛世的到来和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为其陵寝亲自选定的写实性主题石刻，刚劲有力，富于生气，彰功性、纪念性主题鲜明，意境深远，是唐代陵园中政治寓意最为深刻的石雕刻。
　　二 “皇权至上”寓意突出的乾陵石刻
　　历史的时针经过34年的运行，来到了弘道元年(683)，饱经病痛和精神折磨的唐代第三代皇帝——唐高宗李治在东都洛阳贞观殿走完了其56年的人生历程，于次年葬于乾陵。乾陵营建于唐王朝的蓬勃发展时期，陵园规模宏大，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乾陵石刻共计124件，位于陵园内城的四门之外，主要分布于陵园朱雀门外司马道两侧，从陵园南峰土阙向北依次对称排列，计有华表、翼马、鸵鸟、仗马和牵马人、仗剑石人像、左置无字碑、右置述圣纪碑、石蹲狮和六十一蕃臣石像，数量众多，体积硕大，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是以前帝陵所无法比拟的。唐陵石刻的题材、种类、组合和格局至此而形成定制。
　　乾陵石刻群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是君权战胜相权，君权得到充分加强的产物。唐高宗李治即位之初，朝政实际为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几个元老重臣所掌控，君权受到严峻挑战。在武则天的协助下，唐高宗另辟蹊径，争取一部分元老重臣的支持，孤立长孙无忌等人，同时拉拢提拔了许敬宗、李义府等一批庶族出身的中下级官员，扶持武则天登上后位，罢黜、贬谪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托孤之臣。通过多年一系列策略性举措，唐高宗的权力高度集中，原有的士族势力遭到沉重打击，相权大大削弱，永徽以来所形成的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得以重新洗牌。征服高丽，实现了唐太宗生前未了夙愿，皇帝的声誉进一步提高；泰山封禅，皇帝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皇权的巩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都为意识形态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包括墓葬礼仪在内的一系列封建礼仪制度的完善与确立成为可能和必然。雄伟壮观、庄严肃穆、布局严整的乾陵石刻所蕴含的正是盛世前期雄视天下的君威和泱泱大唐、四方来朝的国威。
　　值得一提的是，在乾陵石刻中，争论千年的无字碑属于有别于其他石刻的另类。无字碑与乾陵的其他石刻虽处于同一陵园，所代表的却是两个不同王朝中的两个皇帝，其他石刻所烘托代表的是唐高宗，或者可以说是以唐高宗为主体的李唐王朝，而无字碑大约要晚于其他石刻三十年，它所烘托代表的主体是武则天。无字碑本来是用于颂扬武则天功德政绩的，因其未刻一字，千百年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最主要有“德大说”、“称谓说”、“遗言说”、“自惭说”、“非碑说”等五种观点。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武则天去世后，因政局动荡，皇位频繁更迭，政变频发，当局者对武则天的称谓和评价迟迟确定不下来，于是刻碑之事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无论哪一种说法，对无字碑而言，它所蕴含的历史、政治信息是不容质疑的，即中国封建正统社会对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以及她所创建的大周王朝合法性所固有的敌视和质疑。
　　三 富含武周宣言——“去唐化”寓意的顺陵石刻
　　在众多的唐代陵墓中，有一座较为特殊的陵墓，它因武则天而号墓为陵，因雕刻精美、硕大脱俗的石刻而闻名久远，这便是位于咸阳原上的武则天之母杨氏的顺陵。杨氏死于咸亨元年(670)，以王礼葬于咸阳原上，墓园及墓前石刻都较小。永昌元年(689)，武则天称帝前夕，追尊其母为“忠孝太后”，改称杨氏墓为明义陵(一说顺义陵)。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称帝后，追尊其母为“太祖孝明高皇后”，改明义陵为顺陵，并将陵园面积扩大了13倍，超越唐朝帝陵标准，雕刻了数尊大型石刻，列置于陵冢南侧。开元元年(713)，唐玄宗李隆基将孝明高皇后的尊号改回到原来的太原王妃，顺陵也改称为王妃墓，但人们习惯上仍称其为顺陵。从顺陵名号40多年间的多次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唐王朝与武周政权的矛盾纠葛和不同政权之间反复更替的历程。弘道元年(683)，唐高宗死后，武则天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一步步的大权独揽，慢慢的动起了取李唐王朝而代之的念头。一是以高压政策和暴力手段清除改朝换代道路上的障碍，先后废黜唐中宗李显，逼迫唐睿宗李旦让位，平定徐敬业的叛乱，诛杀宰相裴炎，打击政敌，清洗李唐宗室，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统治权威。二是营造社会舆论，高调宣传女士登基的合法性。借助洛水出的一块人为制造的“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石头，拜洛水，受宝图，大肆炮制天人感应的祥瑞气氛。营建明堂这种中国儒家经典里记载的一种非常神圣的建筑，大打其儒家圣主身份的广告牌。嵩山封禅，通过这种表示帝王受命于天的典礼，彰显武则天创建武周政权的盛世伟业。三是采取一系列“去唐化”措施，打压、消除和抹杀李唐王朝的影响力。改东都洛阳为神都，并将神都作为其临朝称制时的唐王朝和武周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降低长安作为首都的地位。更改中央官名，光宅元年(684)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等等。以天地四季的自然之名和女性的阴柔之美取代李唐王朝以及前朝所固有的雄性、阳刚之气，更富于人情味和亲切感。改革部分文字，独创新字，给自己取名为“曌”，标新立异，直接挑战包括唐王朝在内的中国正统思想观念。经过不懈努力，武则天最终于690年称帝，创建武周政权。
　　顺陵石刻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在墓葬礼仪制度方面，武则天也绝不错过“仰武周、抑李唐”的机会。武则天称帝后，在改称顺陵名号、扩大陵园规模的同时，于陵园内城南门外侧对称列置两对石狮和獬豸。这四件石刻体量硕大，造型雄伟，气势磅礴，生动传神，雕刻精美。众所周知，唐代陵墓石刻的题材、类型和分布格局至乾陵而形成定制，武则天称帝后偏偏要打破这个定制，跳出李唐王朝的礼仪藩篱。顺陵石刻至少在三个方面突破了乾陵所形成的规定。一是体量硕大，最高达4.15米，重量约70吨，超过乾陵石刻的体量和重量，在气势上压倒李唐。二是石刻组合形式有所突破。顺陵之前，唐陵石刻无獬豸与狮单独组合的先例，武则天称帝后，却在其母亲的陵冢前创造性的把獬豸和石狮单独组合，突出性列置，以示有别于李唐，也有向李唐示威之意。三是石刻造型有所区别。顺陵石狮呈走状，昂首挺胸，咆哮长空，强健有力，阔步向前，突破了乾陵石刻蹲狮的造型，呈现出新政权那种生机勃勃、勇往直前、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如果说乾陵石刻反映的是大唐王朝“皇权至上”的国威，那么，气势雄伟的顺陵石刻则充分彰显了武则天好大喜功、个性张扬、雄视天下、强势无敌的个性和做派，从一个侧面生动再现了武氏家族凌驾于李唐家族之上、武周政权取代李唐王朝的那段波诡云谲的风雨历程。这也是顺陵石刻所蕴含的政治寓意的魅力所在。
　　四 李唐复兴，走向盛世时期的桥陵石刻
　　武则天的时代结束后，唐王朝进入了政变频发的政局动荡时代。经过不同权力集团之间的多次权力整合，当历史的脚步来到开元年间时，唐王朝动荡多年的政局终于稳定下来了，人们迎来了期盼多年的盛世时代。开元四年(716)，已当了几年太上皇的唐睿宗李旦逝于长安百福殿，同年葬于桥陵。桥陵营建于盛唐时期，陵园规模宏大，各种设施崇厚。陵园石刻的题材、品类和设置与乾陵大同小异，只是体量更大些，獬豸代替了翼马，石人装束有了些变化。桥陵石刻气势雄伟，雕刻手法细腻，写实性强，堪称唐代石刻艺术之冠。
　　桥陵陵园规模之大、石刻之精，除了当时的国力、财力及审美观念等因素外，还隐藏着深层次的政治原因。一是政治上的感念之情，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且为庶出，非嫡非长，本来是没有资格立为太子，更不可能当皇帝的。景龙四年(710)，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合谋发动政变，诛杀韦皇后及其党羽，拥立其父相王李旦登基。唐睿宗登基后立其为太子。景云三年(712)，唐睿宗李旦为根除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权力之争，无奈之下禅位于太子李隆基，自称太上皇。李隆基即位之初，有其名而无实权，权力仍掌握在太上皇手中，后设谋诛杀有夺权之意的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始掌皇权。从中可以看出，若不是唐睿宗以李隆基“有圣德，定天下”之名立其为太子，李隆基根本当不上皇太子。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若没有唐睿宗的及时让位，李隆基很有可能也得不到这个皇帝之位。也就是说，除了其自身条件外，其父唐睿宗的从中周旋和铺垫，为李隆基取得皇位之争的最终胜利起了极大的或者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唐睿宗去世后，已是大唐皇帝的李隆基实权在握，除了常人的父子亲情外，更多的是对唐睿宗的感念之情，感念唐睿宗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对自己的关爱，最终登上皇帝之位。通过对桥陵的大肆营建，从中表达对父皇的多重情感也在情理之中。二是昭示一种李唐回归的姿态。神龙政变之后，武则天时代结束，政权回归李唐。但唐中宗李显是个和事天子，权力操纵在韦皇后和武三思等人手中。唐睿宗李旦登基后，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之间的权力之争又搅得朝局不稳。直到李隆基诛灭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后，李唐王朝的政局才真正稳定下来。这时的府明皇李隆基原本就是一个有着极强烈李唐家族观念的人。在天授三年(692)的武周政权时期，七岁的李隆基就敢当着武则天的面斥责女皇的侄子武懿宗“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从中可以看出李隆基那种李唐家天下的强烈认同感。武周政权让他的父亲李旦从皇帝成为皇嗣，失去了皇位，整日里生活在“不知有明日”的恐惧之中，又让他自小失去了母亲，这些都给年幼的李隆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李隆基的成长历程中，饱尝了李唐家族屈居于武氏家族之下的无奈与屈辱，决不会对武周政权有好的印象，反而会埋下仇恨的种子。在营建桥陵时，李隆基自然会将这种强烈的思想情感注入到桥陵的建设当中。如顺陵一样，桥陵石刻中也有一对獬豸。桥陵獬豸体型硕大，张口露齿，獠牙如锥，相对于顺陵獬豸的温和灵秀，更显雄浑威猛，从气势上压倒曾经辉煌的武周遗韵，充分彰显历尽艰险回归后的大唐神威。似乎在向全天下庄严“宣告”，神勇如昨的煌煌大唐又回来了。
　　五 政治衰微、王朝没落、辉煌不在的中晚唐石刻
　　雄才大略的唐明皇开创了著名的“开元盛世”，把唐王朝推向了极盛时期。正当人们尽情享用“开元盛世”的成果、陶醉在“霓裳羽衣舞”的欢愉之中时，“安史之乱”却给了处于醉生梦死之中的大唐帝王将相和臣民们当头一棒，这一突变的政治风云使唐王朝的中央集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盛世大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这时的唐王朝政治、经济虽然走了下坡路，但来自于盛唐时期的文化艺术却有着顽强的传承性和延续性。所以，营建于这一时期的唐明皇李隆基泰陵、唐肃宗建陵，无论是石刻的品类还是陈设格局一如乾陵、桥陵，只是局部有所变化。这两个帝陵的石刻虽没有乾陵、桥陵石刻那样高大雄伟，却还精美、细腻和写实，仍不失为唐陵石刻中的佼佼者。建陵以下，诸唐陵石刻体态变得卑微矮小，雕刻日渐粗糙简陋。尤其是晚唐的章陵、端陵、贞陵、简陵、靖陵石刻，无论是石狮还是石马都显得木讷、呆气和萎靡不振，没有了棱角，已完全失去了盛唐时期原有的灵气和霸气。值得一提的是，泰陵石人中出现了胡人武将形象，这与贞观以来的用人观有一定关系。唐太宗就有重用胡人的习惯，玄宗在位时期内地久享太平，少有战事，人们多不愿从军，遂倚重胡人戍边，内地与边疆的军备比例由此失衡，为以后“安史之乱”的发生种下了祸根。这一时期唐陵石刻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自泰陵开始，以后诸陵均出现持笏板的宦官形象，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宦官地位的演变。宦官从玄宗时期开始参与政事，后日渐发展成为一支能左右朝政，影响唐王朝发展走向和前途命运的政治力量。从唐宣宗贞陵萎靡如病猫的石狮和温顺呆滞的石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的长期双重摧残下，昔日如日中天的大唐王朝日渐衰微，朝廷权威和君主威严尽失，国家财力极度匮乏。这些正是唐王朝灭亡前的征兆。
　　结语
　　唐陵石刻伴随着大唐王朝的辉煌与沧桑跨越了近三百年的岁月，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寓意再现了那个时代的风雨历程。唐太宗李世民以其政治家和战略家的睿智和长远眼光，透过“昭陵六骏”背负创伤的雄姿，时刻提醒子孙后代勿忘“创业之艰难，守成之不易”。对于唐太宗的这份良苦用心，子孙们大多没有细心去领会，对其视而不见，缺乏自省意识，过早地断送了大唐王朝的黄金时代，给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些许遗憾。昔日唐代的那些政治风云人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如今，从星星点点矗立在关中大地上苍老斑驳的唐陵石刻身上，我们从中仍可以诵读出那个曾令人自豪的时代政治风云的一个个历史片断。
　　(孙彬荣，彬县大佛寺博物馆；高波，咸阳市文物局)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