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归葬陵，位于今陕西礼泉县东北海拔1224.9米的九嵕山上。在陵山的东南方，分布有190余座陪葬墓[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陕西文物部门先后发掘了其中的40余座，出土了以彩绘釉陶[2]俑、唐三彩、唐墓壁画为主的珍贵文物6000余件，其中有数以百计造型生动、栩栩如生的乐舞类文物，为研究唐代乐舞文化提供了珍贵翔实的资料。
　　一 反映唐代乐舞的陶俑类文物
　　唐代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对外来事物能广泛包容，择其精华而吸取，特别是在音乐舞蹈方面，它胸怀博大，兼蓄并收。唐昭陵陪葬墓出土的大量乐舞陶俑和乐舞壁画，不仅是唐代音乐舞蹈艺术走向灿烂辉煌的体现，也是对唐时音乐盛行，歌舞升平的真实写照。
　　1．《吹口哨男骑马乐俑》(图一)
　　郑仁泰墓出土，彩绘釉陶，一组两件。通高30.6厘米、长25厘米、宽9厘米。两者均头戴风帽，面仰起，墨描眉目；身穿窄袖交衽长袍，腰束黑带，脚蹬黑色长筒尖头靴，踩马蹬；马虔首张嘴，双目圆睁，鼻翼张开，剪鬃缚尾，墨描缰络，鞍鞯齐备。其一，俑头右偏，左臂斜举，手微残，右手捂嘴，似吹小哨或打口哨的样子；其二，俑头左偏，左手捂嘴，似吹小哨或打口哨的样子，右臂斜举，四指并拢，拇指分开，手扬起。此组男骑马乐俑，动作协调，形象生动，展现出大唐军乐的张扬与大气。
　　2．《吹笛男骑马乐俑》(图二)
　　郑仁泰墓出土，彩绘釉陶。通高38厘米、长33厘米。俑头戴红色风帽，墨描眉目，朱红点唇，身穿红色窄袖长袍，足蹬黑色尖头靴，踩马镫；手握长笛，置于嘴边，呈吹奏状；马抬头闭嘴，剪鬃束尾，墨描缰络及目，豹斑纹鞍鞯，四肢劲健，立于踏板之上。
　　此俑手握长笛，一幅正在吹奏的样子，造型逼真，栩栩如生。笛子、古筝、古琴都是古老的中原乐器，《风俗通》记载，汉武帝时，笛子称为“横吹”。
　　3．《彩绘釉陶女舞俑》(图三)
　　郑仁泰墓出土，高24厘米。俑头梳双螺髻，柳眉凤目，朱红点唇，面部圆润；内穿长阔袖舞衣，外着齐腰对衽半臂，系曳地长裙。体态轻盈，双臂挥动，翩翩起舞。
　　4．《击鼓男骑马乐俑》(图四)
　　李贞墓出土，三彩。通高33厘米、马长28.5厘米。俑头戴白色风帽，素面，脸丰满圆润。身穿绿色右交衽阔袖袍，束腰，腰间挎一小鼓，置左膝盖处。双手持鼓槌，挥动两臂，作击鼓状；马剪鬃缚尾，抬头闭嘴，通体施褐色釉。此骑马俑釉色温润，酣畅自然，造型生动逼真，仿佛令人听到激奋昂扬、震耳欲聋的鼓声。
　　鼓是我国传统的打击乐器，有良好的共鸣作用，且声音雷动而传播很远，所以很早就被华夏祖先作为军队助威之用。按《礼记·明堂位》记载，它的产生大约不会晚于新石器时代。唐太宗李世民在征讨刘武周时就以鼓来鼓舞士气，结果大获全胜。从昭陵出土的众多鼓乐文物，可以看出鼓在当时的军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5．《击鼓女坐俑》(图五)
　　牛进达墓出土，高16厘米。俑头梳双螺髻，面容丰腴，柳眉细目，系长裙，跪坐，双手抱一细腰鼓，做击鼓状。
　　细腰鼓在我国历史比较悠久。早在晋代时就有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现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每逢佳节，都要击细腰鼓来庆祝。这跟贞观时期的民族政策有关，唐太宗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吸引着不同的民族、邦国的使者、僧侣、留学生接踵来到唐土，他们千里迢迢把异国的文明带到中国，贞观文明也随之远播域外。这件俑也正是初唐对外政策开放、各民族间和睦相处，团结友爱下的历史产物和历史见证。
　　二、反映唐器乐，舞蹈的昭陵壁画
　　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鼎盛时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尤其是唐宫廷音乐更是绚丽多姿，盛况空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中国音乐、舞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昭陵壁画对此有所印证。
　　1．《弹箜篌女伎图》[3](图六)
　　李思摩墓出土。该图高130厘米、宽90厘米，绘于墓室西壁北铺。女伎头梳高髻，柳眉细目，朱红点唇。穿窄袖朱砂襦，襦袖口及下沿饰团花，系白色曳地长裙，裙下露黑色云纹履头。左手托箜篌，右手抚弦，呈弹奏状。女伎侧向而立，体态丰腴颀长，仪态端庄典雅。
　　2．《弹琵琶女伎图》(图七)
　　李思摩墓出土。该图高160厘米、宽130厘米，绘于墓室东壁北铺。女伎头梳高髻，面如圆月，细眉凤目，朱红点唇。穿窄袖衫，披淡蓝色长帔帛，系红白相间条纹长裙，裙下露黑色云纹履头。女伎正向而立，横抱琵琶于胸前，容貌俊秀，娇媚动人。
　　琵琶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诗曰：“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自秦汉以来，从我国西北地区逐渐流传开来，到了乐舞繁盛的唐代，琵琶就更加普及了。唐代诗人白居易、顾况、元稹等都有专门歌咏琵琶的诗篇，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就是一篇以琵琶为名的著名诗篇。
　　3．《奏乐图》[4](图八)
　　李勣(徐茂功)墓出土。该图绘于墓室东壁北铺。高95厘米、宽75厘米。图中所绘三个立着的女伎持乐器为《舞蹈图》中的舞者伴奏。左边一人吹排箫，右边一人吹横笛，中间一人残损过甚，仅存裙子下端。三乐伎均系黑白相间条纹长裙，披白色帔帛。两边乐伎均梳高髻，穿红色圆领窄袖衫。墓室北铺宽210厘米，从范围来看，当初所绘的奏乐女伎当有七八人之多，遗憾的是已被毁坏。
　　4．《舞蹈图》(图九)
　　李勣墓出土。该图绘于墓室北壁东铺，与《奏乐图》呈直角连线。图中绘两舞者对舞。她们均梳精美别致的双环望仙髻，眉清目秀，容貌娇美；身穿红色甩袖衫，系黑白相间条纹长裙。体态窈窕，衣袂飘动，舞姿柔美舒朗，如花绽放。其左边舞者，在旋转中又呈急剧下蹲的样子。
　　《奏乐图》和《舞蹈图》刚一出土，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轰动，并受到广泛关注，一时成为艺术界的热门话题。关于画面所表现的舞蹈内容，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胡旋舞，有人认为是柘枝舞，还有人认为是清商乐舞。那么，此舞到底是何种舞蹈，我们试作分析：
　　唐代是我国古代乐舞的极盛时期。唐代乐舞气势磅礴，场面壮观，集诗、词、歌、赋于吹奏弹唱：融钟、鼓、琴、瑟于轻歌曼舞。它是在南北朝歌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乐舞大体分为健舞和软舞两类，前者敏捷刚健、威武激越，后者优美柔婉、飘然若仙。胡舞大多属于前者，而传统的汉族舞蹈则基本属于后者。健舞又分为“阿辽”、“柘枝”、“胡旋”等，都是体育舞蹈。一代女皇武则天曾下令在皇宫内设“习艺馆”，旨在教宫女们学习诗文，后来逐步演变成专门训练歌手和舞蹈家的“教坊”。两种不同的舞蹈，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服饰。从壁画画面内容来看，健舞的舞服以小窄袖为多，以便腾越旋转；而软舞的服装则多用宽广袖，以表现出婉转、舒展的姿态。
　　唐代长安城可以说是多种舞乐的总汇集地。除了传统的中原舞之外，还有来自西域的胡舞、胡乐。此外，邻近诸小国也献舞伎于唐室，使得异域歌舞和中原乐舞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造就了音乐歌舞的黄金时代。《旧唐书》记载：西域、天竺、高丽、高昌和百济等国都进献过跳胡旋等民族舞蹈的乐伎。这些带有民族特色的舞蹈，一经传入，便风靡中原各地。
　　胡旋舞疾转如飞，表演者在一块小圆毯上飞速旋转到衣带飞扬。它是著名的西北少数民族舞蹈，《旧唐书·音乐志》云：“康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红布袍，锦领。舞二人，绯袄，锦领袖，绿绫浑裆袴，赤皮靴，白袴帑。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乐用笛二、正鼓一、和鼓一、铜钹一。”由此可以看出胡旋舞伴奏的乐器以鼓为主。白居易在《胡旋女》一诗中也曾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生动地描绘了这个舞蹈因急速旋转而使人眼花缭乱的美妙舞姿。
　　胡旋舞一般为女子所跳，因为它是一种健舞，所以后来也有男子跳的。史载杨贵妃擅长跳胡旋舞，安禄山也喜跳此舞，他总能让自己肥硕的身体飞快旋转。当时胡姬遍布长安城，她们能歌善舞，给大唐生活增添了无限的柔情和浪漫。
　　通过以上对唐代乐舞的分析、了解以及对壁画中舞者所表现出的急剧下蹲的舞姿来看，笔者认为它应是当时最为流行的胡旋舞。
　　5．《二女子对舞图》(图十)
　　无独有偶，在陪葬昭陵的燕妃墓[5]中，也出土了与这种舞蹈形式极为相似的一幅《二女子对舞图》壁画。
　　该图绘于后墓室北壁东铺，高132厘米，宽192厘米。图中绘二女伎对舞，二女均戴精美花冠，饰飞仙髻，戴黄色步摇，穿红色交衽阔袖衫，系黑、白相间条纹长裙，面向中央，低头对舞，舞步一致，娴熟协调。那悠然、如花绽放的舞姿，在动人的音乐中旋转飞舞，带给我们许多的感动和享受。这两幅图妆饰华丽，舞姿一丝不苟，毫无疑问是一种宫廷舞蹈。
　　昭陵壁画中的唐代妇女形象，不但把中原舞蹈的舒展流畅及胡旋舞的高亢激扬表现的淋漓尽致，而且使我们对唐代诗句“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
　　唐昭陵陪葬墓出土的这些形象生动、造型准确的乐舞俑以及画面唯美、舞姿悠扬的精美壁画，带我们步进那段尘封的历史，为我们展现出了一千三百年前大唐乐舞的绚丽多姿、鼓乐齐奏、盛况空前的音乐舞蹈场景，使我们进一步感受到大唐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繁荣与强盛。
　　注释
　　[1]关于昭陵的陪葬墓，文献记载差别较大。两《唐书》记载74座，《唐会要》记载155座，《长安志》记载166座，《文献通考》记载174座，《关中陵墓志》记载130座，《礼泉县志》记载203座，《历代陵寝备考》、《陕西通志》等书均记载160余座。1977年，昭陵文管所调查为167座，其中可确定墓主姓名、身份和入葬时间者为57座(昭陵文管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10期)。载至目前，考古调查确认193座，经考证明其身份者73座(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6年)。
　　[2]彩绘釉陶是指用高岭土做胎，依制瓷工艺程序烧制，火候接近于瓷，但不如瓷光洁细腻明净。烧成素胎后，再施铅釉烧至800度，绝大多数还要敷彩描画，彩绘釉陶故此得名。陪葬昭陵的郑仁泰、张士贵、杨温、长乐公主等墓出土的一些彩绘釉陶俑，其造型之逼真、描绘之细腻、工艺之精湛、色彩之绚丽，前所未有。另外它还是在釉上画彩，是纯粹的手工制作，具有艺术的前卫性，代表了时代的主流方向。迄今为止，除昭陵陪葬墓外，其他地区少有发现。
　　[3]昭陵博物馆编：《昭陵唐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4]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李勣(徐懋功)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第3—14页。
　　[5]昭陵博物馆编：《昭陵唐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177页。
　　(刘群、董临渊，昭陵博物馆)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