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前室北部安奉第四枚佛指舍利的彩绘阿育王塔左侧，放置有开元廿九年盝顶石函一件，标本号FD3：001。石函为汉白玉质，呈长方体，高18.2厘米、长25.7厘米、宽18.7厘米，由盝顶盖与函体组成。函盖铭刻：“开元廿九年岁在辛巳二月癸丑朔三日乙卯建立”，盖刹线刻破式牡丹，盖立沿刻背分式破式牡丹团花。函体外壁四面刻石榴牡丹纹，有类似鱼子纹底的小麻点纹。函体内为17.6厘米×12.8厘米凹槽，出土时函内贮开元通宝铜钱153枚及佛幡一幅。
　　此件石函未见于地宫同出唐咸通《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与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简称“衣物帐”)记载。据函盖铭文“开元廿九年岁在辛巳二月癸丑朔三日乙卯建立”，此件石函造于唐开元廿九年(741)二月，为法门寺地宫出土众多佛舍利容器中唯一的开元年间石函。它的出土，让我们知道，在唐代史上艳称的“开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遵照祖宗“三十年一开”的传统规定，也举行过一次供奉法门寺佛指骨的佛事!
　　唐玄宗对法门寺佛骨的供奉，无论正史、释史都没有只字记载。法门寺地宫此件“开元廿九年盝顶石函”的存在，无疑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值得认真研究。
　　据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和近二十年来法门寺地宫考古研究的大量成果，李唐王朝从一建立就对法门寺佛舍利无比尊崇。由于李唐王朝深信“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或“三十年一开，则岁谷稔而兵戈息”；“开则岁丰人安”)，自武德元年(618)唐高祖李渊敕令将岐州阿育王寺改名法门寺之后，从太宗开始，高宗、武则天、中宗等四位皇帝分别于贞观五年(631)、显庆四年(659)至龙朔二年(662)、长安四年(704)至景龙二年(708)举行了三次供奉法门寺佛骨的盛典。其中，最具制度化意义的是高宗朝第二次迎奉活动，不仅将贞观时由地方长官主持其事改由皇室内道场负责实施，而且在葬礼制度上也做了根本性的改制，如采用九重棺椁、宝函安奉佛骨，并按照帝王陵墓的规格在法门寺塔下建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宫石室，从而奠定了法门寺作为唐王朝国家祭祀重点道场的特殊地位。
　　“开元廿九年(741)”，距武周长安四年(704)至中宗景龙二年(708)第三次迎奉法门寺佛骨有三十多年。此件开元石函的制造时间，说明唐玄宗基本遵循了祖宗“三十年一开”法门寺塔，迎奉佛骨的传统制度。
　　唐玄宗在位44年(712—756)，是唐朝的极盛时期，也是唐代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玄宗既秉承唐初高祖确立的尊老崇道国策，又对佛教持积极开放态度。他本人曾为《金刚经》作注。开元时，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到长安，译出密教典籍，结坛灌顶，祈雨禳灾，弘传密法，玄宗与他们过从甚密，甚为优礼。佛教史上许多佛学重要典籍，如释智升所撰的《续大唐内典录》、《续古今译经图记》、《开元释教录》等，释玄逸撰《开元释教广品历章》等都完成于开元年间，反映出佛学的重大发展。开元时期的寺庙，比唐初几乎增加一倍。
　　玄宗执政的后期，怠于政务，颇好密教。除了常年请善无畏陪驾指导内道场修密，行曼陀罗法，而且遇到灾异、边患必请不空作法。据《宋高僧传·不空传》，天宝五载(746)，“终夏愆阳，诏令祈雨，制曰：‘时不得赊，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坛，未尽三日，雨已浃洽。帝大悦，自持宝箱赐紫袈裟一幅，亲为披抔”。“又天宝中，西蕃、大石、康三国帅兵围西凉府，诏空入，帝御于道场。空秉香炉，诵《仁王密语》二七遍，帝见神兵可五百员在于殿庭，惊问空，空曰：‘毗沙门天王子领兵救安西，请急设食发遣。’四月十二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东北三十许里，云雾间见神兵长伟，鼓角喧鸣，山地崩震，蕃部惊溃。城北门楼有光明天王怒视，蕃帅大奔。’帝览奏谢空，因敕诸道城楼置天王像”。十二载(753)，“敕令赴河陇节度使哥舒翰所请。十三载，至武威，住开元寺，节度使洎宾从皆愿受灌顶，士庶数千人咸登道场”。
　　有鉴于玄宗执政的后期对密教的热衷，以及后来发生的“安史之乱”中不空大师等人的作用，联系到法门寺地宫出土大批晚唐文物中相当浓厚的密教色彩，我们认为，法门寺与唐玄宗的关系应该非常密切，值得深入研究。
　　(水田，陕西省宝鸡市周原博物馆 馆员；法良，陕西省法门寺博物馆 副研究员)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