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历史的真实面孔常常因为某些偶然的因素而变得扑朔迷离。初唐政局恰恰就是由于玄武门事变的发生和李世民的非正常继位而留下了许多值得反复回味的地方。历来研究者也都曾在这个领域不断探索，一度玄武门事变也成为唐史研究的焦点，研究的成果不胜枚举。但是对于这一问题仍有诸多疑点悬而未决，仍有诸多细节需要继续探讨。近年来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政治史似乎已经退出了历史研究舞台的中心。但这并不是说政治史不再有研究的空间了，能够从字里行间、字斟句酌中探究历史的谜团，永远都是治史者孜孜不倦的追求。
　　初唐这一段历史，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那样，曾“经胜利者之修改”，“相传之史料复多隐讳之处”，研究要从辨析史料，去伪存真开始。如果当时李世民玄武门兵败，是否我们看到的将不再是同样的历史?
　　笔者在读两《唐书》中偶得感想，随笔而写，以求方家指正。
　　一 建成曾给世民下毒是否为实
　　《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后又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继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1]
　　《资治通鉴》武德九年：“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2]
　　关于这一事件吕思勉先生认为：“疑亦污蔑之词。太宗是时，安敢轻赴建成之宴?”[3]
　　胡如雷先生认为：
　　首先，两年以前已经发生过以蹶马相害的事，杨文干事件后双方敌对日益白热化，到临近决战的前夕，建成引世民夜宴的可能性很小，此举不近情理。
　　其次，世民是一个精明强干、很有头脑的人，不可能轻率赴宴而不虑及鸩杀的可能。[4]
　　王炎平先生的观点也是这样：
　　似此，建成预置世民以死地。但既已行毒，如何竟未成功呢?建成难道不知行此毒计不容不成吗?故此事当属诬构。
　　建成以太子的地位，用阴谋害死世民，并非做不到。世民终于未遭毒手，是因为建成不曾有过谋杀的意图。[5]
　　建成计谋害死世民而未成功固然值得怀疑，但是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断定此事为虚构，更不能断定建成“不曾有过谋杀的意图”。
　　武德初年，太子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争致名臣以自助”，各自有自己的党羽亲信，太子党中有一位任璨，不为人所注意。任璨时任东宫典膳监，“掌进膳尝食，每夕局官于厨更值”[6]。璨兄任瓌，“太子废，璨得罪，瓌亦左授通州都督”[7]。
　　玄武门事变后，许多建成旧人仍被太宗任用，出谋划策者如魏征，玄武门苦战者如谢叔方、冯立、薛万彻，在外勾结者如罗艺都没有遭到贬弃，而一个小小的典膳监却被治罪，为什么?而且其兄任瓌本与建成有旧，却因为其弟之事而坐迁。太宗为何会对任璨这般成见深?联想到典膳监的职责“掌进膳尝食，每夕局官于厨更值”与建成欲鸩世民之事，这两者之间似乎应该有某种联系。
　　建成宴请世民之时，负责进膳尝食、在厨房值班的正应该是任璨。他又是建成的心腹，下毒之事由他来完成是顺理成章的。至于为什么没有成功，先不去考证，但是下毒这一过程按情理应是可能发生的，以至于李世民即位之后决不放过任璨，必欲除之而后快。
　　二 泾州与凉州
　　玄武门事变之“变”虽然不是全域性的，只是局部的，虽然基本没有影响到朝政大局，只是宫廷内部、皇族之间的争夺，但在朝廷之外，世民和建成两派都在积极争取外援，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泾州、凉州应是建成的势力延伸之地。泾州当时为罗艺控制，而罗艺早就投入建成集团[8]。
　　《旧唐书》罗艺传：
　　太宗之击刘黑闼也，艺领本兵数万，破黑闼弟什善于徐河，俘斩八千人。明年，黑闼引突厥俱入寇，艺复将兵与隐太子建成会于洺州，因请入朝，高祖遇之甚厚，俄拜左翊卫大将军。艺自以功高位重，无所降下，太宗左右尝至其营，艺无故殴击之。高祖怒，以属吏，久而乃释，待之如初。时突厥屡为寇患，以艺素有威名，为北夷所惮，令以本官领天节军将镇泾州。[9]
　　罗艺与建成结交甚早，《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七年六月条载：“建成擅募长安及四方骁勇二千人为东宫卫士，分屯左右长林，号长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骑三百，置东宫诸坊，欲以补东宫长上。”李艺即罗艺。高祖发现后召建成责之，并流放了可达志，罗艺因功高释而未问。
　　而殴击太宗一事，透漏出来的是太宗与罗艺之间的矛盾，更加证明了罗艺的政治方向。太宗即位后，罗艺“惧不自安，遂于泾州诈言阅武，因追兵，矫称奉密诏勒兵入朝，率众军至于豳州”。太宗命长孙无忌、尉迟敬德讨伐罗艺，罗艺逃奔突厥，为左右所杀，传首京师。
　　李树桐先生也认为，罗艺与建成有旧，与太宗有隙[10]。且玄武门事变后八月十九日突厥寇泾州，二十日寇武功，泾州距武功三百多里，一日到达，对于“为北夷所惮”的罗艺，分明是没有抵抗突厥，也是消极地反对太宗。
　　《资治通鉴》武德九年：
　　会突厥郁射设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上从之，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11]
　　这一事件是建成旨在夺取世民兵权的行动，所任用的两员大将都应是建成的心腹，李艺即罗艺，镇泾州，掌泾州军事，而天纪将军镇泾州道。可见，泾州的确是控制在建成手中的。
　　凉州也是建成的势力延伸之地。当时凉州都督为长乐王李幼良，而凉州军事则掌握在杨恭仁手里。武德三年，杨恭仁任黄门侍郎、凉州总管，十月遥领纳言，武德六年四月入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仍检校凉州诸军事，武德九年七月罢[12]。《旧唐书》杨恭仁传：
　　恭仁素习边事，深悉羌胡情伪，推心驭下，人吏悦服，自葱领已东，并入朝贡，未几，遥授纳言，总管如故。……久之，征拜吏部尚书，迁左卫大将军、鼓旗将军。
　　贞观初，拜雍州牧，加左光禄大夫，行扬州大都督府长史。
　　杨恭仁为武德朝中重臣，从武德二年到九年，一直任侍中、中书令、吏部尚书等要职，还掌管凉州的兵权。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事变之后，七月就被罢官，后来虽然又被起用，但并不再重用。而且“素习边事”的他却没有被任用抵御突厥，而是由北边调到了南边，离开了“人吏悦服”的地盘。可以推测作为朝中重臣的杨恭仁在玄武门事变中，即使没有明确倒向建成一方，也决没有为世民所用，凉州之势力即使不在建成掌握之中，也绝非为世民所拥有。
　　而长乐王李幼良在太宗即位之初就被杀。
　　《旧唐书》长乐王幼良传：
　　武德初，封长乐王，……累迁凉州都督，……太宗即位，有告幼良阴养死士，交通境外，恐谋为反叛，诏遣宇文士及代为都督，并按其事，士及虑其为变，遂缢杀之。[13]
　　虽然没有提到幼良与建成有什么瓜葛，但是可以看出其与世民的关系是对立的，而掌管凉州军政的都督与总管在世民上台后均被弃这一事实，说明了凉州很可能也是建成的势力范围，至少也不在世民的控制中，不为世民所用。
　　三 李勣李靖的表现
　　《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太宗惧，不知所为。李靖、李勣等数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14]
　　《资治通鉴》武德九年：
　　……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15]
　　这两条史料反映的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的“劝”，一种是消极的“辞”。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都透露出一条基本信息，此两人对于玄武门事变的发生是心知肚明、洞若观火的。
　　如依《旧唐书》，则两人为世民死党无疑，如依《资治通鉴》，那世民能在犹豫未决之际，将如此隐秘之事咨询两人，足证两人与世民的关系非同一般。
　　从他们的经历来看，李勣公元620年归唐之后，先后跟随世民伐王世充、平窦建德、破刘黑达徐圆朗。降王世充后，论功行赏，世民为上将，李勣为下将，与世民具服金甲，乘戎辂，告捷于太庙。而且李勣还为世民搜罗人才[16]，可见他本人与世民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很密切的。李靖在高祖欲斩之时被世民所救，并召入幕府。虽在后来并没有资料显示他与世民有过密之交往，但也与建成没有什么联系。武德八、九年间，李勣、李靖均为抗击突厥的重要将领，手握兵权，两人的立场在当时是举足轻重的。在当时建成拉拢外援，已将泾州、幽州甚至凉州控入手中的情况下，世民也并非等闲之辈，是否可以这样推测：李靖李勣两人正是世民为了争取外围势力而特意安排的。即使世民当时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也是高祖为了平衡建成、世民力量的一种手段。
　　就其立场而言，即使是“辞”，也只是一种不便表态的表态。因为“辞”而不告密，分明就是一种变相的支持，是一种默许，是一种善意的中立。
　　而且两人在贞观年间极受重用，远远超过其他秦王府旧将，虽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在玄武门事变的过程中，他两人功不可没。
　　四 高祖的态度
　　关于玄武门事变，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建成多勾结朝中大臣，依靠的是上层官员，而世民则靠的是手下的一批精兵强将。从《新唐书·袁朗传》所列太子党与秦王党人名来看，武德朝一直受高祖重用的几位宰相级的大臣并没有出现在建成的名单上，而在世民的名单中也只见萧瑀一人，他们各自所收罗的多是一些地位并不高的官员。虽曰“名臣”，实际说“名士”更恰当，而且文中所罗列者绝大多数是文臣，很少涉及军事将领。那些朝中的重臣其实是紧紧地把握在高祖手中的。
　　而且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载，武德九年八月太宗即位，十月赐实封，所谓论功行赏也。赐实封者共43人。其中有四人裴寂、刘义节、钱九陇、张平高均为高祖李渊太原起兵的旧部。
　　裴寂，大业中任晋阳宫副监。高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劝高祖起义兵，备受亲信。贞观三年，坐与沙门法雅交通，免官放归本邑[17]。
　　刘义节，晋阳人。大业末魏晋阳乡长。裴寂荐于高祖，从平京城，转鸿胪卿、太府卿，贞观初，转少府监，以罪配流岭南，寻授钦州别驾[18]。
　　钱九陇，本晋陵人，没为皇家隶人，善骑射，高祖信爱之，置左右，克京城，从平薛仁杲、刘武周，授右武卫将军。贞观初，出为眉州刺史。再迁右监门大将军[19]。
　　张平高，绥州肤施人。隋末为鹰扬府校尉，戍太原，为高祖所识，因参议谋，从平京城，授左领军将军。贞观初，出为并州刺史[20]。
　　此四人均为李渊在太原时参与起义的旧人，而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虽然在太宗即位之初都被赐实封，但是不久也就是贞观初年，又都遭到了罢免和贬谪，而且刘、钱、张三人的传记中都没有提到此次赐实封之事。
　　玄武门事变只是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一个突发事件，而这一突发事件的前奏曲从武德初年就开始酝酿了。李渊绝非等闲之辈，对于这种亲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洞若观火，但他不能明确地表现出偏袒某一方，而是力求保持一种力量上的平衡，而且紧紧地把握住朝中大权，牢牢地控制朝中的重臣，不允许他们卷入到这场派别斗争中去，这也是在玄武门事变后，朝局稳定，没有太大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玄武门事变是高祖没有料到或没有料到会这么快发生，但是他为了把长久积累的矛盾所能带来的混乱减小到最低而所作的努力还是成功的。
　　玄武门事变这段由胜利者所书写的历史，留给后人的究竟有多少真实性?作为治史者孜孜以求的真实历史面对这样的正面记载又该从何而论呢?也许事实的真相后人永远无法探知究竟了，我们只能从些许的历史细节所折射出的当时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中领悟到某些信息，却又无法确切地抓住和厘清这些信息。实际上，我们所接触的任何历史记载，都带有记载者和研究者的主观色彩，而历史客观的真实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注释
　　[1][14]《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卷64，中华书局，1975年，第2417页。
　　[2]《资治通鉴》卷191，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04页。
　　[3]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7页。
　　[4]胡如雷：《李世民传》，中华书局，1984年，第68页。
　　[5]王炎平：《关于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相互关系的几个问题——评玄武门之变的是非》，《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6]《旧唐书·职官志》卷44，第1908页。
　　[7]《新唐书·任瓌传》卷90，中华书局，1975年，第3776页。
　　[8]杜文玉：《从唐初官制看李世民夺位的基本条件》，《渭南师专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6期，第8～15页。
　　[9]《旧唐书·罗艺传》卷56，第2279页。
　　[10]李树桐：《唐史索隐》，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
　　[11]《资治通鉴》卷191，第6007页。
　　[12]《二十五史补编》“唐将相大臣年表”，中华书局，1998年。
　　[13]《旧唐书·长乐王幼良传》卷60，第2346页。
　　[15]《资治通鉴》卷191，第6006页。
　　[16]《旧唐书·张公谨传》：张公谨后为李勣、尉迟敬德荐入幕府，卷68，第2506页。
　　[17]《旧唐书·裴寂传》卷57，第2285页。
　　[18]《旧唐书·刘义节传》卷57，第2295页。
　　[19]《旧唐书·钱九陇传》卷57，第2299页。
　　[20]《旧唐书·张平高传》卷57，第2297页。
　　(李晓敏，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