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奉天保卫战”述论
王效锋
唐建中四年(783)十月三日“泾原兵变”发生以后，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不久，唐旧臣朱泚称帝，旋展开对奉天城的围攻，德宗君臣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据守奉天城四十余天，直待到唐将李怀光西返，才解德宗绝境，我们将这段时间发生在唐德宗君臣与朱泚叛军间的激烈战事，称作“奉天保卫战”。
关于“奉天保卫战”这一历史事件，两《唐书》、《通鉴》等主要史料均作了一定程度的描述和评价，当时唐人记录此事件的专著，并保留至今者，则有赵元一的《奉天录》一书。尽管诸书对“奉天保卫战”的记录中，在基本史实方面，整体出入不大，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奉天录》对研究德宗“奉天之难”相关问题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奉天保卫战”是“奉天之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德宗时期牵涉唐室存亡的重要战事。但是，除了一些专门的军事史著作对这一历史事件有所涉及以外，史学界并没有将这一历史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尝试，专门对“奉天保卫战”这一事件进行考察的研究成果也几乎没有，因此作者不揣浅陋，试结合有关史料，就“奉天保卫战”中交战双方的军力对比、战争的进程和德宗缘何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等相关问题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和见解。
一 唐军与叛军力量之对比
唐代的奉天城(今陕西乾县)即唐之前之好畤，因供奉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而建城，其始置于唐睿宗文明元年(684)，“析醴泉、始平、好畤、武功、豳州之永寿置，以奉乾陵，陵在北五里梁山”[1]。
奉天城向来为长安的西北门户，是当时除凤翔——咸阳一线以外，从西北由泾、原两镇进入长安的必经之地。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大肆内扰，也多由此侵入，因此安史之乱后奉天城的军事地位迅速提升。在唐朝代、德两朝期间，奉天、好畤两地作为神策军行营驻防之地，成为抵御吐蕃，保卫长安的桥头堡。当然，此时唐王朝内外交困，奉天城的驻军也是拱卫长安的重要军事力量。
德宗即位之初，曾扩建奉天城。当时，德宗诏京兆尹严郢，发众数千及神策军共建奉天城，城土杂以石灰、沙子、硝根。奉天城分为子城(内城，奉天旧城)，周五里，罗城(外城，扩建之城)，周十里有奇。门有四，高二丈二尺，壕深二丈，阔三丈，内有马道宽三丈[2]。经过扩建的奉天城，军事防卫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是，自从唐德宗把执政重心由西部边疆安全转移到压制东方藩镇以后，特别是发动削藩战争以来，为应付东部战事，神策军大量东调，就不得不将长安的安全置之度外。当时驻于奉天城的神策军行营即是最早奔赴东方战场的中央直属武装之一，因此到“泾原兵变”发生之时，奉天城本地并无可资利用的军事力量。德宗当时可利用的军事力量主要有以下两支：
一支是随德宗出逃的长安禁军。在平藩战争中，神策军主力东调，因此在德宗仓皇逃离长安时，就出现“六军不集”的现象，但当时还是有一部分军事力量随德宗离开长安，到了奉天城。史载：“司农卿郭曙以部曲数十人猎苑中，闻跸，谒道左，遂以其众从。曙，暧之弟也。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方教射于军中，闻之，帅麾下四百人从，乃使建居后为殿。”[3]《旧唐书》也载：“(李)观时上直，领卫兵千余人扈从奉天。诏都巡警训练诸军戍卒，三数日间，加召二千余众，列之通衢，整肃鼙鼓，城内因之增气”[4]，这部分军队就成为护卫奉天城安全的主力军之一。而且朱泚在十月四日的榜文中，尚且令诸军赴行在，但到了六日即禁长安六门出入，至于此间赴奉天的禁军人数，则不可考，应该不会太多。
另一支是长安西北部诸道的赴援军，德宗流亡奉天后，“卫兵未集，游环与庆州刺史论惟明合兵三千人赴难，自乾陵北过赴醴泉以拒泚。会有人自京城来，言贼信宿当至，上遽令追游环等军伍。才入壁，泚党果至”[5]。这支三千人的军队不久即进入奉天城参与防守，成为保卫奉天城的主力。
从这些分析中看，德宗在奉天城的守军达到六千人以上，但是除了千余禁军与三千西北诸道援军外，多为临时招募，战斗力应该不是很强。
而当时朱泚叛军的实力又如何呢?黄永年先生在《泾师之变》一文中对“泾原兵变”中朱泚叛军的人数有详细的考证，认为：朱泚叛军的数额，除其基本的五千泾原兵外，还有其从东方叛归的三千幽州兵，其精锐兵力为八千余人[6]。但在整个奉天之战中，“泚所用者惟范阳、神策团练兵；泾原卒骄，皆不为用，但守其所掠资财货，不肯出战”[7]。可见，在“奉天保卫战”中，朱泚叛军与唐军的正规作战部队大抵持平，朱泚叛军的实力要稍强于唐军。
当然，决定战争的胜负的因素很多，军事力量只是其一。朱泚叛军人数有限，倘若再加上附从胁裹之辈，数量可能十分庞大，但即使如此，其在军事上也并非占据压倒性的优势。除了双方军队的人数，也应该考虑其他一些因素，诸如双方的士气与可资利用的物资等情况，这些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
因此，在“奉天保卫战”中，从双方军事实力对比来看，唐军与叛军之间军力差距并不大，这也使得这场战争前景暗淡不明，尽管唐廷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境况之中，但朱泚叛军也并非绝对的强大，无法一举消灭唐军。军事力量对比上的这种态势就决定了“奉天保卫战”是一场双方实力相当的持久战，同时也决定了其残酷性。
二 “奉天保卫战”始末
“奉天保卫战”开始于“泾原兵变”发生六日后，即建中四年十月十日，结束于十一月二十日，正好一月余十日。其实早在“泾原兵变”发生不久，朱泚就曾遣三千军试图袭击奉天城，但因段秀实窃符召回，这就为防守薄弱的奉天城取得了备战的宝贵时间。奉天之战大体上以十月二十一日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双方处于相持阶段，互有胜负，后一阶段唐军则明显处于被动的防守局面。
朱泚在其称帝两日后，于十月十日统军逼近奉天城，《奉天录》载：“十日，泚自领兵侵逼奉天，窃威仪辇辂，阗溢道途，蚁聚之众军势颇盛；以姚令言为元帅，张光晟为副。以李忠臣为京兆尹、皇城留守，居中书省。寻以蒋镇为门下侍郎，李子平为谏议大夫兼平章事。”[8]至此，长达四十余日的“奉天保卫战”正式开始了。
十月十三日，朱泚叛军尾随邠宁留后韩游环等人所帅的三千援军，抵达奉天城下，双方随即展开大战。《奉天录》记：“辰时，贼军大合城下交战。自辰接战，至于申酉之间，贼徒大败，杀伤万计”[9]；《旧唐书》也载：“贼乘胜攻门，自卯至午，杀伤殆半，会有草车在门外，浑瑊令焚之，贼众遂退”[10]，可见从晨至晚，双方交战激烈，情况十分危急。
“是夜贼于城东三十里下营，周遍原野，击柝之声，相闻广陌”[11]。“明日，泚又分兵营于乾陵下瞰，城内大震”[12]。《通鉴》也载：“泚自是日来攻城，瑊、游环等昼夜力战”[13]，并令西明寺僧人法坚毁佛寺来造攻城的云梯与冲车。可见朱泚当时之力量十分有限，并无法一战而拿下奉天，只得凭借其物资充裕，欲利用器械加速攻城的进度。
十七日，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等众将统军六千人入援奉天(关于“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等诸军入援奉天”这一问题，在进军的时间和兵力方面，诸史料差别极大。《旧唐书》记载为十一月二日后入援，兵力六千；《通鉴》载为十一月三日入援，兵力上万；而《新唐书》和《奉天录》记载入援时间均为十月十七日，独《新唐书》不载兵力。《奉天录》记其兵力为六千，与《旧唐书》同。综合以上史料，《奉天录》为当代人著作，记载的时间应该较为准确，且与《新唐书》同，兵力则应该为《旧唐书》与《奉天录》记载的六千)。诸军在漠谷遭朱泚叛军伏击，尽管唐军出兵接应，但诸援军的损失仍然极为惨重，于是不得不退保邠州。
十九日，刘德信军回援，屯于东渭桥。这无异极大地引起了朱泚军的不安，于是当日夜，朱泚从奉天城的东、西、南三个方向发动进攻。第二天，唐守军将领浑瑊大战才尽力将朱泚叛军击退。
二十一日，朱泚将打击的重点转向了梁山方向。《奉天录》载：“上初至奉天，用御史中丞高重捷为平虏使，屯兵于梁山之西隅也。”[14]唐将高重捷与朱泚将李日月大战于梁山，重捷受伏兵袭击殒命。此役中唐将高重捷中伏兵而身死，对唐廷确实是一重大损失。梁山作为奉天城之外的一战略高地，对于唐军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也是唐军与朱泚叛军争夺的重点，而最终落入敌手，对整个战局影响巨大。
可见，十月之战事，德宗并非完全保守防卫，其基本还控制奉天城外围的一些地区，而且有多达六千兵力的灵武诸军的援助，且能出兵接应，总体实力甚至要大于朱泚叛军，可惜德宗没有抓住机会，漠谷一败使德宗陷入极端不利的境地。但是，经过十余天战事，朱泚叛军却极大地打击了德宗的北方援军，加强了对梁山周遭的控制，但其实力仍无法一举拿下奉天城，双方进入攻防阶段，“奉天保卫战”也随之转入第二阶段。
从十月二十一日到十一月十五日，长达近一月的时间内，从史料记载来看，双方战事并不激烈，只是德宗君臣外援不至，内乏给养，度日艰难。朱泚叛军由于内部的矛盾，暂时也无法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但是，到了十一月十五日，随着河北战场的唐军渐次回援，关中形势开始变得对朱泚叛军日益不利，于是朱泚叛军不得不孤注一掷，对奉天城的德宗君臣展开你死我活的疯狂进攻，而德宗君臣也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十五日，朱泚开始使用僧法坚所制的战具，大举攻城。《通鉴》记：其梯“高广各数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轮，上容壮士五百人”[15]。德宗则于城上多置薪柴松脂等物，并暗挖地道于城外，以作防御。接着，朱泚叛军又大举进攻奉天城的东北，德宗守军死伤甚众，奉天危在旦夕，以致“上与浑瑊对泣，群臣惟仰首祝天”[16]。同时德宗发空白告身千余，不足，则书于其身，以激励士气。不久，朱泚云梯陷于地中，风回，奉天守军得以施火攻。朱泚攻具即失，奉天城方得以保全。
到十一月二十日，朔方军重要将领李怀光率军从河北西返，大败朱泚叛军于礼泉。泚军败归长安，奉天之围解，“众庶以怀光三日不至，城则危矣”[17]，可见当时形势之危急。
在整个战事中，漠谷之败使德宗失去了一次解除奉天城之围的机会，梁山一战则使德宗君臣完全陷入被动的不利形势之下。但德宗君臣经过四十天苦战，最终坚守住了奉天城，以等到唐将李怀光的解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宗君臣最终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
三 对“奉天保卫战”的评价
“奉天保卫战”是一场决定唐王朝命运的关键一战，德宗君臣在极端不利的形势之下，能够守卫奉天孤城达四十余日，最终等到朔方军的回援，使得唐国祚得以延续。但是，德宗在奉天之战中之所以陷入绝境，并非单纯由其军事力量薄弱决定的，战争的整体形势、可资利用的物资数量，以及统治集团的军事决策等均是使德宗陷入绝境的重要因素。
一，德宗困据奉天孤城，遭到朱泚叛军的重重封锁。
尽管奉天城西有泾原与凤翔两大军事重镇，本可以作为奥援，但“泾原兵变”肇因于两镇，当时泾原镇的冯河清虽听命于唐廷，但其内部也矛盾重重，无力施援，凤翔镇军将李楚琳又杀害主将张镒而取而代之，首鼠两端，不但不施援，还成为德宗避幸西南的阻碍。朱泚叛军又据守长安，尽管不久唐将刘德信率军将抵达东渭桥，但只能有限牵制朱泚叛军，因此东方亦为朱泚所阻断。唯有北边的鄜坊、邠宁、灵州等诸镇，听命于唐廷，德宗如果能获得其援助，形势将大为改观。但在十月十七日诸镇援军又为朱泚所败，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归邠州。因此，在李怀光的朔方军到来之前，德宗君臣处于四面被围，诸军无力施援的极其被动的形势之下。
二，再看物资方面，朱泚叛军在战争中则占尽了优势。
德宗在逃离长安时，留下大量为应付削藩战争而聚敛来的财赋，因此，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这些物资使朱泚叛军用度丰足，“泚既据府库之富，不爱金帛以悦将士，公卿家属在城者皆给月俸。神策及六军从车驾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给其家粮。加以缮完器械，日费甚广。及长安平，府库尚有余蓄”[18]，这些物资不仅为朱泚政权的稳定和延续提供了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其成为进攻奉天的动力和源泉。与朱泚在战争中的“富足”相比，德宗君臣则几乎陷入了绝境。“朱泚攻围奉天经月，城中资粮俱尽。上尝遣健步出城觇贼，其人恳以苦寒为辞，跪奏乞一襦袴。上为之寻求不获，竟悯默而遣之。时供御才有粝米二斛，每伺贼之休息，夜，缒人于城外，采芜菁根而进之”[19]，德宗政府物资的严重短缺使得“奉天保卫战”异常的艰辛，甚至差点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三，德宗军事决策的失误，也是使其最终陷入绝境的重要原因。
在灵武杜希全等诸援军的进军路线的决策中，德宗君臣犯了极大的错误，其原因，《通鉴》载：“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会渭北节度使李建徽，合兵万人入援，将至奉天，上召将相议道所从出。关播，浑瑊曰：‘漠谷道险狭，恐为贼所邀。不若自乾陵北过，附柏城而行，营于城东北鸡子堆，与城中掎角相应，且分贼势。’卢杞曰：‘漠谷路近，若为贼所邀，则城中出兵应接可也。倘出乾陵，恐惊陵寝。’瑊曰：‘自泚围城，斩乾陵松柏，以夜继昼，其惊多矣。今城中危急，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来，所系非轻，若得营据要地，则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师，岂比逆贼!若令希全等过之，是自惊陵寝。’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进。丙子，希全等军至漠谷，果为贼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击之，死伤甚众。城中出兵应接，为贼所败。”[20]当时唐军尚控制梁山附近地区，由乾陵进军应该比较安全，但最终却走地势狭长的漠谷，确实是战略的失误。
但《奉天录》却载“三军深入，探候失备，奸人得便，为贼所败”[21]，而不载《通鉴》所载事，应该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那么漠谷之败，灵武诸军也有军事上的失误。但两《唐书》、《通鉴》记载中完全将杜希全军的失败归因于卢杞，也未必中肯，德宗是决策者，应该在其中承担责任。
德宗君臣在如此诸多的不利条件下，又何以能抵挡住朱泚叛军的进攻，而取得“奉天保卫战”的胜利呢?当然这种“胜利”仅停留于保存唐室中央的延续性层面而言，这就得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来寻找原因。
首先看士气方面，德宗当时虽然出逃奉天，但仍然代表唐中央王朝，有极大的号召力。尽管正史、《通鉴》和《奉天录》对战争的描写不免有虚夸的成分，但仍能看出当时唐君臣在奉天城中是极为团结的，士气较高。而且这一战甚至关系到唐王朝存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能不死战!
相形之下，朱泚叛军方面则截然相反，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朱泚在德宗出逃后并未马上反叛，其反叛的决心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才逐渐坚定的。待到幽州兵叛归后，其实力才得到较大的增强。而且朱泚是被泾原军推举起来的，甚至在当时有“胁迫”的意味，朱泚对泾原军并没有完全的控制力，无法自由调遣，这就使得朱泚在对奉天城的进攻中，只能利用其充裕的物质力量，终难以动员所有叛军力量，在进攻的强度和频率方面有所不足，因此朱泚叛军极似首鼠两端的“乌合之众”。
因此，倘若我们能撇开旧史在叙述“奉天保卫战”中充满了有关“忠义”文字“宣泄”的影响，就能看出，德宗在“奉天之战”中之所以陷入困局，并非单纯由于朱泚的军事优势，外援的断绝、物资供给的匮乏，特别是德宗军事指挥的失误均是重要的因素。而德宗之所以能取得“奉天保卫战”的成功，除了依靠其士气高昂、孤注一掷的决心外，与朱泚叛军集团的组成不一、利益不齐，很难集中力量对奉天城守军进行持续、有力的进攻也有很大的关系。
注释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963页。
[2]《乾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5页。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8，中华书局，1956年，第7353页。
[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44《李观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91页。
[5](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44《韩游环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918页。
[6]黄永年：《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2004年，第408页。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9，中华书局，1956年，第7376页。
[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00下《朱泚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88页。
[9](唐)赵元一：《奉天录》卷2，中华书局，1991年，第11页。
[10](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337页。
[11](唐)赵元一：《奉天录》卷2，中华书局，1991年，第11页。
[1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00下《朱泚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88页。
[1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9，中华书局，1956年，第7363页。
[14](唐)赵元一：《奉天录》卷1，中华书局，1991年，第5页。
[15][1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9，中华书局，1956年，第7374页。
[17](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00下《朱泚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89页。
[1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9，中华书局，1956年，第7376页。
[1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9，中华书局，1956年，第7371页。
[2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9，中华书局，1956年，第7370页。
[21)(唐)赵元一：《奉天录》卷2，中华书局，1991年，第11页。
(王效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