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朝统治者出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实行了崇圣尊儒的文教政策，并以此为指导建立了唐代的教育制度。终唐一代，这一政策一直是国家教育的指导方针。唐代的孝道教育正是在崇圣尊儒的文教政策指导下开展的，融入到了唐代的官学、私学教育和家庭教育之中，并与科举制度紧密结合，体现出开放性的时代特点。
　　一 孝道教育与唐代的官学
　　唐代建立了汉魏以来最为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唐代国家学校制度是以儒学学校为主体的多元组合体，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多层的学校体系。
　　唐代官学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唐代中央官学主要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律学、书学、算学、天文历算学、医学、畜牧兽医学以及专门教育皇族子弟和功臣子弟的小学。地方上设有州、县学，乡学，医学，玄学等。在唐代整个学校教育体系中儒学教育居于主导地位。在中央“六学二馆”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都是以儒家经学教育为核心的，这当中的主体是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这三学的生徒占了唐代中央学校人数的绝大多数。《唐六典》规定：国子学三百人，太学五百人，四门学一千三百人。而具有职业性质的律学、书学、算学加起来人数才只有一百一十人。中央官学中的经学教育学校主要招收的是贵族和官僚子弟，弘文馆和崇文馆是贵族子弟学校。弘文馆收入的学生为皇帝缌麻以上亲属，皇后大功以上亲属，以及宰相、散官一品、京官从三品的子弟。崇文馆接受的是皇族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正三品，京官职事从三品和中书黄门侍郎的子孙。国子监是公族子弟学校，《新唐书·选举志上》载：“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三品，县令、京官四品带三品励封子为之。”[1]太学是中高级官员子弟学校，主要招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即“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以上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2]四门学是下级官员子弟学校。“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为庶人之俊异者为之”[3]。可以说中央官学是保证统治阶层的子弟能够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这些人接受了儒家思想，就能保证国家继续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运行。
　　在地方上，唐代按照各地管辖范围大小和人户多寡，设立了京都学，大、中、下都督府学，上、中、下州学，京县学和上、中、下县学等，《唐六典》规定的州县生员名额为：京都八十人；大、中都督府和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和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畿县和上县各四十人；中县和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据记载，唐代官学最兴盛的时候，“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4]。
　　唐代的州县学也以儒家经学教育为主体，是为中央官学输送生源的重要基地。唐代地方官学往往与孔庙合为一体。按照唐朝的规定，每州、县皆置孔庙，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祭祀孔子的典礼。这实际上也是进行儒家思想教化的重要形式。
　　乡里官学是地方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里学校先秦已经有记载。唐代由于地方州县官学的普及，促进了乡里学校的发展。文献中有时也将州县学称为乡学，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乡村学校。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李渊便下诏，让地方设置州县学和乡学。这是唐代乡校在全国范围设置的开始。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再次下诏令兴建乡校：“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弘长儒教，诱进学徒，仕人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5]正是在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下，促使乡里学校得到普遍设置。从资料来看，唐代乡里学校的经费、师资和学生似乎没有统一的规定，但其教育的主要内容为儒家经学却是确定无疑的。
　　唐代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的课程主要为儒家经典，其中包括三种：必修课、选修课和专业课。其中必修课为《孝经》和《论语》。《孝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是孝道思想理论的集中体现。从汉代以来，《孝经》便是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理论基础。唐代统治者为了提倡孝道，对《孝经》特别重视，其地位在《论语》之上[6]。唐朝规定在校学生“《孝经》、《论语》兼习之”[7]，使得《孝经》成为学校的必修课。唐玄宗为了普及《孝经》教育，不辞辛苦，先后两次亲自为《孝经》作注，并让元行冲为其作疏，还“敕自今已后，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焉”[8]。这样使得《孝经》成为唐朝每个家庭的必备书籍。唐代帝王到学校视察或参加释奠等大型典礼时，往往要讲论《孝经》[9]。可见《孝经》在唐代官学教育中的地位。《论语》是孔子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包含了大量孝道资料，在唐代官方教育中和《孝经》一样列为必修课程。应该说《孝经》和《论语》在唐代教育中地位都很高。唐穆宗曾问大臣薛放：“六经所尚不一，志学之士，白首不能尽通，如何得其要?”对曰：“《论语》者六经之菁华，《孝经》者人伦之本，穷理执要，真可谓圣人至言。是以汉朝《论语》首列学官，光武令虎贲之士皆习《孝经》，玄宗亲为《孝经》注解，皆使当时大理，四海乂宁。盖人知孝慈，气感和乐之所致也。”上曰：“圣人以孝为至德要道，其信然乎!”[10]以上记载虽有溢美之词，但从中也能反映出《孝经》、《论语》的在唐代教育中地位和作用。唐代官学教育中的选修课主要是儒家的经典，所谓《诗》、《书》、《礼》(包括《周礼》、《仪礼》、《礼记》)、《易》、《春秋》(包括《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等，这些经典同样是宣扬儒家孝道伦理的重要教材。唐代杜佑曾说：“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11]
　　唐代官学体系的完备，学校教育的发达，对孝道教育的重视，可以说对唐代的孝道教化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二 孝道教育与唐代的私学
　　唐代前期对私学设立有所限制，开元二十一年以后，则鼓励私学的发展。中唐以后，由于官学的逐步衰落，私学日趋兴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压倒官学的趋势。唐代私学的兴办者包括在职官吏、无意仕宦及政治上失意的儒士，也有借此为生的文人。这些人大都精通儒家经学，博晓文史，在地方被尊为名师大儒。唐代的私学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私家讲授。有些名流学者在民间创立学馆，聚徒讲学。如“张士衡，仕隋为余杭令，以老还家，大业兵起，诸儒废学，唐兴，士衡复讲教乡里”[12]。又如“王恭，每于乡里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数百人”[13]。
　　(二)隐居山林讲学。隐居山林讲学东汉以来就已存在，一般认为在唐朝中叶以后才开始兴盛起来。虽然隐逸山林讲学，但影响并不小。《新唐书·隐逸传》多有记载，如贞观初隐逸在白鹿山的马嘉运，“诸方来受业者千人”；又如“卢鸿庐于嵩山，玄宗征拜谏议大夫，固辞，许还山，官为营草堂，鸿到山中，广学庐，聚徒至五百人，”[14]唐代隐居山林讲学多在名山，为交通便利，人文繁盛之地，便于名儒聚徒和士子就学。
　　(三)私塾教育。在官学教育中，地方的乡校里学属于小学初级教育的性质。私塾与乡校里学的性质类似。唐代国家教育制度规定，品官子弟十四岁入州县学和中央官学读书。私塾教育则在十四岁入学前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唐代大量墓志资料来看，唐人一般在六七岁时开始启蒙教育。私塾教师以教授维持生活，他们或在乡里，受聘于富户大家，或从教于京城，受雇于官僚家中，其教育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即就是皇家宗室，也为皇子皇孙聘请教师教授学业，如《旧唐书·高宗诸子传》记载：“许王素节，高宗第四子也，……受业于学士徐齐聃，精勤不倦，高宗甚爱之。”[15]虽然徐齐聃是官员，但这种教育方式与私塾性质无异。
　　(四)寺院讲学。唐代佛教兴盛，许多官员、名儒也都喜欢与僧侣交游，在寺院讲学授徒，一些寺院也设义学，吸引士子就学。
　　无论是私家讲授、隐居山林讲学，还是寺院讲学，其施教者主要都是儒家学者，教学主要内容都是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目的是把士子培养成国家的官吏。士子求学的目的也是想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做官。私学教育的内容与官学是一致的，所以唐代私学同样是孝道教育的重要途径。唐朝前期，官学兴盛，私学在孝道教育上处于补充的地位。中晚唐以后，官学衰落，私学在唐代儒学教育和孝道伦理传承中的作用日趋显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 孝道教育与唐代家庭教育
　　唐人重视家庭教育。在家庭教育中首要的是思想道德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核心内容则是忠孝之道。因为孝道是维护家庭稳定和睦的道德基础。所以唐玄宗特意下令让每户人家家藏自己所注《孝经》一本，以强化家庭孝道教育。除《孝经》外，唐代民间广泛流传的《太公家教》、《女论语》等都是对子女进行孝道教育的启蒙教材。如《太公家教》要求子女做到：“孝子事父，晨省暮看。知饥知渴，知暖知寒。忧时共戚，乐时同欢。父母有疾，甘美不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其父出行，子须从后。路逢尊者，齐脚敛手。尊人之前，不得唾地。尊人赐酒，必须拜受。尊者赐肉，骨不与狗。尊者赐果，怀核在手”；“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术，学其言语。……一日为师，终日为父。”[116]宋若华的《女论语》从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子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等十二个方面对女子的教育提出要求。这十二个方面直接或间接都与孝道有关。唐人也常修家训来劝戒子孙行孝，如晚唐人柳玭在其《戒子孙》一文中教导子孙一日都不可背离孝道，他说：“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学为根株，正直刚毅为柯叶。有根无叶，或可俟时，有叶无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于孝慈友悌，忠信笃行，乃食之醯酱，可一日无哉?”[17]他还著《家训》，训导子孙要“立身以孝悌为基”[18]。
　　儒家经典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科举制是唐代选官的主要制度，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为了能够通过科举入仕，获取官位和利禄，科举考试内容自然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唐人多严格督教子弟，如韦陟白天晚上督促子弟学习诗书，“夜分视之，见其勤，旦日问安，色必怡；稍怠则立堂下不语”[19]。又如赵武孟“初以驰骋畋猎为事，尝获肥鲜以遗母，母泣曰：‘汝不读书而畋猎如是，吾无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学，遂博通经史。举进士，官至右台侍御史，撰《河西人物志》十卷”[20]。
　　家庭孝道教育不仅在于言传，更在于身教。家长以身示范对子女孝道教育更具有感染力。如“(穆)宁居家严，事寡姊恭甚。尝撰家令训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亲，养志为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养也。’疾病不尝药，时称知命。四子：赞、质、员、赏。……皆以守道行谊显。先是，韩休家训子姓至严。贞元间，言家法者，尚韩、穆二门云”[21]。又如唐代宰相杨炎，其祖父、父亲都因孝行卓异而受到朝廷“旌表门闾”的表彰，杨炎本人“丁忧，庐于墓前，号泣不绝声，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被朝廷“表其门闾”，史称其“孝著三代，门树六阙，古未有也”[22]。
　　孝道伦理本质就是家庭伦理。家庭教育是孝道教育的基础。与学校教育相比，父母长辈言传与身教相结合，加之孝行在家庭中的日常实践，使得孝道教育在家庭中的实施更加鲜活和真切。
　　四 孝道教育与唐代科举制度
　　唐代教育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的紧密结合。所谓科举考试就是按照不同科目考试选举人才的制度。隋朝统治者创立了科举制度，取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二者的区别是，前者取士重才学，取士权掌控在国家中央的吏部，最终由皇帝所控制；后者重门第，取士权掌握在中正官手中，被豪强士族地主阶级所垄断。科举制度出现于隋代，但它真正成为国家选士制度是在唐代。养士属于教育的范畴，取士属于用人的政治之道。二者紧密结合的标志便是科举制度的出现。唐代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均以崇圣尊儒的文教政策为指导。学校教育的目标以培养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政府官员为目的。科举考试以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和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而学校教育在内容与方法上与科举考试保持高度的一致。以唐代科举考试中最为盛行的明经科为例。明经科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试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包括《周礼》、《仪礼》和《礼记》)、三传(包括《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等细科。唐代明经科考试把儒家经典分为大、中、小经三类。《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凡参加明经考试的，通二经，须通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通三经者，须通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须全通，其他经任选。《论语》、《孝经》为共同必考科目，要求参加考试的人都要掌握。而在唐代学校教育中九经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孝经》、《论语》为必学科目。九经的学习也按照大中小分类确定不同的学习年限，考试方式也是采取贴经和口问经义的方式。唐代由礼部管理教育，同时也主持科举考试(开始在吏部)，对教育和科举按照统一的文教政策和政治目标进行调节，以确保国家选拔出具有儒家道德伦理的才学之士。可以说唐代的科举制度调动了士子学习儒学的积极性，推动了唐代儒学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从而也强化了唐代孝道教育的发展和普及。
　　五 唐代孝道教育的开放性
　　唐代实行开放的文化教育政策。在孝道教育方面也体现出开放性。唐代教育对少数民族和周边邻国实行开放政策。《旧唐书·儒学上》记载：唐太宗时“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23]说明从唐朝初年少数民族和周边邻国就开始派遣子弟到唐朝国学学习，吐蕃子弟入唐学习大概是在文成公主入藏之时[24]。贞元十五年(794)南诏王请以大臣子弟在成都就学[25]。新罗是向唐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之一，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早在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就开始向唐朝派遣留学生。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以后，一直与唐朝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新唐书·新罗传》记载：“玄宗开元中，数入朝，……又遣子弟入太学，学经术。”[26]新罗学生来唐人数因时而变，唐文宗开成二年(837)竟达到两百六十一人之多。日本也是向唐朝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之一。日本学生来华留学始于隋朝。在奈良时代，日本朝廷曾先后派遣过十九次遣唐使，盛唐时期，遣唐使的规模相当大，人数多则五六百人，少则二三百人。从史籍记载看，依附于唐朝或与唐朝密切交往的少数民族和邻国有数十个，到唐朝留学的积极性都非常高，由于唐朝中央官学生员名额有限，有时不得不进行适当的限制[27]。但是外国留学生一旦获准入学，则与唐朝学生享受同等待遇，衣食费用均由唐朝政府负担，所受教育也与唐朝学生相同。唐朝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政治伦理，所学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唐朝教育对周边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开放，使得儒学教育和孝道教育走出了国门，具有了国际化的色彩。
　　结语
　　综上所述，唐代孝道教育是在其崇圣尊儒的文教政策的大背景下开展的，是儒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重视学校教育，建立了完备发达的教育体系，推动了孝道教育的普及。唐代前期官学发达，引领了孝道教育的发展，唐朝后期，官学衰落，私学大兴，在孝道教育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唐代家庭孝道教育是整个孝道教育的基础。唐代将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有机的结合起来，把养士与取士统一起来，推动了儒学教育，也强化了孝道教育。唐代教育的开放性促使孝道教育走出国门，具有了国际化的色彩。
　　注释
　　[1][2][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9页。
　　[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80页。
　　[5](宋)王溥：《唐会要》卷35《学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41页。
　　[6]天宝时的国子祭酒李齐古在《进御注孝经表》(见《全唐文》卷377)中说：“臣闻《孝经》者，天经地义之极，至德要道之源，在六籍之上，为百行之本。”《旧唐书·经籍上》(卷46)载：“七日《孝经》，以纪天经地义。八曰《论语》，以纪先圣微言。”
　　[7](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91页。
　　[8](宋)王溥：《唐会要》卷36《修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3页。
　　[9]如《大唐新语·褒锡》(卷11)记载：“高祖尝幸国学，命徐文远讲孝经”；《旧唐书·太宗本纪》(卷2)载：“贞观十四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国子学，亲观释奠。祭酒孔颖达讲《孝经》”；《旧唐书·褚无量传》(卷102)记载：“太极元年，皇太子(唐玄宗)国学亲释奠，令无量讲《孝经》、《礼记》，各随端立义，博而且辩，观者服叹焉。”
　　[10](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55《薛放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27页。
　　[1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47《杜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983页。
　　[1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98《儒学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49页。
　　[1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73《王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03页。
　　[1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96《隐逸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04页。
　　[15](后晋)刘昫：《旧唐书》卷86《高宗诸子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26页。
　　[16]《太公家教》，载冯瑞龙，詹杭伦：《华夏家训》，天地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17](清)董诰：《全唐文》卷8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6页。
　　[18](清)董诰：《全唐文》卷816，上海古藉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6页。
　　[1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22《韦安石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53页。
　　[20](后晋)刘昫：《旧唐书》卷92《赵彦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67页。
　　[2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63《穆宁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15页。
　　[2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18《杨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19页。
　　[2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89《儒学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1页。
　　[24]《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松赞干布在迎娶文成公主后，“渐幕华风，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
　　[2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2《南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76页。
　　[2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0《新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04页。
　　[27]如《唐会要》卷36《氏族》记载，唐文宗开成二年渤海国来的十六人中只有六人获准入学，另外十人在青州就被退回。
　　(季庆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