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小雁塔所在地荐福寺，是唐代长安城著名的佛寺之一，它曾是隋炀帝在藩旧宅，亦曾是唐中宗李显做英王时的宅第。武则天时改宅立寺，为去世百天的高宗李治“追献冥福”，故初名“献福寺”，天授元年(690)，始称“荐福寺”。历史上的荐福寺高僧云集，诸宗兼弘，各项佛事与社会活动名目繁多，其中，佛经翻译是荐福寺历史上最大的佛事活动之一。这里的“义净译场”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著名的“长安三大译场”之一，闻名海内外，先后有许多中外译师和义学大德在这里译经传法，直接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牙舍利供养活动，是荐福寺除佛经翻译外的另一项重要的佛事活动，在当时盛极一时。此外，荐福寺还有极其丰富的社会活动，有唐中宗时的“应制作诗”、有明清两代形成的“雁塔题名”之风，还有民间活动“戏场”等等，使荐福寺成为一处可供文人聚会以论道作诗，百姓赏景以娱乐消遣，既可礼佛、又可游玩的佛境佳地。
　　一 荐福寺的主要佛事活动
　　1．荐福寺翻经院的佛经翻译活动
　　荐福寺的创立，实为皇室权利斗争、皇权政治嬗变的产物，其社会功用由王宅改为寺院，由居所改为祈福之地，其后，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一处翻译佛经的“译传中心”。
　　近代翻译多数由一人执笔自译，然而古代翻译佛经，则以“译场”的方式集合一群人在不同的分工合作下进行翻译，由此建立了延绵近千载的译场制度。译场多为官府主办，并因帝王崇佛而受到支持，荐福寺译场即是在唐中宗支持下开办的。
　　神龙二年，唐中宗敕令在荐福寺专设“翻经院”，由义净担任译主。义净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由中国人担当主译的高僧之一，而古代译场大部分“译主”是由印度或西域来华的僧侣担任的。“义净译场”成立后，即成为当时新的佛教译传中心，也成为了荐福寺译经院的代表。
　　荐福寺译馆的规格很高，由朝中的最高大臣左、右丞相任译场的监译，另有译官人员。古代译场所置之译官据《佛组统纪》记载有九职，分别是译主、证义、证文、书字梵学僧、笔受、缀文、证梵语(梵呗)、刊定、润文等，荐福寺九职译官人员分别来自七个不同国家的高僧和学者。整个译场设置、人员的组成和分工以及翻译的程式等皆有着严格的规定。
　　荐福寺译馆属国立译馆，译事奉诏而行，具有优越的客观条件，组织结构正规而又严谨。先后有众多中外译师和义学大德在这里译经传法，高僧义净、国师法藏、翻译家实叉难陀以及密教高僧金刚智都曾在这里居住、译经。他们的翻译活动直接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今天，出自当年荐福寺翻经院的许多经典仍在流传，义净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金刚智所译的《金刚顶经》系列等等，都成为《大藏经》的重要组成部分”[1]。
　　荐福寺最著名的翻经大德当属义净与法藏。义净一生共译经五十六部、二百二十九卷，其中有三十部、一百零六卷出自荐福寺译场。他所译佛典注重“律藏”，《宋高僧传》：“净虽遍翻三藏，而偏攻律部。”[2]并要求律典简明扼要，“论断轻重，但用数行，说罪方便，无烦半日”[3]。这也是义净的翻译特点之一。所译律藏，又专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是印度部派佛教时期的一个重要派别。义净所译作品常有“毗奈耶”三字，也有作“毗尼”的，都是梵文vinaya的音译，意为“律”、“律法”。义净早年不畏艰险，西行求法；晚年不惮苦劳，传译佛经，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继玄奘之后最伟大的翻译家，被誉为是我国西行求法运动的殿军人物。
　　“贤首国师”法藏，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曾被敕封为“翻经大德”，主要偏重“华严”研究，在此方面成就最高，被尊为华严宗实际创宗者，宗内称为三祖，曾任荐福寺寺主。在任寺主期间，除了翻译佛经，法藏还曾多次主持举行各种法事活动，如景龙年间在荐福寺的作法祈雨活动：“景龙二年(708)，中夏悯雨，命藏集百法师于荐福寺，以法祷之。近七期，遽致滂沱。”[4]中宗因此下诏嘉奖，并被中宗、睿宗皆请为菩萨戒师。
　　荐福寺译场因这些高僧大德的参与而声名大振，并与玄奘主持的慈恩寺译场、不空主持的大兴善寺译场并称“长安三大译场”，它的翻译活动以唐中宗、睿宗和玄宗开元时最盛，是荐福寺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佛事活动之一。
　　2．声势浩大的佛牙舍利供养法会
　　佛牙舍利供养法会，是荐福寺另一项盛大的佛事活动，在当时影响极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荐福寺开佛牙供养……诸寺赴集，各设珍供，百种菜食，珍妙果花，众香严备，供养佛牙。及供养廊下敷设，不可胜计。”[5]
　　舍利，为梵语sarira的音译，意为尸骨、身骨、遗骨等。通常是指释迦牟尼的遗骨。相传佛陀涅槃后，弟子们用香木燃火焚化释迦牟尼遗体，在灰烬中发现了四颗牙齿，以及指骨、头盖骨、毛发等物，这就是舍利。舍利分为三种：按照《法苑珠林》的说法：一是骨舍利，白色；二是发舍利，黑色；三是肉舍利，红色。但皆因圆明皎洁，坚固不碎，棒打不破，火焚不焦，迥非世间珠宝可比。菩萨、罗汉等也有舍利，佛家认为，只有虔诚奉佛，悟道得法的人才会自然结晶舍利，这是修习戒、定、慧的结果，非常人可得，为最上福田。
　　最著名的是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指舍利，它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一枚佛指骨舍利。这枚舍利在唐代时曾先后被八位皇帝六次迎入皇宫中供养，并施以大量皇室金银器、瓷器、琉璃器、丝织品等供奉，奢华之极。近年来，又先后被迎至泰国、韩国，以及我国台湾、香港等地区供养，均引起世界轰动。
　　其次是佛牙舍利。佛牙供养以斯里兰卡佛牙与北京西山灵光寺佛牙最为著名。斯里兰卡的佛牙供奉于该国中部的第一大城市坎迪市的佛牙寺，这枚舍利驰名中外，唐代时就有不少僧人为拜谒佛牙而至其地。
　　灵光寺佛牙据《高僧传》记载，是由南朝高僧法献从于阗带回中国的，起初安放在南齐国都建业(今南京)[6]。隋朝建立后，这颗佛牙被送到长安禅定寺(后改名为庄严寺)供奉，礼请高僧法喜专门管理(《续高僧传》卷十九法喜条)。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佛牙辗转传至辽代的燕京(今北京)，安放于灵光寺的招仙塔内。
　　庄严寺的佛牙传至北京西山灵光寺后几经失落，1900年，西山灵光寺内辽代所建招仙塔因战火摧残，寺里僧人在清扫院落时，偶从瓦砾下重获。
　　这枚佛牙舍利是世界上现存仅有的两枚释迦牟尼佛牙之一，曾多次被护送出境供奉，得到了世界各国佛教徒的重视和礼拜。赵朴初1989年所作《扶风法门寺佛指舍利出土赞歌》中开首即写道：“我昔两次送佛牙，巡游缅甸与楞伽。举国上下争迎拜，倾城遍野持香华。”文中提到的“佛牙”即是指灵光寺佛牙(原庄严寺佛牙)。
　　唐代荐福寺的佛牙与庄严寺供奉的佛牙并称，且与兴福寺、崇圣寺的佛牙同时开放供养，是唐代长安佛事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四枚舍利同时开放是当时长安城著名的“佛牙供养会”活动。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元年二月八日)又大庄严寺开释迦牟尼佛牙供养。从二月八日至十五日，荐福寺开佛牙供养。蓝田县从八日至十五日设无碍茶饭，十方僧俗尽来吃……松树街西兴福寺，从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开佛牙供养。崇圣寺亦开佛牙供养。”[7]关于这四枚舍利的来源，文中也有提及：“城中有四佛牙：一崇圣寺佛牙，是哪吒太子从天上将来，与终南山宣律师；一庄严寺佛牙，从天竺人腿肉里将来，护法迦毗罗神将护得来；一法界和尚从于阗国将来；一从吐番将来。从古相传如此，今在城中供养。”据圆仁记载，他还亲眼见到荐福寺佛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求祛僧等十日往彼随喜，登佛牙楼上，亲见佛牙，顶戴礼拜。兼入翻经院，见义净三藏影壁。”[8]圆仁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被列为日本“入唐八家”之一，是晚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四十五岁时西渡入唐，曾先后两次参加荐福寺举行的重大佛事活动，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荐福寺佛牙供养活动规模之宏大、场面之壮观。
　　会昌法难开始后，大规模的毁寺活动开始，寺属田产没官，铜佛像铸钱，僧尼归俗，朝廷明令禁止供养佛牙。但荐福寺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而在会昌禁佛时得以保留，《中外历史年表》载：“西都两街各留二寺，寺僧三十人，东都留两寺，各僧十人。”[9]长安朱雀大街左留慈恩寺和荐福寺，街右留西明寺和庄严寺。除庄严寺和荐福寺的两枚佛牙外，其余两处佛牙随着武宗毁佛而无存。
　　荐福寺佛牙因寺的留存不被损毁，至北宋政和六年(1116)修塔时，佛牙仍在，寺内所藏大宋丙申政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由李野所记、沙门永明所立之《大荐福寺重修塔记》碑中载：“灵牙舍利，悉贮其中。”然至此之后，便不见任何记载，佛牙即不知下落。
　　据《大涅槃经》等佛典记载：当年众弟子从灰烬中捡拾佛陀遗骨，其中有牙齿四颗，其一为帝释天请去，另一为海龙王所请，人间仅存两颗，即现在分别供奉于斯里兰卡和我国灵光寺的佛牙舍利。但纵观历史，有关佛牙的记载绝不止这两颗，仅我国出现的佛牙记载就达十余处之多，历史上曾出现的佛牙舍利亦有不少。1950年以来，全国各地陆续有十余颗佛牙舍利被送往中国佛教协会鉴定。
　　关于佛牙在古印度等西域诸国的情况，相关史料的记载也很多。如东晋法显所著《佛国记》、梁慧皎撰《高僧传》和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等书中都有记述，其中尤以《佛国记》中记述(狮子国佛牙)为最详：“城中又起佛齿精舍，皆七宝作。王净修梵行，城内人敬信之情亦笃”，“佛齿常以三月中出之……却后十日，佛齿当出至无畏精舍”[10]。《大唐西域记》卷三：“新城东南十余里，故城北大山阳，有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其窣堵波中有佛牙，长可半寸，其色黄白，或至斋日，时放光明。”[11]《大唐西域记》卷十一：“王宫侧有佛牙精舍，高数百尺，莹以珍珠，饰之奇宝。”[12]
　　唐代长安城除上述四寺供奉佛牙外，大慈恩寺也有佛牙，供奉在大雁塔。《长安志》记载此枚佛牙“大如升，光彩焕烂”，相传是辟支佛的佛牙，辟支佛又称缘觉佛，在无佛之世以因缘之业力成佛；《南部新书》：“贞元后，每岁二月八日，总章寺佛牙开，至十五日毕”[13]，说明当时的总章寺也有佛牙；长安的保寿寺和定水寺据载有佛牙楼，当也有佛牙供奉，《唐摭言》：“佛牙楼：宝寿、定水、庄严皆有之。宝寿量成佛牙，用水精函子盛，银菩萨捧之。然得一僧跪捧菩萨，多是僧录或首座方得捧之矣!”[14]由此可见人们对佛牙舍利的敬仰以及重视程度。
　　二 荐福寺的各项社会活动
　　1．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荐福寺因是由皇家王侯、公主府邸宅院改建而成，规模自然不小，占地广阔，寺属田产十分之大，其又地处长安城开化、安仁两坊，西临长安城中心大道“朱雀大街”。
　　唐中宗亦屡次前往巡礼。神龙二年，召道亮等人在荐福寺问道，《宋高僧传》：“(神龙)二年，诏于西园问道，朝廷钦贵。大都督李孝逸、王部尚书张锡，国子监周业、崔融、秘书监贺知章、睦州刺史康诜，同心慕仰，请问禅心，多结师资，或传香火。”[15]文中的西园指的即是大荐福寺。其后，神龙三年(707)四月、景龙三年(709)正月，中宗又分别巡游荐福寺，并与群臣赋诗助兴，至今《全唐诗》中仍录有当年群臣与中宗在大荐福寺的许多奉和诗作。如《全唐诗》卷一0三赵延昭所作《奉和幸大荐福寺》：
　　空地飞龙后，金身佛现时。
　　千花开国界，万善累皇基。
　　北厥承行幸，西园属住持。
　　天衣拂旧石，王舍起信祠。
　　刹凤迎雕辇，幡虹驻彩旗。
　　同沾小玉润，窃仰大风湿。
　　再如《全唐诗》卷106郑愔所作《奉和幸大荐福寺应制》：
　　旧邸三乘辟，佳辰万骑留。
　　兰图奉叶偈，芝盖拂花楼。
　　国会人王法，宫还天帝游。
　　紫云成宝界，白水作禅流。
　　雁塔昌基远，鹦林睿藻抽。
　　欣承大风曲，窃预小童讴。
　　此外，文人雅士也常来此吟唱游玩作诗，较著名的有唐末昭宗时诗人徐夤所作七律诗《忆荐福寺南院》[16]：
　　忆昔长安落第春，佛宫南院独游频。
　　灯前不动唯金像，壁上曾题尽古人。
　　鶗鴂声中双阙雨，牡丹花际六街尘。
　　猿啼溪上将归去，合问升平诣秉钧。
　　这些应制诗作一方面反映了唐中宗与荐福寺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了解荐福寺当时的建筑风貌以及感受当年“刹凤应雕辇，幡虹驻彩旗”的皇寺气势，是非常珍贵的文学作品，亦是考证荐福寺历史的难得资料。
　　除了皇帝巡幸及皇室偶尔举行一些祭祀活动外，荐福寺平时都向百姓开放，人们可以自由进出。寺院的经济来源全靠朝廷赏赐及民间供奉，因而十分富足充裕。寺内有着园林式的造景，苍郁葱葱的古木掩映寺空，东院有“放生池”，周边有花草，花以牡丹为主，遍及寺内各个院落，唐代胡宿曾有《忆荐福寺牡丹》诗文为证。还有道光禅师以花参禅、以务花为佛事的美谈。
　　唐代荐福寺还是长安城有名的戏场之一，戏场规模都很大，演出剧目有“大面”(即戴面具的歌舞戏)，其中以《兰陵王》最为著名”[17]。此外还有“俗讲”(佛寺利用民间音乐文艺的形式进行宗教宣传的一种活动)，通俗易懂，常常吸引不少游人驻足观看。说明当年的荐福寺确是唐长安文化重地之一。
　　2．荐福寺“雁塔题名”
　　唐代时，新科进士将自己的姓名题写在都城长安著名的大雁塔上，称为“雁塔题名”，初只是在大雁塔，以后范围扩及小雁塔。
　　“雁塔题名”大约起自唐中宗时代，樊察《慈恩雁塔题名序》：“自神龙以来，进士登科皆赐游江上，题名雁塔下，由是遂为故事。”此外，五代王保定《唐摭言》中也有相同记载。
　　“雁塔题名”又起自何人呢?据《游城南记》：“嘉话录谓张莒及进士第，闲行慈恩寺，因书同年姓名于塔壁，后以为故事。”[18]《南部新书》则记载：“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塔下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19]荐福寺内收存的康熙二十六年(1687)《题名谱》碑中也记载韦肇是第一个在慈恩寺内大雁塔之壁题名的人，以后口耳相传形成一种习俗。
　　及第的学子们要举行很多宴集以示庆祝，主要有四项：雁塔题名、杏园赐宴、曲江流饮以及月灯阁马球赛，雁塔题名可以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跃登龙门的象征，不仅是荣耀，更是十年寒窗的辛劳和骄傲。
　　雁塔题名活动延续了一千多年，而进士题名仅仅延续到唐朝末年。长安失去国都地位后，后来仅仅是陕甘两省乡试举人仿效唐进士雅举在雁塔题名，唐代时只有进士才能享受的荣耀，到了明清之际，成了举人也能进行的风雅之事了。明清两代，逐渐演变为文题大雁塔，武题小雁塔。
　　科举武试开创于武则天时期，唐朝名将郭子仪就是从武举进入仕途，开始了他戎马一生、屡立战功的军旅生涯的。武举考试一般由兵部主持，所考科目有长垛、骑射、步射、马枪等项，又有负重(负米五斛，行二十步者为中第)。各科考试通过后，兵部即可授于武职。武科设立后，除五代、元代废除外，历代均有延续，并在考试程序和内容方面不断完善，条件逐渐森严。明清武科一般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在各省城举行，及格者称武举人，便可题名小雁塔了。
　　武举人刻石留名始于明代，荐福寺现存有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武科题记·陕西武举雁塔题名记》碑石一块，碑中记载了万历年间陕西地区约六十名武举人的题名，这些武举人分别来自西安、榆林、扶风、咸宁、泾阳、汉中、华阴等二十多个区县，其中包括宁夏与庆阳地区的举人。此碑由巡按陕西监察御史东鲁王雅量撰文、咸宁后学刘勋书、卜村刻，碑中写道：“今建酋猖獗，中国骚动，蹂躏我土，□刘我人民，歼蹶我将卒，耗费我帑藏，至勤圣天子宵旰忧此。正国家危机之秋，桓□转移，立功之日也。”向今人展示了当时武举人立志报国建立功业的伟大抱负。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题名谱》：碑中记录了康熙二十六年陕西前五十名武举人的姓名、籍贯等，文中还大致描述了曲江池周边胜景及当时雁塔题名之盛、题名初始者。
　　我国科举制度历来重视文科，文科考试揭晓后，考中人的姓名、籍贯、名次等都要刻在碑上记录、留念，因而今人对文科情况了解十分详尽，而武科既无“题名碑”，也很少有专载其事的书籍，故后代对于武科的研究资料十分缺乏，荐福寺现留存的题名碑、记类总计有十余方，碑中共记述了来自今甘肃、青海、宁夏、陕西等省区的大约四五百名武举人的姓名和籍贯，为研究我国明清时期的武举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和信息。这些碑石一方面说明了当时雁塔题名之兴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陕甘自来人才健壮、强勇者多的事实，正如荐福寺《明武科题记·陕西武举雁塔题名记》碑中所载：“秦风素号勇悍，礌磈跅*(左足右也)而奋思者不啻种种。”据载，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的名将中有许多都出自陇右，所以清政府对陕甘两省总是区别对待，武科乡试名额，顺治朝规定陕甘各二十名，后经康、雍、乾三朝追加，两省都增至五十名，比其他许多大省的名额都多，而从这些石碑中也不难看出陕甘两省被作为主要吸纳武将人才的重点省份的地位。
　　三 今日荐福寺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荐福寺，最初由隋炀帝旧宅易为英王宅，又由英王宅被武则天立为荐福寺，以期能借助佛教势力达到其政治目的，其后宫人率钱集资修建小雁塔，将命运寄希望于来世，这里由是承载了太多人的精神寄托；建寺塔、译佛典、度僧尼，一向为帝王上层所热衷，唐皇室也不例外，由此使得唐代高僧诸如义净、法藏、实叉难陀、金刚智等各派高僧留守居住、说法译经，这里难能可贵地包容、接纳了多个不同流派的宗教：义净所弘扬的律宗，法藏(吴县人)所弘扬的三阶教，实叉难陀及法藏弘扬的华严宗，金刚智及其弟子不空、一行弘扬的密宗，大福、道光以及弘辩禅师弘扬的禅宗等等，都先后在这里得到传播，各派高僧在这里自由布道、传法；唐代的佛牙供养活动，以及明清时期的武举题名活动更是丰富了荐福寺的活动内容。
　　而今，虽僧去佛像空，然却塔存寺名在，历代修葺的殿堂亦存。碑刻、石刻、古树，遍布院中，随处可见。小雁塔成为大唐盛世遗留至今为数不多的遗存之一，而荐福寺历代对外活动内容则成为长安佛教、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西安市政府在荐福寺西南院筹划建设西安博物院，并于2007年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当天正式对外开放。博物院文物藏品库共有藏品13万件，展线上向公众陈列展出了周秦汉唐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文物精品，展示了古城西安三千多年来的城市发展史和人文发展史。这里由是又成为了一所全新的、现代化的博物馆基地。
　　千年古寺之地、皇家园林造景、现代化的文物展馆，这里的对外活动更加丰富而多彩：形式多样的各类临展，不断地为观众带来一次又一次的视觉冲击以及文化盛宴；与多所大专院校的交流互动，使这里成为了学子们理想的历史文化教育基地；城市文化、社区文化体现在这里则是晨起市民们五人一组、七人一群，或练剑，或舞扇，或打拳，或说唱等等各种形式的运动锻炼活动。此外，插花艺术交流活动、长安明月夜中秋景观音乐会、终南书院两岸古琴名家雅集活动、小雁塔新年鸣钟祈福活动、小雁塔春节庙会、小雁塔荐福赏花会等等，传统的与现代的、高雅的与民俗的，这里的每一项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都将博物院与社会大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使此地成为服务于民众、服务于社会的一处绝好的文化、旅游、休闲场所，一所西安故都历史文化的研究机构!
　　注释
　　[1]王亚荣：《大荐福寺》，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07页。
　　[2][15](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卷2，中华书局，1987年，第3页、第183页。
　　[3]义净撰，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1，中华书局，1995年，
　　[4]《大正藏》第50册，(新罗)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第281页。
　　[5][7][8](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
　　[6](梁)慧皎：《高僧传》卷13，中华书局，1992年。
　　[9]翦伯赞主编，齐思和、刘启戈、聂崇岐合编：《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61年，第331页。
　　[10](东晋)法显撰，田川译注：《佛国记》卷4，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
　　[11][12](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3、卷11，中华书局，1985年，第340页、第880页。
　　[13][19](宋)钱易撰，黄寿成校点：《南部新书》，中华书局，2002年。
　　[14]王定保：《唐摭言》卷3《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6]《全唐诗》卷709，中华书局，1999年，第8238页。
　　[17]孔正一：《小雁塔》，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18](宋)张礼撰，史念海、曹尔琴校注：《游城南记》，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王乐庆，西安博物院研究部 文博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