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公主的家庭生活
郭海文
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唐代公主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通过对唐代公主的家庭生活研究，一来可以从侧面认识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进一步拓宽唐代历史研究的路子。二来可以加深妇女史研究的深度。本文拟采用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自己的一间屋”的理论，通过对唐代公主生存空间的分析，研究她们的家庭生活状况。得出如下结论：公主在家庭生活中，第一：经济相对独立；第二：思想相对独立；第三：感情相对独立；第四：人格相对独立。总之，唐代公主是别于其他时代公主的特殊的贵族妇女群体，正因为她们拥有相对独立的个体空间，才使她们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显示出别样的风貌来。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于1928年宣读的一篇学术论文——《自己的一间屋》，文中写道：“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的话，她就必须有钱和自己的一间屋。”[1]也就是说，女性要超越平凡，首先得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这房子当然包括适当的物质条件，以及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心灵空间。
在父系社会里，结婚通常意味着一个女人，必须离开她生长的家庭，搬进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适应一个已经有既定生活习惯与规范的空间[2]。《白虎通》云：“嫁者，家也，妇人外成。以适人为家。”[3]唐代公主出嫁前居住在皇宫、王府，出嫁后则由官府另辟新宅供公主居住。“至于公主下嫁之使男就女，赘婿之入居妇家，虽亦同居，却系夫以妇之住所为住所”[4]。正如辛替否所言：“伏惟公主陛下之爱女，选贤良以嫁之，设官职以辅之，倾府库以赐之，壮第观以居之，广池籞以嬉之，可谓之至重也，可谓之至怜也。”[5]徐松的《两京城坊考》及后人的补注中对唐代长安城公主的住宅及她们所立道观、寺院有详细的记录。这些记录充分地说明，唐代的公主住宅相当豪奢，有的公主甚至有多处住宅。“岐阳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书判度支杜公悰。礼毕，由西朝堂出，节幡鼓铎，仪物毕备，引就昌化里赐第，上御延喜楼驻，止主轮，尚书及宾侍，酒食金帛，奏内乐。降嫔御送行。赐第堂有四庑，缋椽藻栌，丹白其壁，派龙首水为沼。主外族因请愿以尚父汾阳王大通里亭沼为主别馆。当其时，隆贵显荣，莫与为比”[6]。
从以上记载，我们均可看出，唐代公主婚后都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屋子，不仅是皇帝“御批”的，而且极尽豪华之势。这不仅是公主婚后身份的象征，同时也是她们经济相对独立、感情相对独立、思想相对独立、人格相对独立的体现。
一 经济相对独立
《礼记·内则》曰：“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佩帨、茝兰，则受而献诸舅姑，舅姑受之则喜，如新受赐。若反赐之则辞，不得命，如更受赐，藏以待乏。妇若有私亲兄弟将与之，则必复请其故，赐而后与之。”[7]而唐代公主因为“有自己房子”，唐代公主在经济方面相对来说比较独立。一方面她们有自己的食实封，另一方面，结婚时嫁妆也归自己所有，而不是归夫家。
唐制：皇姑为大长公主，正一品；姊妹为长公主，女为公主，皆视一品；皇太子女为郡主，从一品；亲王女为县主，从二品。[8]凡外命妇之制，皇之姑，封大长公主，皇姊妹，封长公主，皇女，封公主，皆视正一品。[9]
公主出嫁前之生活，一切由宫廷供给；出嫁后则赐以封户或封物充衣食之资，并有各类赏赐[10]。出嫁后之公主专设有公主邑司，下置令、丞、录事各一人。“公主邑司官，各掌主家财货出入、田园征封之事，其制度皆隶宗正焉[11]。
所谓“食实封”也就是由国家封给贵族们一些农户，由封家收取封户的租调钱粮布帛等，用来供给其生活。“今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给资用；勋贵之家，俸禄足以供器服。乃戚戚于俭约，汲汲于华奢，放息出举，追求什一”[12]。如《太平公主实封制》：“太平公主延祥紫极，……宜增汤沐之荣，以表肃雍之誉，可以实封五千户。进号镇国公主。”[13]《加长宁安乐公主实封制》：“特荷掌中之爱，尤钟膝下之慈。宜锡宠荣，再崇汤沐。可更加食实封一千户，通前满二千户。”[14]
从嫁妆方面来说，长乐公主下嫁，“太宗敕有司装赍视长公主而倍之。永安公主丐为道士，文宗诏赐邑印，且归婚赀；皆自有其财产之证。高宗时，依李义府奏，诏天下嫁女者所受财皆充所嫁女赀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是陪嫁之财虽禁，而赀妆则仍女之私有也。”[15]而同昌公主的嫁妆则是让人瞠目的了。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赐钱五百万贯，仍罄内库宝贷以实其宅。至于房栊、户牖，无不以珍异饰之，又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釜铛、盆瓮之属，仍缕金为笊篱箕筐。制水精、火齐、琉璃、玳瑁等床，悉榰以金龟银螫，又琢五色玉器为什合，百宝为圆案。又赐金麦、银米共数斛，此皆太宗(朝)条支国所献也。堂中设连珠之帐，却寒之帘，犀簟牙席，龙罽凤襦。连珠帐，续真珠为之也。却寒帘，类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鸟骨所为也。未知出于何国。又有鹧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其枕以七宝合成，为鹧鸪之状。翡翠匣，积毛羽饰之。神丝绣被，绣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异叶，其精巧华丽绝比。其上缀以灵粟之珠，状如粟粒，五色辉焕。又带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圆如弹丸，入土不朽烂；带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类枕头，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也。更有瑟瑟幕，纹布巾、火蚕绵、九玉钗。其幕色如瑟瑟，阔三尺，长一百尺，轻明虚薄，无以为比，向空张之，则疏朗之纹如碧丝之贯其珠，虽大雨暴降不能湿溺，云以蚊人瑞香膏傅之故也。纹布中即手巾也，洁白如雪，光软特异，拭水不濡，用之弥年不生垢腻。二物称得之鬼谷国。火蚕绵云出炎洲，絮衣一袭用一两，稍过度则熇蒸之气不可近也。九玉钗上刻九鸾，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儿”，工巧妙丽，殆非人工所制。……自两汉至皇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宝步辇，四角缀五色香囊。囊中贮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香异国所献也，仍杂以龙脑金屑，刻镂水晶、马脑、辟尘犀为龙凤花，其上仍络以真珠玳瑁，又金丝为流苏，雕轻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馥满路，晶荧照灼，观者眩惑其目。[16]
嫁妆，是女子出嫁时娘家陪送的财物。这里面有一些必须的生活用品，也有一些奢侈物。这些嫁妆在婚后仍属公主所有，“即便是以后夫妻离婚，夫须归还妻之嫁妆，也须予妻赡养费”[17]。
可以这样说，嫁妆在妇女的婚后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嫁妆是她们经济地位的体现，丰厚的嫁妆代表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妇女在支配嫁妆的过程中逐步扩大她们的活动范围，加大其对家庭事务的影响，树立起她们在新家庭或新家族中的地位[18]。
有学者通过对唐代妇女个人财产所有权的考察分析，得出：“在唐代繁荣的经济条件下，妇女的经济地位得到提高。就总体而言，唐代妇女的财产所有权要多于其他历史时期的女性。再加上唐代社会的开放，多元文化并存，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禁锢变得相对松弛，在这样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唐代女性有着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相对独立的人格意识，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均享有一定的法律地位和权利。”[19]
总之，唐代公主在经济上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她们的私产不仅因其本身所处家庭环境的富庶而丰富，而且法律也将她们获得财产的途径合法化[20]。正如，学者所说：“女人要有自由成长的机会，第一就是要拥有一个自己可以上锁的房间。”[21]而上锁则意味着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二 思想相对独立
《礼记·内则》：“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22]又曰：“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23]
唐代公主有“自己一间房间”，本无内外之别，所以，她们不但可以言内，当然可以言外。所以她们不但居内，也可以居外。她们的活动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大，她们的思想相对来说比较独立。“妻不必既合其体于夫”，“妻也不必既事事须顺于夫”[24]的人际交往。
《礼记·曲礼》：“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25]传统观念上“女儿总被视为终将出嫁的暂居者，她的空间在未出嫁时，就早已被盘算着日后之用途；而妻子、母亲在家中鲜有独立的空间，在丈夫、父亲坐拥书房之际，她们只能凑合着家中的剩余空间使用”[26]。但唐代公主的空间显然大得多。《全唐诗》中保留了大量的宴饮诗，其中不乏士大夫与公主交往宴饮的诗歌。这表明唐代公主，尤其是唐前期的公主，在与文人聚会、游赏、吟唱、结交时有相当大的自由性。她们在自己的房子里举行诗歌沙龙，也会引见、推荐一些文人才士，并给穷困文人以资助，获得了当时文人的称赏。一方面从客观上对文人作品的传播与保留起到了推动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开阔了自己的眼界，扩大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不再是在深深庭院里发出幽怨的孤独女人。太平公主与文人之间关系密切，她身边常有文人造访，《全唐诗》描写公主宅宴饮之诗，共19首。可见数量之多。
(一)政治抱负
有人这样说：“在男人为中心的世界里，都市空间是依照男性的需要和欲望而建造出来的，对于女人而言，它是一个陌生的异乡。”[27]在这里，都市空间也可以指政治领域等女人无法涉足、无法探究其内在意义的地方。可是，唐代的公主偏偏要走走这前辈女人们没有走过的路。
唐前期由于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上升阶段，政治经济文化蒸蒸日上，人们的精神也处于一种积极昂扬的状态，整个社会人们的参政议政意识相当强烈，作为天子之女的公主们自然也离不开这种大氛围，而且她们有着比常人更为便利的条件。
太平公主据史书记载，沉敏多权略，她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太平公主丰硕，方额广颐，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每预谋议，宫禁严峻，事不令泄。公主亦畏惧自检，但崇饰邸第。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盛无比。永淳已(以)前朝制，亲王食实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出降三百户，公主加五十户。太平食汤沐之邑一千二百户，圣历初加至三千户[28]，她一生参与了三次大的政治斗争。她参与的第一次政治斗争是张谏之等起兵诛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斗争结束后她被封为“镇国太平公主”。第二次政治斗争是与李隆基起兵起兵诛杀韦后，并辅助四哥李旦坐上了帝位。既屡立大功，益尊重，上常与之图议大政，每宰相奏事，上辄问：“尝与太平议否?……公主所欲，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29]。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大半附之[30]。第三次政治斗争是与太子李隆基之间的斗争，然而这次她失败了，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赐死于第”，终以悲剧收场。
唐代公主参政的现象并非偶然，不管成败与否，都是在那种特殊的时代下才会发生和出现的。“女人如果想要成长，就要追寻自己的空间”[31]。
(二)军事谋略
纵观各个历史时期，女人总是基本上被排斥于战争之外。而唐代的公主们，由于她们所处的特殊时代，以及她们特殊的身份，使得她们有可能接触到更多的权力，并参与到军事等领域内，展露她们的才干与能力。
在唐代初期就有赫赫有名的“娘子军”，它的首领便是文武全才的平阳公主。隋末“主奔鄠，发家赀招南山亡命，得数百人以应帝”。响应李渊父子的太原起兵，后“勒兵七万，威振关中”。又引精兵万人与秦王会渭北。(柴)绍及主对置幕府，分定京师，号“娘子军”[32]。为李渊父子西入关中，攻克长安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因主“以独有军功，每赏赐异于他主”。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贲、甲卒、班剑。太常议：“妇人葬，古无鼓吹。”帝不从，曰：“鼓吹，军乐也。往者主身执金鼓，参佐命，于古有邪?宜用之。”[33]“(公主)克著勋绩，获封邑不因夫子者，葬用卤簿，自此始”[34]。与后世“母以子贵”、“妻以夫显”，平阳公主这一点足以弥贵。
(三)艺术才华
《礼记·内则》有这样的记载：“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供)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35]唐代是一个相当注重文化教育的朝代，上自统治阶级，下至黎民百姓，都把教育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认为教育可以兴邦立业。而皇室更是注意对王子的教育，相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皇室成员具有更为优越的受教育条件。在唐代，太子与诸王都有专人负责教育，因为贵为公主，所以，公主很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翻检《唐大诏令集》公主封号章节，经常会看到“训以师氏”、“遵师氏之则”、“克奉姆师之训”、“教以师氏”、“更承师氏之训”的字眼。据临川长公主墓志，太宗女孟姜贞观初随父避署甘泉，上表起居，皆手自缮写，太宗览之，以为文词书艺皆妙，于是“令宫官善书者侍书，兼遣女师侍读”[36]，专门派人教书法及学艺。另外，按照《旧唐书》的记载宫中还有通晓诗文，德才兼备的女官作为先生教习公主们以才艺及妇德，其中这样说：“女学士、尚宫宋氏者，名若昭，贝州青阳人。父庭芬，世为儒学，至庭芬有词藻。生五女皆聪惠，庭芬始教以经艺，既而课为诗赋，年为及笄，皆能属文。……姊妹中，若昭犹通晓人事，自宪、穆、敬三帝，皆呼为先生，六宫嫔媛、诸王、公主、附马皆师之，为之致敬。”[37]《全唐文》保留下来的公主墓志、神道碑、册文、封文等多篇，其中记录了多位公主的才学，《旧唐书》卷四七志第二七记载有《临安公主集》三卷[38]，可惜久已失传。金城公主下嫁从人，远适异国，还忘不了“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39]。晋康公主年未资於姆傅，礼近就於诗书，适蕴妍华，才凝淑艳，含芳欲吐，擢秀方滋。仁惠信於生知，敏晤深於天性。皎月初生，忽沉辉於银汉[40]。淮阳公主“玉轴银编不曾离手，香铭绮赋成诵於心”[41]。兰陵长公主“九龄读《易》，穷谦损之微言；□岁学书，尽锺张之妙迹。文皇爱既缠心，特流□□。贞观十年乃下诏曰：‘第十九女，理识幽闲，质性柔顺，幼娴礼训，夙镜诗文，汤沐之典，抑有恒规，可封兰陵郡公主，食邑三千户。’”[42]还有新平公主慧淑，闲文墨，帝贤之，历肃、代朝，恩礼加重，庆初亦得幸[43]。
具体来说，大唐公主的才华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书法。比如唐太宗的临川公主，“主工籀隶，能属文。高宗立，上《孝德颂》，帝下诏褒答。永徽初，进长公主，恩赏卓异”[44]。第二：音乐。睿宗的代国长公主“至於箜篌、笛琴、*(左扌右刍)琵琶、七弦、阮咸、筝，隔帘□之，随手便合，有若天与，寔同生知。冰碧在躬，学无不通，聪捷若神，声皆绝伦”[45]。第三：文学。胡应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甚矣，诗之盛於唐也!其体，靡弗备矣。其格，靡弗具矣。其调，靡弗诣矣。其人，靡弗预矣。”[46]大唐公主也不例外，她们不仅是文学爱好者，还纷纷拿起了笔，抒发自己的情怀，展示自己的才华。“郭暧，升平公主驸马也。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47]。“诗之美者，赏百缣”[48]。淮南大长公主曾“侍宴奉上寿，仍令催酒唱歌，公主随即作歌唱云：“今宵送故，明旦迎新，漏移善积，年来庆臻。院梅开花袭蕊，檐竹挺翠含筠，二圣欢娱百福，九族献寿千春。”又于洛城门陪宴，御制洛城新制，群官并和，亦令公主等同作，公主应时奉和云：‘承恩侍奉乐嘉筵。’凡诸敏捷，皆此类也。驸马都尉封言在公主的神道碑这样撰写：“及儿子幼学，多自教授《尚书》、《周易》、《毛诗》、《论语》，至于经史，无不游涉。须有篇什，援笔即成。”[49]
总之，唐代的公主们，由于她们接受了良好教育，又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她们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更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创作，并有机会展示她们的才华与能力。
三 感情相对独立
陈顾远先生关于此点，有比较精辟的论述：
《仪礼·丧服传》曰：“夫妻一体也”……此系将妻子之人格为夫之人格所吸收，使失其独立存在。妻既无独立存在之人格，一皆依夫定其分际；不仅夫属父道者，妻皆母道，夫属子道者妻皆妇道，抑且“嫁鸡正而随鸡飞”与配偶同其荣共其辱矣。此在另一意义上，或认为同荣辱乃夫妇之分所应尔，其实损害女子独立地位则亦甚也，盖基于妇人无专制之义，生礼死事，以夫为尊卑耳。[50]
(一)改嫁：夫妇之地位问题
《礼记·郊特牲》：“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亲迎，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51]《白虎通》：“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妇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52]从中，可以看出对“妇”言“夫”则差等地位见矣[53]。然唐代公主不然，前文已说，公主的婚姻是政治婚姻，但在婚姻之内，唐代公主仍然具有了那个时代的女子所不具备的自由。如改嫁。唐代有二十七位公主改嫁过，其中有二十四人嫁过两次，还有三人嫁过三次。而且公主再嫁时，照样大张旗鼓，招摇过市[54]。唐宣宗大中五年(851)起，通过诏令限制妇女再嫁。颁布：“起自今以后，先降嫁公主县主，如有儿女者，并不得再请从人：如无儿女者，即任陈奏，宜委宗正寺准此处分”；直到“安史之乱”后，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提高皇室的威望，统治者开始大力提倡妇女如有儿女“妄称无有，辄请再从人者，仍委所司察获奏闻，别议处分，并宜付命妇院，永为常式”[55]。从中可以看出，安史之乱之前，公主改嫁还算自由，并无三从之义。
(二)妒妇：夫妇之顺从
由于唐代上层社会婚姻的缔结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经济、政治，甚至社会地位的考虑，个人情感不被重视，门第、等级以及年龄在夫妻双方的婚姻生活中形成了一道道阻隔，双方情感沟通出现障碍，而许多女性被迫接受这种现实，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去完成社会赋予自己的传宗接代，照顾家庭，抚育子女的重任。对于那些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人生活幸福的女性来说，一种方式是通过婚姻家庭以外的男女私情来实现的；另一种方式是努力保持婚姻的独占性，从而维护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
“夫妇生而偕老，死而同穴，理之所在，互为顺从，原无不可也。惜乎往昔不仅以夫义而妇听，夫和而妻柔为训，抑且片面课妻妾以顺从之责；反之，在特殊情形中妇悍而夫顺者，则又群情骇然，视为异态，其不平等也甚矣”[56]。何以言视妇悍为违经常?《易》以阴阳刚柔为义，故女壮，勿用。取女，言其失于刚也。自汉以后，公主下嫁，贵女入家，则往往一反女顺而为夫顺，自非世所任许矣。唐宜城公主之辱其夫，……皆妇顺之反面，唐太宗遂称“妇人妒忌，合当七出”云[57]。
男子单方面的多偶，必然刺激某些妇女的妒忌心理向病态发展。这种婚姻生活的不平等，便是产生妒妇的根源之一。唐代属于开放型的封建社会，由于诸多因素的作用，造就了部分女子雄健强悍的性格，并为她们妒性的发挥创造了条件[58]。她们不去反抗当时专为男子谋利益的社会制度，却拼命和同是被支配的女人斗争[59]。唐代公主也不例外。
“唐宜城公主驸马裴巽有外宠一人，公主遣阉人执之，截其耳鼻，剥其阴皮漫驸马面上，并截其发，令厅上判事，集僚吏共观之。驸马、公主一时皆被奏降，公主为郡主，驸马左迁也”[60]。从唐史书及笔记小说来看，唐代妻妾(婢)的关系并不和谐。房玄龄夫人吃醋的故事反映了唐代妻子对媵妾制的极度反感，《朝野佥载》中诸多妒妇的形象更是令读者胆战心惊。
实际上，无论是“手段残忍”的妒妇，还是“备受迫害”的妾婢，都一无例外地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61]。另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妒妇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一夫一妻制”的忠实执行者和维护者，她们嫉妒、痛恨其他女人的介入，或者对丈夫的行为进行约束或限制，是为争取在婚姻生活中的平等权力，是对不平等婚姻制度的坚决反抗。最后，我们还要认识到，唐代之所以盛产妒妇以及士大夫“惧内”成风，与唐代上层社会妇女地位的提升确实有一定关系。特别是在唐代中前期，女主临朝的事件屡见不鲜，武则天、中宗韦皇后、太平公主、唐肃宗张皇后等人都是掌握实权、炙手可热的政治女性，尤其是武则天执政期间，曾采取多项措施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62]。
唐代公主的婚姻由于带有太多的功利色彩，门第、等级在女性的的婚姻中形成了一道道障碍，特别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的不平等的婚姻制度，使其婚姻质量难以如意，大多数女性逆来顺受，不做任何反抗，但也有一些大胆女性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她们或是通过婚外恋来弥补自己感情上的空虚，或是以“妒”的形式来维护自己婚姻的独占性。妻妾各知其位、互敬互让的故事很难发生在唐代公主身上。
(三)婚外情：夫妇之贞操问题
“男女因婚姻而成夫妇，欲达长久之道，自须相互而负贞操义务，乃得其当，无中外，无古今，理同然也。然一般独课此义务于女子之身，愈至后世，其力愈大。不特有夫之妇须守其贞，即未嫁之女亦须预守其贞，寡居之妇并须继守其贞矣。所谓童贞、妇贞及从一之贞是也。……男可多娶、女独守贞。要之，历代对于有夫奸之处罚皆极严重；对于男子纳妾等事则视为当然，岂‘贞’字专为‘妇’而设也欤?”[63]
前文已讲，对于那些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人生活幸福的女性来说，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婚姻家庭以外的男女私情来实现的。
唐代公主素以泼悍和不拘礼法著称。如太宗女合浦公主与浮屠辩机淫乱(《新唐书》卷83)。高阳一直认为，她是她父亲权力的牺牲品，但悲哀的是，她竟然还要顽强地坚守着她的个性。高阳所在的那个时代较为开放的性观念，使她这种女人天然就拥有了一重她自己并不了解的女权意识。而高阳的悲哀却在于她除了纯粹的欲望之外，还有着很深的感情。她若是只把性作为生命的需要，她就不会和禁忌中的和尚相爱得那么热烈，那么长久，也就不会对杀死她情人的父亲怀有那么多强烈的仇恨了[64]。肃宗女郜国公主“下嫁裴徽，又嫁萧升。升卒，主与彭州司马李万乱，而蜀州别驾萧鼎、澄阳令韦恽、太子詹事李□皆私侍主家。久之，奸闻。德宗怒，幽主它第，杖杀万，斥鼎、恽、□岭表”[65]。顺宗时的襄阳公主“纵态不法，常游行市里。有士族子薛枢、薛浑者，俱得幸于主。尤爱浑，每诣浑家，谒浑母行事姑之礼”[66]。后来由于大臣上表陈闻，顺宗“乃召主幽于禁中”，薛浑等人遭到流放。
高阳和襄阳都受到了她们的长辈的惩罚。因为她们终究是权力的的牺牲品。难逃所有皇帝女儿们的厄运，她无论怎样地被宠爱，也依然是作为皇帝赏赐给功臣的一项奖品，而任由朝廷摆布[67]。
然而相对于唐代宗以后的公主的柔弱贞静，委曲求全，恪守妇道，此时的公主身上还有一些独立与自由、还有那么一些活力与创造力。女人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人才能活得自由自在、有尊严，生活才不会那么辛苦、不会浪费生命[68]。
从墓葬也可以看到公主情感的独立性。按照唐代社会正统观念，女子出嫁后成为夫家成员，生活上“从夫居”，死后或与夫合葬，或葬在夫家旧茔，才算是合乎礼法的行为规范。然而，唐代不少出嫁妇女，尤其是公主，死后不与夫合葬或葬于夫家祖茔，反而归葬于本家父母的先茔。从这种与“男尊女卑”的封建正统思想相悖的做法可以看出，唐代公主因为出身高贵，其家庭地位远远高于驸马。唐代公主的家庭地位与唐代的盛衰密切相关，明显地呈现出前升后降、前高后低的特点。当然，这里所讲的公主家庭地位的高低是相对而言的[69]，在唐太宗的陵园——昭陵——已辨识的陪葬墓中，七个是公主的陪葬墓，五个有驸马合葬，换言之，是丈夫藏于妻家坟地。这可以意谓，妇女在本家并不是客人，在生命终极归宿的层面，她是属于本家的[70]。
相对于女子婚后的名字变成某(夫姓)氏，唐代公主死后依然是李某，这本身就是一种宣告，我始终都是李家的女儿。
总之，唐代公主婚后夫随妻居、夫亡归宗，究其原因，莫过于以下两点：一是唐代社会开放，意识形态领域相对自由，女性所受礼法约束减轻，生活氛围变得较为宽松。二是受北朝社会遗风以及北方胡族习俗文化的影响，女性“持门户”、地位较高以及婚姻不重贞操等现象相当普遍。仅从以上几方面的论述中就不难看出，唐代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不仅具有较多的人身自由，而且自身权益也往往得到一定保障，而这正是唐代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拥有较高地位的具体表现[71]。
四 人格相对独立
一个女人死了，其告诉诸亲友的生平事略上讲述的都是她的父亲、儿子和孙子的丰功伟业，有关她本人的却只有“孝伺翁婆、相夫教子”等文字[72]。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很屈从、很无自我的女人形象。而唐代公主就因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所以她们的家庭生活跟其他女性相比，显得很有独立性。
传统妇女生活的一个主要困境是：妇女必须离开本生的家，一个在正常情况下有自然之爱，到另一个家庭度过她生命的绝大部分——如果她不早死的话。换句话说，为了当“妇”的义务，女子时常必须放弃“女”的角色与情感。在妇女的现实生活上，“女”与“妇”的角色不一定会造成重大的冲突，但冲突存在的可能性并不低。特别是在婚姻初期。由于“女”和“妇”的关系存在着先天的紧张，如果一个社会或时代能容许妇女多方面保持与本家的纽带，妇女在婚后就容易从本家得到支持，这对她在夫家的处境有所帮助，这也显示女儿的角色在家庭中有想当的重要性[73]。唐代公主“有自己的一间屋子”，所以，她们在由“女”转为“妇”用不着行舅姑礼仪，转为“妇”后，更用不着“阿翁阿姑，夫家之主。既入他门，合称新妇。供承看养，如同父母。敬事阿翁，形容不睹，不敢随行，不敢对语。如有使令，听其嘱咐。日日一般，朝朝相似”[74]。对丈夫也用不着“将夫比天，敬重如宾。死同葬穴，生共衣衾”[75]。对子女也用不着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母以子贵”。在整个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的过程中，她多少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关于为人媳、为人妻，前文论述已多，恕不赘述。在此讨论一下为人母。
唐代上层社会妇女的生育水平前期较低，后期较高，总体上较社会其他女性的平均生育数要高些。这是因为上层社会女性生活较为安定，徭役、兵役和战争对于她们的影响远较“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的普通妇人小得多，也较后宫中的女性幸运得多[76]。
目前所看到的唐代公主的资料中，涉及他们与子女的关系不外乎就是在教育儿子、女儿，能干等三方面[77]。因为唐代公主的文化水准较高，所以，她们往往首先充当了他们孩子蒙养教育的老师，如淮南大长公主墓志：及儿子幼学，多自教授《尚书》、《周易》、《毛诗》、《论语》，试读之，次略欲诵得[78]。而且，往往“教子之方，义弘芳训”[79]。所以她们的孩子，如大唐故纪国大长公主(李淑)一男曰何，茂学懿文，夙成时秀。选尚顺宗次女、晋安长公主，拜驸马都尉、秘书少监。其择邻之义笃欤。一女字容，淑质妙二。婉为邦媛，适将作少监武功苏晟[80]。尤其是代国长公主碑是由驸马都尉郑万均亲自撰文，儿子聪亲自书写的。公主有男二女四，教之以德。长子左赞善大夫聪，聪为吾耳；次子右赞善大夫明，明为吾目。明使海内见，聪使天下闻。於国忠，於家孝，合则双美，□为□□传云：“以德命为义也。”聪为驸马都尉，恨未亲迎。长女□范阳卢氏，有肃邕之誉；二女□博陵崔氏，资明艳之容；三女璜，范阳卢氏，多慈孝之美；四女□太原王氏，□纯粹之行。朂之曰：“玉以比德，四合天则，洵翳瑶彩，式昭供事，懋乃衷洁，作吾女仪。”[81]
总之，作为母亲的唐代公主被记录史册，并不是靠“妻以夫贵”“母以子贵”，比起那些夫死从子的女人，唐代公主有相对的独立性。
总之，唐代的公主们，由于她们所处的特殊时代，以及她们特殊的身份，使得她们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所以她们不必“事舅姑，如事父母”、“大小必请与舅姑”，不必“无私货”、不必“从一而终”、“将夫比天”，她们或是通过婚外恋来弥补自己感情上的空虚，或是以“妒”的形式来维护自己婚姻的独占性。不必“女不出”，不必“母以子贵”。她们参与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摆脱束缚，开拓进取，不让须眉。虽然她们没有成为杰出的大家，但是，“错误不在于我们的星座、我们的荷尔蒙、我们的月经周期或我们空洞的内部空间，而在于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教育——教育被理解为包括从来到这个有意义的符号、标志和信号世界开始的每一件事”[82]。
到了唐后期，由于纲常礼教的加强，男尊女卑的社会模式和男性对女性控制的思想模式逐渐笼罩全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逐步下降，女性又向传统角色复归。
注释
[1](英)弗吉尼亚·伍尔芙，王义国译：《自己的一间屋》，《伍尔芙随笔全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8页。
[2]毕恒达：《找寻空间的女人》，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59页。
[3](清)陈立、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91页。
[4]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93页。
[5](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11《辛替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56页。
[6](清)董诰：《全唐文》卷756《唐故岐阳公主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38页。
[7]钱玄注译：《礼记》，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71页。
[8]任爽：《唐朝典章制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9](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21页。
[10]李斌城：《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
[11](唐)李隆基，(唐)李林甫注：(日)内田智雄补订：《大唐六典》卷29《公主邑司》，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513页。
[1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78，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02页。
[13](清)董诰：《全唐文》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3页。
[14](清)董诰：《全唐文》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6页。
[15]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97页。
[16]周勋初：《唐人佚事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17]向淑云：《唐代婚姻法与婚姻实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八十年(1997年)版，第147页。
[18]毛立平：《清代嫁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19]钟铁蕙：《论唐代妇女的个人财产所有权》，《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0]李晶莹：《唐代公主与食封制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增刊。
[21]毕恒达：《找寻空间的女人》，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67页。
[22]钱玄注译：《礼记》，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67页。
[23]钱玄注译：《礼记》，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88页。
[24]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86页。
[25](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页。
[26]毕恒达：《找寻空间的女人》，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4页。
[27]毕恒达：《找寻空间的女人》，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43页。
[2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8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38页。
[2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9，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651页。
[3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1，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682页。
[31]毕恒达：《找寻空间的女人》，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75页。
[32](宋)欧阳修：《新唐书》卷8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43页。
[33](宋)欧阳修：《新唐书》卷8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43页。
[34](唐)李冗：《独异志》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页。
[35](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点校：《礼记集解·内则》，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73页。
[36]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03页。
[37](后晋)刘昫：《旧唐书》卷52，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99页。
[3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7，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77页。
[39](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6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31页。
[40]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5页。
[41]赵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292页。
[42]王昶：《金石萃编》第二册，卷52，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5页。
[43](宋)欧阳修：《新唐书》卷91，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94页。
[44](宋)欧阳修：《新唐书》列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47页。
[45](清)董诰：《全唐文》卷279《代国长公主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26页。
[46]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47](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1—22页。
[4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6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26页。
[49]岳连建：《唐淮南大长公主墓志所反映的唐代历史问题》，《华夏考古》，2008年第2期。
[50]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77页。
[51](清)孙希旦，沈啸寰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09页。
[52](清)陈立，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91页。
[53]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74页。
[54]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活与诗》，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6页。
[55](清)董诰：《全唐文》卷81《公主县主有子女者不得再降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46页。
[56]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80页。
[57]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82页。
[58]牛志平：《唐代婚丧》，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59]黄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
[60](唐)张鷟，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7页。
[61][62]李文才：《<太平广记>所见唐代妇女的婚恋生活》，《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63]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85页。
[64]赵玫：《高阳公主长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66页。
[65](宋)欧阳修：《新唐书》卷8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62页。
[66](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42，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71页。
[67]赵玫：《高阳公主长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61页。
[68]毕恒达：《找寻空间的女人》，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70页。
[69]邢恩和：《唐代公主的家庭地位》，《滨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70]陈弱水：《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一分，民国八十年(1997年)版，第232页。
[71]段塔丽：《唐代居住习俗与妇女地位初探》，《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
[72]毕恒达：《找寻空间的女人》，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99页。
[73]陈弱水：《小说中所见的唐代妇女与本家——通过中国妇女看中国历史》，《中国史学会第三回国际学术大会发表论文集》，东义大学校 国际馆 釜山大韩民国，2002年版，第365页。另见《中国史研究》(韩国)，第二十辑(2002年10月)，第65—78页。
[74][75]宋若华：《女论语》，《事舅姑章第六》，(日)山川丽，高大伦译：《中国女性史》，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76]门玥然、陈丽、朱爱：《试析唐代上层社会妇女的生育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77]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78]岳连建：《唐淮南大长公主墓志所反映的唐代历史问题》，《华夏考古》，2008年第2期。
[79]吴纲：《全唐文补遗》第七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页。
[80]吴纲：《全唐文补遗》第七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81]王昶：《金石萃编》第二册卷76，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6页。
[82](美)琳达·诺克林著，李建群译：《失落与寻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郭海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