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印度在中国古代文献里被记载为：身毒、天竺、婆罗门等[1]。同中国一样，位列世界文明古国，有着悠久且从未间断的历史。难能可贵的是在两大文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文化方面也相互影响。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一般都认为是随着佛教东来开始的[2]。西汉末东汉初，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同时又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3]。到了唐代，从各个方面看，中印交流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4]。其中，科技文化的输入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尤以医药最为突出[5]。而本文所要关注的，即为医药交流史中的一个颇不起眼的现象：金篦术。此术的传入虽有季羡林先生的关注，但井未深入探讨[6]。故笔者不揣浅陋，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论述。
　　古印度医学在外科方面颇为发达，外科鼻祖苏斯拉他已经能够做肿瘤切除手术、脓肿切开术、穿刺术、剖腹产、白内障术等多种外科手术等，所用的器械又多达125种之多。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技术的成熟[7]。这其中，以白内障术对我国的影响最大。金篦是在佛经中经常出现的词，《玄应音义》卷二曰：“篦实弥切。”金中精钢者为篦，又做金筹，是针拨白内障的器械，即印度医生抉眼膜所用之工具，后引申为修行人受戒时阿阇加持受者之眼所用之道具，义为为其抉除无智膜。金篦术就是针拨白内障技术。同书卷九曰：“金篦术乃西方治眼法，以金为箸。两头圆滑中细，犹如杵形。可长四五许。用时以两头涂药，各用一头内(纳)一眼中涂之。”
　　据文献记载，至迟在南北朝时期，金针拨内障术就已经传入我国，为国人所知，并已经被使用。如《北史》中记载张元的祖父失明3年，张元为其祖求佛祈祷时，“经七日，其夜梦见一老翁。以金篦疗其祖目……”[8]可证。
　　然而，在历史材料中大量出现金篦术，则应该是唐代。如杜牧《樊川文集·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记载：
　　顗(杜牧之弟)眼疾病，暗无所睹。石(同州眼医石公集)视顗曰：“是状也，脑积毒热，脂融流下，盖塞瞳子，名曰内障。法以针旁入白睛穴上，斜拨去之，如蜡塞管，蜡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后一周岁，脂荡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忧。”[9]
　　在杜牧的这篇文章中，比较清楚的记载了世代行医的石大夫对金针拨内障术的叙述，并且分析了病因，是“脑积毒热，脂融流下，盖塞瞳子”形成的，并以做了形象的比喻，等到眼部形成了如白玉色的硬脂时，可施针。施针时是用针旁扎入白睛穴。根据中医眼科五轮学说，白睛属于气轮，又名白珠，属肺。就是我们今天医学上所说的眼角膜。用针斜着拨去。还向病人保证了疗效“某所治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忧”。虽然我们不能排除“二百人”这个数的虚夸成分，但是可见此病在唐时并不是什么稀奇之症，完全是可以治疗的。
　　另外，著名诗人刘禹锡在其《赠眼医婆罗门僧》中写到：“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10]这首诗中诗人描述了眼疾的症状，将颜色看的不是十分清楚，怕日光和风吹。从题目来看，应该是写给印度眼医的，可见当时印度眼医已经在中国传医，为人治病。白居易在《眼病二首》中写到：
　　眼藏损伤来已久，病根牢固去应难。医师尽劝先停酒，道侣多教早罢官。案上谩铺龙树论，合中虚撚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11]
　　在诗中，诗人描述了自己眼病的情况，眼病已经由来已久，病根很难除去，对于这种情况，医师和道侣给了不同的解决办法：医师建议要先停饮酒，而道侣建议要辞官休养。可能是由于已经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了，作者又在桌上放着要翻看的《龙树菩萨眼论》[12]，后来还是对金篦术治疗存在着希望。可见，在此时期，金篦术对于治疗眼病有显著的疗效。在白居易的另一首诗《病中看经赠诸道侣》中也提到金篦术：“右眼昏花左足风，金篦石水用无功。不如回念三乘乐，便得浮生百疾空……”[13]。
　　另外，杜甫在《谒文公上方》也有提及：“……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14]
　　以上是唐人诗文中关于金篦术的描写，及其中所涉及到的金篦术的来源，即《龙树菩萨眼论》等印度佛经的传播。在医书中专门论述见《外台秘要》，其中引载有《天竺经论眼》一文，此文撰人署名“陇上道人”，关于此人的信息上有：“俗姓谢，住齐州，于西国胡僧处授”等描述。文中记载：
　　……令观容状眼形不异，唯正当眼中央小珠子里，乃由其障作青白色，虽不辨物犹知明暗三光，知书知夜，如此之者，名作脑流青。盲眼未患时，忽觉眼前时见飞蝇，黑子逐眼上下来去，此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见白日，针讫宜服大黄丸，不宜大泄。此疾皆由虚热兼风所作也。[15]可见，正是由于这些“胡僧”的医药知识传播，培养了一批像“陇上道人”一样的汉人医学工作者，从而能够凭借印度的医书为人们进行治疗。而其中，金篦术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白内障，作为一种常见的疾病，长期以来困扰着人们[16]，也因此而形成了有效的应对方法。而本文所关注的金篦术，即是古代医家在经验的基础上，摸索出来的治疗方法。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了解到唐代的金篦术之盛行。而其之所以盛行，有两个前提：第一是古代印度眼科医术的发展下产生的金篦术随着佛教经典的东渐而传入中土，第二是我国唐以前眼科医术的发展方便了我们对印度的金篦术的接受。唐以后，金篦术依然有极大的发展，然而并不在本文关注范围内[17]。但若要追溯其源头，则不得不关注唐代的情况，而本文即从中印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试探，希望能够有助于人们的认识。
　　注释
　　[1]关于中国古籍对印度的称呼问题及研究情况，参见徐文堪：《关于对“印度”等译名的考辩和研究——纪念师觉月教授逝世五十周年》，收入《第二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上海，2007年，第256—265页。
　　[2]参见徐志远：《古代印度佛教的传入及中印文化交流》，《曲靖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13—16页。
　　[3]对这种特点，季羡林先生归纳为六个阶段：滥觞——先秦、大波——汉代、万紫千红——六朝、姹紫嫣红——唐代、余音袅袅——宋及宋以后、娟娟细流，为有源头活水来——近代，参见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8—189页。
　　[4]刘淑霞认为有五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这种高度的发展，参见氏撰：《唐代中印文化交流及其历史启示》，《唐都学刊》2007年第4期，第6—9页。
　　[5]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医药的交流与佛教的传入有关。为了反对等级制的婆罗门教、取得一部分下层民众的支持、扩大佛教的影响，许多佛教徒在钻研佛经的同时也研习医术，印度僧人来华和佛经的翻译将佛经上记载的许多的医术和医药一起传入中国。参见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第159—161页。
　　[6]季羡林先生引用了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一诗来说明金篦术的传入，见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第161页。徐建云对唐诗中关于金篦术的内容稍有深入解读，但尚有不足之处，见徐建云：《唐诗吟咏“金篦术”》，《家庭中医药》，2003年第7期，第6—7页。
　　[7]季羡林：《中外医学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8]李延寿：《北史》卷84《张元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18页。
　　[9]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载《樊川文集》卷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44页。
　　[10]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载《刘禹锡全集》卷28，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97页。
　　[11]白居易：《眼病二首》，载《白居易集》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6页。
　　[12]在隋唐时期，有冠以印度名医“龙树”名字的眼科书传入。据周济考证，《龙树菩萨眼经》即《医方类聚》所引之《龙树菩萨眼论》。参见周济：《我国传来印度眼科术之史的考察》，载《中华医学杂志》，第22卷第11号，1936年，第1062页。
　　[13]白居易：《病中看经赠诸道侣》，载《白居易集》卷36，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7页。
　　[14]杜甫：《谒文公上方》，载《杜甫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15]陇上道人：《天竺经论眼》，载《外台秘要》卷21，四库全书本。
　　[16]除了上文所列一些唐代文学家患有此疾，近代以来最著名的患者当属陈寅恪先生，他甚至因此而远赴英国求医，并赋诗自嘲。参见陈寅恪：《陈寅恪诗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7页。原诗题名《送寅恪飞昆明赴英医眼疾·又咏》，编者误认为是陈寅恪夫人唐筼的诗作，误。印晓峰已考辨之，参见印晓峰：《<唐筼诗存>中误收的一首陈寅恪诗作》，第78页。当然，陈寅恪先生飞赴英国治眼疾，并不说明当时中国的金篦术已经失传，而是处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不得已而为之。不过在陈先生的诗作里提到的金篦，可能仅仅代称传统医眼术而已。
　　[17]关于唐以后金篦术在我国的发展，参见丁晓山：《金针拔障术——中国古代的白内障复明手术》，《中国残疾人》1996年第11期，第39页。
　　(李琳颖，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